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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立即停止对徐通锵教授及其《求索者：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的炒作的公开信
作者：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8年12月13日
光明日报社主办的《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26日第5版（人物版）将徐通锵教授（下文简作“徐”）和《求索者》封面的照片同王力、朱德熙、林焘先生及其纪念文集封面的照片并列，我读后感到十分不妥。我认为，不论从学问还是从人品方面看，徐绝对没有资格同王、朱、林相提并论。因此，我发出上述呼吁，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求索者》（本文凡仅注页码的地方均指该书）刊有两幅鲁川同徐等人的大幅合影、一幅宋金兰同徐等的大幅合影。鲁川是吕必松主持的民办学校的教师，同北京语言大学的退休教师张朋朋一唱一合，恶意攻击我国制定“汉语拼音方案”，同日本侵略军推行“慰安妇”政策一样，是犯罪行为，且不承认罪行；（详见《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拙文《不许肆意攻击“汉语拼音方案”》和我于2008年11月20日寄给《光明日报》主编苟天林同志和该报党委会的信 ）。据《求索者》第417页的介绍：鲁川是徐的挚友。宋金兰不断在《汉字文化》（学术骗子徐德江实际控制的刊物）发表错误百出的文章，其中最大的错误是宋在该刊2007年第5期第16页上将英语说成是印欧语的代表，说现代汉语和英语在类型上存在显著的差别（其实两种语言都是分析语）。拙文《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当前学风的几个问题（上）》对宋的许多知识性错误已逐条批驳。把这样两个人的照片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十分不妥。《求索者》的编者和责编对他们二人的上述情况可能不大了解，因为我国广大学者都不屑于读《汉字文化》，更不愿在该刊发表文章。
第二，《求索者》第489-490刊有北京语言大学退休教师李润新的唁文。李在《汉字文化》2008年第4期第24页恶毒咒骂我国批判徐德江的广大学者是“恐怖分子”（详见附上的拙文《<汉字文化>给学术打假的学者恶意地扣上“恐怖主义”的帽子，建议严惩该刊的这种违法行为》[已在网上发表，将在出版物上正式发表]）。李在该唁文中吹捧徐“师德高尚，堪为师表”。根据《求索者》第493-494页“编者注”的说明，徐故去后，有70余位先生发来唁电和唁文，《求索者》 “仅摘选了其中的几篇”。我们认为《求索者》摘选李的唁文发表，是严重的错误。当然《求索者》的编者和责编也可能对李的言论一无所知。我们绝无意指责其它发唁电、唁文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求索者》重刊张宜的《徐通锵教授访谈录》，任徐发表带有某些自吹自擂成分的自我介绍，十分不妥。张在跟姚小平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打着“抢救”的美丽旗号，请了北京十余位几乎都年逾古稀的教授（含唐作藩、陆俭明、郭锡良、王宁、何九盈等和敝人）介绍其学术生涯，张当场录音。然后据我所知，张并未取得这些教授（徐是例外 ），擅自将其录音的部分内容加以包装和改写，就作为其博士论文。对这种不符合博士论文要求的做法，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克非坚决反对。姚小平为了使张获得学位，请徐参加张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据说，徐在答辩委员会上抢先表态，同意通过张的博士论文。张宜则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发表了徐的访谈录。当时王克非和姚小平同任该刊主编，各管3期，互不干预，所以发生上述有违学术道德、徐张相互利用的事件。正是由于反对这种不端行为，我从此同徐、姚决裂。我同他们原本并无任何私人恩怨。当然《求索者》的编者和责编可能并不知道张宜文出笼的上述经过。
第四，徐在山东召开的关于字本位的会议上，擅自宣称他同叶蜚声合编（叶为第一编者）的《语言学纲要》“误人子弟”。这种做法不仅很不道德，而且侵犯了叶教授的名誉权。关于此事，详见上引拙文《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当前学风的几个问题（上）》。《求索者》的作者除吕必松外，全都肯定《语言学纲要》，不少人指出，他们都是从《语言学纲要》第一次得知徐的。吕必松在《汉字文化》中发文，已侵犯了叶教授的名誉权，在《求索者》第91页上吕再次声称：“他(指徐—伍注)为叶蜚声和他合著的《语言学纲要》还在继续作为大学教材而感到内疚和遗憾。”吕在徐故去后，没有权利代表徐作出这样的断言。该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徐和吕的这种做法损害了该出版社的名誉。本文上述两节说明《求索者》所收杨自俭的长达24页的文章《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沉痛悼念我最敬仰的中国语言学大师》吹捧徐的“高尚品德”，何等不符合事实。
第五，《求索者》刊登潘文国和杨自俭的文章，将他们对徐的肉麻吹捧大大升级。在拙文《关于我国语言学界当前学风的几个问题（上）》已严厉批评了潘在《中华读书报》称徐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理论语言学的领袖”等错误提法。潘大概觉得还不够过瘾，忽而说徐是“最有可能傲立于世界语言学之林的大师级语言学家”（第51页），忽而斩钉截铁地说徐是“世界级的语言学大师”（第52页）。杨的吹捧更加肉麻。他一方面接过潘的提法，说徐是“令人敬仰的领袖”（第95页），另一方面当面阿谀徐“你很像数学大师吴文俊”（第106页），吹捧徐的“最后16年研究中国语言学”的著述是“最高成就”，“超过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第115页），“作（应为“做”，下同——伍注）出了前无古人的贡献，显著地超越了我们的前辈语言学家。徐先生的伟大在于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成就标志着中国语言学走上了一个真正走向世界的新的历史时期”（第116页）。“徐……解决了吕叔湘先生他们一代语言学家都为之发愁的‘结合谈何容易’的重大难题”（第117页）。
令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杨在该书第109页所刊杨当面对徐说的一段话（杨说他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的，实则流露出他们的真实心理）：“徐先生，少数派（徐自知我国语言文字学界赞成他的字本位的人极少，所以自称‘我是少数派，局面比较难改变’[第106页——伍注]）不可怕，……我们也得先来个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打进京城去” 。“徐先生听了会心地笑了”，不仅不反驳这种充分表明徐和杨的学术野心的狂妄言论，反而吹捧杨“有点像傅斯年”（第109页）。这些唯我独尊、目空一切的言论居然出现在《求索者》之中，《中华读书报》不仅不发文批评，反而登出该书封面的大幅照片，究竟要将我国的学风引向何方？
前面说了，徐书充斥了诸如“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荒唐论断，何况我早已揭发他的《历史语言学》中存在抄袭和剽窃（特别是该书“语言学年代学”一章几乎全是剽窃）。如果将潘、杨等人的这些吹捧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言论译成外文，外国人看了恐怕会捧腹大笑。这将严重败坏我国的学术声誉。
当然，潘、杨很可能是为我国当代语言学界没有大师级人物而心急如焚，这个愿望固然很好，但靠瞎吹胡捧而不是精心治学能造就出大师吗？靠傍大腕就能产生第二个、第三个大师吗？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对我国真正的语言文字学界大师，包括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王力、吕叔湘等，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哪位真正的学者，像潘、杨这样使尽浑身解数地进行吹捧呢！这些年对形形色色的“超女”、“明星”和百家讲坛的个别主讲人的狂热地追逐和炒作，带来了多大的负面影响，使多少学子无心坐冷板凳、刻苦读书。这些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省吗？我们能听任类似的炒作带进庄严、严谨的理论语言学界吗？让它们浸透进《光明日报》和《中华读书报》，定会加剧学风的败坏。
《求索者》第274页披露，徐自称他的“英文不好”，找人把一些英文文章“翻译成了中文，……好些……还是看不懂”。凭这种英文（更别说别的外语）水平还要被吹捧为“世界级的伟大语言学大师”，不怕外国人（不用说学者）耻笑吗？须知外国的理论语言学大师，如雅柯布逊、特鲁别茨柯依都懂几十种语言，我国的王国维、陈寅恪也懂多种外语。
第六，《求索者》第273页刊有徐的私淑弟子张振江副教授写的这样一段话：“先生（指徐——伍注）几次跟我说起《语言论》、字本位弄得他‘众叛亲离，非常孤单’，这当是先生真实的内心。”假如徐真像张在《求索者》第271页所说的：“他（指徐——伍注）……更尊重不同意见、留心吸取不同意见”，徐理应亲自找近在北京的许多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听取他们对他的批评意见，改弦易辙。不，他却跑到山东去重复他那些遭到批评的错误言论，特别是涉及外语的常识性错误，诸如“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是根据一致关系（？）为纲的语法形式（词形变化[?]、名动形的词类划分和句子成分的对应关系[?]等）建立起来的”（第105页，打问号的地方都是我曾在多处详细批驳过的），找一些根本不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不读批评徐的文章的人来吹捧，跟某些完全不懂语言学的人打得火热。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戴汝潜。徐不仅在其“最后一封邮件 ”（第496页）提到他，而且徐还邀请他参加2004年12月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汉语字本位理论问题研讨会。”（参加该会的还有鲁川、宋金兰等。）我们只要读一下戴汝潜在《汉字文化》2006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汉字是音意还是形意（文题不通——伍注）》就可以知道戴的水平。戴在该文中居然多处用了“汉藏文字”、“印欧文字”、“印欧拼音文字”等语言文字学中根本不存在的术语，充分表明戴缺乏起码的语言文字学常识。附上的拙文《关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当前学风的几个问题（上）》第4节“再评所谓的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严厉批评了李润新（同样缺乏语言文字学基本常识）发表在《汉字文化》2008年第1期的文章中的许多知识性错误，包括他瞎编的“西方印欧语系拼音文字”这一提法。李的许多知识性错误跟戴所说的“印欧拼音文字”、“印欧文字” 的错误几乎一模一样，恕不再批。戴所说的“汉藏文字”也犯了类似的错误。须知语言文字学中只有“汉藏语系”这个术语，根本不存在“汉藏文字”这个概念和术语，因为操汉藏语的民族使用多种文字，其中既有汉字，又有藏文（其字母的基础是天城体字母）。众所周知，衡量一篇文章的科学性的一条重要标准是看该文能否正确使用该学科的术语。戴文不符合这一标准。戴文不仅术语错误很多，而且其他错误也比比皆是，连英语的reading room（中间可加连字符）都被他写作readingroom。可见，戴绝对够不上“语言专家”。《汉字文化》2008年第4期第24页所刊李润新的发言居然称戴为“著名文字学家”。众所周知，我国文字学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著名人物。也许戴够得上教育科学专家和该所的研究员？此事有待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负责同志澄清。
戴的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不可能在别的杂志上发表，只能在《汉字文化》上发表，因为该刊素以专门发表错误百出的和伪科学的文章而“闻名于世”。（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该刊所发文章都有重大错误）。
十分遗憾的是，戴的名字和言论竟上了我国的第二大党报《光明日报》。该报2008年11月17日“中国新闻奖名专栏”所刊该报记者王庆环写的报导（见前）竟将戴列在吕必松之后（吕居第一），加上了戴的单位和职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两次称他和李润新、张朋朋为“语言专家” ，并两次引戴的发言。第二次是这样的：“戴汝潜研究员表示，目前必须让学生摆脱西方语言学理念的误导。他说，如果儿童语文学习的第一课是脱离已有的母语基础的、不知其意的b,p,m,f,何谈主体主动发展？如果书面语的第一笔是强化与汉字毫不搭界的a这样的弧形笔画，何谈写好汉字？”从“如果”开始后面的这两句话，即使说对了 ，同西方语言学理念有什么关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理念”的释义是①“信念”；②“思想、观念”。戴话中的“理念”肯定不可能用于①义，用于②义也很勉强。通常的说法是“西方语言学理论”。试问戴，西方语言学理论很多，究竟哪种理论产生过你所说的“误导”。我们所读过的西方语言学理论著作，没有一种曾教中国儿童的语文学习必须从拉丁字母开始。戴的这段话反映了一种十分错误的、盲目的排外情绪。何况戴所说的主要是语文学习的教学法问题，即使要瞎批西方，也只能批西方的语文教学法理论。由此可见，戴的这段话不仅指向完全错误，而且充斥了逻辑混乱和知识性错误。《光明日报》竟刊登这种所谓“专家”的言论，真不知要将舆论和实践导向何方。
第七，《求索者》不应刊登为徐书中的抄袭、剽窃行为进行辩护的文章。《求索者》所刊曾在香港攻博、现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张振江副教授的文章《一米温暖的夕阳》在不少地方敢讲真话、实话，这很好。例如他指出徐《历史语言学》由身患癌症晚期的严学宭先生转交他审稿，他“积累了大概5万字的体会”（第268页）。“他们（指王洪君和陈保亚教授——伍注）就是不同意先生（指徐，下同——伍注）的某些观点”，说“先生（的）《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又惹祸啦’……先生的理论根据不存在，结论不能成立”（第270页）。张还说他“坚决反对在入门书（指徐的《基础语言学教程》——伍注）和普及书（指徐的《语言学是什么》，二书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伍注）中这样写（指写进徐的字本位“理论”——伍注）。”然而我实在不明白，细审过《历史语言学》的张，在我早已于2006年12月在《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发文，摆出事实，指出该书存在抄袭罗宾斯和俞敏的著述，严重剽窃彭楚南的译文以后，为什么还于《求索者》2007年6月截稿（见《求索者》第535页）前投出他的稿子《一米温暖的夕阳》，在该稿中说：“有人不知为什么居然会认为《历史语言学》有抄袭嫌疑。这实在太过分。”（第269页）《历史语言学》中存在某些抄袭和剽窃行为，这是黑纸白字，铁证如山，是不容许任意加以否定的。何况当时我在对徐进行批评时，口气十分缓和，特意将抄袭和剽窃分开，还充分考虑当时人们普遍缺乏版权意识，对徐采取谅解态度。张当时可能在香港，没有看到我的这篇发表在广州的文章，可以原谅。
《求索者》多处指出，《历史语言学》本是徐的讲义。讲课时所引资料和观点往往无须注出处，因此将它变为著作时，就容易出现抄袭和剽窃，即使作者本来并没有窃夺他人劳动的主观愿望。
第八，纪念文集中也不应出现克隆的文章。现已查明，《求索者》中的第2篇文章（作者王洪君、李娟）（22页）还刊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编的《语言学论丛》第36辑（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处均未注明原刊处。这违反出版规范；《求索者》所刊宋金兰写的《先生已逝，理论犹新》和李娟写的《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概述》都是《汉字文化》张罗的所谓“语言文字大论坛” 第6期的发言，发表在《汉字文化》2008年第5期上。在这样的场合介绍和纪念徐是对徐的玷污，因为徐生前从来不同徐德江一伙有任何来往。《求索者》如此大篇幅地（共27页）克隆已刊于《汉字文化》的文章，玷污了商务印书馆。不仅如此，二处所刊宋文都充斥了一些知识性错误，如“汉语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是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的语言”，“建立在印欧语言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等（第121页）。对这些错误上文和我的其他已发表的文章都已详尽批驳。宋金兰参加的这次所谓“大论坛”的主持人是李润新。他一年后在《汉字文化》2008年第5期第24页上（在上述所谓“大论坛”第11期上）恶意咒骂我们进行学术打假的广大学者是“恐怖分子”。李在该页居然还倒打一耙，批评别人“拉帮结派……恶言恶语，污蔑对方”呢！
就是在《汉字文化》2007年第5期第20页上，曾经被吕叔湘先生信任过的吕必松居然发言：“我看了李润新先生给我的有关材料，才明白了背后的问题。所以我就想，咱们要想办法，给徐德江先生在人际关系上宽松宽松。要帮助他。……徐德江先生正在默默地为我们的语言学做贡献，这是值得尊敬的，所以我们要支持他。”一本由40位学者和教师撰写的厚达505页的书《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已经把学术骗子徐德江的种种招摇撞骗行为和伪科学谬论揭露得淋漓尽致，吕必松不相信，却要相信李润新的“有关材料”，从此摇身一变，投靠徐德江。众所周知，吕先生对徐是恨之入骨的。吕必松的上述言行对得起吕叔湘先生在天之灵吗？在这一期《汉字文化》上，在吕必松发言前，刊有徐德江的发言。该发言全是一派胡言乱语。最荒唐的是这样一句话“从汉字的个性中，发现了寓于人类一切文字的共同特点——‘字’，是一切文字的细胞形态。这对匡正幼稚、混乱的西方语言文字理论，无疑是一次伟大的进步。……‘字本位’的学术研究大军，已经是浩浩荡荡，锐不可当（?——问号是我加的——伍）。徐通锵的在天之灵，是应该得到慰籍的”。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徐通锵的个别学生竟跟徐德江这样的学术骗子同台发言，由徐骗子来吹捧徐通锵，这真是我国语言学界莫大的耻辱。
从本文我们可以理解，上引《光明日报》记者王庆环所报导的那个聚会为什么会有吕必松、戴汝潜、李润新、张朋朋等人了。
第九，通过《求索者》和其他书，我们可以看出，徐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段：退休前主要研究汉语方言、音韵学、（同叶合作研究）理论语言学。这得到大多数学者的称赞。徐退休后主要从事“字本位”的研究。对于后一段《北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所发表的刘静硕士访问彭泽润教授和敝人的记录已有评述。有一位理论语言学权威在许多场合对徐的这一段“研究”的评价是“走火入魔” 。从《求索者》，特别是王洪君的《徐老师指导我做硕士论文》中可以看出，他们进行汉语方言调查时是多么艰辛。为了得到一个结论，他们多么严谨。没有方言事实，他们决不轻易下断语。十分遗憾的是徐在进行字本位“研究”时，抛弃了他研究汉语方言和音韵的严谨学风，信口开河，而且不听别人的批评和劝阻，盲目地追求数量。徐晚年之所以走入歧途，可能是徐认为：“科研就像‘浑水摸鱼’似的，摸着了就摸着了，摸不着也没有什么办法。”（见《求索者》第383页）这话见于徐培养出来的博士叶文曦副教授的文章中，应该是可靠的。可是我们后人千万别这样对待科学；要知道，科研决不是儿戏。不付出巨大的、长远的，有时甚至毕生的精力，是摸不着大鱼和好鱼的。
我国素有“为逝者讳”的传统，所以《求索者》的许多作者只称颂徐的优点，很少指出他的缺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决无意指责该书的任何作者，特别是其家人和亲朋好友。何况《求索者》的好几位年过古稀的作者很公正、恰如其分地评价了徐，这是很好的，因为这是对学术、历史和后人负责的原则问题。徐教授的去世的确是我国理论语言学界的巨大损失。
字本位本是个学术问题，但是从本文可以看出，围绕它有许多学风问题，掺合语言和文字关系讨论的个别人还趁机发表极其错误的反动言论，所以咱们万万不可书生气十足，随意表态。
《求索者》 第440页刊有谢俊英副研究员纪念徐的一句话：“斯人已逝，身后的著作和理论任人评说，历史也自会有公断。”这句话说得很好，请允许我借用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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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8 23: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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