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大话方言之南腔北调

Ostrich

来源：http://book.sina.com.cn/nzt/his/dahuafangyan/index.shtml

再说南方(1)

      多样的南方总是有些北方人听来稀奇古怪的词汇，比如饭蚊子（苍蝇，湘方言）、拜东莲（向日葵，赣方言）、红毛灰（水泥，客家方言）、菠棱菜（菠菜，闽方言）。南方人说话也总是和北方人相颠倒，比如闹热（热闹）、欢喜（喜欢）、连牵（牵连）、紧要（要紧）、人客（客人）、挤拥（拥挤），甚至风台（台风）、鞋拖（拖鞋）。这种“颠倒”的说法，闽语、粤语和客家话尤甚。至于把公鸡叫做鸡公，母鸡叫做鸡婆，在南方相当普遍。由此及彼，还有鸭公（公鸭）、鸭母（母鸭）、猫公（公猫）、猫母（母猫）、犬雄（公狗） 、犬母（母狗）、猪牯（公猪）、牛牯（公牛）。

　　反正，南方总是和北方反着来，对着干。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

　　事实上南方在文化上总是和北方分庭抗礼。和北方动不动就逐鹿中原，喜欢把东西南北都打通了连成一片相反，南方似乎更向往“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这话是老子说的。老子是南方人，他的理想，大约也就是南方人的理想。所以在南方，常常隔不了几里地，语言就不通了。比如莆田、仙游，北距福州，南距厦门，都不过一箭之地，但莆仙话和福州话、厦门话就两样。厦门话和福州话，自然更是互不相通，于是，仅福建沿海一线，就弄了个“三国鼎立”。

　　不是南方人反对统一，而是认为那统一应该是“多样的统一”。再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一样的中华民族，何况咱们南方的“炎”还排在你们北方的“黄”前面，干吗非得由北方来统一南方，连说话都得学北方话不可？说起来南方人心里也是有点不平衡，八大方言七个在南方，八大菜系也是七个在南方。南方人贡献多大？可一说起民族，汉满蒙回藏，倒都成北方的了，南方连五分之一都没有，有这么做事的吗？

　　这里面确实有些历史的恩恩怨怨。历史上南北之间是很有些战争的，而打起仗来也差不多总是南方受北方欺负。楚，是被北方的秦灭掉的；吴，是被北方的晋灭掉的；陈，是被北方的隋灭掉的；也曾灭过南唐、南汉的宋，则被更北方的元所灭。元人灭宋，把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方人成了“四等臣民”。

　　南方低人一等，从炎黄时代就开始了。黄帝大约是北方人，北方一马平川，最适合车马奔走，发明了车子的黄帝便号称“轩辕氏”。炎帝大约是南方人。南方草木繁茂，最适合作物生长，尝遍了百草的炎帝便号称“神农氏”。当时更南边的还有九黎族，统率九黎的是蚩尤氏。炎黄联手打败了蚩尤，被俘的九黎族人便成了“三等臣民”，叫“黎民”。我们现在老是说“黎民百姓”，其实“黎民”和“百姓”不一回事，黎民是贱民，百姓是贵族，后来才混为一谈。

　　镇压了九黎族的炎黄二族后来又“窝里反”，南方来的、会煮汤药的炎帝终于打不过武装到牙齿、又有“坦克”的黄帝，于是，打赢了的黄帝坐北朝南，成了华夏正统，战败了的炎帝不知去向，其散兵游勇大约流窜到南方蛮荒之地，成为“南蛮”。

　　从此但凡有战争，便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而且都是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南方往北方跑的，没怎么听说过。因为战争总是从北往南打，所以哪怕是黄帝家的“凤子龙孙”，碰到了更北边来的“虎狼之师”，也只好往炎帝家跑。比如“五胡乱华”时，就有大约六分之一的中原汉人跑到了南方。南宋时，连皇帝也跑来了。客家，也是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近的跑到了江西，远的跑到了广东、福建。赣语、闽语、客家话，就是这些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创造”出来的。

　　离乡背井，从北方跑到南方的人，虽说是“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心里却是不服。不服，才不肯就地求和认输，俯首称臣，才要往南边跑，一心琢磨着东山再起。即便不是什么残兵败将、遗老遗少，南迁也是不得已。因此心里憋着一口气，发誓要让祖宗开创的文化薪尽火传，至少，那话音不能变了，这就叫：“宁卖祖宗田，不改祖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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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别看南方方言不咋的，土，听起来有股子地瓜味儿，认真说来，不少是咱们老祖宗的话，正宗的华夏“雅言”。隋唐以前，今天声母是d、t的，和一部分声母是zh、ch的，都混为一谈，全都读成d和t，也没有唇齿清擦音f。中古以后，就分开了，也有了f。只有闽方言，依然故我，d、t和zh、ch不分，也没f。比如“饭”，闽南话声母读b;凤，声母则读h。又比如“猪”，福州话读dü,厦门话读di，都是以d为声母。这就是古音了。因为上古时，“者”也是读du的。所以那些以“者”为偏旁的，比如都、堵、赌、睹，现在仍读du;另


一些则和“猪”一样，改读成zhu，比如诸、褚、渚、槠、煮、著。改了的新潮，没改的古朴。闽方言没改，因此闽方言古朴。

　　南方方言中的词汇往往也很典雅古朴。比如面（脸）、目（眼）、食（吃）、饮（喝）、行（走）、曝（晒）、索（绳子）、翼（翅膀）。有些词汇或说法，简直就跟“出土文物”似的。比如“锅”叫“鼎”，“一瓶酒”叫“一樽酒”，“一窝老鼠”叫“一窦老鼠”。这些古色古香的语言主要出现在闽方言、粤方言和客家方言中，因为这三个方言区的先民，不是南下的“难民”，就是南下的“移民”，其所移居之地，又“天高皇帝远”。结果他们的语言，也就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虽说并非“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至少也是唐宋遗韵，充满着文采风流。当然，同时也难免沾染了壮侗，杂糅了蛮僚（读如老），更不大容易听得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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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就两样了。

　　北方从来就是汉胡杂处之地，北京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它是汉民族王朝的“北京”，也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的“南京”。南人和北人，汉人和胡人，龙争虎斗，舌剑唇枪，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一拨来了，那一拨去了，各自的文化积淀了下来，融会成一种多元共存又浑然一体的东西。人也变了，尽管五族共和，天下一家，爱国不分先后，大家都是“炎黄子孙


”，但认真说来，却并不都是“炎黄嫡系”。北方那边，鲜卑、契丹、吐蕃、突厥、女真，什么人都有。他们也要通婚、联姻。娶的娶了，嫁的嫁了，血统都变了，还说什么语言？就算都说汉语吧，说出来也不再是原来那么回事。少数民族说汉语总是有点“洋泾浜”的，但如果大家都洋泾浜，洋泾浜也就成了正宗和正统。

　　所以，北方方言不但不古朴、纯正，而且简直就是“八国联军”。今天的北方话，可不是当年“华夏雅言”一脉相传直线发展的产物，甚至不是纯粹的“汉语”，里面还有北方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的成分。什么满语、蒙古语、朝鲜语，都有，没准还有突厥语。就说北京话，虽说是当今咱们汉民族的“官话”，或官话的基础，其实是个“联合国”。胡同是蒙语，埋汰是满语，尕儿是陕西话，嘎子是上海话。陕西人管钱叫尕儿，北京人也跟着这么说；上海人说“戒指”，北京人听起来像是“嘎子”，结果戒指便变成了嘎子。

　　北方方言为什么是“八国联军”呢？因为北方趋向于统一呀！这就多少得付出点“代价”。统一中国并不容易，中国地太大，人太多，东西南北，七嘴八舌，谁也甭想一口就“通吃”了。你要别人将就你，你也得将就将就别人。不能将就，就只好打，打到最后，也只好妥协。你让一点，我让一点，或者你多让一点，我少让一点。

　　何况统一也不光是靠打仗，更要靠文化上的磨合和整合。你磨磨我的棱角，我改改你的脾气，两下里这么一磨合，共同的和认同的就留存了下来，差异太大的，也就渐次消亡。就算留了下来，也得变味儿。所以文化整合的结果，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而是你变成我，我变成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北方话就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相互磨合将就的产物。所以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系统也比较简易。这也不奇怪，彼此之间要妥协将就嘛！既然要相互迁就，就不能太固执，得尽量靠拢才行；也不能太复杂，得尽量简便才行。什么浊塞音、浊塞擦音，发音太困难，都改成清塞音、清塞擦音算了。吴人不改，就随他说去。辅音搞两套，一套b、d、g收尾，一套m、n、ng收尾，太啰嗦，有n和ng两个也就凑合。粤人、闽人不嫌麻烦，也悉听尊便。至于声调，就别弄那么多了，七个八个的，谁记得住？四个足矣！也别再弄什么入声字，别别扭扭。再说平、上、去、入，仄声占了三个，也忒多了点，还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为好。平仄各半，平起平坐，谁也没意见。南方人要保留入声，也好，诵读起古典诗词来更有味道。咱们北方，就简单点吧！要统一，就不能斤斤计较，得大而化之才行。

　　不过靠拢归靠拢，不等于投降；简便归简便，不等于单调。相反，既然云集了东西南北中，汉满蒙回藏，唐宋元明清，只有更加丰富多彩，岂有单调之理？简便又丰富，又岂有不广泛应用之理？于是北方话便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其中北京话又最牛逼。它的语音成了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

　　这一下，北方话可就了不得了，大有称霸全国之势。我们知道，文化之所以叫“文化”，就因为它总在变化。或者被同化，或者被异化，反正得变化。谁让谁变？谁变成谁？一般地说，总是强势的让弱势的变，或弱势的比强势的变得多一点。比如入关以后的满人，虽然是征服者、统治者，可他们在文化上是弱势，结果就被汉文化同化。当然，汉人也向满人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好生、外道、敞开、咋呼、巴不得、不碍事、悄默声儿，都是满语。帅、牌儿亮，也是满语。爱新觉罗·瀛生先生《北京土语中的满语》一书中有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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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无非三种。一种是政治上的，一种是经济上的，还有一种是文化上的。经济上北方不好和南方比。湖广熟，天下足，江南鱼米之乡，历来是繁荣发达之地，富甲一方。文化上也不好讲。自古江南多才子，两湖也不含糊，唯楚多才。为中国文化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南方人不比北方人少，二十世纪就更是如此。政治上不用说，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都是南方人。文学这边，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北方也就贡献了个老舍。

　　北方的优势主要是政治上的。万岁爷、宰相府，中央机关各部院都在北方，各地地方官也都是从北方往南方派。他们要说官话，打官腔，就不能坚持再说“鸟语”。于是“南北之争”就变成了“官民之争”。中国在历史上可是个“官本位”的国家，“民”岂能斗得过“官”？政治上的优势再加自身的优越性，北方方言自然风卷残云般地便占有了使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占领了汉语地区的四分之三。

　　北方又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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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北方方言从华北大本营出发，大举北上（东北、西北）南下（西南、中南）的同时，南方方言也在节节败退。

　　南方方言区，主要在江南、华南，以及东南沿海一隅。就这么一点点地盘，也不容易守住。西晋末年以前，江南一带是清一色的吴语区，建业（南京）更是吴语重镇，可是后来呢？南京也好，镇江也好，当涂也好，都变成北方官话区了。因为王室南移，偏安江左了呀！


别看这些北方士族和流民是避难来的，来到南方，依然“倒驴不倒架”，不但不跟着南方人学南方话，还要看不起南方人。士族之间，必须说洛阳话，就像当年俄国的贵族见了面必须说法语一样，谁不说谁没面子。东晋宰相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常常说一点吴语，竟被北方士族耻笑，说王导的本事也就是会学鸟叫。南方人原本可以抗议的，但一来民告官总是告不赢，二来北方人也太多。建业（南京）城里不用说，京口（镇江）和姑熟（当涂）也变成了北方移民的“侨乡”，分别叫“南徐州”和“南豫州”。你想这南京变成了洛阳，镇江和当涂变成了山东和河南，那江南还是江南吗？所以现在的宁镇方言，和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的吴侬软语，竟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吴语也不是没有“反攻倒算”过，比如它也曾北上侵入江北的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如东五县，但那是后话，也是特例。通例则是南方人也好，南方话也好，都往更南边跑。吴语也一样，先是从吴国的苏州、无锡和越国的绍兴、诸暨这两个中心往苏南、浙北扩张，后来又跑到浙西、浙南，最后干脆跑到福建，成为闽语的渊源之一。吴语一跑到福建，就安全了，不像在江南时那样老是被别人同化骚扰，所以吴语的原始特征，不保留在吴语里，反倒保留在闽语中。

　　闽语也好玩，它也往南跑，不过是跳跃式的。比如闽南话，先是“流窜”到潮汕地区，然后沿着粤东海岸往前跳，跨海的跳到台湾，走陆地的一路跳过广东，一跳跳到海南岛去了。如今海南岛一大片地方，说的居然是闽南话，而这两个闽南语方言区之间，竟隔着一大片粤语区和一片客家方言区。

　　客家也跑了好几次。客家方言在两宋之际定型以后，又从赣南闽西出发往别处走，弄得南方一百多个县都有客家人，也都有客家方言岛。吴楚分界之处被赣语一刀插进，湘语则被挤到了一个小角落里。面对北方官话的咄咄逼人之势，南方本来就招架不住，哪经得起这么折腾？结果弄得跟藩镇割据似的。就连北方官话随着移民南下，也都各自“走失”，有的融入闽粤，有的变成客赣。

　　这就是南北之别了，北方方言是扩散的，南方方言则是流窜的。扩散的结果是相互融合，流窜的结果则是各自为政。所以，就外来语与原住民土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难怪南方有那么多孤苦伶仃的方言岛。比如南宁市区讲粤语，郊区却讲平话（宋朝时平南军讲的山东话）。苏南的溧水县也很有趣。吴语和官话的分界线从这个县穿过，结果溧水人就喜欢听两种戏：一种是吴语系统的锡剧，一种是官话系统的黄梅戏，对越剧则不感兴趣。海南岛南端的崖县更好玩，一个小小的崖城镇，居然讲三种话——闽南话系统的海南话，粤语系统的“迈话”和北方方言系统的“军话”。福建境内，则有浦城县北的吴方言，南平市镇的土官话，长乐琴江的旗下话，武平中山的军家话，真是五花八门。

　　不过，说南方话是水和油，还只是横向地看，纵向地看则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都有三种读音，一种是秦汉音，一种是南朝音，一种是唐宋音。这三种读音，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却又都存在于闽南话当中。结果石头的石不等于石砚的石，它们也都不等于石破天惊的石；草席的席不等于筵席的席，它们也都不等于席卷全球的席。福州话也是，高悬的悬不等于悬落的悬，它们也都不等于悬空的悬。这就有点像日语，一个当用汉字，好几种读音，谁记得住弄得清？难怪北方人一听闽语就头疼，觉得与其学闽南话，不如再学一门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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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又和北方不一样。北方话就像饺子馅，虽然也有多种成分，可全都混在一起，分不出来；南方话却像千层饼，一层一层，清清楚楚。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当然，北语也有层次，南语也有融合，层次是历史分析的结果，融成一体是直接的现实。北方话也不是不搞串连，它也满世界乱跑，甚至还有跑丢了的。香港电影刚进来那几年，听剧中人一口一个“老公”，大家都觉得新鲜，跟着学。其实这是北京话，元代就有的，元


曲《酷寒亭》里就说：“我老公不在家，我和你永远做夫妻，可不受用。”《竹坞听琴》里也说：“我教你弹琴，正要清心养性，倒教你引老公不成。”然而现在却把它当香港话学，这可真是“出口转内销”了。

　　方言就是这样“趋炎附势”又“朝秦暮楚”。过去是北方的，现在变成南方的了；过去是人家的，现在变成咱们的了。因此，我们还得和它算一算老账，揭一揭它的老底，看看它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霜叶红

大话方言:易中天南北"通吃"来源：http://28gl.com/bbs/thread-19809-1-5.html

易中天的《大话方言》(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版)，以生花妙笔、诙谐语言，引领读者穿古越今，走州过省，追溯方言起源，展现方言特色，琢磨说话技巧，品味话中智慧。在这本书里，杂家易中天“朝秦暮楚”地去追溯方言的起源，“东拉西扯”地展现方言的特色，开始了他的“方言学普及工作”。

    《大话方言》曾作为《今日说话》丛书的一种——《西北风与东南雨：方言与文化》，初版于2002年。当年的书名起得中规中矩——《西北风东南雨——方言与文化》，当时卖得也不温不火。中国地广人众，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史不仅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物质文化遗产，还传承了丰富的至今仍活在人们生活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譬如方言。老乡见老乡，之所以“两眼泪汪汪”，就因为方言——乡音。这些方言缘何生成，因何而有，且听易中天教授娓娓道来。在书中，易中天对中国各地方言文化进行了全面考察，并以其风趣诙谐的一贯风格解析了话语技巧和话语智慧。

    易中天本不是专门研究方言的，只能算是一个对方言感兴趣的人。打小易中天就爱琢磨方言。先是随父母离开家乡，住在一个九省通衢的城市里，后来又外出谋生，居无定所，学无恒业，走南闯北的，也就有了些“积累”。和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想猜人家是哪里人。猜对了自然洋洋得意，有时还要冒充人家的老乡。猜错和露馅的时候也多。为了改正错误，提高命中率，就得更加留意。久而久之，也就知道了一些方言的事。就凭这么一点本钱，也要写方言的书，那叫自不量力。如果不是林爱莲女士的再三敦促，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即使如此，易中天也不指望它能有多深的研究和多新的见解。易中天所做和能做的，只不过帮语言学家们做一点普及工作，捎带着发表些许一孔之见。

    在这本书中，易中天对于方言起源的叙述，颇有独特的见解和概括。他首先关注的是南方和北方的差异，认为“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那么，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易中天则进一步发现北方话内部分歧小，语法结构差别不大，词汇方面比较一致，剩下的就是调门的差别了。譬如，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北方方言的差别就主要在说话的声调上。而南方方言不仅调不同，腔更是五花八门，不同方言的词汇、语序都不一样。就外来语与原住民语的关系而言，“北方有点像水和面，南方有点像水和油。水和面弄到一起，开始也一塌糊涂，但揉着揉着，也就不分彼此；水和油兑起来，你就是再搅和，那油珠子还在水面上漂着”。如果纵向地看南方方言，易中天觉得更像鸡尾酒，“一层一层的。比如闽南话中，不少字有三种读音，秦汉音、南朝音、唐宋音”。

    也许是因为易中天教授本人出生在南方，工作、生活在南方，因而《大话方言》对南方话的描述很是生动，“赣语像刀，客家话像圈子，闽语像石头，而且是活化石”。对于客家话，作者更是由衷地感慨：“一个族群从西晋开始就南下‘做客’，一做做了上千年，而且还到处做客，这可真是个奇迹。”我们还是“英雄不问出处”吧。总之，北方趋同，南方多样；北方融合，南方积淀。

    方言费解、难懂、易生歧义，所以易中天也强调还是要说普通话，但他同时又认为方言很有趣。“同一件事情，用方言说，就可能比普通话有趣。”因为方言往往是用来说闲话的，说闲话的特点是放松，是百无禁忌。而“说话一旦随便，也就容易出彩”。比如北京话某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是讲的这个人死了，为了避讳而张冠李戴，上海话得说“侬先汰”，不能说“侬先洗”，那会让人家感觉以为你在说“你先死”。又如“打”在粤语中就有十几种说法——舂、挞、掴、凿、做、砌，不一而足……正所谓“怎一个‘打’字了得”？又比如北京话中的“给脸不兜着”，就比“给脸不要脸”生动得多，鄙夷的成分也更重。

    可以说《大话方言》以学者的功力，文化人类学家的视野，易中天“通吃”了南北方言，而且“吃”得环环相扣，深入浅出，妙语如珠，圆融浑成。读时忍俊不禁，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无穷让人眼界大开，其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是一部很有可读性的学术著作，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