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资料]女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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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客故事

??在江永县、道县老年人中间，还有不少行客故事流传着。例如在江永县，据说清末民国初年行客之风颇盛。行客中一人要结婚，另一人悲痛欲绝。新娘上轿之前，她的行客用针线将新娘的内裤与内衣缝在一起，然后用花带子把姑娘的身体捆得严严实实。目的是不让新郎接触新娘的身体，不准新娘与新郎同床做爱。婚后三天，新娘回娘家长住，她的行客要严格检查新娘的花带和内裤是否被解开。如果被解开了，并且与新郎做爱了，行客会狠狠打新娘一顿，视其对自己的爱情不忠。有的新娘为了忠实于行客，新婚之夜拒绝与新郎做爱。当新郎撕开花带，强行做爱时，新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朝新郎脸上脖子上刺去，造成流血事件。据老年人回忆，这种流血事情连发数起，引起官府注意，贴出布告严禁行客行为，此风渐衰。女书《面前狗叫有客来》是记录行客之间的对话，反映了行客之间强烈的妒情。

　　吃了饭，抹了台，面前狗叫有客来。
　　我到门前看一看，看见我姊到我家。
　　左手接起姊的伞，右手接起姊的篮。
　　厅屋有条红漆凳，让姊坐下我斟茶。

??结拜姊妹来访，她的行客态度很热情。接伞接篮，搬凳让坐，倒水斟茶，但是结拜姊妹似乎不开心。

　　吃了一杯不开口，吃了两杯不做声。

??为什么呢？原来是结拜姊妹快要结婚了，无法向行客交待。行客终于知道了，于是责问她：

　　还是我娘错待你，还是二人话不明？

??结拜姊妹回答说：

　　不是你娘错待我，不是二人话不明。
　　只是他家不修心，八月十五来求亲。
　　他家求亲求得忙，拆散一对好鸳鸯。

??行客的回答真叫人吃惊：

　　不要紧，不要忙，买些纸烛到神堂。
　　我去求神求得准，保起他家尽死完。
　　大大细细都死了，让我二人行得长。

??这是让神灵降害于求亲的男家，使他的一家大大小小全部死光。我们听到这样的话，那么有些行客用剪刀杀伤新郎，就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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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行客雷巧妹的调查实录

??雷巧妹，女，汉族，1991年笔者采访时她64岁，江永县冷水铺人。

??1、叙述江永县的行客的故事

??十岁以前，我常常听母亲讲行客的故事。母亲的奶奶那一辈，大约是清朝末期，当地结行客风气很盛。结行客，大多数是富裕家庭女孩子的事。行客到行客家里，一住一两年，吃你的，穿你的，穷苦家庭养不起。行客与同年、老庚不同。同年、老庚是结拜姊妹关系，行客虽然也是结拜姊妹的关系，但关系更深一些，感情更深一些。行客之间的行为一是摸对方的器官，二是用罗卜、黄瓜等刺激对方的器官。当地有人称行客为“罗卜干”，就是暗指她们之间的性行为。一般来说，行客最后还是要和男人结婚的，但有的在婚后仍然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行客之间的爱情有时超过夫妻关系。

??行客在桃州、夏层铺一带比较多。行客去行客家里时用轿子接、轿子送，很风光。住的时间也长，同吃同住，相随相伴，小的时候关系象同胞姐妹，长大了以后象夫妻一样。父母亲不敢干涉行客之间的事。干涉多了，行客就双双上吊自杀。有的父母不准女儿去行客家里长住，女儿可以绝食，扬言要自杀，父母只好让步。我认识何家村一对行客，她们的感情终生不渝。她们从小结为姐妹行客，感情融洽。长大以后由父母做主，各自出嫁成婚。妹妹生一个儿子，不久丈夫去世。姐姐生了两个儿子，丈夫对她比较好，家庭和睦。妹妹守寡养大了儿子，儿子成婚以后，她完成了做妻子做母亲的责任，就搬到姐姐家里去住，与姐姐一家人相处很好。后来姐姐的丈夫去世了，由两个行客带着两个儿子过日子。这两个儿子长大成婚以后，对两个母亲都孝顺。妹妹最终死在了姐姐家里，姐姐因过度悲痛不久也去世了。

??2、雷巧妹叙述母亲的奶奶结行客的故事

??雷巧妹的母亲叫何××，何××的奶奶叫熊××。熊××结过一个行客，两个人很讲义气。开始她们相约终身不嫁，但父母亲不允许。后来她们相约同年同月出嫁，仍然不能实现理想。最后不得不熊××一个人先出嫁。出嫁前，行客用针线把她内衣内裤全都缝起来了，外面再用花带将身体裹起来，不许她与新郎作爱。当地有不落夫家的习俗，结婚三天以后，新娘回娘家居住，生了孩子以后才能去婆家住。结婚头三年，妻子一年只准去丈夫家三次。春节一次，清明节一次，七月半一次。每次只准住一夜，第二天清晨天不亮就要走，不能让邻居看见。如果多住一夜才回到娘家，行客就不高兴，甚至会打她。另外，行客还监督着她。不准她的丈夫到娘家来看望她。婚前她们商量，三年之内不生孩子，等行客将来结婚后一起生孩子。但当时也不懂避孕，熊××一两年就生了一个孩子。行客很不满意，常常打孩子出气，狠狠地掐他一把，孩子就大声哭起来。当地一首行客歌有这样两句：“你打了我的宝贝儿，你不心疼我心疼”。因为打孩子，她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后来，熊××带着孩子去丈夫家里住，两个人的关系就疏远了。

??3、雷巧妹自叙结行客的故事

??我14岁的时候，去高等小学读六年级。寄宿在一个穷亲戚家里，生活条件很艰苦，而且离学校很远。同班女同学覃××，比我大一岁。两个人很对脾气，玩得来，很快成为好朋友。她的父亲长期住在外地，妻子和女儿在家居住。覃××家境富裕，主动邀请我去她家里住，这样上学只需走一里路即到。在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睡在一起，吃在一起，洗澡在一起，玩耍在一起，形影不离，结为行客。一年以后，我父亲当兵去了，母亲让我回家多劳动，不读书了。我与覃××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很难过。（雷巧妹讲到这里哭了起来），回家以后，逢年过节就去覃××家里玩。后来，覃××去县城读中学，我们的关系才疏远了。长大以后，我结婚了，丈夫何××是教师，1953年错判成反革命，强制支边到某农场劳动改造。1969年在文化革命动乱中回到江永县。因为他的“反革命”帽子没有摘掉，许多老同事和旧友不敢与我们来往，使我们感到孤独。有一天在街上，我偶然遇见自己小时候的行客覃××，两个人都很激动。她请我去她家里吃饭，我心里好想，但害怕牵连她一家人，没有答应，并且告诉她我丈夫是“反革命”。她说她不在乎，问了我住在什么地方。几天以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到我家来看望我和丈夫。我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说到这里雷巧妹再次流泪了），我想我与她的感情是永恒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过她和自己的丈夫。那个时期我非常思念她，但对她表面上是冷淡的，也从未回访过她的家庭。我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家庭，不能牵连人家。我丈夫的政治问题到1985年才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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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永县、道县的结拜姊妹与行客建立了一个与男性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女书就是这个女性社会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媒介。广州顺德、番禺等县也有一个自梳女的女性社会，张心泰《粤游小志》说：“广州女子多以拜盟结姊妹，名金兰会，女出嫁后，归家恒不返夫家，若促之过甚，则众姊妹相约自尽……尽十余年风气又复一变，则竟以姊妹花为连理枝矣。且二女同居，必有一女，俨若藁砧者。”这些同盟姊妹又称自梳女。她们的住房称“姑婆屋”，她们死后埋在“姑婆山”。在那些地方也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如果说顺德、番禺的女性是靠了物质的建筑——姑婆屋来保卫一个与男性隔绝的女性社会，那么江永县、道县的女性则是靠了精神的创造——女书文字，来维系那个与男性社会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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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经本网报道，江永女书国际研讨成果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网友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关注。尤其是江永女书起源说，更是惹人关注。近日，女书研究权威专家之一，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宫哲兵先生致信本网，将他此次在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上的研究论文公布，以期让关心女书的网友对女书有更多的了解。】

??摘要：女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的一种女性文字，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九十年代以来，在湖南省江永县之外又有几项重大发现，如南京市发现太平天国女书铜币，广西钟山县发现女书三朝书，湖南省道县发现一处解放前的女书活动中心——娘娘庙，在娘娘庙的石礅上发现不能识别的奇特文字等。

关健词：女书、太平天国、铜币、三朝书、娘娘庙。

作者：宫哲兵，1949年出生，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女书研究中心主任。

??1982年，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了一种女性专用的文字——女书。二十年来，对女书的破译、研究、抢救，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九十年代以来，在湖南省江永县之外又有几项重大发现，如南京市发现太平天国女书铜币，广西钟山县发现女书三朝书，湖南省道县发现一处解放前的女书活动中心——娘娘庙等。

一、 南京市发现太平天国女书铜币

??1、一枚花币

(宫哲兵与女书铜币收藏者冯京山合影)

??1993年4月，南京市业余收藏家冯京山在朝天宫古董字画市场购买了一枚花币。所谓花币，是指铜币上有奇特符号或文字的一类。在此之前，冯先生已购买到一些花币，有的上面有道教符 录，有的上面有佛教图案，有的上面有少数民族的文字符号等。

??冯京山1952年出生于江苏溧阳县，在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灯光设计与电工技师工作。他的业余爱好是跳交际舞与收藏古币。他1997年获全国交谊舞舞厅舞第一名，目前任中国现代交谊舞创作室艺术总监。冯京山现收藏古今中外币币一万一千余种，其中有90余枚中国古代珍稀铜币，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古币专家协会会员。

(太平天国流通女书铜币的照片)

?? 这枚花币是太平天国铜币，币正面有四个楷书汉字：“天国圣宝”。其“国”字特别，“口”内不是“或”（繁体），也不是“玉”（简体），而是太平天国铜币上普遍用的“王”。反面竖看有两个隶书汉字：“炎壹”。其“壹”字特别，写为“　”。在“炎壹”两字的左右边，各有四个奇特文字符号。冯京山起初不认识这八个字，后来在一些报刊杂志上见到湖南江永县的女书文字形体后，感到与铜币上的符号相似。他从湖南江永县文化馆周硕沂那里买来几本女书摹写本，对照以后识别了这八个字，右边四个字是“天下妇女”，左边四个字是“姊妹一家”。1995年，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冯京山在这一年写了一篇短文“太平天国女书文字币”，发表在1995年9月18日《扬子晚报》上，文章上附有铜币的正反拓片，女书文字非常清晰。

??2、两次去南京

??1995年出版的《江永县志·女书》，很及时地记载了这一发现。我从《江永县志》上读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不久后就自驾汽车到了南京。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院的同志与我有过交往，几年前他们曾专程到武汉，看我收藏的女书文本：《太平天国过永明》。这次我找到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帮我找到冯京山先生。他们联系后告诉我，冯京山先生到外地去了。他们同时告诉我，这枚女书铜币不一定是真的，还没有鉴定。

??有的学者认为这枚铜币是可靠的，值得相信，如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有的学者怀疑铜币的可靠性，理由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的铜币应该成批量的生产，仅发现一枚的女书铜币就值得怀疑。有的学者认为，铜币上的女书文字“　”，在当地妇女的作品中没有见到，而只在周硕沂的女书作品中出现。造币者是不是根据周硕沂的作品铸的铜币？

??2002年10月，中央电视台记者周泉泉在武汉对我采访，然后去南京采访冯京山。笔者与记者一起在南京走访了冯京山先生，在他的家中见到了女书铜币。这枚铜币直径55厘米，重60克，用青铜铸成，与太平天国时期的其他铜币相比、与同期清代“咸丰重宝”铜币相比，在成色与形制上相当接近。不相同的是，女书铜币的正中间只有一个3毫米左右的圆孔，而正式的铜币正中有一个一厘米左右的方孔。他问我铜币反面的八个字是否女书？我经过辩认后给了他肯定的答复：这八个字是女书“天下妇女，姊妹一家”。

??3、女书铜币是真的吗？

??我问他这个铜币是真的吗？他也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讲了古代铜币的生产过程：首先要做一个样币，报告官府铸币机关。这个机关审查合格后，或要求做一点修改后，定做几枚或十几枚正式样币，发给每个铸币工厂一个，这个正式样币称雕母币。这个女书铜币可能是一个样币，所以只做了一个，并且在正中还没有打出方孔。它可能按铸币机关的要求，进行过修改。但是最终它没有能够做成雕母币，更没有成批的生产与流通。

??我问冯先生，这枚铜币经过古币专家鉴定吗？冯先生答：我本人就是古币鉴定师，但我收藏的古币应由别的专家鉴定。1994年，南京市博物院的青铜器专家在街上开展活动，免费为民众鉴定青铜文物。我将女书铜币带去给专家看过，专家认为这枚太平天国的女书铜币不是伪造的，是真的。北京加德拍卖公司的古币鉴定师张大泉先生看过这枚铜币，他说是真的，愿出二十万人民币购买。我不卖，将来捐献给南京市博物馆。冯先生说，造假币者，一般造很有名的铜币，目的是盈利。他为我们算了一笔账：做一个模子，用青铜浇铸一枚女书铜币，最少也得花费一百多元；我在朝天宫只花了很少的人民币就买到了，做假币者总不会赔本吧！

??冯先生的个人资历是古币收藏家，又是古币高级鉴定师，听了他的介绍与分析，又亲眼见到这枚女书铜币，我与记者交换了看法。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枚铜币是伪造的，我们最好不要轻易地否定它的价值。况且，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太平天国时期，江永、道县有不少女子加入了女军，又随女军进入了南京。

??4、女书与太平天国

??湖南省江永县的女书文字为什么会出现在南京市的太平天国铜币上，这并不奇怪，完全有可能。清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湖南省道县、江永、江华县，受到民众的拥护，有二万余人加入了太平军。太平军中有一支女军，进入湖南时只有三千多人，离开湖南时已有万余人。可以肯定江永、道县有不少妇女加入了女军。攻占南京时，女军中的总制、军师等上层军官多由广东、广西的老姊妹担任，而百长以下的中下层军官多是湖南姊妹。

??南京陷落后，太平军的俘虏先受审后被杀，曾国藩保存了许多审问笔录。从这些笔录中得知，被杀俘虏中有道县田广洞村的妇女。田广洞一带是女书特别流行的地区之一。早在1982 年，笔者就曾在那里找到几位认识女书的老太太，收集到几种女书原件。女书作品中有《田广洞女子歌》等篇章。江永、道县女子参加太平军，自然也就将女书带到了南京。

??女性在太平天国中有比较高的地位，政治上有女丞相，军事上有女将军，文化上有女状元，教育上有女馆。在铸币机关和工厂，想必也有女官员与女工人。这枚铜币，可能是身居高位的女性，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使国家一度决定铸造一种写有女书文字的铜币。也可能是铸币机关的女官员和女工人，私下铸造的一枚女书铜币。
太平天国具有一定的男女平权的思想，被认为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的开端。洪秀全在其早期著作《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辈。”铜币上“天下妇女，姊妹一家”的铭文正是从这句话而来，这八个字的铭文也是太平天国女军中经常宣传的口号和思想。
　
二、 广西钟山县发现女书三朝书

??1、偶然获得

??钟山县一位退休干部梁永新，喜欢收藏古董字画。他退休前是汽车司机，常开车去红花瑶族乡星寨村，找他的朋友罗宅　玩耍。罗宅　解放前当过兵，走南闯北收集了不少东西。有一次，罗宅　送给梁永新几件陶器和几枚古币，又从纸箱中拿出几本旧书，问他要不要？梁永新事后回忆：“我第一眼见到这本蓝旧粗布和一条红黄相间的缎子缝制成的书面护套时，我就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梁从这些旧书中选择了这一本，带回家珍藏了很多年。

??这是一本精装女书，又称三朝书。岭南习俗，姑娘结婚三天后返回娘家。这三天非常热闹，称为三朝节，或打三朝。在三朝节的时候，新娘的母亲和结拜姊妹会把精美的三朝书作为礼物送给她。三朝书有布制的封面与封底，上面有丝线缝绣的各种图案。内蕊多为宣纸，每页四角贴有用红纸剪成的花样。书里一般用女书写着安慰新娘的话，思念新娘的话。当新娘想家想姊妹时，便可以拿出来读，也可以在空白页接着写女书。

??这本三朝书封面是红色，为16开本大小，共26页。前6页写满了女书，共8行100多个字。中间12页是空白的。后6页又写满了女书，每页大约9至10行。这6页上还附绘着6幅图画，如花草、鸟类、麒麟、八卦图、暗八仙等。梁永新仔细辩认纸上写的字，倾斜的，细长的，似汉字而非汉字，如同天书一样。

??2、天书是女书

??八十年代，有一天梁永新从街上买了一份南华早报，坐在家中慢慢地读着。有一则报道吸引了他，说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一种女性的文字——女书。报上附有一张女书文字的照片，梁永新不知为什么好象很熟悉，在哪里见过。他终于想起来了，罗宅　送给他的那本书，里面的文字与这个女书相似。他把那本书那种字找出来，与报上的女书照片对照比较，结果发现很多字都是一样的。哦！收藏那么久了，如今真相大白。

??他对周围的邻居讲，又对过去单位的同事讲，这件事越传越广，终于引起记者与学者的兴趣。2001年7月，梧州西江日报的记者王忠民来钟山访问，见到了梁永新和他收藏的女书三朝书。王忠民不能完全确定，打电话通知了中南民族大学的女书专家谢志民教授和李庆福副教授，根据电话中所提供的信息，两人初步认为钟山三朝书上写的很可能是女书。不久后，王忠民的报道“奇特女书，世界唯一”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钟山女书一时名气颇大。

??3、田野调查

??李庆福副教授很快就从武汉市到了钟山县，他在梁永新家里亲眼见到了这本三朝书，并仔细辩认了上面的文字。他兴奋地说，这确实是女书，钟山女书与江永女书在文字形体、书写风格、作品内容等方面非常相近。他又说，这很可能是当地的女书，与江永女书有不同之处。比如三朝书的尺寸，这里的比江永的大。他用尺量了，外长22厘米，外宽13厘米，内长21厘米，内宽10厘米。再如，这里的三朝书里面画很多，而江永的三朝书里画比较少。

??李庆福副教授、梁永新、王忠民一行，驱车70多公里，来到红花瑶族乡星寨村。当年送女书给梁永新的罗宅　老人，已在2000年去世了。他的侄儿罗增昌说，罗宅　 一生娶过6个老婆，都没有生过小孩。她们都是瑶族，有一个是本村人，有一个是小氓村人，有一个是沙坪村人。罗增昌说，罗宅　的女书，是他的一个老婆留给他的。究竟是哪个老婆留的，就不得而知了。

??星寨村还有没有人收藏着女书呢？没有发现。有没有妇女会认会写女书呢？也没有。但是75岁的瑶族老太太黄正妹说，她年轻时好象见过这种三朝书。还说，她年轻时自织的腰带上好象有这种文字符号。她拿出一些几十年前的旧腰带，上面果然有几个符号与女书相同。她没有文化，爱好纺织与刺绣。纺织与刺绣的图案是姥姥、母亲传下来的，或者是姊妹们提供的。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文字，她从来没有想过。

??4、女书与瑶族

??有不少学者认为女书是瑶族的一支——平地瑶的文字。理由是：（1）创造女书的女性是盘巧，这在女书上有记载，盘是瑶族的第一大姓。（2）江永县、道县从古到今生活着许多瑶族，境内千家峒是瑶族的发祥地之一。（3）清初湖南邵阳一带有瑶文流行，被政府下令禁止后，有可能进入江永、道县。（4）女书所记录的当地土话，与平地瑶话很接近。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女书是当地汉族妇女的文字，使用它的妇女主要是汉族，它记录的语言是汉语方言等。

??在钟山县发现女书三朝书，对于女书是平地瑶文字的观点，有一定程度的支持。因为发现女书的村子是平地瑶寨，女书过去的收藏者罗宅　是平地瑶，他的几个妻子也都是平地瑶。这里流行的平地瑶话，与江永县、道县的平地瑶话一样，与土话很接近。在当地平地瑶妇女使用的腰带上，发现了几个与女书相同的符号。有些平地瑶妇女回忆，年轻时好象见过女书三朝书。

??罗宅　生前有一个妻子是沙坪村人，这是一个重要线索。钟山县两安乡沙坪村有一千一百多人口，主要有四姓：赵、黄、盘、邓，均系红头瑶，属平地瑶一种。他们是六百年前从灌阳、江永、道县交界处的千家峒逃亡迁居于此的。沙坪村门楼有一块清代石碑记载：“始祖历来出身全州观阳千家峒，七姓人等分散，赵芳四、黄富四太祖于（洪）武元年流落居住沙坪。”这说明，钟山瑶族与江永、道县瑶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对女书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还需要探讨。

??5、女书怎样从江永传入钟山？

??据我多年的研究，女书是江永县妇女盘巧在清代创造的。它是怎样传入钟山的？我认为有这样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文字有传播性，江永县周边的道县、江华县、广西富川县，据调查历史上都有过女书。尤其富川县，据说在油沐乡油草塘村就有读纸读扇唱女书的活动。富川县与钟山接壤，江永女书完全可能通过富川而传入钟山。

??另一种可能，江永县一位喜爱女书的女子嫁去钟山，她将这本三朝书带到了钟山。三朝书传了几代人之后，落到了罗宅　的手中，罗宅　将三朝书送给了梁永新。最早将三朝书带到钟山的女子，有没有在钟山县教别的女人写女书？也就是说，女书在钟山县有没有流行过，目前还不能下结论。

??在江永县，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认为钟山县女书是近几年从江永县卖过去的。江永女书出名了以后，周边地区有些古董字画商人，曾到江永县来购买三朝书。可能有一个商人买了三朝书，提高价格又卖到了钟山县，最后落到了梁永新的手上。

??2002年11月，我曾打电话给梁永新，首先问有没有女书新线索？他说没有，近几年很多人在找，但始终没有发现第二本三朝书，也没有发现写在其他物件上的女书文字。我又问，这本三朝书有没有可能是近年来从江永卖过去的？他断然否认，说，我从报上读过，江永女书是你1982年发现并介绍到外界的。但罗宅　送我女书三朝书是在七十年代末，放在我手上已经二十多年了。他非常欢迎我去做一次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谢治民教授认为这本三朝书不是近几年从江永卖过去的，因为它与在江永发现的三朝书形制不太一样。如尺寸大一些，封面有特色，里面的画多一些等。谢教授又说，罗宅　年龄很大，不往外跑，也不收集购买古董字画，他的三朝书，应该还是他的某一个妻子留下来的。

??三、 湖南省道县发现女书又一活动中心——娘娘庙

??1、道县也有女书

??江永县舍下村的花山庙，是女书活动的中心。解放前，每年阴历五月初十后三天，是花山庙的庙会。赶庙会的妇女为多，她们来供奉姑婆神。她们手拿写着女书的纸扇、巾帕，向姑婆神跪拜，求家人平安，求子，求福，求去病去灾等。民国二十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是最早关于花山庙女书的明确记载：“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目前，国内外对女书的了解，往往只知道江永有女书，不知道道县也有女书。只知道江永有个女书活动中心花山庙，不知道道县也有个女书活动中心娘娘庙。80年代，我就到过道县的田广洞村，在那里找到过好几个会写会认女书的老太太，以及她们收藏几十年的女书三朝书。在道县新车村，我找到了78岁的陈巨雄老太太，她12岁跟奶奶学会写女书，到1985年我访问她时，她还能写出不少女书文字呢！1991年，我与江永县政协熊定春先生一起去道县调查，才发现道县女书活动中心不在田广洞，而在新车乡龙眼塘村的娘娘庙。娘娘庙会的规模，也绝不在花山庙之下。

??2、龙眼塘田野调查

??龙眼塘村离江永县桐口村只有五公里，桐口村是女书创造人盘巧的家乡。龙眼塘自然村有162户，620人，全部姓赵，汉族。查民国二十年赵氏族谱，赵氏于宋代从浙江迁来此地居住。村里建有一座娘娘庙，据族谱记载，该庙正名叫龙母庙，供奉龙母娘娘。传说有一年大旱，饿死民众无数，屡次祭神无效。一天，陈道士做法求雨，一太婆经过时对他说，求也无用，上帝有令禁雨。道士听说后知其非凡人，与民众数百跪求。太婆说，我可施雨，但受上帝惩罚必死，死后请立庙祀我。说完狂风暴雨，连续三天，河边有一巨蟒僵尸。民众埋尸立庙，祭祀这位龙母，在此祷雨特别灵验。

??解放前，娘娘庙最热闹的庙会，是阴历二月初一和以后的几天，人山人海，妇女很多。妇女们来这里读纸读扇，纸上扇子上写满了女书。女书的内容大多是求子求福，去病去灾。我们调查时，遇到来这里找姊妹玩的何玉仙老太太，70多岁了。她娘家是江永县河渊村，嫁到道县桐溪尾村。她说自己解放前每年请人做一把扇子，在扇子上写女书，内容是讲做姑娘好，嫁到婆家好苦好难。她带着扇子去娘娘庙，读给娘娘听。读完了就在神龛前烧掉，这样娘娘才可以收到。她自己不会女书，要花铜币请那些会女书的人做扇写字。我们还遇到85岁的老太太蒋志翠，娘家是道县水湖洞村的，20多岁嫁过来。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常在这里读女书扇子，每年二月初一，娘娘庙女人如潮，每人拿一把女书扇子读啊唱啊，好高兴。

??很多女书作品中都提到龙眼塘或娘娘庙，来的妇女不仅有道县的，还有江永的，可见娘娘庙是女书活动的中心，并不亚于花山庙。有一篇女书《写信一张到贵神》这样写：“今日二月初一日，奉到远乡龙眼塘，惊动娘娘玉手接，请敬娘娘听我因。我是出身姓何女，自细可怜没父亲。······”另一篇女书《把笔修书记扇上》这样写：“把笔修书记扇上，寄到远乡龙眼塘，年年进乡来一趟，清香清纸要领情。我是龙田叫银色，看望娘娘救我身。······”这是江永县龙田村女子何银色写的女扇。也有道县女子卢明写的女书《凤姑娘娘本显灵》：“把笔提言我写信，奉到远乡龙眼塘，凤姑娘娘本显灵，年年二月来一转，起眼望来热闹多，道州卢明来进香。······”

??3、考察娘娘庙遗址

??我们在村干部的陪同下，出村向西走半里路，在娘娘庙山的山脚下，考察了娘娘庙遗址。赵氏族谱上有民国时娘娘庙的绘图，山上有一股泉溪下来，庙建在泉溪上。过去有三座大殿，南有戏台，北有龙母祠，当中有过厅。1958年大跃进运动，修水库，缺石板，就把娘娘庙拆了。石碑石板都搬到水库上了，墙还在。文化革命又拆了一次，墙也没有了。我们发现娘娘庙的台基还在，三、四丈宽。门口处有两个石狮子和八个石礅，做工很精美。石礅上刻着二十多个文字符号，不是汉字，有几个象女书，有几个又不象女书。

??村干部站在一个石礅旁，介绍说，过去娘娘的塑像就在这里，身着红衣服，头戴彩凤冠，脸上化妆，象唱戏里的公主形象。娘娘坐在椅子上，旁边坐着两个女儿。再旁边有孔子、菩萨、雷神等塑像。在遗址的周边，我们发现地上有几处正在燃烧的香火，旁边有刚烧完的冥币。村干部说，没有庙了，但有香火，大多数是妇女来求娘娘。我们问这一带还有没有人会女书，或带女书来敬娘娘？他回答说，会女书的老太太可能还有几个，但没有人拿着女书敬娘娘。

??4、新世纪娘娘庙周边考察

??2002年，我听说在几年前娘娘庙已经重建，还重塑了娘娘像，于是与何正泽、熊文先生一同前往考察。当时正在修路，汽车开不进去，乡亲们告诉我们，重建的娘娘庙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个平方米。我们在娘娘庙周边的几个村子进行了走访调查。在田广洞村，80年代还会女书的几个老太太全死了。村子里的老太太说，解放前，会女书的妇女每年要去龙眼塘娘娘庙一次。

??在麦山峒村，男女村民只要一见到女书样品，马上说这是女书文字，我们村有人会认会写，过去在娘娘庙读纸读扇。几个老年的都过世了，现在有个50多岁的陈清清会认会写。我们到陈清清的家里，她丈夫和侄媳妇都说她会写，是向她母亲学会的。她的女红也非常好，她将女书文字绣在服饰与花带上。可惜陈清清到广东去了，帮她打工的儿子带小孩。

??在立福洞村，我们遇到60多岁的妇女义翠中，她的娘家是江永县葛覃村，母亲会女书。她见到女书就认识，说自己年轻时也会写一些，但是现在已经忘记了。陈全旺是村支书，他告诉我们，村子里有个30多岁的妇女卢红华，是从江永县桐口村嫁过来的。她20岁时在桐口参加过义年华办的女书学习班，现在还会写一些女书文字。
　　从这次调查我们感觉到，龙眼塘的娘娘庙的确是道县、江永县的又一个女书活动中心，它的地位与花山庙一样的重要。在它的幅射下，周围的村庄曾有过繁荣的女书文化。当前，女书专家们正在呼吁抢救女书，江永县政府也正在兴建女书村、女书园。道县娘娘庙虽已重建，但很简陋，而江永县的花山庙遗址上仍然是一片断垣残壁。如果能够重建花山庙与娘娘庙，恢复这两处传统的女书活动中心，再现历史上女书庙会的热闹场面与文化内涵，对于抢救女书文字、发展女书旅游，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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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新的女书重大发现，虽然有些在学术界还有一定争议，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八十年代对女书的一些观点。比如我们曾经认为，女书是一种仅在民间流行的手写文字。假如太平天国女书铜币不伪的话，那么女书也曾经是一种国家政权承认的文字，是一种金属币的铭文。我们曾经以为，女书活动的中心在江永的花山庙，而根据新的调查，道县的娘娘庙也曾经是女书活动的中心。我们曾经以为，女书只在江永和道县流行，而我们现在知道，女书以江永县为中心，向四周传播和扩散，到达过江苏和广西某些地方。我们盼望在21世纪，对女书有更多的新发现，使我们对于这种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宫哲兵  来源：永州市政府信息网)

资料员

宫哲兵致信红网

　　【编者按：经本网报道，江永女书国际研讨成果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网友纷纷来信来电表示关注。尤其是江永女书起源说，更是惹人关注。近日，女书研究权威专家之一，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宫哲兵先生致信本网，将他此次在江永女书国际研讨会上的研究论文公布，以期让关心女书的网友对女书有更多的了解。】



(宫哲兵给女书爱好者签字)


　　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流传的一种女性文字。它是妇女创造、妇女使用、写妇女生活的特殊文字。它记录的是当地的一种土话，形体呈斜长的菱形框架，风格飘逸、舒展。女书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音节表示一组同音不同意义的语词。八十年代女书的发现，轰动了世界，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是关于女书的时代和起源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甲骨文时代的文字，与甲骨文有密切的关系，是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古文字（1）。还有人说它直接继承了史前刻划符号，由原始社会演变发展到今天（2）。这些“难以捉摸的玄想”，妨碍了对女书进行科学的研究。笔者认为，女书决非甲骨文时代的文字。

一、 女书造字者不可能早于唐代

　　围绕一种文字，往往会流传关于这种文字造字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会大体上反映这种文字的时代。例如汉字传说由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这反映了汉字发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关于女书的造字者，江永县流传三种说法。

1． 女妃造字

　　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一美女被选进皇宫。她远离亲人与姐妹，满腹忧伤，欲诉无人。于是她根据家乡的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秘密文字，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幸，托人带回自己的家乡。她转告家乡的结拜姐妹，要用土话去读字。有人认为宋钦宗时代江永荆田村的才女胡玉秀即这位女妃，但胡玉秀并未入选皇宫。

2． 盘巧造字

　　很久以前，上江圩乡桐口村有一个姑娘叫盘巧，她最会唱歌，擅长女红，喜欢结交姐妹。有一年，盘巧在山上砍柴时被道州官府的猎队抓走，关在道州城关。亲人和姐妹不知她的去向，无法营救。盘巧用织花边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的信藏在猎狗身上，传回到家乡。姐妹们用土话读出了这些图案字，看懂了信的内容。亲人们去道州城关救回了盘巧，从此这种图案字就在当地女性中流传开来。

3． 九斤姑娘造字

　　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一生下来就有九斤重，大家都叫她九斤姑娘。九斤姑娘爱唱歌，精通女红，与很多姑娘结老庚。老庚之间感情深，要写信，但大家都不认识汉字，学习汉字也非常难。怎么办？九斤姑娘最聪明，她用姐妹们的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义年华写过一篇女书《要问女书何处来》：“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我认为这三个传说讲的是一件事情。造字者名叫盘巧，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口村人。因一出生重九斤，故外号九斤姑娘。她擅长唱歌、女红与结交姐妹，她最初用纺织、女红图案创造了一种记录土话的文字，后来大家在使用中又借用了许多汉字。第二个与第三个传说，明显地可以看出是一回事。而女妃造字与盘巧造字，在根本点上也是一致的。

　　女妃与盘巧，家乡是相同的。都是江永县上江圩乡桐山岭人，一个住荆田村，一个住桐口村，这两个村子紧挨着，仅隔一条河。她们的经历是相同的，都喜欢唱歌、女红、结交姐妹。都经历了远离家乡、亲人、姐妹的痛苦。她们的造字方法是一样的，都是用纺织、女红图案造字，都要用土话去认字。盘巧造字的可信性大些，而女妃造字的编造性明显，可能是盘巧造字的传说演化成了女妃造字的故事。

　　那么盘巧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不可能早于唐代，因为桐口村与荆田村均建于宋代。桐口村的主要居民为卢氏，据《卢氏族谱》（木刻本）记载，宋代其祖先由山东曲阜迁来，始建桐口村。元代以后，才有周、刘、盘等其它姓氏杂居其中。荆田村全村为胡氏，据《胡氏族谱》（木刻本）记载，祖先在宋代从山东青州迁来，始建荆田村。由此可见，造字者盘巧（九斤姑娘）或女妃，不可能早于唐代。　

　　从“九斤姑娘”的称呼看，造字者有可能是清代的人。一个姑娘出生时重九斤，人们将她称为九斤姑娘，老了以后称她为九斤老太，这种称谓民俗流行于清代与民国，鲁迅作品中就有九斤老太的称谓。盘巧（九斤姑娘）本是桐口村人，由当代本村的著名女书传人义年华认定她是造字者，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二、女书作品具有明清口头文学的风格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女书作品中应该有大量的先秦故事与文化。女书由先秦流传至今，也应该反映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的重大事件与民俗文化。然而事实决非如此。

　　女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妇女生活、劳动、爱情与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清末和民国，清以前的罕见。另一类女书作品，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改编成女书叙事诗，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这些汉字叙事诗绝大多数是流行于明清时代的，说明女书的这一类作品历史并不是非常古老。

　　女书作品中叙述的人物，大多是明清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物，如玉皇大帝、包公等。玉皇大帝在宋以前称天帝，宋真宗赐于他玉皇大帝的封号，明清时进入通俗文学作品中，普及到了民间。特别是通过《西游记》，使玉皇大帝这个神话人物人人皆知。再如包公，本宋代人，作为文学人物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明清时才广泛流传于民间。

　　女书作品中所反映的观念，基本上是明清时代的。例如对于女性贞节观念的高度重视，先秦、汉唐文学作品中是不突出的。宋明理学开始提倡妇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明清时推广到民间，逐渐登峰造极。又如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观念，大量进入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是在明清时代的事。
女书作品的文体几乎全部是七言叙事诗，这种体裁在先秦汉唐是少见的。唐代流行变文，宋代流行说书，把七言叙事诗作为唱词，明清最为盛行。华中师范大学的民间文学专家刘守华教授认为：“从文本的形态考察，女书作品与明清时期流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有协调一致的风格，看不出它有更古老的文化成份。”（3）


三、 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女书大约有1200多个表示音节的单字，其中大部分是借用和改造汉字而形成的。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分为古汉字与今汉字。古汉字指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今文字指汉代流行的隶书、以及汉代以后通行至今的楷书等。

　　女书是什么时代的文字，它就会借用那个时代的汉字。研究发现，被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中，绝大多数不是古汉字，而是今汉字——楷书，这证明女书不大可能是先秦古文字。在甲骨文中，象形、象事文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只有20%左右。如果女书直接借用甲骨文，那么女书中的象形、象事文字应该特别多，然而事实上女书中的象形、象事字很少。楷书中，形声字占80-90%。女书借用的汉字中形声字比较多，说明女书借用的汉字是今汉字而非古汉字。

　　甲骨文流行于商周时期，主要在宫廷内使用。商周以后，甲骨文埋藏地下，朝野无人得知，史籍从无记载，直到清朝末年才被偶然发现。从商周到清末，没有人见过甲骨文，当然江永县的妇女也不可能见过甲骨文，他们（她们）怎么可能直接借用甲骨文而创造女书呢？

　　如果说女书在商周时期已经创造出来了，那么这种文字是怎么由北向南推进的呢？经过哪种路线、传播过哪些民族和地域？如果找不到中间环节的证据，那么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几千里的空间跨度，又怎么去加以说明呢？中国是一个重视古代文字、又重视修史修志修谱的国家，假如女书是从北到南，流行几千年的一种活文字，在历史上毫无记载，似乎也不大可能。

　　女书的极少数字形与甲骨文相同或相似，这并不能说明女书与甲骨文有直接的关系。楷书是由甲骨文发展而来的，因此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女书大量借用了楷书，所以有些字形与甲骨文相似，是不奇怪的。

四、女书借用了大量的简体汉字

　 女书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少数是繁体字，多数是简化字。如 ：
　 是借“双”而非“ ”；　 是借“斗”而非“ ”；　是借“后”而非“ ”；
　 是借“圣”而非“ ”；　 是借“号”而非“ ”；　是借“声”而非“ ”；
　 是借“劝”而非“ ”；　 是借“几”而非“ ”；　是借“个”而非“ ”；
　 是借“难”而非“ ”；　 是借“经”而非“ ”；　是借“罗”而非“ ”；
　 是借“空”而非“ ”；　 是借“变”而非“ ”；　是借“千”而非“　”；
　 是借“里”而非“　”；　是借“义”而非“　”； 是借“归”而非“　”；
【编者按：“”中部分文字可能无法显示】

　　这样大量地借用和改造简化汉字，证明女书的文字决非古老。简化汉字在古代称为“俗字”，宋元俗文学的流行，才使俗字多了起来。钱玄同先生说：“现在通行于民众社会的简体字，·····十有七八都是从宋元时代流传下来的。”（4）清代俗字最多，且知识分子也不以用俗字为耻。学者黄宗羲、吕留良、文字学家江永、孔广森都喜欢写俗字、简体字。（5）清末与民国开始了早期简化汉字的运动，俗字在民间空前普及与流传。女书借用大量的俗字、简体汉字，足证它的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

五、女书中的吉祥图案与字符具有明清的时代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十个女书文字与汉字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它们与当地妇女纺织、女红图案相同或相似。在当地关于盘巧（九斤姑娘）造字的故事中，也说女书是根据妇女纺织、女红的图案创造出来的。在女书花带、巾扇等物件上，我们可以发现双凤戏萄、彩蝶纷飞、猎人捕鹿、盘王过海、天女散花等吉祥图案，还可以发现女书文字中有 卍（万）、[“山”下加一个“巾”]（寿）等吉祥字符。我们很难找到这类吉祥图案、字符与先秦文化的联系。相反，中南民族学院的民俗学专家何红一副教授说：“女书文字与工艺品中所反映的吉祥文化、图案、字符等，带有明显的明清时代的特征。”（6）

　　大多数研究女书的专家都认为女书有两类文字。一类是独创性的文字，独体字多，结构简单，数量较少。另一类是借用与改造汉字而成，合体字多，结构复杂，数量较多。上面的分析说明，这两类文字都不是先秦古文字，它们被创造的历史并不是很久远，大约是在宋元以后。

六、 没有五代以上的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

　　女书的传授方式是妇女在家庭内一代传一代，那么女书大约传了多少代呢？我们采取由今及古的方式层层上推，以得出女书的大致时代。

　　八十年代后期，桐口村义年华在村子里办了一个女书学习班，培养了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女书小传人，这些人如今也有三十多岁了。同一时期蒲尾村的高银仙在家中教自己的孙女学习女书。她们的女书水平不是很高，但可以认为是最年轻的一代女书传人。

　　2000年笔者在江永县调查时见到女书传人何新艳，她是铜山岭农场河渊村人，62岁。她外婆是龙田村人，小时候在那里学会了女书，后嫁到道县田广洞村。何新艳10岁时父亲被仇人所杀，就躲难逃到田广洞外婆家里。从那以后的几年里，何向外婆学习女书。这次调查还见到何静华，62岁，允山乡人。有一个姨妈在上江圩乡居住，8-10岁时，何新艳常去姨妈家玩，在那里学会了女书。何新艳与何静华是往上推第二代的女书传人。

　　八十年代创作了大量女书新作品的高银仙、义年华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高银仙1990年逝世时88岁，义年华1991年逝世时84岁。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女书传人是阳焕宜，她1909年出生，至今健在，已经有92岁高龄。道县新车乡新车村的陈巨雄老太太也是女书传人，1985年我去调查时她78岁。阳与陈也是往上推第三代女书传人。

　　高银仙是跟她姑姑学女书的，义年华是跟她伯母学女书的。据高与义说，她们母亲那一辈妇女，女书传人特别多，当地每个村子都有几个精通女书的妇女，她们就是往上推第四代的女书传人。第四代所经历的是清代与民国的替换时期，现存的大多数女书作品是那个时代的，说明那一代是女书最鼎盛的时期。

　　陈巨雄老人是跟她奶奶学会女书的，她奶奶那一辈人就是往上推第五代人。笔者是最早发现和研究女书的学者之一，女书流行地区的几乎每一村庄我都去过，几乎每一个女书传人我都见过。根据我的询问与调查，当地极少有人提到过比五代更早的女书传人的名字和故事。如果一代人按25年计算，那么我们只能往上追溯到125年左右。

　　女书文字大多写在纸、书、巾、扇等物件上。有些女书传人过世时，她的亲人将她的女书物件焚烧，表示送入阴间供她继续读唱。但并不是全部焚烧，有些要留给后人，例如高银仙、义年华过世时留给后人大量的女书物件。笔者20年来见到100多件女书物件，也收藏有几十件女书物件，经过询问与调查，没有发现距今五代人以前的女书物件。

　　我的这一调查结论与唐功伟先生所调查的结果是基本上一致的。他多年担任上江圩乡中学校长，对女书流行地区的情况很熟悉。他90年代调查统计了上江圩乡的女书传人49人，最早的女书传人距今110年前出生。距今100年前出生的有10人，距今80岁以下的7人，距今80-100年前出生的有29人，不祥者3人。他还调查到有四位男性会写女书，其中有3人距今120-130年前出生，1人距今95年前出生。（7）

　　如果女书是先秦古文字，那么民间应该有历朝历代女书传人的故事，民间收藏的各种女书物件中应该有非常古老的文物。可是，我们从女书传人与女书物件往前追溯，只能追到距今140年左右，大约是清代的后期。而江永县的史志文献，也正是在清代后期出现了女书的记载。

七、 清末民国才有女书的文献记载

　　江永县共编纂7部县志。明代两部，即万历23年一部，崇祯6年一部。清代四部，即康熙6年一部，康熙48年一部，道光26年一部，光绪33年一部。1995年又新编县志一部。

　　明代两部已亡佚，仅存两志的序言，序言中无女书的记载。清代前三部县志保存完好，均无女书的记载。女书流行的上江圩乡、消江乡、城关镇等，是江永县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地区，如果妇女中流行一种文字，写有那么多的作品，举行那么隆重的集体活动，居然不被县志记载，是令人奇怪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江永县女书活动中心是花山庙，妇女们每年阴历5有初十聚会花山庙。她们手拿写有女书的巾帕、纸扇，烧香焚纸，高歌赞颂花山庙的主神姑婆娘娘。江永县志对于花山庙的记载，是有一个过程的。康熙年间的两部县志没有花山庙的记载。道光26年县志有花山庙的记载：“每当五月间，香火最盛”，但没有以女性参加为主的记载，也没有女书文字的记载。

　　光绪33年江永县志的记载就不同了，它记载了花山庙会以女性参加为主：“每岁五月，四乡妇女膜拜，香火最盛。”又在《艺文志》中收录了一篇《花山行》诗，诗中描述了花山妇女庙会的热闹场面，其中有这样两句：“巾扇年年逢五月”、“歌喉宛转出高林”。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女书文字，但根据花山庙会的习俗，巾帕和纸扇上用女书文字写着歌词，妇女们边看歌词边高歌颂神。

　　直到民国20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才有了关于女书文字的明确记载：在江永县的花山庙，“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绳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这里记载的“蝇头细字”即女书无疑。女书写在纸扇上，这与光绪33年县志记载的“巾扇年年逢五月”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 在女书最流行的上江圩乡，有许多古老的村庄，始建于唐宋元明的均有，许多姓氏都修有族谱。笔者收集到唐氏、义氏等十多种族谱，最早的有宋代的，最晚的有清代中期的，全部是木刻印刷的。族谱中有大量的妇女民俗描写，还有很多诗词散文，但所有族谱中均无女书文字的记载。

　　清嘉庆年间进士蒋云宽曾任刑部主事，辞官后回家乡江永县长居，收集大量当地民风民俗，写成《近游杂缀》一书。书中有大量篇幅描述了江永县妇女的生活、劳动、文化和家庭，其细微程度令人惊叹，然而却只字未提女书。书中祥细记录了自己亲历花山庙会的盛况，却对巾扇、女书毫无叙述。这是否说明，清代嘉庆年间，江永县还没有女书流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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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女书不属于先秦古文字，它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其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将女书与甲骨文扯在一起，毫无科学根据。日本汉学家小幡敏行说：

　　“许多研究表明，甲骨文和隶书以后的字形没有显著不同，因此，不如说女书是对后来的字体加以改造，其结果，反而与甲骨文近似，这种看法是比较自然的。例如，女书的‘步’字，酷似甲骨文字，但仔细观察其构造，就会发现，甲骨文字左右二足系会意，而女书只不过是‘止’与‘少’的组合。实际上，足的象形并不是构成要素，这一点是明了的。从而，女书的‘步’字不能认为来源于甲骨文字。况且，撇开字义讨论字形的近似，有时可能偶然一致，但缺乏说服力。姑且不谈计量语言学的手段，至少对发音和字义置之度外，单纯比较对照形体是无意义的。总之，女书与甲骨文类似的观点说到底没有跳出直观印象的框框，不能成为解开起源之谜的根据。还有的学者指出，女书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符号相似，对此总有种荒唐无稽之感。”（8）

　　著名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也说过：“女书创造于什么时期，也是一个关健性的问题。女书创始于近代的说法，（9）或许比较接近事实。至于说，女书创始于甲骨文时期甚至更早，那是难以捉摸的玄想。”（10）

注释：
（1） 谢志明《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李荆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
（3） 刘守华先生在2001年武汉“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研讨会”上的发言。
（4） 转引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32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
（5） 同上，第320页。
（6） 何红一女士在2001年武汉“中国女书文化抢救工程研讨会”上的发言。
（7） 唐功伟《上江圩的妇女文字》，《奇特的女书》，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8） （日）小幡敏行《关于女书的几个问题》，原文载日本东方书店《东方》杂志第137号。译文载宫哲兵《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9） 女书创始于近代即清代后期的说法，参见宫哲兵以下论著：
　《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第2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女书时代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 期。
　《女书的时代》，（台湾）。《妇女研究通信》总25期，1992年。
　《女书兴衰的社会原因》，《求索》1992年第1期。
（10） 周有光《奇特的女书》序言，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作者：宫哲兵  来源：永州市政府信息网)

资料员

　　湖南省江永县是1955年将江华县部分地域划入永明县而改今名的。位于湘南，湘桂边境，在萌渚、都庞二岭之间，这里山青水秀，但又十分闭塞。古为百越人居住繁衍之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湖南仍是越民族集中分布的地方。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中流传着一种奇特的汉文异形字，是独为妇女使用的性别文字，当地妇女们便把自己使用的文字叫做"女书"。"女书"之名就是根据当地妇女的命名而命名的，它既指"女书"文字，也指用"女书"文字撰写的作品。

　　 "女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仅仅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及其周围方圆不到百里的范围内流传，而且仅为妇女使用，于此，史志不载，族谱碑文不述,现存的"女书"文本，最早时期没有超过清代。其传习均属家教亲授，世代相传，谁也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也不为外界知晓，连著名的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听说"女书"后，也"感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中国女书集成》序）直到1931年7月，和济印刷公司印、曾继梧编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上册）有关永明部分才有所披露，并未引起社会注意。1979年江永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周硕沂执笔编写的《江永县文物志》中的"蚊形字"一节，专题介绍了女书，并附了《女书之歌》。
　　1983年7月《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发表了宫哲兵的《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此后，由于地方和中央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才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吸引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的浓厚兴趣，前往江永县进行调查，参予抢救这一濒临失传的珍贵文化遗产。在探讨"女书"的历史来源上，聚说纷纭，都源于当地美丽的传说，不足为据。

　　《江永"女书"之谜》的作者谢志民先生在分析"女书"与古汉字的类同关系、部分字符构造所表现的古代文化特点，提出"流传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是一系非常古老文字的遗留，绝非宋元之物，它至迟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江永上江圩一带，古为民族交融之地，至今当地居民中，不仅所操的汉语土话里留有古越语言'底层'，在传统的风俗习惯中，除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外，还遗存有明显的越风、楚习、巴俗。因而流传在江永上江圩一带妇女中的'女书'一系文字，不能排除有可能是古代百越文字、楚文字或巴文字的孑遗和演变，尤其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谢志民先生在指出"'女书'记录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然而'女书'和它所记录的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后却发生疑问："'女书'流传区与操壮侗语族语言诸民族居民相距甚远，'女书'中这些属于壮侗语族的语言成份及其语法结构从何而来？"殊不知，楚人征服湖南后，居住在湘北、湘中地区的越人或被消灭，或被驱逐南下。后定居在湘南地区的越人，一直延续到汉代，随着汉族统治阶级对越人的迫害加剧，又更向南或西南迁徙，成为今天湖南、广西、贵州毗邻地区侗族的主要来源。广西壮族也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发展而来。"女书"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分化聚合的语言现象，"女书"与壮侗语族是古代百越文字语言的"同源分化"，"女书"和所记录的土话与现在所称壮侗语族保留的古百越语言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中的一部分是相同的，女书与汉语又"异源聚合"，从而形成了"记录的是汉语江永方言上江圩一带的土话"，"土话中却明显地存在部分属壮侗语族的词素、词和语法结构"。以上推论是否可以作为"女书"是"古百越文字的孑遗和演变"的又一佐证呢？只好由他人评说。

　　女书没有印刷出版物，而是用棍子（笔），后用毛笔沾墨汁写在毛边纸上、折扇或手帕上，也有绣在手帕上、织在花带上的。自上而下，从右向左，字形倾斜成菱形，周围还描上装饰花纹。女书叙述的事都是妇女的事，包括婚姻家庭、生产劳动、社会交往、女红艺术、文化娱乐、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多方面，系统地反映了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妇女的喜怒哀乐，她们在旧时代的卑贱社会地位及其对封建压迫所表现出的愤怒与抗争。女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体，每句字数固定，大都是七言诗，少数五言诗，也有七言间五言，五言间七言和长短句，它有特殊的韵调格律、修辞方式、比兴手法。可分为创作、记录、翻译三类。创作是自己炼词造句，连句成段，集段成篇，包括三朝书、结交书、慰问信、祝贺信、传记、祭文等；记录作品包括儿歌、耍歌、哭嫁歌、祷神诗、歌谣、谜语等，是记录流传在民间口头上的东西；翻译是指社会上流传的汉文唱本，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卖花女等，还有一些唐诗宋词。女书有多少字？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杨仁里等人编译的《永明女书》中的"女字汇"集比较常用的字1570个；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从"资料汇释"中"粗略统计，有单字1774个"。据此分析，"女书"常用字大概在2000字以内。现在能认识女书的人，在上江圩乡及其邻近一带已经很少了，能用女书撰写作品的几近于无，前几年有几位耄耄老人都已带着她们的女书进了坟墓。

　　女书的流传自清末以降即已转向衰替，作为一种书面交流工具，可以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女书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女书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妇女学家研究的宝贵资料。女书也是独特的湖南地方文献，对女书的研究自然也是研究一种特殊的湖南地方历史文化现象。80年代以后，由于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1991年，在江永县召开了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涌现了一批女书的研究专家，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其中专著有：宫哲兵主编的《妇女文字与谣族千家峒》（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出版）；赵丽明、宫哲兵著的《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宫哲兵编著的《女书》（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1991年1月出版）；谢志民著《江永'女书'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赵丽明主编的《中国女书集成》（清华大学出版1992年3月出版）；杨仁里、陈其光、周硕沂编译的《永明女书》（岳麓书社1995年5月出版）等，这些著作都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供了大量的"女书"研究资料，无疑促进和推动了"女书"研究的纵深发展。

                  （湖南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