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与中国影视界的“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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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著名作家莫言

《红高粱》工作照（左二为莫言）

莫言参与创作的部分影视作品

　　策划/新浪娱乐策划组   责编、撰文/瓮欣、陆姝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经评价中国作家莫言：他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如今，大江健三郎的预言成真。这位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乡土文学崛起的知名作家，一举拿下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组委会的颁奖词中称“他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

　　除了作家，莫言还曾经凭借另一种身份更早的获得国际上的认可——1988年，改编自莫言小说的张艺谋电影《红高粱》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其中那段令人记忆深刻的高粱地里男女野合段落，在当时的年代一度成为最热门话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与影视之间发生的种种联系，同样称得上是另一种形式的“野合”，而拥有作家、编剧双重身份的莫言对于影视改编文学作品的态度，恰恰也印证了对于这种野合的复杂情绪。

　　一、《红高粱》：首次触电 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就怎么改

　　有10个人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可能只有5个人读过他的小说，但一定有9个人都看过那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它正是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这算得上是莫言作为作家第一次与影视界发生关系——此前他的成名作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虽然也曾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中，莫言还特意拉出过剧本大纲，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拍成。

　　于是《红高粱》便成了莫言的第一次“触电”。很多媒体报道都曾经提到这部片子出炉始末。据称当时张艺谋前妻从图书馆的文学期刊中翻到莫言的最新小说，就拿回家给张艺谋看。彼时这篇小说于1986年3月正式发表之后，在文坛引起轰动，被读者推选为年度“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张艺谋看完如获至宝，决定去探访莫言谈电影改编。莫言当时住在军区大院筒子楼，张艺谋到楼下忘记房间号，只好像《有话好好说》里姜文雇来的角色一样站在楼底下仰头喊“莫言”。

　　两人谈了总共不到十分钟就达成合作。莫言抱着“拍好了是你张艺谋的光荣，拍砸了也不是我的耻辱”的心态，在改编事项上没提任何要求。“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后来莫言也在张艺谋的力邀下参与改编过程，与当时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陈剑雨以及朱伟一起担任编剧，他惊讶的发现，张艺谋的剧本做了大量的改动，那一场经典的颠轿子的戏份，原本小说里只是寥寥几句，但电影里颠了足足五分钟。

　　《红高粱》外景地定在了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县。据报道，因为当地红高粱的长势与剧本中有出入，张艺谋派副导演带原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凑的4万元资金，冒险在高密以每亩250—300元的价格，与农民签合同种下100多亩高粱。电影开机之前，莫言请剧组成员到自己家做客，张艺谋、副导演杨凤良、“爷爷”姜文、“奶奶”巩俐、摄影师顾长卫都去了，那时候莫言对于扮演“我奶奶”的巩俐印象一般，他觉得“奶奶”应该是一朵带刺的玫瑰，鲜亮夺目，但巩俐太学生气，坐在他家里吃饭愁眉苦脸，嫌饼上没有鸡蛋不好吃。他一度担心这部电影会砸在巩俐手里，结果《红高粱》成片令他感到“很震撼”。

　　这部电影让莫言在当年那个时代算是小小的名利双收了一下。他总共赚到2000元，其中800元国家规定标准的版权费、1200元编剧费。当时张艺谋找来要改编小说的时候就觉得“要发一笔大财了”的莫言，果然拿到了在当年那个时代让他“兴奋得一宿没睡”的大红包。

　　1988年，《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而后影片在国内公映，一张电影票只有几毛钱，《红高粱》票价竟然曾被炒到5~10元。1988年春节过后，莫言深夜走在北京街头，仍能听到很多人在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张艺谋后来提起《红高粱》，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电影的成功要感谢莫言非常优秀的小说。而另一边厢，莫言也坦言“遇到张艺谋很幸运……电影确实要比文学影响力大”。

　　二、影视路：每一部电影、每一本小说，都有它的命运

　　莫言在一次讲座上讲起《红高粱》，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次合作是一个偶然。但之后，偶然与影视的联姻却在莫言随后的事业生涯中成为必然。

　　八十年代末期《红高粱》拍摄完成后，莫言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名叫《断手》，讲的是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从越南战场回来的一个残疾军人，与村子里的一个残疾女性的爱情故事。莫言自己把它改成了电影剧本——《英雄浪漫曲》，而后剧本在《电影文学剧本》上发表，但因为涉及到残疾军人和自卫反击战，一直没有完成拍摄。“估计是永远没人再拍了。”他在讲座上说。另一部“夭折”的电影，是他与一位刘姓导演、同时也是小说家合作了一部名为《大水》的剧本，讲述从劳改营里边逃出来的右派在黄河滩边怎样生活，历尽周折最终还是没拍成。

　　九十年代，刚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张艺谋又来找莫言，要求他再写一部电影剧本。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拍农村题材；二是要拍大场面。最终莫言创作了作品《白棉花》，讲述一对加工棉花的青年男女，在棉花工厂里发生的悲欢离合。张艺谋却并不满意，理由是莫言在创作的时候过多的考虑了电影元素，比如以巩俐为原型塑造女主角、描写场景时太顾及画面展现。后来莫言回忆说，张艺谋一直嫌他写得差，“干吗老为我想啊？”张艺谋说。后来这电影没拍成，倒是在五六年后被一位台湾导演拍成了地下电影，苏有朋[微博]和宁静[微博]主演，但这部作品连原著莫言都没有看到过。随后，张艺谋又曾经提出要拍楚汉战争，莫言再度执笔创作剧本《英雄、美人、骏马》，仍是石沉大海、无疾而终，但这个听起来名字很直白的故事，最终成了2000年莫言主导的话剧《霸王别姬》雏形。

　　1994年，莫言与香港著名导演严浩（代表作《似水流年》）的合作又再度令他扬名国际。由凭借《庐山恋》《巴山夜雨》闻名的女演员张瑜[微博]从海外留学归来，自筹资金1000万，汇集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电影精英，根据莫言的作品《姑奶奶披红绸》改编拍摄了影片《太阳有耳》，莫言与导演严浩共同编剧。这部电影最终拿下柏林电影节银熊大奖。

　　1997年，莫言在上海的《收获》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写的是下岗工人每天都要到市政府门前静坐的故事。这个故事再度被张艺谋相中，要改编成电影。第一版剧本出来后，莫言很诧异，这几乎与他的原著小说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也为张艺谋提出很多建议，比如编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盲女复仇的故事给他听，但最终张艺谋没采用，而是启用赵本山和董洁，拍摄了一部贺岁喜剧片。“这个时候我确实感觉到，张艺谋作为一个全世界有名的大导演，真是陷入了困境中。”莫言说。

　　整个九十年代，莫言同样也创作过不少电视剧剧本，《梦断情楼》、《红树林》、《良心作证》、《哥哥们的青春往事》等等，但似乎某些合作过程并不愉快，他曾经在山东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觉得每写一部电视剧，人格上就好像受了极大的侮辱。“每次你都会被低劣的电视剧导演横挑鼻子竖挑眼。”1993年夏，莫言和吴滨、史铁生、刘毅然[微博]、余华、苏童、贾平凹、格非、杨争光、叶兆言、朱晓平等11位严肃文学作家还联合创作了20集电视系列剧《中国模特》，算是携手跨出有意识有组织的与影视文化“亲密接触”关键一步。

　　2003年，霍建起与莫言促成合作，根据其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成电影《暖》，这部片子在金鸡百花电影节、日本东京电影节等接连获得多项大奖。莫言回忆起当年的合作经历，笑言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在日本上映很火爆，而自己的文学作品也曾经被翻译成日文热销，电影上的合作便来源于制片人基于双方在日本市场共同号召力的一次有“预谋”的撮合。莫言后来评价《暖》，认为假如在上世纪90年代推出这部电影，很可能会无声无息。但恰逢二十一世纪初，正是人们怀旧情绪的爆棚期，影片一经推出便好评如潮。所以，莫言觉得，每一部电影、每一本小说，都像每一个人一样，有它自己的命运。


2012年10月12日02:02  新浪娱乐 微博 评论(50人参与)

　　三、影视改编观：作家别把写剧本当赚钱工具　　

       莫言的作品中3部具有国际影响力——除了1987年张艺谋执导、巩俐主演的《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实现了中国电影在国际A类电影节上大奖上零的突破外，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电影《暖》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大奖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大奖，而1995年由莫言和香港电影新浪潮干将严浩导演联合编剧，严浩执导、张瑜主演的《太阳有耳》再擒柏林银熊。

　　另外的两部则颇有争议性，取材于《师傅越来越幽默》的《幸福时光》因为张艺谋执导、赵本山主演的而受到极大关注，最后的效果却不温不火，成为张艺谋电影中较不起眼的一部。而另一部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电影《白棉花》(2000年，导演：李幼乔 主演：宁静 庹宗华[微博] 苏有朋)知道的人不多，虽入选2000年台北金马国际影展观摩影片，但该片曾在台湾一项“最受批评电影排行榜”中，被 83%的观众认为最不值得观看。　　

      成功案例：小说改编电影是选择的艺术

　　《红高粱》由莫言和张艺谋联合编剧，也是莫言本人较为满意的改编电影作品之一。2006年9月，获得日本福冈第17届亚洲文化奖大奖的莫言在颁奖礼上就表示：“小说改编电影是选择的艺术，好的导演能选出里面的精神，不好的导演只能选出垃圾。张艺谋是个高明的导演，把精华都提出来了。前段时间有人想把《红高粱》改成电视剧，编剧找到我抱怨，说张艺谋太黑了，小说中能用的都用上了，实在没什么可改的了。”　　霍建起导演的《暖》的编剧是霍建起的夫人秋实，但在改编过程中莫言也参加讨论了，“我参加了编剧，一些很关键的细节也帮他们想了，这个我也没署名，但是不错，基本上按照我原作来拍的。”

　　失败教训：不要讨好导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视剧　　

      虽然收获大众的关注或好评，但莫言在很多场合并不讳言对自己作品改编成电影或自己参与改编/撰写的剧本的失望。

　　《太阳有耳》虽获柏林银熊，莫言却并不满意：“我参与了编剧，当然香港方面也有几个人一起参与，写了好几稿。我觉得也不成功，我的很多想法和导演差距太大，最后我就退出了当然他基本上还是按照我原来的脉络拍的。”　　莫言也多次表达了对电影《幸福时光》改编的不认可，认为电影跟小说没什么关系，“就一个破旧公共汽车的外壳是小说里有的，但5分钟不到就被吊走了。”“《幸福时光》把我的小说中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改掉了，很遗憾。”莫言说张艺谋后来也意识到这次改编的问题，“张艺谋跟我说，你们作家东西写得不好可以撕了，扔进垃圾筒重写，而导演拍电影却是骑虎难下，明知道不好，也要当成一部杰作来拍”。

　　“当时写《红树林》，我就是被要求先出一个剧本，然而再根据剧本改写成小说。后来事实证明，这部作品是失败的。”　　

《白棉花》的创作过程则给了莫言很大的启发，写这部小说是为了给张艺谋定制一个“有很多宏伟壮观的大场面的农村题材作品”，结果莫言在写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让女主角往巩俐上靠，脑中也不断浮现电影画面。最终该小说被张艺谋弃用。虽然《白棉花》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反响也并不好。“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写小说就是写小说，不要把电影装进脑袋里，不要讨好导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视剧。而是让编导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 ”

　　后来莫言在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考虑能不能被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如果构思小说的出发点就是冲着改编剧本去的话，是一定会影响小说的文学价值的。 当时写《红树林》，我就是被要求先出一个剧本，然而再根据剧本改写成小说。后来事实证明，这部作品是失败的。”　　莫言自己最看好适合被改编的作品是《檀香刑》和《生死疲劳》，这两部作品却一直没有导演问津，让他感到有点遗憾。

　　经验之谈：作家别把写剧本当赚钱工具 呼吁职业编剧　　早在2000，莫言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个电影导演与一个小说家的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契合。这样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一个有自尊的小说家在开始创作一部小说时，不会也不应该去考虑改编电影的问题，否则就会破坏小说的纯洁性。这有点像恋爱，你最好不要脚踩两只船。”

　　而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莫言则直言作家不应把写剧本当赚钱工具，“我在上世纪90年代也写过剧本，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挣钱。当时有一个电影制片商声称，一集15000元，1993年时，这是天价，一般编剧也就5000元左右。我就接了。我折腾一年半才写完剧本，反复改，后来改得面目全非。所以作家在写剧本时，不要把它当做赚钱的手段，要有非常真诚的创作状态，我一直呼吁职业编剧的出现，要把它当做艺术来创造，而不是当做一种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影视作品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