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录片创作访谈录

湘里妹子

作者：王慰慈  方方
来源：


王慰慈：台湾淡江大学大众传播学教师，台湾文建会文化纪录片推广研讨计划主持人，台湾电影资料馆纪录片历史与目录整理计划共同主持人，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选片委员。


纪录片作品曾获台北电影特别奖、金带奖、报道纪实类一等奖、优等剧情片金穗奖，等等。

曾担任台北电影奖评审、短片辅导金评审、优良地方文化纪录片评审、金马奖评审、金穗奖评审，等等

方方：上海戏剧学院副教授，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研究课题《中国纪录片发展史》课题研究负责人。


台湾制作纪录片的方法：

方方：现在台湾一般拍摄纪录片的组成形式是怎样的？

王慰慈：经常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小组，长期合作。这个小组包括：制作人、执行制作、导演、摄影师、录音师，如果是胶片的话就还有灯光师、兼录音师，后制作的时候还有剪接师、剪接助理，剪接师也可能由制作人担任。

执行制作在选题的时候要到图书馆找寻材料，到各方面接洽；在拍摄的时候要联系场地，联系各方面的人事，管理吃、住、行；到剪接的时候他就是剪接助理，登记场记表，把一个一个镜头誊写下来，还要写出听写稿，访问的部分，每一句话第一个字都要写下来。所以，他要参加制作全过程。

现在国外流行一种形式，自己不剪片，由朋友来剪辑。因为自己常常会有太多的恋物情结，舍不得割舍，有太多的先入为主的思路。由专业的剪辑师找寻结构，选择要和不要，可以比较理性。

王慰慈：台湾的独立制片人就是到各个基金会要钱，片子拍了一段，就赶快拿到基金会去放，争取基金，就这样边走边要钱，直到一部片子弄完了以后，公司也关了。然后制片人再找一个强一点的制作人再去为一个新的题材弄钱。都是打游击的方式，非常冒险的。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对大陆的纪录片的看法

方方：您在大陆看了那么多纪录片，能谈谈您对大陆纪录片的看法吗？

王慰慈：大陆的纪录片拍摄手法，感觉编导介入比较多，说话声音经常会进去，比较接近深入报道的形式，隐约地感受到有一个主持人存在。《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有些不同，编导退缩在比较后面。很冷静，有时候感觉不到镜头的存在，虽然也在栏目里。本来纪录片在栏目播出，受到栏目时间的限制，但《东方时空·生活空间》每天播出，做得像连续剧一样，反而利用了栏目的优势，又不受时间的限制，看得很过瘾。

你们的麦克风，常会入镜，这种就很接近于报道类型的做法。我们往往很刻意地很自觉地注意，麦克风一定要在镜头之外，或者用微型话筒，夹在被采访者胸前。我们被教导的比较纯正的纪录片，大部分要去掉这种留有痕迹、破坏真实的东西。我的访问方式（我只是说一种方式，并不是暗示说这是特别好的）是这样的：我所有的镜头都拍得差不多以后，我已经很清楚我的素材需要什么样的主要的声音来衬托，也清楚哪些素材我准备做旁跳镜头的时候，我会拟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会寻找干净地方，让被采访者坐下来，给他戴上微型麦克风，然后采访音一定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的，我不会在现场随意地就把问题问掉。通常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方方： 但是，这样一来有些人就会说不出话来，那你怎么办？

王慰慈：那就要采取其他的方式。

方方：您认为编导以什么身份参加拍摄能使片子更动人？

王慰慈：我看《上海滩最后的三轮车》非常感人。感觉导演和他们打成一片，特别亲密，很亲近的感觉。我觉得这部片子摄影也非常好。三轮车夫他们在工作，在街头，在那里等待，车子的影子，等等。我看到你们的片子，大部分是跟着人物和情节走的，而这部片子不是仅仅跟着人物走的，不是哪个人说话就拍哪个人。他真正是在那里观察，以跳出来的身份这样的角色，再重新去定位摄影机，去看。他了解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他拍了老人独自坐在那里发呆的镜头，他很懂得什么时候该开机，不一定是人物说话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也可以拍。看得出摄影师很投入，他拍摄的东西架构了情境。

现在常常有这样的看法：纪录片粗糙是允许的。而你稍微讲究一点，注意构图，补一点灯光，就被说成是摆布，不应该介入到真实里头去。

方方： 这差不多成为一种定势。其实我想纪录片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王慰慈：是的。我这次到欧洲去选片，就看到一部在欧洲得奖的纪录片，全部是分镜头、打灯光的。拍得很精致，也很好。


台湾纪录片的题材

方方：目前台湾拍摄纪录片主要有哪些题材？

王慰慈： 最近几年拍原住民的很多，就是你们说的少数民族。不一定从人类学角度，编导也不见得有人类学背景，完全是从题材出发去拍的。近一年很多家庭纪录片出现，编导不到外面去找题材，就拍他自己的家人：父母、爷爷奶奶，等等。有一个片子，讲外公外婆，一个送养老院了，没多久另一个又进去了，两个都八九十岁了，城市的人没办法去照顾他们。作者在片子里面访问他的舅舅、舅妈，也访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苦衷。他自己也相当无奈，他什么也不能做。诸如此类，他把家庭问题都表现出来。

这也和小型摄影机普及有关系。有一个片子里面有一个镜头，是外公骂他的孙女：“你光拍光拍，阿公上厕所都没人扶了。”很自然的。然后一部分素材拿出去给朋友们看了，朋友们的反应也拍下来，又拿回来给阿公再看：“阿公你看，你不光是在家生病，你的问题有很多人关心，被社会讨论，被大家重视。”片子中有很多互动的关系，阿公觉得他是纪录片活动的一分子。

这样的拍摄最近在国际上也很流行，很受重视。先用小机器拍了以后，转成16厘米的胶片在大的场合播放。有一部片子，拍自己的父亲是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是临终前的两年拍摄的。你可以看到作者拍摄的技术不那么成熟，但是内心刻画很深，的确进入了纪录片的本质。因为你现在去拍外人，人家不愿意把内心暴露给你。在片子中，作者问她的父亲：“你既然知道自己是同性恋，为什么娶妈妈？你这不是欺骗她的感情吗？”这样的问题，做女儿的平时是怎么也不敢问的，但是，因为摄影机在场，摄影机变成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媒介。

这样大家又重新讨论摄影机的定位，纪录片的定位。在纪录片历史上，摄影机曾经变成过一把枪，很粗暴地冲进去对着人家拍摄；现在它变成可以沟通的，可以和人物建立情感的工具。

作者与父亲本来是不讲话的，父亲生病以后，她觉得需要去了解他，拍摄就成了了解的过程。片中有访谈，也有观察。比如他爸爸的男朋友，三十多岁的样子，对他爸爸非常照顾。他爸爸临终的时候，男朋友来帮他按摩、擦洗，给他弄得很舒服。让你感觉到他们真的很相爱。最后片子结束在他爸爸临终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本人不管机器，也进去帮助他爸爸插管子等等，镜头都拍下来了。看得很难过，是很成功的一个片子。

王慰慈：在栏目里做纪录片的确很辛苦。我说的这几个片子，都不是在栏目里放的。



台湾的纪录片教学

方方：听说，台湾有机构专门培养创作纪录片的研究生？

王慰慈：是的。在台南艺术学院纪录片研究所。

方方：台南艺术学院纪录片研究所大约有多少老师？

王慰慈：非常少，七八个。

方方： 那么靠什么维持教学？

王慰慈：就靠那些老师，还有一部分是兼职的。那里地点太偏僻。设备也没完全进来，还在开发。

方方：请问台湾台南艺术学院纪录片研究所招生情况？

王慰慈：从前年开始，每年招收12位左右。第一年招进来以后发现，应届大学生观念上、思想上、阅历上都没有能够成为拍纪录片的有雄心、有企图的人；第二年第三年开始方向就改了，要求是曾经拍过纪录片的人，至于学科成绩，稍微差一点也没关系。因为有业绩的人肯定考不过应届毕业生，单单一门英语就把他们全考垮了。这样第二、三届就招收到一些不错的人。但是这样也有缺点，有些人进来以前片子做得不错；但素养不够，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调查等等比较欠缺，就不太有做学问的基础，有一种土法炼钢的感觉。进来以后提高不快。

方方：请问招生考试的具体方法是怎样的？

王慰慈：他们的考试是很严格的。先通过笔试，考英语、社会学、新闻学，还要考技术的学科；考编辑；给他们一叠照片，让他们作平面编辑，用照片自己组合，说故事。通过笔试后，大约有60多人进入口试，口试有5个评审，针对一个考生。

方方： 每年大概有多少人来应考？

王慰慈： 每年都有两百多个人来考试。

方方： 学习的情况呢？

王慰慈： 头三年都是比较固定的课程：纪录片历史、美学、田野调查、社会学、经济学，等等。比较基本的，大家都在相同的步伐里；每年都要交的作品，这就有先后，一些人

的第一个作品还在做后期，而另一些人的第二个作品已经交上去了，有些人理论课就放在后面再修。

方方： 请问学生年龄是否有限制？

王慰慈： 我知道年龄最大的一个是1956年出生的。其他有很多都是在传播公司工作过的。

方方： 怎么通过毕业？

王慰慈： 要有作品，要有论文。论文要解说你的纪录片作品的理念。跟国外一样。

方方： 他们的作品是否要求播出？在传媒播出？

王慰慈： 他们的作品学校里办一个联合展，每年一次。这其实各个大学都要办。我的学生属影视专业的，就要搞毕业展：在外面搞公开的放映会，要请业界的专家们来做讲评。并不是竞赛性质，但在那样的场合你的作品被评得很差，那毕业后就不知去哪里工作了，心里会很难过的。

方方： 就是说不一定要在电视里播放，但有一个公开的放映仪式，请专家、资深人士来做讲评，做评价。

王慰慈： 对，不是一定要在电视里播放。

方方： 你认为搞纪录片的人，哪个年龄层次比较好？

王慰慈： 我觉得大陆的纪录片从业人员年龄层比台湾

的高。就是说你们这么大的年纪还一直有东西让你们拍，是很幸运的。我这样的年纪在台湾就属于老的了，我们的作品都不敢去参赛了，会被人家骂，抢人家的机会了。现在台湾纪录片工作者的年龄大约30岁上下。

方方： 你主持纪录片教学和推广，当纪录片奖评委，自己也做纪录片，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搞纪录片创作比较合适？

王慰慈： 搞纪录片最好是一些带一点傻气的人，他可以埋在一个地方很久不发芽，不吭声，他才做得出好的纪录片。太聪明了不行，太聪明一会儿一些事情就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他就分散了。一部片子三五年，要下功夫。我现在在做研究，在做推广，我很清楚如果不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在我手下是不会有好片子出来的。不光是纪录片，画家也是这样，所有的艺术创作者，一走上行政，路就岔开了，心安定不下来。（作者单位：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 邮编： 200040）




: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