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语言比较提示

梦的轻波

来源：http://www.hackchi.com/hnc/tiplinco.htm

词的违例性模糊是指该词超出联想脉络的多义性，包括滥用。这种情况西语远比汉语多见。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2，p24

汉语非单字词的72%为单义词，因此，从语言深层处理的角度来看，汉语理解处理的难度有可能小于西语，这与仅在语法层面处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认为，这是汉语的一项不同寻常的优势，我们应十分珍视这一优势提供的机遇。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2，p25

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整体，都具有音、形、义三极，不过“形”这一极在西语里居于从属地位，所以传统语法理论只提音义两极。但汉语是典型的三极语言。两极意味着对义的表达只有音一种手段，这种语言基本不依赖于文字而独立发展。三极则意味着对义的表达有音形两种手段，文字与语言同步发展并对后者产生重大影响。对音的运用属于人类的本能，对形的运用则涉及更高级的智能，因此，汉语对音形两种表意手段的运用必然体现更多的智能性，这是它的长处。但同时又限制了它对语音本能的充分运用，这又是它的弱点。汉语的这种双重性在词汇构成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语言的发展从词汇起步，词汇的基本功能是命名，在命名方式上，汉语与西语的巨大差异不仅是饶有趣味且极富启发性。古汉语的基本命名以单音节为限，几乎不越雷池一步，显得非常原始和笨拙。西语对一个命名的音节数量则不加约束，显得十分灵活和洒脱。但是，命名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层出不穷，当新的需要出现时，汉语采取以原有单音节汉字重新组合的方式予以表达，充分显示出其灵活和洒脱。西语则恰恰相反，原有词的音节数量一般已不适于再行组合，不得不采取另造新词的原始方式，从而显示出其灵活中的死板和洒脱中的笨拙。这样，汉字就成了一个Chinese character和word的混合怪物，两千余年来基本上只减不增。依靠约一千多个充分基元化的汉字，汉语对新概念的表达应付裕如。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基本概念，p25

汉语里的“位、向、距、上、下”诸汉字实际上就是在广义空间的意义上加以运用，是汉语字义基元化的生动表现之一。西语对上列概念的运用也有类似表现，不过不像汉语那么突出。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基本概念，p28

汉语势态一词的内涵非常丰富，《过秦论》和《封建论》里的“势”字就是53含义的精确映射，英语里无相应的词。它有“潜在的存在”“带有某种程度偶然的必然”等多方面含义。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基元概念，p34

作用效应链的六个环节，也可高度抽象为广义作用和广义效应两极。这两极，又是言语表达的两个基本参照点，所谓主动式和被动式，就是分别立足于作用极和效应的两种表达方式。但是，立足于效应极的表达并非一定要用被动式，是否采用被动句式是形式而非实质，汉语对效应极的表达就很少采用被动式。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2.1，p46

作用句必须有三个主语主块A、X、B，三者的排列顺序不外乎六种：A+X+B，B+X+A，B+A+X，A+B+X，X+A+B，X+B+A。这六种格式都有充当标准的资格，但也有理由认为第一种格式比较符合天然的顺序，语言的实际情况也支持这一观点。在所谓VO型语言中，以第一种格式为标准的占63%，汉语和多数印欧语，包括英语，都采用这个标准，而以第五、第六种格式为标准的仅分别占34%和3%。当然，对自然顺序的理解显然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国人习惯的自然顺序是先整体、后局部，先共性、后个性，而西方人恰恰相反，所以东西方的地址表示顺序正好互相颠倒。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2.1，p47

这一类分离与语种密切相关，例如核心与时态说明分离在西语是不存在的，但汉语则经常出现，这是由于两者时态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语法手段。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2.1，p48-49

这种高低层概念远搭配的现象各语种都存在，不过相对说来，汉语也许比西语更普遍一些。因为对于复合概念，汉语更多采用组合而不是另造新词的方法。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2.1，p49

对高低搭配也需要进行顺序约束检验，顺序准则是：高层在前，低层在后。这一准则对动词似乎普遍适用，名词则不然，与语种有关，汉语遵循这一准则，而英语则相反。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3.2，p71

修饰并合与前述的修饰搭配不同，两者的差异在于“同行”性的有无，修饰搭配具有“同行”性，修饰并合不具有。英语不仅对这两种组合方式在表达形式上给予了明确区分，对修饰并合的三种类型也加以区分，汉语则一律不加区分。仅用符号“的”表示它们的共性，而模糊它们的个性。对前两种修饰并合，曾有过用“的”和“底”加以区分的建议，但未得到广泛响应，说明这一模糊并不影响人的理解。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3.2，p72

对于缺省和替代，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都做了大量研究工作。西语丰富的语法信息对此大有裨益。汉语相对贫乏的语法标志会带来一些不便，但对以句类分析为纲的语义层面处理影响不大。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3.3，p75。

西语动词的形态依赖于主语的人称和数，汉语对这一语法规则置之不理，这是语言知识中语种个性的典型表现。西语的这一语法知识实际上是冗余知识，因为这项知识已包含在主语的词汇里了，所以汉语才能置之不理。但动词形态依赖于时态这一语法知识则不同，时态知识在西语有关词汇里原来并不存在，所以西语用形态变化的手段予以表示，汉语虽然没有这一手段，但它通过其它方式达到时态表达的同样效果。时态知识本身并非冗余，这与人称和数的形态表示不同。由此可见，对语法知识语种个性的分析，不能仅着眼于形式，也要着眼于内容。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6.1，p81。

兼词性汉语极为常见，单纯一种词性的词汇是少数，西语反是。vu类词汇更可认为是汉语的“特产”，如“间断、健全、讲究”等等。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6.2，p83。

vv……则表示该动词具有与另一动词连用的特征，两者联合构成E要素，该E的句类由后面的动词决定。vv类动词本身也可以连用，它们后面必然还有另一动词，从而构成三动词连用的复合E要素，这都是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6.2，p83。

对汉语φv8 类的新词不难依据相应字义自动作出句类判断，但对于西语则几乎不可能，惟有请求人工干预之路了。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6.2，p88。


动词这个语法概念，在西语可作为E语义块的切分标志，但不适用于汉语，因为汉语是通过词在语句中的表现来体现它的词性。词性在西语是因属性，在汉语是果属性。西汉的这一差异，对E语义块的形式辨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下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若采用句类分析的路线，汉语词性的模糊并不构成E语义块辨识的根本障碍。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1.1，p111。


乙    没有v类概念。……乙种情况相应于基本状态句，……。这种情况西语一般不会出现，是汉语的特色。在诗歌里，甚至可以仅有SB或SC，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只有SB。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只有SC。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1.2，p119。

提问时静态与动态的分野十分清晰，因此，汉语专门为它们设置了两个词：什么和怎么。西语对于新概念的表达通常是另造新词，但是对这两个极常用的概念却“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了组合方式。这一点很有趣。在疑问句的分析中，区分“静态问”、“动态问”和“内容问”是最基本的分析环节，而在这一点上汉语是否比西语容易一些？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1.4，p120。

作用句有三个语义块A，X，B，共有6种排列组合形式，因此，其非标准格式应有5种。如下所示：
    （1）A+X+B    张三打了李四。
    （2）A+B+X    张三把李四打了。
    （3）B+A+X   李四被张三打了。李四挨了张三的打。
    （4）B+X+A
    （5）X+A+B
    （6）X+B+A
    在前三种格式的右方，给了例句。它反映了一个语言现象：就是汉语的非标准格式作用句优先于（2）、（3）两种格式，而西语优先于第4种格式。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4.1，p124。

作用句的两个表达对象A和B是缺一不可的，虽然A在具体句子里常被省略，但它通常在上文里出现过，或不言而喻，如文[6]中所说属于1号联想脉络的作用句。也就是说它必须显含而不能隐含。效应句不同，它是站在效应和对象的参照点上、而不是站在作用和作用者的参照点上进行表述的，因此，可以不理睬作用者。这就是作用句和效应句的本质区别。不过，不同语种对这一区别的重视程度似乎有所不同，这一语言现象十分有趣，但作者并未作深入研究，这里只是提出这一现象而已。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4.2，p127

汉语的“迫使，勒令，鞭策，要求……”等词汇，“使，令，叫”等字的义项之一就属于强扩展性X概念，由它们必须构成作用效应句，后者常用于省略语义块A的作用效应句。传统语言学的所谓兼语句就是典型的作用效应句。这个句类按西式语法的规范，显得有点“反常”，但从句类分析来看，它反而是个性鲜明、易于处理和理解的句类之一。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4.2，p136-137

被动式作用句是作用句的非标准格式之一，句类格式是：
             B+A+X（汉语）                              B+X+A（西语）
它的A必须带有逻辑指示符。这种格式的作用句在西语里最为常用，但汉语比较少用。原因之一就是汉语用一般被动承受句来替代被动式作用句。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文15.1，p140

    汉语有明确的语义块指示标记，却没有完善的短语标记，西语恰恰相反。
        因此，汉语的基本特色是：语义块昭然，短语模糊；而西语的特色是：短语昭然，而语义块模糊。汉语有“把、被、向、对……”之类的语义块指示符，西语是不存在的；西语有比较完备的短语指示符，如“the，a，for，with, …”等，汉语没那么完备。
        于是，汉语会经常出现“给他‖一个苹果”之类的语义块分隔模糊，而西语基本不存在；另一方面，西语会经常出现“the cow with crumple horn that Farm Giles likes.”之类的语义块构成模糊，而汉语基本不存在。
        这是中西语言的基本差异之一。因此，汉语计算机处理应从语义块感知入手，而西语应从短语感知入手。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1，p165

上述动词两分离构架是动词分离的基本构架，多分离构架总是两分离构架的再分离，即分离嵌套现象，如块扩里的句蜕，句蜕里的块扩，再块扩，再句蜕等。西语的书面语常出现这种分离嵌套现象，汉语则较为少见。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1.1，p168

基于“的”排除动词的E块资格是就语句的全局而言的，就语句的局部来说，它可能仍然是局部的E，即句蜕块的E。这很类似于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或前面加“to”并不改变其动词本质。例如：
        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不利于东盟经济的复苏。
这里的“衰退、复苏”形式上变成了名词，实质上仍然起动词作用。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2.1，p172

汉语“字义基元化，词义组合化”的特点在E块主体构成上有突出的反映，在形式上，我们用E=EQ+EH=EQ+E=E+EH表示式加以表达。这里给出了三种组合方式，EQ+EH表示两部分构成贡献相当，EQ+E表示主要贡献在构成的后部，E+EH表示主要贡献在构成的前部。
    EQ+EH 的构成通常是并合型结构，西语也经常采用，不表现汉语的特色。汉语特色表现在后两种类型。
    EQ+E 表现vv+v或Eh+E1的组合，Eh表示高层v概念，E1表示低层v概念。vv类概念是HNC引入的v类概念之一，它要求补充另一个v类概念，才能形成意义完备的E块主体。英语也有类似的构成，采用“中心动词+to+动词”的组合形式。
    汉语的字义基元化，是使字义向高层或底层双向发展，而西语词义的扩展则主要是向底层发展，这就是西语的词一般词义较多，而汉语双音词词义较少的根本原因。当然，现代汉语双音词也有底层化倾向，从语言的进化来说，这是一种不良倾向，但由于汉字已停止“新生”，字义基元化的能力也已大大衰退，这种不良倾向必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国际化潮流和废除文言文必然带来的文化代价。
    西语只有少量的Eh类概念，汉语则丰富得多。双字词有“进行，给以，予以，感到，展开，开展，受到，使得……”。EQ与E经常出现分离，也就是说在EQ与E之间插入E的宾语。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传统句法分析要追究这时的“调整，改革，研究”是动词还是名词，HNC的回答是：这种追究只徒具形式，没有本质意义。理解的本质在于不论是“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改革政治体制”的词序，“政治体制”充当“改革”的对象这一概念关联性的本质不变（更准确地说“政治体制”是“改革”这一作用型概念的效应对象YB）。同样，“产业结构调整”和“调整产业结构”的词序也不影响“调整”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本质。当“政治体制”与“改革”，“产业结构”与“调整”相结合时，前者的YB角色和后者的X角色，不应该由于两者出现顺序不同而变化，大脑的感知就是对概念之间这一相互关联性的把握。在这一概念联想激活过程中，词性的作用显然是一个疑点，也许以西语为母语的人会对词性有所依赖，但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显然不应该依赖于词性。
  E块主体构成的第三种组合方式E+EH为汉语所特有，是一种动——静结合方式，E为动，EH为静，如“做手术，搞对象，有信心……”之类。这种组合方式可统称动静结合，“动”多数为单字词。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3，p182-183


语言逻辑概念的l0到l3是语义块的指示符号，放在所指示语义块的前面。与此相对应，把语义块内部组合的指示符号，如“的、之、和、及……”等，叫做组合指示符号。组合符各语种都有，指示符则不然，汉语和日语都比较发达，而西语阙如。不过汉语和日语的指示方式有所不同，汉语放在语义块的前面，它的左边是另一个语义块的尾。日语则放在语义块的后面，它的右边是另一个语义块的头。日语指示符主要是语法意义，汉语指示符还有语义“格”的信息。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8，p196

疑问句的辅变主当然只是主辅变换的情况之一。其特点是不影响原来的主块。汉语尤为简明，根本不改变原来的语句格式。西语疑问句复杂的词序变化汉语一概不予理睬，以不变应万变，不也照样完成了提问么！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9，p199

在两者之间加上一个仅有分隔意义的标记是不够的，因为，这将造成J32与J33或J34与J35的混淆。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对这个分隔标记赋予某种语法甚至语义信息，另一种是只给简单的分隔标记，同时在E块的形态上（包括屈折和黏着）加以补充说明。当然，这两种方案可以结合起来使用，日语似乎就是这样。汉语由于缺乏屈折和黏着的手段，采取第一种方案比较自然，这就是汉语语义块标志符号比较发达、而且不仅具有语法意义的原因。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14，p236

汉语的E块经常出现分离现象，非标准格式下JK也经常出现分离现象，这会给汉语理解处理带来一定困难。但应该指出，西语的JK分离现象远比汉语严重，在著名例句“I saw a girl with a telescope”中的歧义模糊，汉语反而是不存在的。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14，p236-237

汉语的词下与语素界限模糊，上与短语界限模糊。照搬西语语素和词的定义来范定汉语的词，是无视汉语的特点和徒劳的。问题的本质在于，西语词与语素形式上的明确界限对复合概念的表达与理解，是否带来了方便？这是一个值得与汉语进行比较研究的课题。我认为，正是这个明确的界限造成了西语word的多义性远比汉语双字词严重的现象；造成了西语短语结构的烦琐不堪，造成了无“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特征新词的不断增长。而汉语恰恰相反，它正是依靠这个界限模糊免除或基本免除了西语的上列负担。但应该看到，无论是西语的这些负担或汉语的分词困扰，理解处理时所面临的难点在本质上是共同的和一致的，就是如何激活不同层面的概念联想脉络。摘自论题29:论新词辨识

上述组合结构是指概念的组合，适用于对词、短语、语义块、句子和句间各层面组合结构的表述。这个现象汉语语言学家早就注意到了，是中国学者的一项贡献，但思考的深度远远不够。例如，作用效应结构在汉语的词汇和句子层面都有突出表现，词汇如“提高，击溃，改善，水压……”，句子如兼语句和“使”字句。在西语里，由于词的扩展仅采用简单的前后缀方式并注重规则形态变化，没有汉语“字义基元化，词义组合化”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句子的扩展有发达的关系代词可以利用，因而作用效应结构在词汇和句子层面都比较隐蔽。西方人没有发现这种结构是可以理解的，而中国人迟迟没有发现，则不能不说是《马氏文通》的消极影响。对语言逻辑结构，也可作同样解释。汉语采用这种结构的词汇如电焊和点滴等，在西语往往用短语或另选一个新词来表达。句子层面的语言逻辑结构表现，中西语言倒没有什么差别，都以辅语义块的形式出现，不过我们叫做辅块，传统语言学叫做状语或状语从句罢了。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31.1，p262

与（l0，l1）相对应的（l2，l3）是为汉语专门设计的，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语言存在类似的巧妙语义块标记方式。但是，不管是否存在，都值得为汉语的这一“创举”设置专门的l 概念节点，这也许有点民族感情的狭隘性吧！
                     ——《HNC（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之论题33，p266

xychy

感谢梦才子贴上这篇文章。只是支离破碎，难窥全豹，有点遗憾。
         此文有新东西，但可以争论之处也不少。例如：
“因此，汉语的基本特色是：语义块昭然，短语模糊；而西语的特色是：短语昭然，而语义块模糊。汉语有“把、被、向、对……”之类的语义块指示符，西语是不存在的；西语有比较完备的短语指示符，如“the，a，for，with, …”等，汉语没那么完备。
        于是，汉语会经常出现“给他‖一个苹果”之类的语义块分隔模糊，而西语基本不存在；另一方面，西语会经常出现“the cow with crumple horn that Farm Giles likes.”之类的语义块构成模糊，而汉语基本不存在。
        这是中西语言的基本差异之一。因此，汉语计算机处理应从语义块感知入手，而西语应从短语感知入手。”
     “ 语义块昭然，短语模糊；而西语的特色是：短语昭然，而语义块模糊。”
            不知作者如何区分语义块和短语？有定义吗？
            即使有定义我看也未必能截然区分。汉语短语和词的界限本来就模糊，又没有狭义形态上的区别，如何分？
           这位作者和其他汉语学家一样，忽视了汉语独特的形态体系。
           例如，“给他‖一个苹果”里，“给”是动词，这本身就是形态标记，“他”是第三人称，单数，男性代词，本身更是明显的形态标记。“一个苹果”里的“个”是名词标记词，指示后边有名词。“一个”和英语里的a作用是一样的。何来“语义块分隔模糊”？
           这个句子里的“他”的位置决定着它的语义格是对象。汉语的任何成分都可以采用语义匹配域集合逻辑算法确定语义格，而不是如北大袁毓林教授说的那样，“计算机无法辨别层次和语义角色”。
     如果能够请到这位作者光临，那就可以辩论得很过瘾。梦才子有这个魔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