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新闻摄影：建构乌托邦神话

梦的轻波

作者：雷淑叶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8-2-24 22:33:13

在1958年的时候，电视还没有出现，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靠广播、口传和绘画等形式，新闻摄影作为一种以视觉艺术传播信息、再现社会的手段，通常情况下总是被认为是对现实的客观真实纪录，与其它艺术形式：小说、诗歌、戏剧等相比，在说服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用视觉符号的形式掩盖了权力因素作用的痕迹，使其看起来真实可信。大跃进时期的乌托邦神话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尤其是新闻摄影合谋的产物。

    在阅读1958年《人民画报》时，笔者发现有一种精神在很多照片中反复出现。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开山修渠、深翻土地、插秧收割等集体劳动中，这是一种团结努力，艰苦奋斗的精神。照片中的女性不仅在外貌上和男性相似，在干劲上也与男性不相上下。这与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世界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相似，在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和其他乌托邦小说，如《太阳城》等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中，其中一个共同点是：全民团结，人人参加劳动，男女都穿同样的衣服，物资富足，按需分配，人民生活得快乐幸福。

   从人民公社设置“托儿所、养老院、公共食堂、免费医疗设施”等可以看出，人民公社是建立在乌托邦幻想的基础上的。当时，人们在 “苦干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的鼓舞和召唤下表现出冲天的干劲。

   新闻摄影如何再现当时的社会，权力在新闻摄影中如何运作是笔者的兴趣所在。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笔者拟通过分析1958年《人民画报》中再现“人民公社”和“集体劳动”的照片为对象，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大跃进时期的新闻摄影如何再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人民公社好”做宣传？二、塑造了什么样的民族精神？怎样以及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民族精神？三、塑造了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与“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四、乌托邦神话和新闻摄影与主流意识形态有什么关系？

第一节 相机眼中的人民公社

通常情况下，“相机眼”被认为像是一面“展示自然的镜子”[1]。摄影被视为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典范。《法兰西百科全书》写到：“摄影感光板并不阐释，而只是纪录。其精确性和逼真性不容置疑。” [2]这样的观点没有看到摄影和语言一样，也是生产意义的符号，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意识形态的引导。

1958 年中国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相机眼”如何再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再现方式，这样再现可能起到什么社会效果是笔者在此要探讨的主要问题。笔者主要以1958年《人民画报》第10期宣传报道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的一组照片为研究对象。

报道的标题是“人民公社——我国人民的幸福道路”[3]，将“人民公社”与“幸福道路”划上等号，用大号的字体通贯全栏，极为抢眼。。这组照片选择拍摄的场景分别是：养老院、饲养场、兽医站、托儿所、食堂、卫生所，图书馆等。整个报道占了5页的篇张，用了20张图片，以体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上 图2-1-（1），中图2-1-（2），下图2-1-（3）标题下的一段引言可以说具有多重作用：

“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策

它的作用可以简单概括为：1、表明报道人民公社的原因：建立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的决策；2、赋予此类报道以权威性和重要性：宣传中共中央决策的需要；3、同时也表明新闻摄影的职能：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建立人民公社是当时的政治主题，也必然是新闻报道的主要题材。

图2-1-（1）再现农与兵相结合，摆放整齐的步枪和远处飘扬的红旗，使照片有太过明显的做作的痕迹。


图2-2 图2-1-（2）所拍摄的对象是遂城人民公社的远景规划图。这张规划图上房舍整齐，道路宽敞，整个小城形成一个椭圆形，虽然看不清每栋设施的具体功能，大约如人民公社所号召的那样，“学校，食堂，医院，幼儿园” 等一应俱全。这张照片略微倾斜，一方面是表明这张照片拍摄对象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以此吸引读者关注。最突出的是小城墙上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图2-4-（3）饲养场的大门上：“高举无产阶级红旗，向着共产主义迈进”的大张标

语也赫然醒目，图2-4-（2）养老院的墙上有依稀可辨的“共产党万岁”的字样，使其意识形态宣传意图直接明了。图 2-2、2-3、2-4，分别以“钢铁厂、农场机械化、缝纫厂、供销社、医院、养老院、食堂、托儿所和兽医站、饲养场”为拍摄对象，用视觉艺术形式勾画出一张美好的生活图景。整组新闻摄影报道，加上文字说明集中再现“人民公社——我国人民的幸福道路”的主题。

图2-3，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     图2-4，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别是：图2-3-（1）—2-3-（7）   是： 图2-4-（1）—2-4-（3）

事实上，徐水人民公社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当初徐水人民公社的经验：“全县并成一个人民公社，实行一级核算；一切财产归全民所有，不仅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劳动与生活集体化；实行全民供给制，干部、工人、农民的吃、穿、住、行、用全部由县公社统包 [4]”这被实践证明是不切实际，无法施行的。轰动一时的徐水人民公社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不到半年时间就夭折了。

    李锐在《大跃进亲历记》中对徐水人民公社的评价是：

短暂的“共产主义试点”对徐水生产力是一次大破坏，是对农民群众的一次无情剥夺。同时，又是对民主、法纪和人性的摧残。它丝毫没有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和信心，反而增加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中的疑惑。[5]

     徐水人民公社是全国人民公社的一个缩影，其中破坏力最大的恐怕要数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制度，将农民所有的粮食和日用品全部归集体所有，一段时间宣传 “吃饭不要钱”，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但公共食堂很快便捉襟见肘，不得不宣布解散。不仅粮食所剩无几，农民的锅铲等铁制品很多也已经被砸烂炼了劣质铁，给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损害。

    相机眼中的人民公社与实际的人民公社相差十万八千里。
第二节  新闻摄影所建构的民族精神

一位曾在十三陵工程工作的美国人，在坦露其思想时谈到：“周末时，我们浑身沾满了泥土，没有地方洗澡。我浑身酸疼，疲惫不堪，毫无食欲。但是，我们为一种气氛——团结努力——所包围……”[6]

“团结努力”可以说是当时全民精神的概括，这种精神是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是“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领导人民群众”群众路线的转化。简而言之，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价值观念的体现。

.引起笔者兴趣的是：新闻摄影如何用视觉符号的形式再现这种民族精神，从而鼓舞人们投入更大的热情；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精神？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认真考察了1958年《人民画报》上以劳动场景为拍摄对象的照片。

“夜以继日的干劲”是对建设十三陵水库的摄影报道，刊登在《人民画报》1958年第94期上，在同类题材照片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组报道共用了9张（图2-5—13）照片，选择了不同身份的人物、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作为拍摄对象。

上图2-5，宋学广摄 下图2-6 李希摄      中 图2-14，左下 图2-15 （宋学广摄）

左上图2-7，左中图2-8，2-9，左下图2-10，右上图2-11，右中图2-12，右下图2-13 楚英，茹遂初摄影

     图2-5以劳动者收工为拍摄对象，仰拍，逆光，一方面突出劳动者高大的形象，一方面达到一种剪影的效果，使人物形象显得坚定有力。图2-6俯拍，全景，人物肩挑担子迎着镜头，脸上挂着欣喜的笑容，照片中四处的马灯，表明天色很暗。这两张照片有共同的符码出现：铁锹或篮子，标明人物的身份。光线暗淡，表明劳动时间长。照片中的人物一出一进，文字说明：“从黎明干到天黑”、“又从天黑干到黎明”点明了将它们放在第一版的原因，与主题“夜以继日的干劲”相呼应。

     图2-7是一张以群体劳动为拍摄对象的大全景照片，采用了跨页排版的方式，场面宏大，气势磅礴。在这张照片上看不出时间，无法分辨人物的身份，也看不见他们脸上的表情，只看见无数的人，奔走在工地上，步伐飞快，渲染出一种紧张而又团结有序的气氛。文字说明“成千上万的农民，热火朝天的工地”，进一步将这种情绪加强，极富感染力。

    图2-8—13，拍摄小集体或单个人劳动的场景，文字说明强调其不同的身份、劳动工具和劳动心情，一方面消解了人物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一种全民参与并且热情高涨的信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是反复出现的：“夜以继日、成千上万、热火朝天”，在同义反复中，强调意义。

    这组新闻报道用视觉符号的形式借助文字说明，显然是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为导向，倡导全民团结努力地奋斗，与1958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精神相统一，社论写道：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基本出发点既然是相信群众的力量和反映群众的意志，那么，实现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方法，也必然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我们的国家是穷又白，我们的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依靠群众。”


图2-16 宋学广摄影                      图2-17  郝常耕摄影

   “依靠群众”其实就是唤起人民团结努力，艰苦奋斗的精神。图2-14、2-15是新闻报道《夜战》所选用的照片，《夜战》刊登在《人民画报》1958年第 99期，宣传在“大跃进”运动中，广东省某乡的农民密植水稻，并且提前插秧，竞争完成的事迹。照片以“插秧”为拍摄对象，马灯表明时间是晚上，图2-15 略微倾斜嵌于图2-14之上。一方面是以一个特写镜头突出人物表情，以弥图2-14小集体劳动场景互补；另一方面，文字说明：“中国共产党员xx乡党委书记zzz正在和全乡农民一起‘加油’”赋予这张图片特殊地位。“加 油”、“马灯”、“夜战”一再强化照片所拍摄的时间，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图2-16、2-17[7]分别是“开山挖渠种庄稼”和“水往山上流”新闻报道的主题照片。与图2-7的再现方法非常相像。两张图片的文字说明：“xx农业社社员挖土填沟，整理土地”，“这一队劳动大军要把河里的水引到东梁山上去”与标题一样，是典型的大跃进用语。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当时新闻摄影的一些共性：
   
1、再现集体劳动场面居多，场面宏大，人物去主体性
2、很少以单个人为拍摄对象，即使有也用文字说明消解了人物的主体性
3、渲染团结努力、艰苦奋斗的气氛。  

     “团结努力”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成为鼓舞人民投身大跃进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来自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一方面来自对美好未来生活的向往，再就是强大的政治压力。[8]但是，这种精神并不是没有裂缝的，在狂热的背后掩盖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血泪和难以忍受的打压。河南长葛县胡坡人民公社的社员由于无法忍受干部的强迫命令而给毛泽东的上书，第一次将大跃进的问题呈现在高层领导的面前。[9]但是，这样的声音太微弱了。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酿成人民的巨大灾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最后所带来的饥饿和死亡，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热情和精神，证明“乌托邦”的理想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三节  新闻摄影所建构的女性形象

   阅读大跃进时期的新闻照片，笔者发现，照片中所再现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不仅在外貌上和男性相似，肥大的衣服，简单的发型；而且挑篮担担，在干劲上也与男性不相上下，新闻摄影用视觉艺术的形式塑造出一种“去性别化”的女性形象。

   之所以要塑造这样一种女性形象笔者认为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正如戴锦华和孟悦所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至‘文革’十年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借助于政府机制和行政手段而提出的‘男女平等’观念，涵盖控制了整个艺术创作群体的思维空间。”[10]第二种原因主要来自社会和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提倡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再加上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男性劳动者很多都投入了“大炼钢铁”中，农业生产和其他行业就必然要求女性投入。正如二战期间美国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一样。这时候提出“男女平等”，“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办到”的口号，为鼓励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田间地头做出了理论上的准备。这和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妇女解放”是不同的。


上图2-18                 左下图2-19                                                   右下图2-20

笔者拟通过仔细分析1958年《人民画报》以女性为拍摄对象的照片来阐述这个问题，具体选择以再现“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新闻报道中涉及女性的照片为例。

图2-18刊登在《为了明年更大的跃进》（见附录）这一新闻报道中，置于版面的右上角，彩色。照片中女性穿着统一的服装，扎着毛巾，看不清人物的表情，伸向土地的铁锹占据了照片的中心，渲染出一种紧张劳动的气氛。文字说明“妇女的干劲和男人一个样”，诠释了照片的意图。

图2 -19[11]采用的是全景镜头，近景中一位妇女挑着扎好的担子，裤子掳到膝盖上，迈着轻快的步子，脸上是愉快的笑容，她的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和正在劳动的妇女。塑造出一个在外形上不拘小节，在体力上与男性可以一比高低的女性形象。与文字说明“大部分妇女都下地了”相呼应，传达出“妇女走出锅台，走向田间地头” 的信息。

虽然图2-13、2-20以单个人为拍摄对象，但是文字说明“打井去”、“干得真欢” 消解了人物的主体性，将照片的中心转移到人物所从事的活动或人物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气势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人民画报》中以女性为拍摄对象的照片的一些共同特点：

1、人物脸上挂着笑容
2、衣服肥大、颜色单调，发型简单
3、从事体力劳动，干劲与男人一样。

塑造出一种抹杀了性别差异的、与男性一样的女性形象。这一特点在《人民公社再一次解放了妇女》（见附录）这组新闻报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这组新闻报道一共选用了11张照片，分别以妇女“劳动、学习、领工资”等为拍摄对象，传达“男女平等”的思想：人民公社成立了“公共食堂和缝纫厂”将妇女从灶台和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有时间进行生产劳动和学习，也有机会获得与男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等的地位。

   由此可见，大跃进时期所提倡的“解放妇女”，“男女平等”与“五四”时期是有区别的。“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提倡“反抗和叛逆精神”，解除封建思想对女性的禁锢。大跃进时期则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口号，赋予妇女政治经济上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大跃进时期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新闻摄影等艺术所塑造出的“去性别化”的女性形象，无视其生理和心理特点，片面强调“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使妇女在承受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外还要承受一份走出家门，与男人一道在体力上拼杀、提篮担担、炼钢筑堤的身体艰辛。

   在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和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剥夺了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号召她们投入生产劳动，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这都掩盖在“男女平等”这一口号之下。

第四节  隐藏在新闻摄影背后的权力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新闻摄影在1958年那个特殊的时代用视觉艺术的形式建构了一个民族团结向上、男女平等、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幸福快乐的乌托邦社会图景，而新闻摄影所建构的这张乌托邦图景是一切“以政治挂帅”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产物，那么如何认识影响新闻摄影的权力因素是摆着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权力因素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显性的权力因素影响就像陆定一在新华社建社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所明确提出的：“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件消息早发表，迟发表或不发表，都要从政治上来郑重考虑。”“记者一定要懂得政治，什么该抢，什么该压，什么该取，什么该舍，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12]这是很明显的权力对新闻摄影的干涉，但是权力的干涉一经转化成照片，即转化成视觉符号，就使其变得隐蔽起来。

   上文我们已经讨论过，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并非凭空产生，总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导向。“摄影”和“文字”一样都是用来生产意义的符号，是广义上的“语言”之一种，在实际运用中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以一定的社会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以达到某种社会效果。大跃进初期，大多数人们对“乌托邦神话”信以为真不能说与新闻媒介的宣传没有关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描述到：

“在一些地方似乎有一种追求太平盛世的精神出现，……过剩的粮食、大丰收的好年成常常是他们憧憬的中心。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很多农民陶醉在无止境的粮食梦幻之中，幸福地自我沉浸于他们的工作。因为每人不必付钱，能吃多少就从他们的公社天堂里要多少。好像这种乌托邦梦想真的就要实现了。”[13]

     大量报道“粮食亩产上万斤”和“人民公社好”的新闻摄影更是为此做了不负责任的宣传，在1958年的时候，电视还没有出现，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靠广播、口传和绘画等形式，新闻摄影作为一种以视觉艺术传播信息、再现社会的手段，通常情况下总是被认为是对现实的客观真实纪录，与其它艺术形式：小说、诗歌、戏剧等相比，在说服力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它用视觉符号的形式掩盖了权力因素作用的痕迹，使其看起来真实可信。

   对大跃进时期出现那么多歌功颂德、虚假浮夸的照片，方汉奇先生认为：“应该说这有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形势下，新闻工作者要‘紧跟形势，’‘体现宣传意图’，再加上‘左右攀比’，新闻失实现象就很容易发生。而且，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形成强大的压力，使新闻工作者唯恐落后，抢先推出未经充分核实的报道，或者明知其不可靠，也勉为其难地进行报道。”[14]

    方汉奇先生所指出的是显性权力因素对新闻工作者的影响，新闻工作者将这种影响转化为照片的时候，权力的影响就变得相对隐蔽了。权力因素的影响转化为新闻摄影工作者的摄影理念，隐藏在新闻摄影工作者对摄影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以及再现的方式方法上，包括版面的安排，文字说明的编写等。

    而一张或一类型的照片被认为是现实的、客观的，必然要获得一定权力机构的认可，有权制定其判断标准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如果照片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像皮埃尔·布尔迪厄在《摄影的社会定义》所指出的那样，“与界定其社会性使用的内在语法规则相一致，符合对于世界的客观视界的社会定义”[15]的时候，摄影就被认为是对可见世界的客观、真实的纪录。否则，则无法得到认可，也就会被剥夺问世的机会。

    由此可见，大跃进时期大量浮夸甚至虚假的照片之所以在当时被认为是客观真实的，就是因为它的社会性使用符合占主流地位意识形态的需求，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它合理化的地位，即使若干年之后发现当初所谓的“客观真实”是那么的荒唐。

   因此，笔者认为，大跃进时期的乌托邦神话可以说是意识形态与新闻媒介，尤其是新闻摄影合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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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斯图尔特·霍尔著，周宪，许钧译，《表征》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5页。
[2] 《视觉文化研究读本》皮埃尔·布尔迪厄著，朱国华，范静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6页。
[3] 说明：本报道的照片是由王复遵，吴新陆，邓永庆摄影。
[4] 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5] 同上，第39页
[6]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李向前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9页
[7] 图12见《人民画报》1958年第91期第26页，图13见第92期第6页
[8] 参见虞文清教授《大跃进运动的理性思考》,原发表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9] 参见余习广主编：《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第一版第61-63页
[10] 杨匡汉 孟繁华著：《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13-314页
[11] 见《人民画报》1958年第92期第12页，是新闻报道《金谷满仓》的一幅照片，任诗吟摄影。图2-20 见第93期第55页，是新闻报道《“愚公”的家乡》中的一幅照片，钱浩摄影。
[12] 转引自姜国宪《政治是考虑报道的先决条件》，《新闻摄影》1958年第1期第47页
[13]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海南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672页
[14]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15]参见罗岗 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皮埃尔·布尔迪厄，《摄影的社会定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