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哲语处于濒危状态

余少平

赫哲语处于濒危状态

何日莫奇

中国民族报 20030603第3版

    赫哲族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赫哲族先民自古繁衍生息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肃慎、揖娄、勿吉、黑水靺鞨、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均与赫哲族先世有历史渊源关系。20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民族成分识别后，正式确认了赫哲族，赫哲族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2002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赫哲族人口为4640人。其中3759人居住在黑龙江省，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88：55％。

2001—2002年我们对赫哲族集中的四村(街津口村、八岔村、四排村、敖其村)、两市(佳木斯市、同江市)、一镇(绕河镇)、一县(抚远县)的赫哲语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式调查和目标检验性复合。截止到2002年10月，赫哲族中94．26％的人口已转用汉语，赫哲语已经到了濒危的程度。综观赫哲人从20世纪初的只少量地运用汉语到20世纪末只少量地运用赫哲语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得知，赫哲语从当初的赫哲人的主要交际工具转为个别年龄段的人们在一定场合才运用的非主要交际工具，赫哲语的交际功能已经衰减，而且衰减的程度在日益加剧。但是作为语言现象，赫哲语还没有完全退出赫哲人的交际。


研究当代赫哲语发现以下特点：一、使用者的分布与聚居地不重合。二、掌握的词汇量与使用者人数间呈反比关系。三、单词的掌握量与使用者年龄的关系呈正比。我们知道，赫哲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历史上没有创造过与赫哲语匹配的文字。语言使用能力中的读和写是针对文字而言的，因此，读和写的能力对赫哲语使用者来讲是天然的不具备。余下的就是说和听的能力了。赫哲语作为独立的语言曾被赫哲人广泛地使用过，那时在赫哲人的生活范围内，赫哲语能够完成赫哲人的交际功能，随着人类的进步，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赫哲人生活模式的改变及其他文化的影响，赫哲语的功能逐渐衰退。原来作为社会交际语的赫哲语，交际能力降低，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赫哲语的使用范围已经退缩到特殊的场合和个别的家庭中。到21世纪初的今天，能听懂和会说赫哲语已成为赫哲人的一种本领。而且听和说之间也有级差。在如今的赫哲族群体中，能听懂赫哲语的人口虽然不多，但还是比会说赫哲语的人口数多。在为数不多的会说赫哲语的人口中，赫哲语已不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随着少数高龄使用者的故去，赫哲语作为辅助性交际工具的作用也逐步逝去。现在留存在赫哲人中的赫哲语，主要是赫哲语单词和短语。因此说，赫哲语已经到了极其濒危的程度。
    赫哲语的濒危与族群的安全没有关系，完全是由于语言转换引起的。思考赫哲语的濒危因素：第一，赫哲语没有匹配的文字记录，没有规范化体系，词汇的扩容大多是靠借词完成的，因此，在其他语言强大的冲击下，语言在结构上缺乏相应的应变能力。第二，单位区域内的赫哲人口少和与其他民族杂居，使赫哲语的交流渠道不畅通，使用越来越受限制。第三，随着赫哲人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改变，适应原来生活的词汇因不能准确表达客观现实而被放弃。第四，转用了全国通用的汉语作为主要的交际工具。某些语言失去功能成为濒危语言直至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了解赫哲语的社会功能逐渐减少的趋势下，更应该掌握赫哲语社会功能衰退的原因、途径及程度。正确对待语言和民族、语言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正确对待濒危的赫哲语的情况下，积极准确地描写赫哲语的语言结构。这也是语言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余少平

改变30岁以下赫哲人不懂本族语现状 赫哲儿童重捡赫哲语
　　来源：黑龙江日报
　“爱西（你好）、阿玛（父亲）、额捏（母亲）……”一声声清脆的赫哲语童音响彻在同江市街津口小学校园内，30多个身着民族服装的赫哲族儿童正认真地跟本民族老师朗读。为保护赫哲族民族语言，黑龙江省同江市在赫哲族人聚居的街津口、八岔两个乡，为赫哲族中、小学生专门开设了赫哲语言教学班。
　据了解，赫哲族是一个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全国赫哲族人口只有4000多人。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且赫哲族很早就与汉族杂居，平时都用汉语交流，赫哲语缺少必要的应用环境，目前，只有少数50岁以上的赫哲老人尚能用赫哲语对话，30岁以下的人，既不会讲也听不懂赫哲语，赫哲语正处于自然消失的边缘。一些专家表示，“赫哲语一旦失传，赫哲族就等于失去了最重要的民族特征”。
　　为抢救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江市在街津口、八岔两个赫哲族乡中心校，创办了民族班级，开设了赫哲族民族语言和传统教育系列课程。每周由赫哲族本民族教师授课，教授赫哲族学生掌握本民族必要的日常生活用语，学习赫哲族传统艺术、饮食文化、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强化孩子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增强他们挽救赫哲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同江市还出台了相关优惠政策，凡是在街津口、八岔两所中学就读的赫哲族应届初中毕业生都可以免试升入高中。目前，赫哲民族学生在高中就读的已达37人，占应届毕业生的10％。
　　

余少平

赫哲族先民自占繁衍生息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二江流域。肃慎、揖娄、勿吉、黑水靺鞨、野人女真等古代民族，均与赫哲族先世有历史渊源关系，辽代赫哲人生活的地方大部分是五国部的故地。金代五国部故地置胡里改路元朝在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先民比较集中的地区设水达达路，明朝，在黑龙江入海口特林，设奴尔干都司，清朝在立国之初，称赫哲人居住的区域为“呼尔哈部”、“窝集部”、“瓦尔喀部”、“使犬部”和“萨哈林部”。赫哲族族称，始见于〈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命四姓库里哈等进贡貂皮，照赫哲等国例，在宁占塔收纳。”当时清朝把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流域的土著民称为“赫哲”，1934年，凌纯声先生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出版后，赫哲族族称广为流传。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赫哲人从日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赫哲人大概有130余户460余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赫哲人做了国家的主人。根据赫哲人的分布情况，建国后，先后成立了街津口赫哲族乡，八岔赫哲族乡，四排赫哲族乡和敖其赫哲族村，街津口乡的街津口村成为赫哲族的聚居区。2000年第五人口普查赫哲族总人口为4640人。其中黑龙江省赫哲族人口为3910人，男1957人，女1953人，占全国赫哲族总人口的84. 27%。

    赫哲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占斯语族满语支，原来有“奇楞”和“赫真”方言。街津口赫哲语属于“奇楞”方言。
    1934年，凌纯声先生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专门研究过赫哲人的语言问题，“今日的赫哲语，实以本来赫哲语为主干，而加入满洲语、蒙占语、古亚洲语及一小部分汉语，另成为一种混合语。”就当时的情况看，赫哲语中存在着其他民族语的借词，但是，可以肯定，赫哲人还是在使用自己的语言。就是说，20世纪30年代初期，赫哲人使用的交际工具是赫哲语。凌氏根据赫哲人的发音总结了赫哲语语音系统(10个元音，27个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语法。收录了925个赫哲语词汇，并把词汇分成29类。

    安俊利用1982年、1983年的调查资料写成了《赫哲语简志》，书中写到：“赫哲人由于长期同汉族人民杂居，在社会生活中都已把汉语文作为口头和书面交际工具，除特殊情况外，极少用本民族语言交际。一般来说，现在的情况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人还能用本民族语言进行交流，五十五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的人只能听懂或说一些本民族的简单的话语，二十岁以下的人对本民族语言则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安俊系统研究了赫哲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和方言，用国际音标记录了953个赫哲语中一词。


    从赫哲人20世纪初的只少量地运用汉语到20世纪末只少量地运用赫哲语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得知，赫哲语从当初的赫哲人的主要交际工具转为个别年龄段的人们在一定场合才运用的非主要交际工具，赫哲语的交际功能己经衰减，而且衰减的程度在日益加剧。但是作为语言现象，赫哲语还没有完全退出交际场所。
    2002年10月，何学娟等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街津口村掌握赫哲语的人进行了实地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街津口村，没有一个人能说出1000个以上的赫哲语单词，尤金玉老人能说出近1000个单词(包括短语);尤文兰能说出近500个中一词（包括短语）。

    仅1927 - 1929年二年间黑龙江地区移民人口就是112万人。涉及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黑龙江流域赫哲族地区的就有46.2万人。黑龙江省1949- 1982年34年间实际净移入人口总数为774万人，年平均净移入人口22万人。移入黑龙江的人口一定有分散到赫哲地区的。黑龙江的人口密度1933年是每平方公里10人;1949年是每平方公里22. 4人;1982年是每平方公里69人; 1984年是每平方公里74人。人口密度的增高说明单位面积内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赫哲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不会使人口密度迅速增高，机械性迁移人口可以做到这一点。大批非赫哲族人口迁入赫哲生存区域，从客观上整合赫哲人的生存空间，使赫哲语的通行范围逐渐减小，从而影响赫哲语的运用。

    后金在东北地区整编时，一直把赫哲人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在清朝入关前，赫哲先民有被编入“佛满洲”（余按：满语，义为“旧满洲”）的，也有被编入“伊彻满洲”（余按：满语，义为“新满洲”）的，他们大多离开自己繁衍生息的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成为因地域变迁而最早失去语言的人群。清朝在赫哲人生活的二姓地区置治所之后，多任用赫哲诸氏族首领充任要职，统管所辖区域。这些为官人员离开江河流域，生活来源与渔猎相差很远，多年后生活习惯和风俗都发生了变化，后来多申报为满族，成为虽离故土不远，但已不掌握母语的人群。有清一代，赫哲族大多数都以小聚居的形式生存，因此对内部而言，语言的保持不会成大问题。日本侵占东北时，赫哲族被迫迁徙它处，虽然是以族群形式迁移的，但由于迁居地的恶劣和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赫哲族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1943年前后的迁徙和流动又使部分赫哲族脱离群体，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建国后，赫哲族虽然以小聚居的形式居住，但群体中非赫哲族比例逐年上升。如1958年街津口村、八岔村、四排村赫哲族人口的比例分别是33. 76%、75.4%,74. 81%。  2002年街津口村所在地赫哲族占总人口的28. 75%， 2004年四排村赫哲族占总人口的36. 36%。赫哲人因生存而进行的迁徙、流动，也影响到民族语言的使用。
   
        历史上，通占斯诸民族、蒙占、汉族等在清朝前都曾往来过赫哲人的地区，期间各民族和部落间一定有通婚现象发生，但没有具体数据可查。
        凌纯声先生在《松花江卜游的赫哲族》谈到过民族间的通婚问题。当凌先生在富克锦附近采集52人的人体特征时，发现大多都是混血儿，而且当时已产生了对混血第一代、第一代、第二代、第四代的赫哲语的专门称呼。可见，通婚现象非一时之风。
        2003- 2004年我们对赫哲族聚居的街津口村、八岔村、四排村、敖其村、抓吉村的321户婚姻情况进行了调查，在上述5个聚居区的族际婚中，通婚对象除汉族外，有满族、蒙占族、朝鲜族、回族、上家族，其中除蒙占族、朝鲜族外，都没有语言条件和基础。考察与赫哲族结婚的蒙占族和朝鲜族，他们的日常用语都是汉语，因此排除因婚姻而引起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对赫哲语产生影响的可能。就是说族际婚中只有汉语对赫哲语构成影响。

        现在赫哲族地区，不少新行业的名词术语都用汉语表述，即使是赫哲族传统的渔业方而的词汇，很多也是用汉语表述的，因为，渔业的工具(如新的网具、船型用语)，产品的交易(如买卖用语)、渔民的生活用具(饮食、起居等用语)等都使用了汉语，而渔业的姜缩又失去了很多固有词汇。所以，赫哲族从渔猎到猎业为主，再到渔业为主，再到多种经营的现代的赫哲族的经济生活过程中，在语言方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没有创造过与赫哲语匹配的文字。语言使用能力中的读和写是针对文字而言的，因此，读和写的能力对赫哲语使用者来讲是天然的不具备。余下的就是说和听的能力了。从现在赫哲族的情况看，曾经广泛被社会使用的赫哲语己退出交际舞台，只被少数人掌握。随着赫哲语失去交际能力，赫哲语的结构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在词汇、语法和语音上。赫哲语从没有过名词术语的规范化，因此，新的名词术语都借用汉语词，固有的词汇中很多词因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而被放弃。词汇的减少引起词法的变化:名词、形容词的数、格、领属等词法范畴大多被遗弃或被替代;动词形态变化呈无序状态;很多副词、后置词、连接词被汉语词汇代替。被放弃的语汇和词法范畴被汉语填充，而赫哲语没能产生相应的应对能力，使语音系统发生大了的变化。元音和谐律被破坏;重音位置不稳定;复合元音和复合辅音大量产生。词汇和词法的变化直接导致句法中组词法的改变，组词法改变和汉语的长期影响，赫哲语的造句法也发生了变化。赫哲语使用者的减少，使其语音、词汇、语法等方而固有东西的严重流失，固有东西的流失导致赫哲语结构系统的瘫痪，结构系统的瘫痪，致使赫哲语成为不能使用的语言，最终赫哲语成了濒危语言。

           （余少平摘录自《濒危语言一一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作者：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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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平

http://www.hljcsswsg.gov.cn/sanche/showbook.asp?page=32
                                哈尔滨师范大学 郝庆云

　　赫哲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其先民是先秦时的“肃慎”，汉魏时的“挹娄”，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金元明时的“女真”。17世纪初，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族群经过迁徙、凝聚，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并以“赫哲”、“黑斤”等名称见于《清实录》等清代文献中，由此至今赫哲族已有300余年的历史。赫哲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历经沧桑。19世纪中期，由于沙俄的侵略和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赫哲族先是被分割为中国的赫哲族和俄国的那乃人，而后，俄国境内的赫哲族又被分割为那乃人与乌尔奇人两部①。因此，今天的赫哲族已成跨居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跨界民族，我国境内赫哲人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乡、抚远县八岔乡、饶河县四排乡、佳木斯市敖其乡等地，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为4 640人，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俄罗斯境内的赫哲人(那乃人)主要居住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那乃区、阿穆尔区、共青团区、乌尔奇区、共青团市，另外小部分居住在滨海边疆区和萨哈林岛，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据1989年苏联政府统计为15 256人。在中俄两国不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赫哲族、那乃人彼此相互渐渐异化，分别被汉族或俄罗斯族日益同化，并在汉族或俄罗斯族的影响与帮助下，走上了现代化之途。
　　清初，赫哲族有“通古斯雄族”② 的赞誉，在满族统一祖国，巩固东北边陲，抗击沙俄入侵等方面均发挥了巨大作用，加之以大河捕鱼为特色的渔猎文化和举族信仰萨满教等文化现象的弱化、异化、同化等社会文化的变迁，早已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和研究，尤其是中俄日三国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成果数量大，系统，全面，研究队伍稳定且有一定的规模。
一、中国学者对赫哲族的研究状况
　　我国学者对赫哲族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即清代及其以前处于历史记录描述阶段，尚未对其社会历史文化的特点、规律进行探讨。《竹书纪年》、《史记》、《汉书》、《三国志》、《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辽史》、《金史》等文献，记载了赫哲先民“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的居住地域、社会组织、民族生活等情况。这些古代文献中有关赫哲先民的记载，是今天国内外研究赫哲族的基本史料。
　　清代的官修著述，如《清实录》、《皇清职贡图》、《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个人著述，如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与《域外集》，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杨宾的《柳边纪略》，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东偏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以及清代文书档案，均对清代的赫哲族有较多的记述。尽管上述著述都不是关于赫哲人的专著，但其中关于赫哲人的记述弥足珍贵，是目前研究清代赫哲族的重要资料。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为第二阶段，赫哲族研究进入了学科性专题研究阶段。1930年春夏之际，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与商承祖先生深入到松花江下游地区（从依兰至抚远)）实地调查了当时俗称“鱼皮鞑子”的赫哲族，此次田野调查历时三个月。这一次赫哲族实地调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开创了我国民族学、人类学实地调查的实证传统。1934年，该调查报告由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为题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东北的古代民族与赫哲族，赫哲族的文化，赫哲族的语言，赫哲族故事四部分③。该书是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第一部科学的民族志书，也是世界现代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又是研究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的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自《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问世后，“赫哲”一称开始广为流行并成为我国赫哲族的正式族称。尽管《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该书所论及的只是我国境内的赫哲人，没有涉及到同时代苏联境内的赫哲人(那乃人)；其二是该书所论及的主要是20世纪初我国境内赫哲人的各方面情况，对赫哲人早期原始古朴的传统文化尚未论及，更没有涉及对赫哲族社会文化发展规律性问题的探讨。
　　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赫哲族的研究工作进入研究队伍专业化、职业化，研究成果科学化、系列化的发展阶段。严格地讲，对我国境内的赫哲族展开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进，自1957年至1958年，在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工作者和民族研究人员对我国境内的赫哲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根据调查材料，编写了《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和《赫哲族简史》④。这两部著作对《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有所补充和发展，将我国赫哲族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20世纪80年代，赫哲族研究开始逐渐步入繁荣时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黑龙江省民族研究学会、黑龙江省音协的领导组织下，组成“抢救赫哲族民间文学联合调查组”，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两次深入赫哲地区，采录了大量的赫哲民间文学资料。这两次采录到的，以及后来采录到的赫哲伊玛堪、特仑固、说胡力、嫁令阔等诸多体载的作品，经过有关人员的翻译、整理，以汉文的形式陆续刊载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会编辑出版的《黑龙江民间文学》(2,5,12,20,21)上，大量赫哲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出版，不仅为开展赫哲族文学研究提供了素材，而且为开展赫哲族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黑龙江省考古和历史工作者，通过开展黑龙江省内的考古工作，对黑龙江省赫哲等少数民族古代历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孙秀仁、干志耿的《论辽代五国部及其物质文化特征———辽代五国部文化类型的提出与研究》，干志耿、魏国忠的《绥滨三号女真墓群清理与五国部文化》，张泰湘、吴文衔的《赫哲族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史学谦、金泰顺的《依兰县永和、德丰清墓的发掘》等论文，以考古发掘的成果为依据，对赫哲先民、赫哲族源、清初赫哲族的物质文化等问题作了客观详尽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张泰湘、吴文衔其文曰：“凡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以捕鱼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操通古斯—满语的部落都可以包括到赫哲族先人的群体中去。”他们从考古学的材料出发，认为隋唐时期的靺鞨(主要是黑水靺鞨)，辽代的兀惹，元代的兀者(吾者)的后裔，清初称七姓野人，他们是赫哲群体中的重要成员。“满族和赫哲族本为一支”⑤。
　　1983年，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成立，从此，对黑龙江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包括赫哲族研究)有了专门的机构和稳定的队伍。1985年，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创办了《黑龙江民族丛刊》，该刊是以研究黑龙江地区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为主的民族学研究专刊。
　　自1985年以来，从事赫哲族研究的队伍不断扩大，在这些研究人员中，有民族工作者，有各学术部门的专家、学者，有赫哲族人士，使赫哲族研究进入了专业研究与群众性业余研究相结合的发展阶段。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也日见丰硕，约有百余篇有关赫哲族研究的论文刊登在《黑龙江民族丛刊》、《北方文物》等刊物上。这些论文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赫哲族历史、经济、文化、宗教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其中较有影响的论文有李松华《赫哲族舞蹈考察报告》，韩福堂《关于发展赫哲民族经济的探讨》，毕力扬•上清《赫哲族传统民歌概况》，隋书金《赫哲民间文学研究》，汪纷玲《再论萨满教与伊玛堪》，傅朗云《赫哲“伊玛堪”探源》，张嘉宾《依兰赫哲族三姓考》等。尤志贤、傅万金编写的《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是由赫哲人编写的我国第一部关于赫哲语的著述，全书共分：语音、词法、句法、词汇、会话、附录等章节，该书为赫哲语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尤志贤编译的《赫哲族伊玛堪选》，共编译了4部长篇伊玛堪，不但有汉文译文，而且还有赫哲语标音，在赫哲民间文学作品的整理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199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赫哲族学者舒景祥主编的《中国赫哲族》，该书的资料性较强。2003年，哈尔滨出版社出版了张嘉宾著《黑龙江赫哲族》，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赫哲族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对《赫哲族简史》的补充和发展，更值得关注的是书中对俄罗斯境内赫哲人(那乃人)的社会文化习俗进行了介绍，并与我国赫哲人的同类民族事象进行了比较研究。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赫哲族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专题化的倾向，如针对传统的渔猎经济文化变迁的研究，专论赫哲族原始宗教、语言、文化、渔业生产、伊玛堪等，涉及到赫哲族的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水平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有些著述借鉴、吸收了国外关于文化变迁和现代化的理论，视角新颖，观点明晰。我国赫哲族研究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
二、俄国学者对赫哲族（那乃人）的研究状况
　　近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被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复杂的民族成份，社会经济文化事项及复杂的民族过程所吸引，纷纷前往这里进行考察，撰写了一系列民族调查报告或论文，其中俄国学者(包括沙俄和苏联、俄罗斯时期的学者)的成果最丰富。俄国学者对那乃人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学角度，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对其境内的那乃人进行研究。他们对那乃人的研究大体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沙皇俄国学者为适应本国政府侵华和对远东地区统治的需要，进行了大量的民族学田野调查，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获得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学术著作。Л•И•什连克(Л•И•ШрЕНК)，是俄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博物学家，俄国皇家科学院院土。他是黑龙江流域各族历史和文化研究的奠基者。1854～1856年，他在这里考察期间，绘制了黑龙江下游的民族学地理图，并搜集到了大量珍贵的调查资料。什连克利用这些资料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并撰写了民族学专著《阿穆尔地区的异族人》，共三卷，在圣彼得堡问世，第一卷1883年出版，主要内容是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人类学特点和边区历史；第二卷1899年出版，论述了黑龙江流域各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结构；第三卷是在什连克逝世后的1901年出版，这一卷阐述了黑龙江流域各族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该书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吉里亚克人、尼夫赫人、果尔特人（那乃人）、乌尔奇人等进行了详细描述，被俄国学者誉为阿穆尔地区民族学百科全书。什连克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首次运用民族学比较方法，研究了黑龙江下游各民族的起源问题。他的这部著作至今对于研究黑龙江流域各民族，包括对那乃人、乌尔奇人的族源、分布，体貌特征，经济活动，住宅特点，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Р•К•马克(Р•К•МААК)对小民族的民族学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作为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的主要成员，在西伯利亚工作了27年(1855—1884年)。在此期间，他先后三次率考察队到雅库次克的维柳斯克区、黑龙江沿岸和乌苏里江河谷地带考察，每次都写出大量的旅行记或考察报告。1859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黑龙江旅行记》和《黑龙江旅行画片集》以及1861年出版的《乌苏里河谷地区的旅行》就是P•K•马克根据他在黑龙江沿岸考察时写的日记和所搜集的资料撰写而成的。在他的旅行记中包含了大量关于赫哲族、满族的民族学资料，其中对那乃民间文学、习俗特征，乌苏里地区那乃人对植物的利用情况的记录和描述十分珍贵。著名的地理学家H•M•普热瓦利斯基于1867～1869年对乌苏里地区进行了学术考察，根据考察资料撰写了《乌苏里地区旅行记(1867—1869)》、《滨海南部地区的异族人》，书里记录了现已消失的乌苏里地区那乃人的生活习俗、民族经济等文化特征。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895—1896年，П•П•希姆克维奇(П•П•ШИМКЕВИч)根据阿穆尔总督的要求，以行政官员的身份对通古斯卡河及其支流谢普奇基河进行了三次考察，收集了关于那乃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尤其是宗教仪式、习俗方面的资料，记录了那乃人的民间传说，并陆续整理出版了《阿穆尔州和阿姆贡河流域异族人现状》(1895年)、《果尔特人萨满研究资料》(1896年)、《果尔特人的习俗、信仰及传说》(1897年)等著作。
　　被苏联学者誉为“卓越的民族学家”Л•Я•施特忍堡(Л•Я•ШТЕРНБЕРГ)曾于1889—1897年被流放到远东地区，他对这里的那乃人社会家庭关系、民族历史、物质和精神文化进行了研究，撰写出一系列被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民族学著作：《吉里亚克人、果尔特人、奥罗奇人、涅吉达尔人、阿伊努人》(哈巴罗夫斯克，1933年版)等。他通过对那乃人和乌尔奇人的民族自称、氏族成份、语言的研究，得出那乃人、乌尔奇人、奥罗奇人是一个民族的结论⑥，纠正了Л•И•什连克等学者对黑龙江流域土著民族的某些错误认识。继Л•Я•施特忍堡之后，Н•К•卡尔格尔著有《乌尔奇人的氏族成份》(载《苏联北方》，1931年，第5,6期)；《果尔特人血缘体系划分》(载《民族学资料集》，列宁格勒，1927年版)等。Т•И•彼得罗娃出版了《那乃语的乌尔奇方言》(列宁格勒，1936年版)。利普斯卡娅著有《那乃人》(载《西伯利亚民族学》，莫斯科—列宁格勒，1956年)；《关于那乃地区之行的简要报告》(载《民族学》，第3卷，1940年)等。这些著述都继承和发扬了Л•Я•施特忍堡的学术传统，除了民族学方面的著作外，还积累了不少民族语言学资料。
　　那乃人是俄罗斯境内黑龙江下游地区人口最多的土著民族，关于这个民族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到И•А•洛帕金(И•А•ЛОПАТИ)这个名字。他从1912年至1917年对俄罗斯境内的果尔特人进行了为期5年的田野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撰写成《阿穆尔河、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的果尔特人》一书。全书共分：序言、物质生活、社会与家庭、精神文化等章节。书中提出了一个前瞻性的结论，即那乃人将很快地被俄罗斯族同化⑦。这部书的最大价值是记录了1917年革命前那乃人的文化状况。由于洛帕金开展的调查工作比凌纯声早18年，因而此书所记载的有关赫哲人传统文化的资料比《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同类资料更丰富，更原始，更有价值。该书是研究那乃人的必读著作，然而，此书所涉及的仅仅是沙俄统治时期俄国境内的那乃人。
　　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客观，科学性亦较强。苏联学者对那乃人的民族学研究成果超过了我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为了深入地了解和帮助那乃等北方小民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远东分院，组织一批学者进行远东地区民族调查、考古调查与发掘，及相应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许多新的事实，如Н•А•利普斯基，А•П•奥克拉德尼克夫、Ю•А•谢姆、А•В•斯莫良克等。这些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性或综合性研究，并开始注意到俄罗斯文化对那乃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1956年，在莫斯科一列宁格勒出版的《西伯利亚民族志》一书，集中了苏联学者对那乃等北方小民族的研究成就。
　　Ю•А•谢姆(Ю•А•СЕМ)的《19世纪那乃人的氏族结构及其解体》(符拉迪沃斯托克，1959年)探讨了氏族成分、民族起源、社会制度等，学术价值很高。1985年出版的А•В•斯莫良克(А•В•СМОЛЯК)所著《下阿穆尔流域和萨哈林岛诸民族的传统经济和物质文化》中对那乃族传统的渔业工具、狩猎工具、交通工具、服装等均有较详细的论述。1986年出版的В•А•阿夫洛林(В•А•АВРОРИН)所著《那乃语和那乃民间文学资料》一书共收入44篇那乃民间文学作品。在这44篇民间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作品在体裁、内容、风格等方面与已出版的我国赫哲族的民间文学作品雷同，这充分表明那乃民间文学与赫哲民间文学在渊源上的同一性。1991年，出版了Е•А•戈耶尔(Е•А•ГАЕР)所著的《那乃人传统的日常礼仪》，作者是那乃族学者，熟知本民族的风俗人情、礼仪规则，又长期从事那乃族的研究工作，可谓得天独厚。书中有许多内容是汉文资料所没有的记录。例如，有关刨木花在那乃人生产、生育、丧葬等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在汉文资料中基本没有记载⑧。
　　1991年出版的А•В•斯莫良克所著《萨满：萨满其人、功能、宇宙观》中的许多内容可填补中文资料在赫哲萨满教方面的不足。1994年，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出版了Л•Я•伊瓦山柯(Л•Я•ИВАЩЕКО)主编的《17至20世纪乌尔奇人的历史与文化》，这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乌尔奇人的物质文化和民族经济发展历程的专著。书中阐述的乌尔奇人历史与文化和那乃人大同小异，认为乌尔奇人与那乃人同源同流，乌尔奇语言是那乃语的方言。2001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А•В•斯莫良克编辑的《下阿穆尔和萨哈林岛的民族》一书，书中用大量的图片资料描绘了黑龙江下游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近年来关于黑龙江下游地区民族研究的总结性著作。2003年，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出版了В•Л•拉林(В•Л•ЛАРИН)、В•А•图拉耶夫(В•А•ТУРАЕВ)合著的《那乃人的历史与文化》，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那乃人的族源、氏族成份、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语言和那乃文字使用情况等。
　　俄国学者关于黑龙江流域民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Л•И•什连克、Р•К•马克的民族学著作，曾被西方学术界誉为“关于东北亚民族的第一手材料”。19世纪末，Л•Я•施特忍堡关于尼夫赫人(吉里亚克人)的调查，被恩格斯肯定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亲自将其中一篇报告翻译介绍给西方学术界。俄国学界对那乃等民族的研究是伴随并服务于沙皇俄国向东部地区的扩张活动，因此，他们的成果中往往带有殖民色彩，有的地方甚至积非成是，但也不乏有价值的史料，可弥补我国史料的不足，在使用时需对其史观、史料加以甄别。
三、日本学者对赫哲族的研究状况
　　日本方面论及赫哲族的最有影响的著述当属成书于1808年的日本学者间宫林藏所著的《东鞑纪行》。该书对居住于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等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及贡貂赏乌林情况有较详细的论述，书中还记述了作者与赫哲族舒穆鲁氏的佼佼者正红旗满洲世袭佐领托精阿会见的情况，当时托精阿是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往德楞负责办理贡貂与赏乌林事宜的三个主要官员之一⑨。该书的中译本于1974年出版。
　　20世纪30年代以后，“满蒙学派”的学者对黑龙江流域的民族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如白鸟库吉，鸟居龙藏等，其中田野调查资料添补了民国时期关于赫哲等民族记录的缺欠。庄村谦吉是伪满康德元年(1932年)同江县公署参事官，著有《同江县事情》一书，记录了同江县的行政、治安、财政、金融、农业、工商业、畜牧业、水产业、教育、宗教、社会事业、卫生、交通、通信等情况，其中包括当时赫哲人的一些生活、风俗、生产、教育等情况，史料价值较强。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到中国赫哲族聚居地和俄罗斯远东那乃人地区进行考察，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北海道大学和札幌大学教授池上二良于1989年访问了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民族乡和饶河县四排民族乡。奈良国立文化研究所主任浅川滋男于1995年至1996年曾三次访问黑龙江，调查了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民族乡，黑河市新鄂、新生、新兴鄂伦春民族乡，讷河市兴旺鄂温克民族乡。他回国后于1996年在住宅学术年刊上发表了《东北亚通古斯满语诸民族民居历史调查研究》的长篇学术报告。千叶大学文学部教授荻原真子多次到哈巴罗夫斯克那乃自治区调查研究，撰写了《那乃人的英雄叙事诗》、《那乃人的文化》、《那乃人的英雄故事》等著述。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副教授风间伸次郎，曾连续十年近20次到俄罗斯那乃村庄访问采录，先后发表有五卷本的《那乃人的故事传说》。
　　日本学者中村和之撰写了《托精阿家系研究》、《有关黑龙江省赫哲族文献》等文章。1991年，北海道新闻社出版了《虾夷锦的来源》一书。该书认为，在清代，中国江浙一带的丝绸制品经京杭大运河运至北京，由北京又运至沈阳，再运至宁古塔(现黑龙江省宁安县)和依兰。通过贡貂和赏乌林制度，大量的丝绸和丝绸制品便由宁古塔和依兰流入赫哲等东北亚少数民族人士手中。这些丝绸又经松花江、黑龙江，越过鞑靼海峡到了库页岛，通过山丹交易，进入日本的北海道等地。由于日本人最初是从阿伊努人中得到这些丝绸的，故称之“虾夷锦”。该书取材于中国的赫哲族聚居区和俄罗斯联邦的那乃族聚居区某些真实情况，其学术价值很高。
　　纵观日本学者对赫哲族的研究主要是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角度进行田野调查，侧重于民族文化事项的研究。早期研究成果政治倾向性较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成果学术性、专题性较强。
四、结  语
　　毋庸讳言，拙稿虽然力求全面、准确，公允，但因所见资料及笔者学识有限，也只是一个初步的考察结果，欢迎批评指正。笔者根据上述考察的结果及相关思考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就教于方家。
　　1.赫哲族研究应进行广义、整体和跨国界研究。现今的赫哲族应包括我国境内的赫哲族和俄罗斯境内的那乃人、乌尔奇人。由于种种原因，除《皇清职贡图》、《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纪》、《西伯利东偏纪要》所记述的是整个赫哲群体的情况外，其余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所论及的都是本国境内的赫哲族或那乃人，或者由于苏联政府在民族识别上的错误，学术界至今陷入乌尔奇人非那乃人的误区，致使学术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研究成果多为对赫哲族的局部研究。研究内容偏重语言、文化，缺少全面、系统、整体、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跨界民族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也很少。
　　2.赫哲族研究需要动态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为静态研究，即多以某一民族事项为单元进行专题研究，对其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进行纵向对比研究的较少。赫哲族、那乃人分别受本国主流文化和现代化的影响，社会文化在横向上已经并正在继续发生着变异。只有从社会文化变迁上进行纵横比较研究，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其社会和文化，从而对民族文化变迁的诸多因素及发展轨迹和前景产生科学认识。
　　3.现代化是任何民族或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及早地进行赫哲族、那乃人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研究。中俄两国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但曾拥有相同的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制度)，赫哲族、那乃人深刻的社会变迁就发生在此时，即赫哲族、那乃人在两国政府的分别扶持下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对比其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同，进行相互借鉴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论题。对通古斯诸族的现代化进程亦大有裨益。
　　4.应建立通古斯诸族研究体系。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为族别史、地区史、民族志。赫哲、鄂温克、鄂伦春同属满—通古斯语族民族，彼此在历史和文化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研究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可使我们对满—通古斯语族各民族的共性和个性有更全面的认识。

注：
①张嘉宾：《果尔特与黑斤》，《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第54-55页。
［俄］О•П•苏尼克：《乌尔奇语》，列宁格勒，1985年版。
②鸟居龙藏：《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43页。
③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34年版。
④《民族问题五种丛书》黑龙江省编辑组《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
赫哲族简史编写组：《赫哲族简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张泰湘、吴文衔：《赫哲族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⑥А•И•克鲁沙诺夫：《苏联远东史(17世纪—1917年2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⑦И•А•洛帕金：《阿穆尔、乌苏里、松花江流域的果尔特人》，符拉迪沃斯托克，1922年版，第3页。
⑧刨花、刨木花：赫哲人(那乃人)早年没有纸张和布料，用稠李子木、柳木、锻木削成又薄、又长、又柔软的木头花作为替代品。这些刨花可用做棉絮、绷带，由于具有杀菌作用，还常用做药品。刨花也是萨满祭祀用品。
⑨间宫林藏：《东鞑纪行》，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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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学汉

Hezhen这些语言迅速消失是不可逆的，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