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报:使用简体字已成潮流 美中文学校舍弃繁体字

子祺

来源：新华网 2007年03月29日 07:42:03 　原载：环球时报 　　
      美国《圣贝纳迪诺太阳报》3月25日文章，原题：中文学校使汉语“简单化” 20世纪中叶，当共产党开始在中国大陆执政时，它采用了一套化繁为简的汉字书写系统。但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华人仍在继续使用书写繁琐的传统的汉字书写方式。
      几十年后，就在太平洋另一边的美国，全国都在继续争论着到底采用哪种汉字书写方式，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波莫纳谷中文学校。由于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使用简体字已成了一种趋势。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今年这所学校的中文教程要完成从繁体字到简体字的转化。
     “几年前，我们做出决定要教孩子们简体字。”学校主席鲍尔温•王说，“我们知道这样做一些父母可能不高兴。”繁体字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既然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那么繁体字要比简化了书写笔画的简体字有意义得多。在两种书写系统中，大多数汉字还是一样的，因此专家说掌握一种书写方式的读者很容易就能学会另一种书写方式。
      鲍尔温说，他和其他学校的领导觉得舍弃繁体字将能使孩子们为未来做好准备，有越来越多的大学选择了简体字。当然了，做出这一改变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吸引到更多的学生来这所由志愿者开办的学校。学校的学生从上世纪80年代刚建校时的300多名降至了今天的大约140名。学生人数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该地区新建的中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出现。
      鲍尔温说，学校教学从繁体字转变成简体字有助于学校打进当地越来越壮大的华人社区，这些华人的祖籍都是中国大陆。当波莫纳谷中文学校30年前建校时，华人社区中来自台湾的移民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现在每个周末挤进学校课堂来听课的孩子有一半祖籍都是中国大陆。
      学校的教务主任吉姆•秦说，尽管来自台湾的家长——包括她自己——更习惯于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但学校必须要适应时代潮流。一些白人家长渴望他们的孩子学习中国大陆所使用的汉字书写体系。（作者夏洛特•徐，陈一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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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与繁体字消长的背后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www.XINHUANET.com　　2006年02月20日 13:14:02

简体字与繁体字消长的背后，是两岸经济影响力的消长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纪芮俭报道 简体字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打破了繁体字一统海外汉语天下的局面。 　　繁体热鼎盛时期，台湾扮重镇 生于台湾、在美国教了20年汉语的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介绍，台湾在大陆开放之前，曾经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镇。坐落于台湾大学校园里的“全美各大学中文研习所”，以精英式的小班授课著称，曾为美国的汉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文史学者。台湾师大的“国语中心”也曾是海外学子学习中文的首选基地。但这一盛况，随着大陆的开放和岛内政局的变迁，已经不复当年。“全美各大学中文研习所”在1997年迁到了北京清华大学校园，美国中国文史研究生去台湾学习的已寥寥无几了。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早年在台湾，繁体字与简体字的竞争原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题目。不但将简体字打成道统的异端，甚至连文字横排也成为禁忌。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当年的繁体字被视为正统，台湾的繁体中文信息俨然成了华人社会相当重要的知识食粮。     65岁的大陆学者韩敬体对此颇有感触，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据韩敬体研究员介绍：“1956年初，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在印刷和书写文件上逐步推行简化字。由于新生的共和国被西方社会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以至于在世界各地的中文交际中，简体字几乎处于弱势地位，繁体字影响很大，连当时对外宣传的媒体都不得不采用繁体字。”然而，近些年的局势则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简体字渐渐风行，使近50年的简繁字体消长形势发生戏剧性转换，发人深省。 　　大陆政经实力上升：简体当兴 台湾留学生张静慧，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担任中文助教。她发现，中国大陆的崛起，让美国同学热衷学中文；但这些老外似乎不知道，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也使用中文。“他们觉得要学中文，得去北京；找工作，得去上海。”现在就连台湾的语言中心也得端出“同时教授简体字、汉语拼音”的菜单，才能吸引外国学生。 “以流通的程度来说，简体字早就打败繁体字了。”台湾文化大学国语研习班主任王玉琴说。 台湾《联合报》评价，真正造成简体字在华人世界的上升趋势，与中文在国际社会的上升趋势，主要是缘自大陆政经实力之上升。“即使有一天大陆改采了繁体字，亦不能改变两岸消长的大趋势。因为，决定两岸高下的，其实并不在简体字、繁体字。” 比如现在一些有远见的美国非华裔的中产阶级家庭，将子女送到中文学校、中文补习班、聘请私人中文家教，看似对中国文化着迷，背后更实际的动机是预见未来的20至30年内中国的经济强势仍在，中美贸易关系会更密切，具有中文能力的子女将来进入社会后，便具有竞争优势，因此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点，便送子女去补习中文。 　　台湾自缚手脚 另外，周质平教授认为，大陆的开放固然是引起这一改变最直接的原因，但台湾当局在语文政策上的错误，也难辞其咎。几十年来，台湾在语文上始终坚持走“同中求异”的道路，突出“台湾国语”与“规范现代汉语”的不同──无论在字形上，还是语音上，都企图保持“地方特色”，而不知学习中文的外国人想学的是规范的现代汉语，而不是台湾国语。试想要是夏威夷人用的是有夏威夷特色的英语，无论拼音、拼法、发音都不同于美国大陆，有几个中国人会愿意到夏威夷去学“夏威夷英语”呢？换句话说，要是台湾的华文教学，不能在“书同文”、“语同音”这两点上向大陆靠近，那么，台湾的华文就只有日益边缘化了。 “台湾的文化界，尤其是教育界，近年正面临日渐严重的价值危机。有两种力量在我们身上拔河，一边是英文，挟全球化之优势汹涌而来；一边是台语，挟其本土化之政治正确之优势。我们不但无法左右逢源，反而被迫左斜右倾……”余光中的这番感叹，也点出了台湾现阶段的“国文处境”。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有一位在台湾获得中文博士的韩国友人发现，他的学生现都去大陆学中文，除了因为简体字通行区域极广外，另一原因是大陆上的广播媒体、公共场所和大学校园里都说“普通话”，外国学生耳濡目染，学习效果较好。而在台湾近来很多人不说国语，电视、电台播放节目中也有不少是方言，对外国人来说，相当困扰。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近年已不鼓励学生到台湾学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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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或“两会”委员对汉字“繁简之争”持何种观点，都应关注国际汉语教学和对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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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统一标准之争：谁在主导“汉字标准”？

来源：新华网  2008年01月24日 09:34:08 　原载：《环球》杂志



    中日韩，谁在主导“汉字标准”？

    “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海子《以梦为马》

    仓颉字，竹简书，虞夏彩陶，殷墟甲骨，那些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的古老符号为中华文明保存了火种，使历史得以记载，学术得以传承。今天，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勃兴，汉字再次迈出它走向全球的步伐。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和汉字使用各地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汉字的这一次全球旅程变得不那么平静，其间夹杂着许多意料之外的争议和矛盾——统一之争、编码之争、简繁之争、起源之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韩国要主导“统一标准汉字”？
    2007年11月，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称在北京举办的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上，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中日三国学界已就“统一汉字”达成协议，决定制作一部汉字“比较研究字典”，并制定以繁体字为主统一字形的5000～6000个常用汉字标准字。
    此说法被中国媒体转载后，一度引发热议。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苏培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这并不是事实。
    苏培成说，在这次会议上，韩国学者的确提出了这个意见，但中方没有在“统一汉字”上与韩日达成任何协议，更没有认同将汉字以繁体字为主进行统一。
    “统一的难度是很大的，”苏培成称，“文字政策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不可能向别国看齐。再说，老百姓不关心这事，统一了以后好处并不明显。”
    据《环球》杂志了解，在中日韩三个主要汉字国家中，韩国在推动所谓“统一标准汉字”方面态度最为积极。韩国学者提出汉字标准化、统一化的理由是，共同使用汉字的东亚国家各自使用不同形态的字，容易引起混乱，为此需要制定使用汉字的数量，统一汉字的形状，即所谓的“标准化”，并认为这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正确方向。
    高丽大学国文教授金兴圭认为，“中日韩三国从历史上就共有文化资本，汉字是相互进行信息交流的非常有用的资产”，“应该使汉字标准化工作因字形不同产生的非效率性层面达到最小化”。
    事实上，国际汉字会议就是在1989年举行的韩日合作委员会联合总会中，韩国首先提出“汉字标准化问题”的产物。此后，韩国成立了“国际汉字振兴协议会”。1991年，韩国首次召开了国际汉字会议，此后又相继举行了7次，但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
    而在第八届国际汉字研讨会之后，韩国一些主要媒体积极呼吁政府出面援助“汉字统一”问题，说“否则将受制于中国”。韩国学者希望行使统一汉字的主导权，并声称要警惕汉字宗主国——中国的意图。
    在韩国，实现汉字标准化受到不少人的支持。他们认为，统一汉字应该是统一到繁体字上来，并且希望中国向这个方向靠拢。韩国方面甚至有学者表示，如果大陆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韩国、朝鲜、日本、中国台湾等方面可能会首先采取措施，实现“第一阶段汉字的统一”。
    对此，苏培成对《环球》杂志表示：“一些韩日汉学家的愿望是好的，希望推动汉字的使用和交流。但国际汉字研讨会只是三国四方(中、韩、日、中国台湾)一个非官方的学术交流平台，没有固定的机制和常设机构，也不存在哪方当主席的问题。再者，有关汉字的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只能是空谈。而如果韩国确实如他们所言，要先采取一些措施去做所谓的‘统一标准’，那么我们没有遵守的义务。”
    当然，在韩国，同样存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参加了第八次国际汉字会议的高丽大学教授金彦钟就曾表示：“汉字在各国的语言生活中以不同的形态已经存在很久”，“即使制定了统一常用汉字，但是考虑到各种不便和损失，有没有国家欣然遵守这些也是疑问”。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研究员李浚硕则认为“在常用汉字的概念都没有确定好的情况下，制定共同常用汉字是颠倒了先后顺序”。直至目前，韩国本身并没有制定过常用汉字。
    另外，有韩国学者指出，在信息化时代，文字处理软件都带有繁简转换功能，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统一什么字形。一位韩国媒体评论员尖锐地批评说：“为什么韩国的某些学者和某家报纸死抱着要统一汉字不放？”评论说，要么是这些所谓一流大学的教授们认识一些汉字，但是却不会说汉语，在遇到中国人的时候，想通过写汉字来交流，可是对方并不明白，所以感到很郁闷所致，要么就是他们想通过提倡汉字教育来挣钱。
    韩国《文化日报》也在一篇评论中称，为了自身的便利，要求他国改变语言体系有些过分。相反，韩国教育当局制定有效的汉字教育体系更符合人意。

　　【二】汉字统一在计算机世界实现
    在纸上书写的汉字至今或许还远远谈不到统一，但是在计算机上统一已经实现了——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CJK Unified Ideographs)，就是把分别来自中文、日文、韩文的汉字，按照共同的认同规则，把本质相同、形状相同或稍异的表意文字(主要为汉字，但也有仿汉字如日本国字、略字、韩国独有汉字)在ISO/IEC 10646的标准框架内，形成有序的集合，赋予一套统一的代码。
    也就是说，中日韩三国在写法上有细微差异，但意思基本相同的文字，在计算机上的编码是同一个虚拟的“汉字”，一个编码；而字形不同的汉字，即使是同样含义，也对应着不同的编码，比如繁体字的“壹”和简体的“一”意义相同，却必须有各自的编码。
    使用过Win95的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遇到繁体字的电邮和网页时，打开会出现一片乱码，其原因就在于那时台湾使用的是BIG-5码 ，而大陆的编码标准是GB2312。假设，内码(0000)对应的汉字是(一)，而在台湾，内码(0000)对应汉字是(十)的话，中文的汉字“一个”，在BIG5系统就可能变成了“十万”。GB码的汉字，在BIG5下，就变成了乱七八糟的符号和文字。
    而在Win 2000和XP系统下，我们已经几乎忘却了乱码的烦恼，那是因为其包含了一个国际标准的通用多文种编码字符集，其中的汉字编码就是CJK——中国、中国台湾、日本、韩国共同参与，由中国主导完成的。
    实际上，这套多文种编码字符集的创建、整合和最终成型，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一方面，世界IT龙头企业微软发起制定Unicode标准，似乎企图完成一个古老的人类夙愿：修建一座有助于人类沟通的“通天塔”——一个涵盖了目前全世界使用的所有已知字符的统一编码方案。
    同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在修建另一座通天塔——ISO10646，中文全称为：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ISO10646国际标准定义了一个31 位的字符集，这是一个难以言喻的巨大编码空间，总共达21亿4748万3648个码位。
    也许，即使搜罗地球上古今人类所有符号、所有文字，也不会有字符分配到第20位 100 万码位空间，而这还不过是31位空间的两千分之一。迄今为止被定义了的，也不过其中的前16位子集，称为基本多语言面 (BMP)，包括 65534个码位 (0x0000 到 0xFFFD)，尚不及全部空间的万分之一，但是已基本包含了世界上所有已知语言的字符，包括各种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如阿拉伯文、藏文、汉字、彝字以及国际音标符号等等。
    目前，这两座通天塔其实已经合成了一座：1993年ISO10646与Unicode合作，制定了第二个方案，1993年成为正式的国际标准，即ISO10646-1。两个标准的字符对应的编码是完全一致的，两者不断扩充的文字编码是继续对齐的。
    这座通天塔的功用，已经在现实中发挥——微软的MSN可以同时支持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文、日文、韩文、阿拉伯文、印度文、希伯来文。操着不同语言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界面上一起聊天。
    稍嫌讽刺的是，这个沟通自由的梦想现在正和与垄断纠缠不清的微软帝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从Windows NT开始，Unicode已经成为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主体代码，或者说基本代码或轴心代码，各个代码页面表面上在那里存在，但是内部的表示、处理和外部的传输、交换等等都是Unicode。
    三流的国家制造产品，二流的国家提供技术，一流的国家制定标准。谁制定了标准，谁将掌握未来，在通天塔的理想背后，是一只商业的巨手。
    “汉字统一编码不仅最大限度地简化了以汉字为载体的信息(短信、电子邮件、Web、电子出版物)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输和交流；而且还极大地降低了软件开发和移植的成本，使一套程序用于多文种的语言环境。”几乎全程参与了汉字内码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张轴材对《环球》杂志记者阐明了CJK的商业价值。
如此看来，韩国的一些学者提出“统一汉字”的所谓共识，真的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荒谬和狭隘吗？
   
    【三】日本的质疑
    尽管电脑上的汉字统一编码起步情况良好，但在日本，却有不少学者认为，不能将ISO10646与Unicode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一个公共标准的制定，却由美国私营企业的联合体制作，很不公平。
    日本学者认为，西方人无法了解日本传统的汉字文化，而且日本的事情应该由日本人来做主。东京学艺大学教授太田昌孝就在《日语现在很危险——错误的文字编码国际化》一书中指出，Unicode将全世界所有语言的文字统一起来的精神是很荒唐的。这是愚弄日本文字文化和语言文化的做法，对美国希望建立全球标准的危险做法持批评态度。
    太田昌孝指出Unicode最主要的缺点是，制定者不了解意思就把日语汉字和中国汉字用同一个比特来编码，必然招致混乱。
    日本不少学者认为，Unicode能够区分结构上的文字，但是无法区分语言，所以在多种语言文字的环境下，单靠Unicode就无法实现精确的区分。
    现在，日本人在录入含有汉字的日文时，使用作为日本工业规格(JIS)的3个文字编码集合，也就是JIS X0208、JIS X0212、JIS X0221，它们都是与ISO 10646-1国际标准对应的。
    对CJK统一汉字编码标准，日本学者认为其强令日本、中国和韩国的汉字统一，会出现问题。因为中日两国的简化字也有不少差异，例如“艺”的简体字在日本是“芸”，并非“艺”，这就会与汉语的“芸”相混淆；而日本用的简体字和中文也有一些是不同的，比如中国的“卖”在日文里是“壳”。而日本的字符集JIS X0208和JISX0212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四】汉字统一编码不为人知的内幕
    “(汉字统一编码)这个工作做得很艰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张轴材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此间中方的努力从未被公开报道过。但我敢说，这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密切合作，最有成效的项目之一。”
    张轴材应该是有一定发言权的。他曾是中日韩联合研究组(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是汉字国际编码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在他的讲述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浮出了水面。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在网络上能正确无障碍地传输汉字，计算机里处理交换用的汉字代码需要有一套认同规则。在前全国计算机技术标准化委员会主任、工程院院士陈力为的支持下，中国建立起一个跨部委的工作组，其工作内容是被列为“七五”攻关项目之一的汉字内码与数据类型标准化。
    “我们做着做着就发现原目标设定得太低了，当时代码的混乱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可以说是‘万码奔腾’。IBM、DEC、NEC、日立、富士通、AT&T等大公司使用的汉字内码都不一样。虽然那时还没有一个网络世界，但可以预见到如此发展，这将来会变成阻碍沟通和发展的大问题，”时任工作组副组长的张轴材对当时的忧虑还记忆犹新，“不仅如此，当时台湾已经流行BIG-5码，即俗称的‘大五码’，大陆则在发展多个GB(国标)字符集标准，两岸走了不同的道路，这种分歧已不容忽视。”
    1988年，中国建立了通用国际代码联合会(ACCC)。“这个协会完全按国际规则来操作。在汉字问题上，如果中国人内部都不同，还怎么跟别人谈，所以首先两岸要同。虽然当时两岸形势复杂，沟通困难，但我们努力跟台湾方面取得了联系，问他们是否感兴趣。他们表示了高度兴趣。这下，统一的基础就有了。”张轴材回忆说。
    的确，有了态度的统一，也就有了会谈的可能。1989年春节后，大陆和台湾的代表团在香港碰面了。台湾方面为首的是有台湾“IT教父”之称的宏基董事长施振荣，台北电脑公会的各大电脑公司，而大陆则去的是国家科委、国家语委、电子部、标准局委等部门的代表。
    “那时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双方都问‘咱们怎么办’，GB(国标)和BIG-5怎么走到一起呢？我们提议先背靠背讨论一下，然后互亮底牌，结果发现想法是一致的，都是要借着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汉字编码的开发，让它近期成为两岸交换之标准，远期成为两岸共通之标准。”
    会谈结束后，两岸都有了实际的行动。台湾把资料都汇总到大陆，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把字都揉在一起，进行认同和甄别，并建立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同时中方也秘密地把日本和韩国的汉字也纳入了多字符集汉字数据库。
    1989年，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会议上，中方代表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正式提出中日韩统一编码的N480提案，并提出了具体方案，引起轩然大波。文字工作者、IT界人士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国际上，最强烈反对提案的是日本。韩国基本上不表态。而美国作为许多大工业公司的代表，站在了支持的一方。
    谈到这些往事，张轴材至今对很多人心存感谢：“这是个技术外交与技术开发并行的工作。在ISO会上，每次都吵架，主要是跟日本人辩论。日本代表很强硬，我虽然是初次当发言人，但一点也不胆怯，因为我身后有国家好几个部委的支持、中文信息学会的支持、团队的支持、两岸四地一大批专家的支持，同时还有一批非常有远见的、在大IT公司任高职的华人的支持，特别要提出的是IBM王学猛、DEC 公司叶三闾、香港ITF的郑家安、台北电脑公会的苏亮、杜全昌。”
    因为支持派和反对派相持不下，韩国提出到汉城开特别会议。就在1990年的特别会议上，中日韩决定折中建立CJK-JRG，并通过了三国轮流坐庄的机制。后来在进入CJK汉字认同甄别的实质性阶段时，各方觉得老轮流坐庄，效率不高，于是，张轴材被任命为CJK-JRG的主编兼召集人。
    很快，在ISO的会议上开始讨论汉字编码的方案。产生了一个重要决议：以中国的多字符集为基础，生成字表。这是我们“七五”科技攻关的一个重要成果。但是在字序问题上，曾经相持不下。美国一度提出在字序上把日本JIS汉字放在前头，以换取日本人的支持。中国当然不干。于是，1990年春节那几天，在多伦多举行了秘密会谈。在会上，中国提出回到《康熙字典》序为首、《大汉和》《大字源》和《汉语大字典》序为辅的排序建议，随后成为了各方同意的妥协方案。
    在不断讨论中，中日韩已达成两点共识，一是按文字编码，而不是按国家、地域、语言编码；二是要按字形统一编码，而不是按字音、字义或具体的造型编码。大家越来越认识到这是正确的方向。ISO用投票来表决是否支持汉字统一编码，结果在1990年旧金山会议上，以16比2的表决结果，达成了决议。
    1993年，ISO/IEC 10646-1《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第一部分体系结构与基本多文种平面》正式发布。中国等同采用此标准制定了GB 13000.1-1993。该标准采用了全新的多文种编码体系，收录了中、日、韩20902个汉字。
“在汉字的国际编码问题上，中方一直是主导，这一点毫无疑问。”张轴材称，现在标准制订的大方向没有问题了，虽然在国际会议上，各方仍然为了各自的利益争论不休，但已经有了基本规则，ISO10646(GB13000/Unicode)已成为主流编码。

    【五】简体繁体哪个是“正体”
    众所周知，关于汉字的争议不仅发生在中日韩之间，在中国内部，大陆和台湾学者对繁体字、简体字的优劣也颇有争议。
    2007年12月18日，国民党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马英九应邀到台湾高雄县辅英科技大学演讲时称，汉字应该称为“正体字”，而不是“繁体字”，因为汉字一点都不“繁”。他甚至打算把汉字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世界遗产。
    就汉字申遗的问题，大陆方面的做法恰恰相反。北京师范大学汉字与中文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文学院教授王宁告诉《环球》杂志记者：“我们刚开过申遗名录的讨论会议，汉字被列在名录上面，但我们把它删掉了。汉字符号不需要保护，它有延续性，几千年都没有间断过发展和传承。申遗是为了抢救濒危的文化，而汉字的情形并不是这样。”
    简体字与繁体字属于一脉相承。中国出版界前辈陆费逵早在1909年即撰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第一次公开提倡简体字。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有大量文盲的现实，推行繁体字的简化，无疑让更多的人易于学习和掌握了汉字。
    王宁向记者介绍说：“当初在确定简化字时，遵循了一条总原则：只整理古来或民间的写法，不自创。如今，大陆非文盲人口中习惯写简体字的比例高达95.25%。”王宁也直言，“我从不否认简体字存在弊端，我们曾经提出恢复八个繁体字，比如‘乾湿’的‘乾’，和‘干部’的‘干’区分开，但就是这八个字也没能通过。”
    在大陆，有些人认为简化字还简得不够，要继续简化，对此王宁表示“语委的态度是不再继续简化汉字”。
    对于目前文言文印刷恢复为繁体字，人们的手写汉字中繁简并用的一些情况，王宁认为，“文言文用简体字印刷，意思是不对的，应该恢复为繁体字。对个人的书写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繁简并存的现象对文字的发展来说是有利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哪些字该繁、哪些该简，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苏培成教授则认为：“‘正体字’不是台湾的发明，两岸没分开前都叫‘正体字’，也就是规范字。大陆推行简化字已经50多年，我认为它是成功的，并且这种成功超出了中国国境，比如新加坡也在用我们的简化字。不仅如此，现在简化字大量地进入台湾。有相识的台湾学者说他的书架上的书有一半是简化字的。”
    而学者的共识是：汉字在现实的应用中需要规范，这个规范需要从基础的小学教育开始抓起，让孩子从小学会使用规范汉字。读古籍、研经史的确不是每个老百姓要去做的，但是写规范的汉字，进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提高文化修养，才能避免出现在夏天感叹“七月流火”之热的无知笑话。
    王宁介绍说，由国家语委主持制订的《规范汉字表》将在2008年3月“两会”前正式推出。

    【六】汉字——东亚的国际文字
    近年来，汉字是东亚国际文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想法浮现，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一些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也意识到了汉字的重要性，并把其作为提升国民文化共识的一大手段。
    2007年12月13日，韩国韩联社的文章称，有一家中国媒体在报道中表示，首尔大学历史系教授朴正秀认为，汉字是由韩民族发明后传播到中原地区，成为现在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位教授还建议，韩国政府把汉字申遗。韩联社表示，据调查，首尔大学的韩国历史系和东方历史系里并没有朴正秀其人，韩国政府也没有把汉字作为韩国文化单独“申遗”的打算。
    据《环球》杂志了解，韩国主流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是汉字的宗主国，普通人基本上没有去怀疑这个共识，但声称汉字是韩民族祖先创造的说法并不是没有。
    此外，韩国也有一些学者和媒体主张，汉字是东亚的共同文化遗产，并不能说属于哪一个国家，就像他们主张儒教是东亚的文化一样。
    而在日本，汉字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2007年12月12日，东京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在长1.5米、宽1.3米的特大张纸上挥毫写下一个“伪”字。这个字，正是经日本国民筛选，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成为反映2007年度日本世态的年度汉字。
    在这个“伪”字面前，书写者森清范激愤指陈，“这个字被选中让我感到羞耻和愤怒。为个人利益而欺骗他人，真是可悲的社会”。
    一字一世界。选出一字精准传达社会普遍情绪，并非易事。正因如此，日本年度汉字之选，惊心而有趣。在岁末年终之际，用汉字的力量去塑造国民通识，激发国民思考，意义不可谓不深远。
    日韩对汉字的态度，应该引起国人的反思，不是愤懑而是反思：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否有足够的尊重和传承？在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如何与多元文化共处？如何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也逐年增强。孔子学院纷纷设立，海外中文热持续升温，此外，简体字的辐射范围也在拓宽：联合国所有的中文文件都已采用简体字；澳洲一些地区近年将高中会考的中文试卷，由过去提供繁体和简体两种中文字，改为只提供简体字；加拿大的卑诗省教育厅早先制订的中文课程纲要是繁、简体并用，但修订后的中文课程纲要，已希望教师先教简体字，适当时机再教繁体字；使用繁体中文的香港地区，近年接受简体字的速度很快，各大企业网站同步架设简体版，贩售简体字书籍的书店随处可见……文化是国力，国力促文化。 (记者 谢黎 陈昕晔 詹德斌 蓝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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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普通话、写简体字应是国际汉语教学的基本策略
来源：http://www.shihan.edu.cn/shihan/detail.do?news.id=213
■ 中国人民大学 李 泉

    海内外汉语教学界多年来一直有学者呼吁要扩大汉语教学的范围，要给汉语方言教学以一定的地位；汉语学习者也有人表示学了普通话，到方言区还是不能跟中国人进行有效的交际。因此，不宜过分强调规范，应该增加汉语方言知识，对外国人的普通话教学不必要求太高。
    这些观点在海内外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也确实指出了某些客观事实，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这些意见和建议是否都合理和可行，也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讨论。尤其是在海内外汉语教学大发展的今天，明确普通话在国际汉语教学中的核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汉语教学是一种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其基本的目标是，培养学习者运用目的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常规的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都是选择目的语国家的通用语或称标准语来教，因为这种语言不但有相对明确的标准，而且适用面广、通行范围大、使用几率高，是目的语国家通用的、主流的、法定的交际语言。一般方言在目的语国家则不具有这样的优势地位。从教学实践来看，所谓过分强调汉语的规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就语音教学来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定程度上存在滑坡现象”，其原因之一就是“要求不高”造成的。而词汇、语法教学也谈不上过分规范的问题，相反，教材中不规范的现象倒是不难得见。增加方言知识的问题，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外国人学了普通话到汉语方言区交际有困难，这肯定是事实，但这不是“过分强调汉语的规范”造成的，只能说明普通话跟这些方言差别较大。外国人想跟这些地方的人交流或到这些地方旅游、经商的话，如有必要，应该专门学习那里的方言。退一步讲，不强调汉语的规范怎么办？教带方言味儿的普通话？带哪种方言味儿？抑或是一边教普通话，一边教方言？这能否可行？同样的问题是教哪种方言？教了这种方言，到了另一种方言区仍然会有交际困难的现象，又该怎么办？主张“对外国人的普通话教学要求不必太高”，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中国人也不是个个都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但这种理据显然似是而非。
    在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就中国大陆而言教授简体字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议。只是海外汉语教学中有的国家和地区存在教授繁体字的情况。就美国的汉语教学来说，据报道，大致是教授简体字的目前已占二分之一以上，繁简并教的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教繁体字。但总的趋势是，教简体字的越来越多，教繁体字的越来越少。世界其他各地的汉语教学总的说基本上都是教简体字。近两年来，由于国内的“两会”一再有代表提出在小学教授繁体字的建议，引起海内外各界的广泛讨论。国内的小学是否恢复繁体字教学的讨论，可能一时难以形成定论，至少在“讨论和争议”这个层面上说是这样。但是，从教授汉语、推广汉语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赞成恢复繁体字的教学。因为如果对国人恢复繁体字教学，那么对外国人是否也改为教授繁体字？而目前教授简体字对绝大多数外国人来讲已经是一大难关了，特别是对非汉字圈的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学习简体汉字的过程已经“相当艰难困苦”。教授繁体字无疑将进一步增加汉语学习的难度，显然不利于汉语走向世界。
    我们认为，教普通话、写简体字应是国际汉语教学的基本策略。坚持普通话教学和简体字教学的核心地位，符合中国的语言现实和语言规范发展的方向，符合汉语学习者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有利于提高汉语教学效率，有利于汉语的国际推广。
（作者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__

子祺

汉字简繁之争："人造文字"民族有文化危机
来源：http://post.discovery.tom.com/39000AC3844.html

“醜”是怎样变成“丑”的

小时侯父亲教我读《孟子》，读到《公孙丑》上、下两章时，我百思不解：古人竟然会取这样一个难听的名字！
后来学习并逐渐掌握了繁体字，这个疑问才总算烟消云散——丑陋的“丑”字原来应该写成“醜”，而“丑 ”则是十二地支中的一个专用字，汉字简化时把两个字合并了。我估计，在许多不熟悉简体字的港台语文教师眼里，把“醜陋”写成“丑陋”是写别字。在简体字中，类似这样用一个笔画较少的字取代笔画较多的同音字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这还只是简体字的众多“问题”之一。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议花10年时间逐步恢复使用繁体字，曾引发空前争论。我想，这与近年来社会上日益升温的重估和反省传统文化及文化政策的整体性思潮有密切关系，正反两方激情有余却欠缺根本性的东西。像恢复繁体字“有利于提升现代中国在东南亚及全球的文化亲和力”；或者，“恢复繁体字的社会成本太大，是一种折腾”之类，都将文字仅仅当作了工具，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的目标才是其目的。汉字的简繁之争，实际上也就被转换成了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不同立场和见解之辩。
大约三年前，我正主持《东方早报》评论版，曾收到一位参与当下国家文字规范工作的前辈文字学专家的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他列举很多例子，讲述他们在编纂规范汉字的过程中如何受到外行的“上级领导”的行政干预，呼吁全社会尊重学术专业，尊重语言文字本身的客观存在及其规律。老学者说，他并不反对汉字简化和一些异体字的归并，但强烈主张所有这些“改进”或“规范”，都要有经得起推敲的语言文字本身演化历史的依据，而不是随意拍脑袋行事。
文字具有独立的生命、价值和逻辑，更重要的是其承载的文化基因延续使命。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或其他目的，借助行政力量人为地阻断或扭转语言文字的自然演进轨迹，将导致难以预估的后果。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像韩国、越南、土耳其这类使用“人造文字”的民族，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危机，因而这些民族和国家近来也颇多反思。
这里的“人造文字”，指少数文字是在某一时刻，由某一群知识分子依据某种规范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 ——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的语言与文字是分离的，它们使用汉字书写；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突厥民族语言，但借用了阿拉伯字母及大量阿拉伯语词汇。这些国家在近现代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过程中先后“发明”了自己的书写符号，取代了原来的“帝国文字”，土耳其和越南还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文字拉丁化。
事实上，在上世纪50年代那次汉字简化之前，也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语言文字“革命”。一次是2000 多年前秦统一之后的“书同文”，另一次就是“五四”时期以白话代替文言的“新文化运动”。前一次基本上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后一次则既源于政治等其他因素，又受到语言文字本身内在演进动力的有力推动。今天我们无论站在何种立场上去评价这两次“革命”的功过得失，都不能否认它们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深远影响。
我希望汉字的“简繁之争”，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问题的理解，以为日后公共文化政策的形成提供一种比半个世纪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视野。只有这样，才能不流于表面的所谓进步。文化遵循着与政治、经济不同的运行逻辑，还经常反过来对后二者施以强大的约束和影响。不妨思索一下：从“五四”到现在，从大陆到港台，从来没有一个法律和政策规定过书面语言必须使用白话，但为什么海内外很少有人呼吁恢复文言？相反，大陆明文规定且强制推行简体字，为什么却反而有那么多人赞成恢复繁体字？
当我们把“醜”写成“丑”时，我们失去的远不止是那几道繁复的笔画，得到的也远不止是简化带来的轻松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