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30年征文：一个班级的昨天与今天

虎子

——对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1班的追踪
本报记者 唐林洪 张鲲 来源：http://www.cfdc.org.cn/article/gaokao/bbs/dispbbs.asp?boardID=3&ID=184&page=1　　

      77级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30年前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的幸运儿。关闭了11年的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他们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27万个招生指标中占据了难得的一个名额，命运从此改变。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1班的61位同学，就是这些幸运儿中的一群。30年间，星移斗转，世事巨变。30年来，这些当年的幸运儿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的昨天是什么样子，今天又过得怎样，记者对这个班的情况进行了一些采访。他们的命运，也许是77级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一个缩影。

　　
　　 当时我们班是一个“大杂烩”
　　   
　　 杨宁坤是这个班的活跃分子之一，因而也成为班级同学会的“领导”。同学要找同学了，没有对方联系方式，找到她就算找到“组织”了。

　　5月的一天，我们来到师大育才校区的教师宿舍楼，找到现为师大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的杨宁坤。

　　用杨宁坤的话说，当时他们1班的同学就是一个“大杂烩”。她说，他们班有61个同学，有的在进入大学之前是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小学老师、有的是在农村插队的知青，真正的应届生在班里并没有几个。由于高考大门关闭了11年的缘故，他们班入学年龄最大的白瑞庭已经30出头，而最小的李丽却连18岁都不到。

        回忆起往日校园里的时光，杨宁坤充满了怀念。

　　“高考前我在滕县一个叫古龙公社中隆大队的地方插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挑着水桶拿着木勺在烟地里‘泼烟霜’，到学校报到的时候样子很土的。”杨宁坤说。实际上，她的很多同学也没比她“洋”多少，不少人连火车也没见过，到学校报到丢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铁路边去看火车。　　

      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由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同学组成的“大家庭”，给人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杨宁坤记得，有一次，中文系的蒙老师带着一大堆学生经过当时的“广州饭店”（现在的乐群路口附近）时，掏钱给每人买了一碗“东东” 让大家“消暑”。售货员从人造冰渣加棉胎保温的木桶里，用一个粗糙的土碗舀出一碗碗暗黄色液体。那液体不甜也不咸，还有点清苦味，有点泡泡，凉茶不象凉茶，板兰根不象板兰根，大家很好奇，开始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是桂林啤酒厂出产的桶装啤酒！虽然只要几分钱一碗，但在当时来说蒙老师可真是“大放血”了。

　　还有个有趣的事，就是白瑞庭在体育课上和体育老师比年龄。当时体育老师让男同学跳马，老白说自己年纪大了，跳不动。体育老师说：“我都31了还跳得过去，你怎么就说自己年纪大了？”当老白说出自己年龄比他还大1岁时，体育老师脸都红了，立刻同意了他可以不用跳马，在场的同学都哈哈大笑。

       毕业后90%的同学当上了老师

　   高考，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已经成为了一种成规，可在1977年，能读上大学却是许多青年盼望了10年的梦想。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1班的61位同学成为了千挑百选的幸运儿，因此，他们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少同学都还记得，当时的宿舍里没有电风扇，每到夏天时，同学们都会在自己的床边放一桶水。晚上看书热了，拿毛巾沾点冷水擦擦身；晚上睡觉睡不着，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强迫自己入睡，因为第二天还有着繁重的课程在等着。

　   我们所采访的其他几位班级成员是这样看待当时的那段历史：现在是接力动漫文化公司副总经理的陈植武说，他在进入大学前就是一名齿轮厂的普通锻工，每天都要穿着厚厚的工作服站在火热的熔炉旁工作，飞溅起来的铁水在他的手上留下了30几个大大小小的伤痕。当年抓住了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自己不仅有一种自豪感，而且校园中那种集体上进的氛围就象一只大手，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你前进；张武则说，考上大学除了改变了自己人生的轨迹外，心中其实还带着一种使命感。因为当时自己已是一所子弟小学的教师，心中一直就在不断地对自己说：“如果我要给予学生一滴水的知识，那么自己首先得有一桶水的知识。”好不容易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因此学习的自觉性是非常高的。

　　杨宁坤告诉记者，他们毕业那年的分配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毕业时大多数同学都回了原籍。因为是师范专业，毕业后90%以上的同学都走上了教师岗位。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师范类大学生，大多成了学校的骨干。后来由于各种机遇，不少同学离开了教师岗位，但除了少数下海经商和从政外，大部分的同学还是留在了教育文化系统。一些同学也走出了广西到广东、北京等地发展，个别人还出了国。
　　
　　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 有的仍在农村中学耕耘

　　30年过去了，师大中文系77级1班的60多位同学中，有的成就不凡，有的仍在农村中学耕耘。

       蒋述卓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他从小就有着上大学的梦想。1972年正值所谓“教育回潮”时，他选择了读桂林师范学校。197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才19岁。由于没有在农村锻炼的实践经验，蒋述卓不够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的资格。为了圆自己的梦想，他专门申请到农村当了一年“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员。直到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才努力复习备考，最终进入了中文系77级1班。大学将毕业时，蒋述卓又抓住机遇积极备战考研。这一发奋，他一直读到了博士。

　　 如今，蒋述卓已是广东暨南大学党委书记、中文系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成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学科带头人。

　　 梁广南则一直在一所农村中学默默耕耘。他大学毕业后分到藤县太平镇的太平中学（现在的藤县二中）当语文老师，到那里就一直没有挪过窝。那是一个车子无法通达，必须依靠轮船摆渡才能到达的小镇。杨宁坤告诉记者，梁广南是他们班所有同学中，唯一一个目前还在农村中学当老师的同学。

　　记者电话采访了梁广南，他说，高考前自己就是村里的民办教师，所以毕业后又分配回来了。这么多年，他也了解到其他同学无论在事业还是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唯有自己一直都在农村中学教书，心理上也有过不平衡。可看到农村孩子一个个那么天真可爱，自己也一直舍不得离开，久而久之，便对这个小镇产生了感情，感觉生活也挺开心。

　　记者仔细看了一下杨宁坤手中的那几页通讯录，同学名字后边的地址和职位显示，这个班的大多数人都取得了不凡的成绩。杨宁坤说，他们班中毕业后又继续深造，最后获得博士学位的有5人，已获得教授职称的不下9名。其中，蒋述卓就是事业有成的一个典型，而现任广西师范大学教授的张利群，也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杨宁坤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在聚会上从未因各自成就的大小而议论过什么。大教授、大老板和小教师、小科员坐在一起也都是以同学相称。“因为每个人的志向不一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得很开心，很满意。所以我们都不喜欢谈功名利禄，而是说大家各自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
　　
　　 林宝全教授：我为我的学生而自豪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在师大宿舍区找到了已离休多年的林宝全教授，他曾是师大中文系77级1班的任课老师，听他谈起了对1班同学的印象。

　　 林宝全说，能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基本上都是当时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对这个机会非常珍惜，把它当作了实现个人人生价值，以及将来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非常的重要途径来看待，因此学习都非常刻苦。他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其强烈程度超过了以后任何一届的学生。

　　林宝全记得，那时没有双休日，一个星期只休星期天一天。但到了星期天，班上很多同学都不休息，拼命到图书馆借书来看，古今中外的都不放过。

　　在林宝全的印象里，这个班的同学对老师很尊重，那时老师的水平也是有高有低，但不管谁讲课，同学们都能认真听讲。他们还敢于独立思考，他教的是文艺理论，一次一个同学写的一篇文学评论，就提出了与老师不同的见解。

　　 77年的高考不仅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老师的命运。林宝全说，他研究生毕业到师大当老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自己也受到了批判，学的东西没有用了，当时非常的失望、非常的悲观。恢复高考后，又可以正规地上课了，整个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赶快把资料整理了出来，夜以继日地备课。那时，可以说是学生们学得很认真，老师们教得也很认真。

　　 看着自己的学生们如今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林宝全很为他们感到自豪。他说：“高考的恢复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而这些学生又以他们的努力来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并由此改变了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