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实录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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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敬东
来源：新青年
2003-06-06 12:57


    ［内容摘要］ 本文作者在组织《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中，通过与法国著名影视专家的交流，对人类学纪录片的历史，与影像的关系，与一般纪录片的异同作了介绍，并表达了自己对几部片子的思考。
     
    ［关键词］ 人类学纪录片； 影像； 客观性
     
    1999年10月26日——31日，上海音像资料馆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在上海共同举办了“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作为合办方，此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得到了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驻华专员范华（中文名）先生的大力支持。另一位法国知名人类学纪录片导演、人类学博士娜丁女士专程由法国来上海出席活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影视部主任铁里·巴杜先生为活动写来了贺信。信中巴杜先生简要地表述了他本人对于人类学纪录片的一些见解。他认为：人类学家始终与影像有着一种特殊的和得天独厚的关系。人类学家们是最早将摄影机和放映机纳入到科学研究行为中的人。这一切无疑是因为人类学是一门观察和如何观察的科学。人类学家在看待他所研究的社会时，要力求摆脱个人的局限、个人的成见，以及任何民族中心论和价值范畴的不同划分。这样一来，摄影机（还有与其不可分离的放映机或录像机）的作用则显而易见了。它们可以让人类学家重返拍摄地点，显示拍摄的图像，也即他观察到的这个社会的形象。换言之，这既是被研究的社会的画面，同时也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一种实地考察或实地检验。
     
    无论是巴杜先生，还是范华先生，还是娜丁女士，他们都将人类学纪录片纳入到科研领域之中，影像的记录服务和服从于人类学的研究，用影视人类学来界定他们的工作也许更为贴切。而引进如此专业性很强的影视作品，对于上海的影视纪录片创作、文化理论研究，以及上海音像资料馆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娜丁女士开始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
     
    对此，上海音像资料馆馆长陈湘云女士在开幕致辞中作了这样的表述：
     
    音像资料馆的功能在于，以音像资料作为媒体，在空间上达成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认知与交流；在时间上构筑起人类文明与发展的音像史志。这与人类学纪录片致力于利用影像形式来记录、保存和研究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宗旨有着很多的相通之处。而举办这样一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一方面是介绍和展示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成果，法国是世界电影的诞生地，人类学的研究也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一方面也想借此推动中国人类学纪录片创作与研究的发展，激发中国的纪录片编导，自觉承担起历史的责任与时代的使命，记录上海、记录中国，记录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足迹。
     
    一、 历史：我所了解的人类学纪录片
     
    在此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期间，娜丁女士曾就世界人类学纪录片创作的发展历史作了精彩的演讲。但她却没有给影视人类学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什么是影视人类学。她希望通过观摩这些人类学的纪录片，大家能够有自己的判断和印象。
     
    1895年第一个活动的影像被记录在胶片上，创造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里程碑的是马林先生和荷里诺先生。人们将活动的影像记录在胶片上，也就是将电影发展成了一种工具。比如说举个例子，最初的电影影像可以包括天空中的飞鸟、人类的行走、还有快步奔跑的马。在电影产生之前，人们是不太懂得马是怎么奔跑的，因为抓不住这个瞬间。是电影胶片出现之后，人们才可以在电影胶片上看到，有那么一瞬间马的四个蹄子都是腾空的。
     
    1895年的时候，荷里诺先生第一次将人类的活动记录在电影的胶片上。而同一时期的人类学的研究还是很多像工业家、军人和传教士的事情。当时的人类学研究都是用笔做记录的，这样很难避免因为记忆的模糊性，或写作者本身和所记录的对象之间关系不同，而对现实有所扭曲。所以说，电影的出现、摄影机的出现，就对记录的客观性有了进一步的保证，当然，对于这一点还存在着诸多可以继续讨论的地方，就是说这种保证的可靠性有多少。
     
    也是在1895年的时候，卢米埃尔兄弟首先在自己的电影厅里放映了电影，电影从此便成为了一种可以观赏的东西。电影从记录性向观赏性的转变，使得一个叫梅里爱的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故事片，也就是有故事情节的影片。正如著名法国影视人类学大师让·鲁什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由于梅里爱的贡献，把电影对现实的纯粹记录变成了一个载体，人们可从中承载梦想和希望；也使影视人类学纪录片更有观赏性，更能精心制作。
     
    1918年一战结束后，影视人类学上出现了2位著名的导演，一位叫做维尔托夫，他是前苏联的导演。他是用影片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但他自己当时这样做是无意识的，正是他创造了一种所谓真实性电影。他曾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拍摄了23部这样的片子，他也实践了现代电影中的大多数技法，另外也是从他开始非常强调影片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要紧密结合，形式要完全符合它的内容。可以这样说，维尔托夫先生实际是现代电影的一个先锋。他最著名的一部影片是《拿摄影机的人》，拍摄于1929年。另一个是罗伯特·弗拉哈迪先生，他拍摄了一部非常有名的记录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片子，叫做《北方的纳努克》。它拍摄于1920年。这也是首次摄制人员与当地的拍摄对象有很多的接触。这部片子集中讲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从这部影片开始，弗拉哈迪先生为以后的影视人类学影片设制了一些基本的理论和原则，也是他第一个将自己所拍的影片给拍摄对象放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的电影流派出现了，这些流派都对当时发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十分关注，他们存在于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当然法国也有。
     
    在1939年到1949年期间又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而拍摄影片所用的胶片也由35毫米变成了16毫米，这主要是美国军队喜欢带轻便的设备进行拍摄。于是，在此之后便出现了影片拍摄中两种胶片同时使用的状况。
     
    另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53年一个叫勒布瓦的先生在法国巴黎的人类学博物馆开设了一个专门的大厅，来陈列和放映人类学的影片。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技巧和人类学的内容也在同时发展和完备。
     
    在1970年以后诞生的影视人类学作品中，声音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 创作：在同与不同中寻找灵感与启发
     
    法国影视人类学大师让·鲁什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对于深入了解影视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说，此次有关法国人类学纪录片的展映活动实在是太简短了。但是，正如娜丁女士所希望的那样，通过观摩这些影片，可以使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人员和影视人类学工作者获得一个借鉴与交流的机会，进而清理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创作方法来。
     
    在与上海的电视纪录片编导们的交流中，娜丁女士特别强调了人类学纪录片拍摄所遵循的坚守客观与中立的创作原则。她甚至说为了保持客观性、真实性，有时需要在自我内心进行非常激烈的斗争。虽然从苏联人维尔托夫开创出一种比较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影片，到让·鲁什60年代的一些片子，以至于现在，关于客观性的观点与概念一直在不断发展，但她本人一贯非常尊重当地人的思维逻辑。在拍摄《太阳的阴影下》时，她和她的拍摄伙伴菲利普就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要求自身成为当地所举行的仪式的一部分，而不应为拍摄而打断他们。所有的当地人都在不停地忙，打扰任何人，让他停下来回答问题，我们都觉得不好。——娜丁女士的话语间流露出对当地人生活的自觉尊重和理解。据说在拍摄《伊巴尼婴儿》时，娜丁女士就曾带上自己仅有几岁大的孩子一道深入拍摄地。因为在当地人的眼里，生过孩子的女人，才被真正看做是女人。背着自己的孩子可以使她很方便地与当地的妇女们打交道。
     
    娜丁女士同样强调人类学纪录片应该用最简单的蒙太奇来表现最真实的东西，以很原始的镜头来表现拍摄对象的生活和仪式。特技镜头，现代化的剪辑，刻意地让画面漂亮，对于人类学纪录片来说太表面化了。对于自己的片子中常用一些长镜头，娜丁女士解释说因为片子主要是供研究用的，不能因为对细节的强调而破坏了全局。当然，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也并非不讲求拍摄技法。娜丁女士很谦虚地认为自己的片子尚未达到老师让·鲁什先生的水准，而仅仅只是学习了他的方法，如不带三角架、采用16毫米摄影机这样轻便的装置。鲁什的镜头很富有激情，有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力，同时又不乏充满活力的运动镜头。
     
    以上这些人类学纪录片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对于我们的纪录片创作可以说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在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与人类学纪录片所存在的种种不同（这也同样具有借鉴性）。娜丁女士将之归纳为下面几点：
     
    1. 人类学研究人员认为能在当地呆的时间越长越好，因为能保证其研究质量，并与当地人相处融洽，以利于更好的拍摄。娜丁女士拍《太阳的阴影下》就在当地陆续经历了10年时间。电视台做不到这一点。
     
    2. 多数人类学影片是用来研究的，而在电视台播出的人类学纪录片需要有更多的观赏性，于是，用于电视台播放的人类学纪录片修改是很大的。《太阳的阴影下》原有3小时20分，而在电视台播放的版本仅有1小时20分。人类学纪录片拍摄者一般喜欢让拍摄对象自己说话，而不擅自提问。而若要在电视台播放，往往必须要加上评论，用以影响观众。《太阳的阴影下》在被电视台播出时娜丁并不想加评论，但电视台就要求她必须加上。大多数人类学纪录片也是不配乐的。1950年，让·鲁什拍过一个关于非洲某部落狩猎的片子。在电视台播放时，制片人擅自加了音乐，后来连观众都发现这是个缺点，因为狩猎必须非常安静，为了增加某种效果而加上音乐，违背了生活的逻辑。当然法国的各电视台之间也各有不同，有的电视台比较尊重研究成果。因此，很多人类学影片都能在这家电视台播出。
     
    3. 电视台为拍摄纪录片所成立的摄制组往往规模很大，十分引人注目，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人数相对就少多了。一两个人反而很容易拍出有味道的作品来。
     
    三、 观感：领域外的共鸣与感动
     
    让·鲁什曾说，人类学者都是乌托邦式的，没有乌托邦式的精神，就没有激情，没有力量。这位现已80高龄的影视人类学大师满是浪漫地提议于2000年在北极没有黑夜的某地，专门放由影视人类学者制作的人类学长纪录片。
     
    作为此次活动的具体筹办人员，我在活动期间与娜丁女士有过几次深入的交流。其中一次是围绕着展映中放映的一部让·鲁什的作品展开的：
     
    笔者：我个人非常喜欢纪录非洲多贡人60年一次庆典仪式的片子《圭——戈岩穴》。
     
    娜丁：这是我的老师先后花费8年的时间拍摄完成的关于多贡舞蹈庆典仪式8部影片中的一部，他一共拍了8部这样的影片。
     
    笔者：我不是搞人类学研究的。但是，这部片子对我的震撼却很大。影片充满着种种有关哲学的、文化的，远远超出多贡、以至非洲，涉及人类整体命运以及终极意义的思考。
     
    娜丁：是的，可以说它讲述了人从生到死的整个一个过程。
     
    笔者：具体讲来，在这样一个60年一次的庆典仪式的参与者中，包括了老人、中青年人和孩子；老人是60年前的上一次仪式的实践者，中青年人完成着此次仪式，孩子则肩负着下一个60年的庆典仪式。他们既是彼此不同的个体，又代表了人从小到大到老的人生历程。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部片子让我将它与一部日本女导演市冈康子拍摄的纪录片《库拉》联系在了一起。在南太平洋一些岛屿间，岛民们间保留并延续着相互进行贝壳交易的习俗。在一年中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辞辛苦地奔波于各个岛屿之间，谁交换的贝壳越多，谁便成为当地最成功的人。然而，正如非洲多贡的庆典仪式一样，我们丝毫看不出其中的实用性价值。
     
    娜丁：那是符号性的，是一种精神生活。
     
    笔者：正是这一点启示了我。表面上多贡人也好，南太平洋岛民也好，他们的生活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可实际上，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一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样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人生的价值，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娜丁：人类学与社会学有很大的区别。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如在某个城市内；而人类学研究的范围较窄，研究也比较专题性，如母亲与婴儿的关系、音乐与人的关系。但是，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者对研究对象需要有很深的研究，让·鲁什就曾在非洲先后工作了10年。这样一来，人类学者就与被研究的人保持有紧密的联系和深入的了解。比如对于仪式研究来说，人类学就要发现仪式背后潜在的意义，而这些又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
     
    笔者：也就是说，对于一部优秀的人类学纪录片应该也完全可以超越其自身的领域，从而形成更深层次的意义与更广泛的鉴赏。
     
    在此次“法国人类学纪录片展映”活动中所放映的10部人类学纪录片，全部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影视部。其中最早的是1966年由让·鲁什先生拍摄的《多贡鼓乐》，最新的是1997年由范华先生拍摄的《闽西客家族游记》。《多贡鼓乐》非常单纯地记录了非洲马里一个悬崖丛中贡戈牧人在石鼓上学习传统鼓乐，描述了近十种节奏及其变换、结构等，并展示以这种独特的节奏起舞的传统仪典；《泛音唱法》记录了一种流行于中亚地区的奇特的声乐技法；而《摩塔塔勒地方民歌“优泽莉”》则记录了瑞士中部小山谷传统民歌“优泽莉”的感人魅力和象征意义；《朗格达，新几内亚的横口石斧》记录的是1990年新几内亚朗格达山谷农民在制作和使用石斧，使我们目睹了曾发生于人类祖先的制造和使用原始工具（石斧）的某种情景；《圭——邦戈岩崖》则是典型的非洲传统庆祝典礼的再现，从节前准备到仪式举行，一整套具有崇高感的活动，把多贡人的等级观念、神情态度和祭奠仪式、文化表现和盘端出，具有很强的“观看性”；而《奥纳人——火地岛上的生与死》、《我们的土地——伊格卢利克》则记录和讲述了面临社会现代化发展，原始少数民族的生存困境，其触及的生死存亡和宗教信仰问题，令人震惊。
     
   （作者单位： 上海音像资料馆， 邮编： 20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