高考：他们的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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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4月，正在武汉大学襄阳分校蹲点、开展揭批“四人帮”行动的武大党委副书记、讲师刘道玉，接到了党委书记纪辉的电话。那时，他才知道自己被教育部临时抽调北京，筹备教育工作会。

　　4月15日，刘道玉到教育部报到。5月，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刘被突然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同时被任命的还有分管政工的副部长刘仲候，专职党组成员晋桂香。

　　事后，刘道玉才明白，这是中组部为恢复被破坏的“重灾区”教育部的工作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今年74岁的刘老说，当时自己属教育部的领导层干部，但户口和人事关系都在武大，期待着有一天可以回去继续做学问。

　　1977年5月，邓小平已经复出，刘道玉感受到科教正日渐受到重视，但他并没有想到，一场突然降临的变革，将会在自己的亲自参与下拉开序幕。时隔30年后，在武大校园北三区一套普通的教师宿舍里，74岁的刘道玉平静地叙述了转变前后的若干细节。

本报记者采访刘道玉（左）

本报记者采访查全性（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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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大学招生工作的中央通知

见证：恢复高考的决策瞬间

　　8月2日 邓小平召集科教座谈会

　　“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集科教领域专家召开科教座谈会。受邓小平的委托，科学院和教育部拟订了参加会议的名单。他们分别是钱三强、张文裕等15名科学家。高校系统则有北大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张光斗、复旦的苏步青，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等。”

　　会议从8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始，由邓小平亲自主持。刘道玉和科学院的吴明瑜担任会议秘书组负责人，担任会议的记录、简报和后勤。

　　刘老记得，会上讨论最多的还是教育的出路问题。来自复旦的苏步青发言，“关于毛主席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讲话，究竟要如何理解？简单地说，文革前17年教育路线究竟还要不要？”语言尖锐，直指矛盾焦点。

　　邓小平直接插话：“17年路线是红的。‘两个基本估计’是四人帮搞的，要推翻！”会上现场就拍板了要马上恢复国家科委，为一些被迫害的人士平反……但会议一直没触及当时大学招生的“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的16字招生方针。

　　8月5日 邓小平：今年就恢复高考

　　8月4日，会议开到了第三天。刘老介绍，4日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找到他，表示想发言。8月5日上午9时，查全性在会上发言。一场彻底的招生制度重建开始了。

　　82岁的中科院院士查全性回忆，那是会议最后一天。50多人围桌而坐，邓小平坐在他对面，邓小平旁边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查老发言说，大学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以武汉大学为例，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基础悬殊，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所谓的16字招生方针，其实就只有4个字------领导批准！走后门之风盛行。民间流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广大群众特别是教师意见非常大。

　　查老说，他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代表们全神贯注。邓小平仔细倾听。他发言结束，邓小平立即询问，今年恢复高考是否还来得及？有代表称，当年招生工作会已结束。邓小平立即表态，会议开过了重新开。今年就恢复高考！他惟一遗憾的是，当年座位离邓小平太远。他眼睛不好，没看清楚邓小平的表情。
　　8月6日 “你扔了一个重磅炸弹”

　　30年后，在武汉大学的家中，82岁的查老告诉本报记者，他发言后的第二天，两个新华社记者对他说，“你扔了一个重磅炸弹。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北京，并由种种渠道向全国迅速地扩散。很多人都在打听，查全性是谁？”

　　查老还告诉记者一个自己的小秘密，当年提出恢复高考，还因为大多数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的子女当时几乎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1977年12月，查老的两个孩子参加高考，并都顺利考上了大学……
　　他说，当年左的思想还在，我知道在提出恢复高考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但不会有太大的风险。他甚至承认，如果我知道说了就倒霉的话，我绝对不说。查全性评价自己当年率先发言的意义-----将恢复高考提前了半年或者一年。

　　8月10日 各大学负责人聚首

　　恢复高考的决定还只是内部消息。大量的准备工作才刚刚开始。落实邓小平立即恢复高考的指示，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根据教育部的安排，召集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座谈会，讨论招生和新生入学后的教学问题。国务院决定该会议在北戴河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8月10日晚，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刘处长亲率医务人员、炊事员、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20多人，与刘道玉一起星夜赶赴北戴河。当时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已被当作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温床查封10年。他们作为10年来第一批客人，揭开封条，打扫卫生，直至深夜。他还记得那天晚上大家都睡着地铺，兴奋得几乎一夜无眠。

　　12日，来自北京大学等13所大学的负责人和教务处负责人进行了充分讨论，18日，会议结束，形成了会议纪要。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刘处长专门弄来了海鲜和杏花村酒设宴招待代表。代表们心里高兴，大醉。来自北京大学的某教务处领导酒后吐真言：“我高兴啊，痛快啊……我受压了10年，现在我要讲真话。永远不讲假话。我不怕，现在我啥也不怕，杀头也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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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起 全社会开始为高考忙碌

　　刘道玉回忆，恢复高考虽然全面启动，但并非一帆风顺。在“高考意见”出台前，当时教育部的个别领导并没有完全解放思想，依然有观望的思想。10月，针对个别领导的大字报从一楼贴到了五楼。内容有“教育部的领导为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等等。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在社会上流传了半年之久的恢复高考的传言，经《人民日报》对《意见》的刊发而成为现实。复习资料迅速成为最为紧缺的东西。数百万知识青年和工人在田间地头，在车间内外补习生涩的文字和数理化公式。

　　一个国家和27万人命运的拐点

　　1+2究竟是什么？1977年10月3日，陈景润和“哥德巴赫猜想”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并唤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的景仰。旷晨在他编撰的《年代怀旧丛书》中，将这个44岁的中年人列为1977年年度人物。坊间流传着这个数学家若干数学之外的低能故事，如吃橘子都不知道剥皮。但这些善意的传言在当时是一种特殊的褒奖-----只要能勇攀科学高峰，吃橘子不知道剥皮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那年开始一直到80年代初期，陈景润式的黑框近视眼镜成为一种时尚。许多还在“人民公社”里种地的年轻人，把它当成了一种文化的标志进行模仿。

　　陈景润出名的9天以后，远在云南瑞丽中缅边境线的知青张小元正在橡胶林里挥汗如雨，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若干年后，身为四川大学教授的他告诉记者，30年前，他不敢相信自己命运的转机会在一夜之间降临。他所在的建设兵团，3000人涌向考场。

　　当年，570万青年扔下锄头和扳手，扑向冬天的大学考场，全国高考从1977年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27．297万人冲过了独木桥。日后，这些突围的幸运儿将1977定义为：一群人和一个国家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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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1976

　　知识青年的时代记忆

　　1977年前后，中国很不平静。

　　1977年5月20日，《四川日报》刊发了赴云南学习慰问团返回成都市的新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鼓励四川青年为建设边疆多做贡献。在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数十万成渝知识青年正在云南的丛林里捕捉每一个返城的机会。

　　一年前的10月6日，“四人帮”刚被粉碎。再往前，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1800万上山下乡青年并没有按照设计者的意愿，融入农村。农村除了成为他们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财富”之外，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那时，日后被称为成都到云南的“知青三剑客”之一的付小凡正在云南勐马的丛林里，在“四人帮”倒台的“背景音乐”中，绝望地装病兼消极怠工。

　　1975年，反映教育路线斗争的电影《决裂》开始在中国的电影院和城乡坝子里放映。即使在30余年后，当年的观众还清晰地记得里面的精彩对白：

　　龙校长：你叫什么名字？

　　李金凤：我叫李金凤。

　　龙校长：你会写字吗？

　　李金凤激动地写下歪歪扭扭的5个字“毛主席万岁”。

　　龙校长：李金凤同志，祝贺你，你被录取了！…

　　龙校长：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江大年：我叫江大年。

　　龙校长：你有什么愿望吗？

　　江大年：我想当拖拉机手。

　　龙校长激动地说：有人问，上大学要什么资格，什么是资格？（举起江大年的手），这双长满老茧的手就是资格！

　　龙校长在银幕上慷慨激昂时，银幕下，已经在新津农村挑粪10年的陈育新（刘永美），下意识地摸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脱口而出：“我比他更有资格上大学！”但在当时，这仅是他的一厢情愿。

　　在这部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农兵学员唱赞歌的电影里，演员精湛的表演和“马尾巴的功能”台词，成为当时取笑专业路线的口头禅。

　　上溯到1970年，当年5月开始的教育工作会持续了108天。各种力量在教育系统内部的博弈，以毛泽东为“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画上了“圈阅”而结束。文革前17年教育和考试模式就此进入低谷。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几乎成为高校招生的惟一路径。

　　中科院院士查全性认为，在之前的1973年，知识青年们曾有一线短暂的曙光。1973年，周恩来提出，高等院校招生要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即使是总理的努力，也被来自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考生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搅得支离破碎。

　　那一年，语文38分、理化6分的张铁生被辽宁农学院特招。12月，北京一个叫黄帅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因与老师有矛盾，向报社写信，很快被人树为“破师道尊严”浪潮的排头兵。同年，诗人北岛在《回答》里，写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为所有迷茫的坚守打上沉重的问号，但这首诗歌距公开发表，还有6年的遥远距离。

　　知识青年的痛苦记忆开始于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全民闹革命让几代人的脚步停滞。若干年后，中国的教育领域出现一个“老三届”名词。对于大多数亲历者来说，这个词和背后的故事，日后都成为苦难青春那欲说还休的符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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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

　　高考，改变一群人的命运

　　那一年，希望集团创始人陈育新（刘永美）27岁，正日复一日在新津农村里挑粪。几个月后，28岁的他赶上了1978年的高考末班车。他和他的刘氏兄弟们最终成为富甲天下的学者型商人。

　　那一年，当年标准的摄影发烧友张艺谋还与名气无缘。26岁的他那时还在陕棉八厂织袜车间当工人。陈凯歌那时也正在北京电影制品厂当一名洗印工人，前途茫茫。画家何多苓已经从西昌插队点回到了成都，在成都幼师当老师，并在画布前涂抹日后成为著名画家的基础。作家邓贤那时正在云南的甘蔗地里挣表现。尽管早在当知青之初，18岁的邓贤就有抱着新生小牛跑回连部的壮举，但他的表现在其“先天不足”的家庭出身考量下，不足以让他脱离苦海。

　　邓贤并不知道，邓小平亲自修改了政审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审查考生的家庭成份”改成了“重在个人表现”。这让无数“黑五类”家庭的青年获得了公平的机会。

　　当年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介绍，庞大的考生队伍让各地的试卷印刷成了问题。邓小平下令，暂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印刷，将纸张紧急用于印制考卷。

　　同年，张艺谋用曲线读书的办法进了北影。何多苓考进了四川美院。刘永行进了成都师专。30年后，这些人一回头，就组成了一个群体雕塑的基座------我的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