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

百无一用

作者：高万云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马氏文通》一直被视作中国现代语法学乃至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然而，我们还认为，《马氏文通》也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的萌芽之作，因为它通篇不仅“常常要涉及修辞”，而且往往以修辞为旨归：“抉前人作文之奥，开后人琢句之门”。[1]也就是说，《马氏文通》有着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仅揭示汉语的结构规律，而且还揭示其动态的修辞功能。下面分四个方面来谈：

      1、句法修辞

      《马氏文通》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字无定类”，《文通》说：“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2]“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文之文义何如耳。”[3]“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耳。”[4]对此，后来不少学者给以批评，如何容在《中国文法论》中说：“它既然有其‘本为’之类，还不说是有定类吗？既说是字无定类，又按有定类来讲，这就是自相矛盾了。”[5]吕叔湘等也认为“马氏的字类假借说与字无定类说是矛盾的。它在讲字类假借时，常常说某字本何类。”[6]等等。然而我们认为，如果从修辞学的角度看却并无不妥。首先，马氏明确指出字有类：“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7]这是从语法的角度说的，而“字无定类”的前提是“上下文文义”和“作文者驱遣”，这明显是从修辞的角度说的，不在同一平面，何矛盾之有？至于“字无定类”和“字类假借”不也是字类在语法与修辞中的不同体现么？如果从修辞的角度来谈，《文通》的好多认识都谈的是修辞问题。《文通》谈字无定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字数类”，二是“字类假借”。第一种多属兼类和同音现象，第二种则大都是修辞上的“转类”现象。如在“动字假借五之一”中列举了名字、代字、静字、状字假借为动字的大量例证，既有语法说明，也有修辞评价。如引用《谷梁传•僖公八年》之“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作者评曰：“‘夫人’‘卒葬’四字，用如外动，奇创。”[8]这是典型的修辞分析。而在引《庄子•庚桑楚》之“窃窃然欲俎豆予于贤人之间”，《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之“夷狄之也”，韩愈《原道》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之“何为首鼠两端”、“推毂赵绾为御大夫”、“亦欲依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货殖列传》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田单列传》之“义不北面于燕”之后分析说：“所引‘俎豆’‘夫人’‘卒葬’‘夷狄’‘中国’‘首鼠’‘推毂’，皆双名而假为外动。至‘引绳批根’四字，乃外动与其止词，合之用如外动。而‘冠带衣履’四名，并之亦为外动。‘北面’则一静字一名字，合成而为内动。古人用字之神，有味哉，有味哉！”[9]此处与其说是分析词类功能，不如说是对汉语语词使用作动态的修辞分析。“用字之神”就在于“假为”、“用如”，就是语词在具体上下文中的变性使用。因其临时变性，语义也相应变化，耐人寻味，所以作者才发出“有味哉”的感叹。类似的表述在《文通》中还有很多，不例说。

      在词类描写中，《马氏文通》还对虚词的修辞功能作了较为系统的说明，如在“正名卷之一”界说助字时说：“凡字句但以实字砌成者，其决断婉转，虚神未易传出，于是有‘也’‘矣’‘乎’‘哉’诸字，以之顿煞，而神情毕露矣。所谓助字者，盖以助实字以达字句内应有之神情也。”[10]这里的达“神情”便说的是助字的修辞功能。在具体的虚字分析时，也往往从修辞的角度来谈。如分析介字“之”的用与不用，一从音节奇偶，二从语义轻重。前者后面论及，关于语义轻重，作者分析说秦汉文中虚字运用最少的莫若《汉书》，并以其中篇幅最长的《霍光传》为例，列出“君行周公之事”、“有椒房中宫之重”所有十二处，最后得出结论：“诸句内所间‘之’字，皆为意之所重，删之则不辞矣。”[11]“意之所重”就是表达的强调突出，这显然说的是修辞功能。

      在《文通》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辞气”，据袁本良考证，“辞气”在《文通》中共出现69次，加上与之相近的“词气”、“语气”、“口气”和“文气”，总共多达149次之多，加上语义与之接近的“气”、“辞”“势”等，更是高达280多处，并且贯穿全书的所有章节。[12]这些概念的内涵虽然较为模糊，但可以认定的是，它们大都表示正反虚实等语义、轻重缓急等语势。而这些方面一是借助虚字来体现，二是利用结构来完成。在“名字二之二”中谈到公名、本名之后“叠用‘也’字为殿者，则以历陈同类之事，要皆以助词气之用耳”[13]在谈“以”字时，举《史记•滑稽列传》“以楚国堂堂之大”，分析说：“‘楚国堂堂之大’一顿，‘以’字司之，冠于句首，文势一振。”举《李斯列传》“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认为“文气更劲”举《匈奴列传》“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说“‘以’字冒起一顿，提振文势，最为得力，故史籍论事往往用之。”[14]在谈承接连字“而”和“则”时，也说“上下文气缓者，连以‘而’字，急则连以‘则’字。”[15]至于在讲“华文所独”之助字时，更是处处涉及辞气，如“字以达意，意之实处，自有动静诸字写之。其虚处，若语气之轻重，口吻之疑似，动静之字无是也，则惟有助字传之。”“助字中惟‘也’‘矣’两字最习用，而为用各别。‘也’字所以助论断之辞气，‘矣’字惟以助叙说之辞气。故凡句意之为当然者，‘也’字结之，已然者，‘矣’字结之。”[16]如此等等，所论处甚多，可以说这些都是对虚词修辞功能的认识，从而揭示出实字表义、虚字表气的动态观点，这是很有见地的。当然，实词、句法结构等也可表示辞气，这又牵涉到避重、省略和倒装等修辞手段。

      《文通》多次谈到避免重复的问题，如界说代词说“事物有在当前者，不必名也，以‘尔’‘我’‘彼’‘此’诸字指之。其不在当前而其名称已称之于前者，以后可以‘其’‘之’‘是’‘此’诸字指之，以免重复。”[17]“凡行文所以用代字者，免重复，求简洁耳。”并举《孟子•滕文公下》“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为例，说明“假使无代之者，则必字字重书，而行为累赘矣。” [18]这里说的是代词的修辞功能。另外，异字同义者有时也是为了避重，如《史记•功臣侯年表序》“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其中 “小者”即“小侯”；结构增省有时也是为了避重，如韩愈《太学生何蕃传》“司业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数十余事”，分析说“不曰‘蕃之群行之焯焯者’，避重也。”[19]如此等等，谈的都是修辞问题。

     与避重相关的是省略，因为避重之法很多，异文异构是为了避重，有时省文也可避重。《文通》谈省略，如果说《论句读卷之十》中说“大抵论议句读皆泛指，故无起词。此则华文所独也。”[20]“命诫之句，起词可省”[21]所谈的省略还算语法分析的话，那么因避重而为的省略则就是修辞分析了。如后来语法学中谈的承前省略，《文通》则从“文势”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势直贯，可不重见。”如举《论语•乡党》一章，“惟第一句记‘孔子’，以下凡记孔子之行事，皆无起词。而一言‘君子不以绀緅饰’，一言‘子退朝’而已。不特此也，又凡句读起词，所指之字，无论其为起词，为止词，既已先见矣，则文势直下，以后起词皆可不提。”[22]起词可省略，在上下文语词和止词也可省略，如《文通》中指出“排行名读，坐动同者，一见而已，下句可省。”[23]“比拟句读，凡所与比者，其词词可省。”[24]这一是说在并列句中，一是说在对比句中，这是对说话语境的重视。另外，关于虚词的省略问题也往往是从修辞的角度来分析的，如在举《孟子•万章上》“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文通》分析道：“‘畜之池’者，畜鱼于池也。‘池’，指所畜之处也。今删‘于’字，语较遒劲。”[25]在举《史记•周昌列传》“陛下独宜为赵王置贵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素所敬惮乃可。”又分析曰：“‘贵彊’偶静字，附于‘相’字单名，不衬‘之’字，词气更劲。”[26]而《史记•廉颇列传》中“退而让颇，名重泰山”之省略“于”字，韩愈《送温处士序》中“夫冀北马多天下”“皆去‘于’字，此炼句之法也。”[27]这里不仅指出省略可以“避重复”，而且还指出省略能够“劲辞气”，进而指出此乃“炼句之法”，应该仿效，而这些都是对句法修辞的分析与描述。

      《文通》对不同的句法结构的修辞功能也给以较多的关注。如在讲到“其”字复指它前面的名词性成分时就主要从修辞功能的角度入手的。作者举了《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对这种结构，作者从修辞效果的角度分析：“‘今游侠’三字单置于首，‘其’字附于名以顶指焉，叠成数读，直至‘赴士之阨困’，然后续书‘既已存亡死生矣’一句，上接‘今游侠’之起词，犹复叠拖数句。句读起伏，声调婉转，最为可法。”[28]又举韩愈《赠崔复州序》“幽远之小民，其足迹未尝至城邑”例，也认为这种复指性结构“文势展宕”，“可法”。至于对语序的常变顺逆，《文通》所论也有不少，这在助字章与句读章多有涉及。如谈“表词”时说：“表词后乎起词者，常也；先之者，惟咏叹之句为然。”[29]在“论句读卷”“彖二”中也说起词先语词后是常态，而“咏叹语词，率先起词。”[30]在讲“传信助字”时也举《论语•学而》之“鲜矣仁”，认为“以其为感叹之句，故倒之。”[31]这是说，语序的常与变是与作者不同的情感态度紧密相关的，而这种认识显然是从修辞分析中获得的。

      《文通》还谈到复句的修辞作用，如“两商之句”（选择复句）“此种句法，辨事理最为便利”[32]如“反正之句”（转折复句）“反正相生，文笔流动而不板滞。”[33]例略。

      2、语音修辞

      《马氏文通》谈句法结构，往往结合表达的审美追求，即语音流畅，便于诵读。在“实字卷”讲偏次时，大部分内容都是讲偏正两次之间加“之”与否，主要考虑语音上的修辞效果。“偏正两次之间，‘之’字参否无常。惟语欲其偶，便于口诵，故偏正两奇，合之为偶者，则不参‘之’字。凡正次欲求醒目者，概参‘之’字。”[34]“又或偏次字偶而正次字奇，与偏次字奇而正次字偶者，概参‘之’字以四之。其或偏正两次皆偶者亦然，不参者非常例也。”[35]“如若偏次平列多字，字数皆偶，而正次惟一奇者，概加‘之’字以为别。正次字偶者，则无常焉。”[36]在《文通》的其他章节，也多有如此论述，如“实字卷”讲静字，有时也从音节奇偶的角度去谈：“对待静字，如附单字之名，率参‘之’字，附于双字之名，概无参焉。有两三静字类别而同附一名者亦然。”[37]马氏认为，除了考虑强调或简洁等其他修辞需要，一般情况下，“之”字是否出现在“正次与偏次”之间，主要应从音节的是否便于口诵入手。同样论述在“虚字卷”中更为普遍，除“之”外，其他虚字的用与不用也往往考虑语音上的修辞效果，如在论及“于”字时认为：“外动字之止词，间有介以‘于’字而先焉者。其止词之重否，一以字之奇偶为定。表词之偏次，若与起词有对待之义者，率介‘于’字而先之。”如《孟子•万章下》“吾于子思，则师之矣。”作者认为：“‘师’外动字，‘子思’其止词。今为意之所重，故介‘于’字而先之。‘师’字奇，故加之字以偶焉。”而《公孙丑上》中的“我于辞命，则不能也。”因为“‘不能’二字已偶矣，止词不重。”[38]这是说，在以“于”引导的动宾结构中，动语后面是否加“之”，关键在于动语是否是双音节，如是单音节，则加“之”以双之，如是双音节，则不再加“之”。

      上文提到，《文通》中的“辞气”说，其实也是语音问题，如在谈“而”字用以“过递动字”的结构时，就详细描写了从三音节直到数十音节的各种情况，并根据“而”字前后的音节数量，断定其文气之强弱，语势之缓急。可见，《文通》不仅把音节作为语法手段，而且也作为修辞手段。

      3、辞格修辞

      《马氏文通》没有专门谈辞格的文字，但从语法的角度涉及到不少辞格的问题，好多方面是修辞学界很少涉及的。
      （1）“论比”:比喻和比较。《文通》在“实字卷”之三专列一节“论比”，这是从“静字”引申出来的。《文通》指出：“凡色相之丽于体也，至不齐也。同一静字，以所肖者浅深不能一律，而律其不一，所谓比也。”[39]这是说，不同事物具有同一属性，其程度往往不同，要用表示这一属性的形容词（静字）来描写就很难准确，于是就产生了“比”的表现方式。马氏所说的“比”，主要是指比喻修辞方式，同时也指非喻式比较。作者根据两物“相等”程度（“象静为比”）把“比”分为三个类型：平比、差比和极比。

“平比者，凡象静字以比两端无轩轾而适相等者也。等之之者，为‘如’‘若’‘犹’‘由’诸字，参诸所比两端以准其平。”[40]这里说的是修辞学中的明喻及其比喻词。值得注意的是，马氏这里强调的是由象静字表示的具有可比性的事物的属性，即两物的相似点，这在现在来看，仍然有积极意义。作者举了《庄子•山木》“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指出：“‘淡’‘甘’两象静也，附诸名后，所以比也。其所比之两端，一则‘君子之交’与‘水’，一则‘小人之交’与‘醴’也。今以‘淡若’二字参诸‘君子之交’与‘水’之间，犹云‘君子相交之淡与水之淡无轩轾’也。又以‘甘若’二字参于‘小人之交’与‘醴’之间，犹云‘小人相交之甘与醴之甘适相等’也。”[41]作者指出，表示属性的象静字不仅可以出现在喻词之前，还可出现在喻词之后，如韩愈《上郑相公启》中“顾失大君子纤芥意如丘山重”，所比之性质“重”置于“如”后。作者不仅指出象静字“所比之情”（象静字所示）显在的情况，还指出其隐藏的情况，如《庄子•逍遥游》“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分析说：“‘肌肤’‘冰雪’，‘淖约’‘处子’，各为两端，等以‘若’字，犹云‘肌肤之白若冰雪，淖约之态若处子’也。不言‘白’与‘态’者，盖‘肌肤’尚‘白’而‘冰雪’为最，‘淖约’言‘态’而处子独多。故‘白’与‘态’隐寓于所比之端，不待显言而自明之矣。”[42]可以看出，这里虽用了语法术语，如象静字等，但阐释的却是单纯的修辞问题，并且见地独到，对比喻和比较的运行机制分析得十分科学。

      “差比者，两端相较有差也。”[43]这说的是属性有程度差异的比喻或比较，如《论语•先进》之“季氏富于周公”，《孟子•公孙丑上》之“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前者是比较，后者是比喻，但一个共同点是相较者之间有“富”与“速”的程度差异。这自然说的比较修辞法。

“极比者，言将所以比之象推至于其极也。”[44]所谈都是非喻式比较，《文通》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比之中而见为极者”，如《史记•酷吏列传》“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一类是“泛称夫极者”，如《论语•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从引例与分析来看，这部分也主要是谈比较之法，显然也是修辞分析。

      （2）借代。《文通》在“实字卷”描写“名字”时，就谈到了修辞的借代问题，（a）“用本名为公名”，如《孟子•滕文公下》“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作者分析：“‘薛居州’本名也，而此则公用矣，犹云‘皆如薛居州之善士’也。”[45]这里的公用，说的就是借代中的个别代一般。（b）“用地之公名指人者”，如《孟子•滕文公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四海之内”代指四海内之人。（c）“以地之本名指人者”，如韩愈《送杨支使序》“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马氏指出，“‘宣州’‘湖南’两地本名也，今用以指宦于斯地之人。”[46]在“论句读卷”讲到起词隐显的问题，其中也有“有不用起词本字，而以公共之名代之者。”[47]如借所处代本体：《史记•平准书》“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以“河南”代河南之吏；借标记代本体：《汉书•梅福传》“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以“布衣”代穿布衣之人；借材料曲代本体：如前文又云“庙堂之议，非草茅所当言也。”，“庙堂”代居住之人，这是处所代本体，而“草茅”代人则多一曲折，首先是“草茅”代由草茅所建之屋，与“庙堂”对应，再由“草茅之屋”代所居之人。另外所处代本体中还有时代代本体的，如《史记•伯夷列传》中“若到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其中“近世”“累世”则是由时间代替所在之人。这里作者在谈“起词”的隐显，其实谈的是起词的彼此，即借代的类型。

      （3）排叠：排比、对偶与层递。

《马氏文通》在句读卷把排比和广义对偶放在一起来论述，称为“排句而意无轩轾者”，其定义是“凡有数句，其字数略同，而句意又相类，或排两句，或叠数句，经籍中最习用也。”[48]接着，引用《论语》、《孟子》、《春秋》、《左传》等典籍，描写其“两排”、“三排”、多排各种类型，并在承接连字一节和句读卷“彖七”特别指出“在状字连字为呼应”的排句。并举《谷梁传》僖公二年“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左传》昭公四年“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彊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等十多例，然后分析说：“诸引排句，各有‘且’‘或’‘亦’‘而’‘又’‘既’‘则’诸连字，与状字相为承接，则叠句便觉灵动矣。”[49]可以看出，这里说的是排比和对偶的类型及其修辞作用。

      《文通》把层递称为“叠句而意别浅深者”，以与排比等“句意并无浅深之别”相对待。作者指出：“叠句有似排句，其格式相似，其字数略等。所谓意别浅深者，先后句意，或判轻重，或相比较之谓也。”[50]这个定义与后来修辞学为层递下的定义是一致的。不过，马氏说的叠句，既包括语法中的递进复句，也包括修辞学中的层递辞格。如引《汉书•贾谊传》之“非亶倒悬而已，又类辟，且病痱。”等就说的是递进复句，“或不相类，而各有连字呼应，故皆有浅深之别。”[51]而所引《庄子•天运》之“故曰，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等，“虽各有读交错其间，而句意则层层递进，可取法焉。”此例说的又是层递辞格，且分析是较为到位的。

     另外，《文通》还讲到反复辞格，如实字卷讲同次有“叠言以为警叹也”之说。并举《庄子•大宗师》之“吾师乎，吾师乎！”说“两呼‘吾师’，所以叹美之也”；《谷梁传》僖公十年之“天乎天乎”是“明其无告也”；《史记•李斯列传》之“时乎，时乎”是“以发深省也”；《论语•先进》之“天丧予，天丧予！”是“以自叹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之“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是“警辞也”。凡此种种，《文通》都指出其“叠言”的作用“皆有警叹之意”，[52] “皆发其警醒。”[53]这自然是在论说反复的修辞作用。

      4、语体风格：论证、叙事、经史等

《马氏文通》在谈虚词的用法时多谈及文体风格，马氏认为，因为虚词大都与“辞气”有关，而不同的文体对辞气的要求不尽相同，故而虚词有其不同的文体适应性。如在“虚字卷”讲提起连字时举了《左传》隐公四年连用“夫”字的例子，指出“连用三‘夫’者，皆顶承上文，特指其人、其事以为推论耳。故‘夫’字必用于论事之文者，此也。”[54]在谈传信助字“矣”时引用了诸多典藉用例后归纳说：“诸引皆象静字，煞以‘矣’字为绝句，而其起词则无一之非读也。此种句法，凡以为论议也。”[55]“又论议之文，‘矣’字往往上连‘而已’两字者，所以重言也。”[56]如《孟子•梁惠王上》之“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文通》还对叙记之文与论议之文加以比较，指出其在遣词造句中的不同面貌。如在“实字卷”说：“凡记事之文，概以‘及’为连，故《左传》《史》《汉》辄用之；而论事之文，概用‘与’字。”[57]这是比较两种文体中在连词使用上的不同。“论句读卷”指出：“叙记之文，所以记事，事万变而不齐，文必屈曲而适如其事，故其句读长短不一。有一字者，有长至数十字者。又往往句胜于读，迥不若论议者之句读错落相间者也。“[58]这是比较两种文体在句式选用上的差异。

      《文通》不仅“识其大体”，而且对其分体也多涉及，一部《文通》有关“经史习见”、“时见于书”等表述所在多有，虽然这种分类并不科学，但作者认识到了各种分体之间如史传与经文体的区别特征。如分析“者”字前加静字：“经史内类此者所在皆有，盖皆习用之静字耳。”[59]分析“可”“以”连用：“诸所引句，‘可’后‘以’字，其司词非其起语，即其前文，故不重书也。‘可以’两字，经籍习用有如此者。”[60]“‘得’字为外动字，经书习见，不胜引也。”[61]而在举状字假借为内动字之例后说：“诸所引状字，或双声，或叠韵，今皆假为内动。文选古赋，类此者比比也。”[62]谈“以”字司顿时说：“‘以’字冒起一顿，提振文势，最为得力，故史籍论事往往用之。”[63]而“以”起顿后联“而”“此种句法，经史所在皆是也。”[64]“史籍中以动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学者可自得之。”[65]“经籍中‘纵’字不多见，‘虽’字则所在而有。”[66]“‘是’字与‘是则’同一用法。此种句法，经史习见。”[67]如此等等，都是在谈某词某语在某一分文体中的存在情况，可以说这是在谈语体标记。

      《文通》还谈风格。有时谈时代风格，如“汉文最浑厚，其名字多用双字。”[68]这是指《史记》、《汉书》等的共同时代特征；有时谈个人风格，如“‘初’者 ，原始之辞，今置句首以为记事推原之例，左氏文习用之。”[69]这是说左丘明的用词特点。在引用了《公羊传》把“地”、“日”、“氏”、“国”用如外动字后说：“所以称其地，记其日，记其氏与名其国了。此公羊之特笔也。”[70]“秦汉文虚字最少者莫若《汉书》”[71]这方面，《文通》谈孟子的文字较多，如“《孟子》内‘彼’字多用于宾次，皆有轻视口气，他书则不概见。”[72]而谈到“哉”字助句时说“韩文往往用之，学者可检阅也。”[73]这是就整体而言的，在具体分析时，《文通》对《孟子》、《庄子》等都作了具有风格意义的分析，如孟子常用“也”字提顿，庄子叠用“邪”字煞句，都对形成各自的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
      另外，《马氏文通》还多处提到语境问题，除了那个倍受争议的“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欲知文，当识句”的表述外，还有多处相同论述，在“论句读卷”中，作者谈到“读先乎句，而有起词为联者”时说：“夫句者，乃以达所说之正义也。欲明正义，应将前后左右之情境先述焉，而正义乃明。故凡读之先乎句者，皆所以述正义之情境也。”[74]

      总之，《马氏文通》结合修辞讲语法，根据语法讲修辞遍书皆是，不过，大都散见在各章各节，并无系统，所以只能说是有较强的修辞意识，还不能说是系统的修辞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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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4]马建忠《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45、23、24、112、23、192、193、23、247、39、267、282、32、20、41、117、387、388、389、393、394、147、113、140、60、129、393、342、434、436、91、92、94、114、258、135、135、135、136、138、140、33、33、390、429、431、431-432、432、103、104、277、342、346、110、438、117、186、189、195、267、268、276、316-317、327、38、234、192、247、46、369、414页。
[5] 何容《中国文法论》，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2页。
[6] 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读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2] 袁本良《<马氏文通>的辞气论》,《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