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傲慢与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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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大伟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9年4月25日

2009年3月29日晚上，一个好朋友发来短信说，央视三套正在播关于范曾先生的“艺术人生”节目。范曾，这个在公众视野里曾经消失过一段时间的“名人”，最近又开始在大家眼前活跃起来了。这倒是一个值得一看的节目。
     
到底还是那个范曾，有才有貌还特有钱、气宇轩昂、持才傲物、乐善好施、一身傲骨。
     
可是，看过他的节目后，总觉得好像什么地方有点儿不对劲。比如那种貌似谦和但实际上却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霸气，还有那种试图指点江山、挥斥方遒中透露出的偏激。类似的神态，好像过去在什么地方也见过。这是一类极其独特的中国才子佳人。在我们中国，书画家指点江山，诗人治国，历史上是有不少先例的。可是结果如何呢？
     
在节目中，我们一直在仔细聆听范曾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美。也许是节目的时间有限，没有给范先生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想法讲明白。人们从头听到尾，听到最后就发现，范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啊，就美在那几首诗词、几个字、几幅画上。我们期待范曾先生还能说点什么别的，可是范曾先生没有满足观众的需求，至少是我这类的观众的需求。在电视台演播现场的那些观众，大都是范先生的“粉丝”，他们目不转睛、嘴半张着在看着范先生，好像一群信徒们在听一个活佛不容置疑的训导。
     
范先生的字好、文章好、诗词好、绘画好，这都是事实。据说靠假冒范先生字画为生者在海内外就有10万人之众，这倒也间接地为国家拉动了内需增加了就业。不过，十万人毕竟还是太少，文人雅士墨客股掌上的东西，充其量也只是整个社会的偏安一隅。大家要是能不吃不喝，也陪着你写字绘画写诗，世界倒也和谐得“同此凉热”了。假如我们能放开点眼界，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文房四宝，其实还有更好的东西，还有哥白尼、达芬奇、爱因斯坦，还有无线电、喷气飞机、电脑、互联网和宇宙飞船，比如，还有那个世界著名的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先生，他说，他不会绘画写字，不会诗词歌赋，只会种水稻。相形之下，他比范曾先生更显得为人儒雅谦和，袁隆平先生很少把中国传统文化天天挂在口头，但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还是觉得，袁先生才更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值得尊崇的中国人模样，尽管他平时喜欢开德国轿车拉意大利小提琴但不太会写毛笔字。
     
范曾先生在赞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是坚决反对“西化”的。不过，到底反对什么样的“西化”？是不是美国的东西、欧洲的东西统统属于范曾先生不喜欢的“西化”？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不如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范曾先生还是说得人一头雾水。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就早已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代替了“西化”以及“中国化”的概念。哲学家冯友兰就说：“西洋文化之所以优越，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见冯友兰“新事论”）我们说，“近代的”和“现代的”之所以先进，是因为它积累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多，进化的起点高，更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本质要求。
     
千百年来，由于国人长期不知或忽视了地球上其他各国人的存在，自视为天下的中心，中国的儒教文化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烂熟到极点的、与西方文明大异其趣的静态美学文化。在古代中国，除了家传的天文，算学外，社会上重文章诗书而轻科学技术和工商管理，“巫医乐师百工之流，君子不齿”，在儒家的传统观念影响下，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被吸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日标和自我道德修养上来了。直至近代，冥顽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们，还斥西方先进技术为“奇技淫巧”，对其不屑一顾。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在中国只能作为节日的渲染，指南针则成了风水先生的法宝。几千年来儒家因循守旧，崇尚“义理”，轻视“方技”的价值观，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种文化的结果，只能使极少数才子佳人或皇亲国戚享受高高在上与世无争飘逸闲适的生活，而社会大多数民众则与此无涉。底层民众如果想享受这种高贵的生活，只有饱读诗书，想方设法挤入“书香门第”的殿堂，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恩泽后生。

100多年前，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时，开始把鞋分成左右脚，将公路分成左右侧，把学校分成小学、中学和大学，把医院分成内科、外科、妇科和儿科，把司法体系分成法院、检察、警察和律师等；在给轮胎包上工业橡胶的同时，还去除了包在中国女人小脚上长长的裹布；这一切，当时人们都觉得是惊世骇俗的创新。发端于欧美的近现代文明，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力和扩张性的动态文明。从西方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以来，西方的崛起成为整个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从那时起，西方文明几乎所向披靡，从胜利走向胜利。近百年来，试图与西方文明对抗的其他文明，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结果，要么因为“不高兴”而关闭国门，将西方文明拒于千里之外；要么歇斯底里不择手段与西方强手拚个鱼死网破；再有，就是打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的规则，步入全球化的经济和科技进步浪潮中。回顾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变迁，西风东渐之势不可逆转。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商业化和全球化对本土文化带来的破坏力，但同时更需要看重旧文化被破坏后所产生的巨大创造力。包括范曾先生在内的中国书法家画家们，其实现在每天24小时里都在享受着近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惠顾，不知是否能对此略表感恩之情？
     
显然，中国传统的静态文化生态，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扩张性和信息的巨大流动性面前，不具备太多的生存能力。如果我们恪守中国传统的静态文化生态，肯定会造就出李白、苏东坡、唐伯虎、王羲之、范曾这样的才子佳人，但不会造就出达尔文、爱迪生、牛顿、居里夫人、福特和比尔.盖茨，甚至也不会造就出杨振宁、钱学森、袁隆平和刘永好企业家兄弟。
     
自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竞争性、创造性和扩张性，也并不应该构成对它的这种静态美学特点的全部否定。比如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信仰不普及的社会中，中国文化中的宽容、淡泊、和谐、家庭伦理、人际合作等要素，仍然对未来世界有着重要的救济力量。
     
诚然，在近现代的社会发展中，的确有忽视中国国情，废弃中国文化、盲目照搬西方的倾向。但在我看来，这类现象最严重的并不在当下，而是在上个世纪中期。那个时候，出现了货真价实的全盘“苏式西化”，政府叫“苏维埃”，军队叫“红军”，经济体制、教育体制全盘苏联化，中国传统文化倒真正成了“四旧”、糟粕和垃圾。那个时候的“西化”，曾让范曾先生六神无主、绝望悲愤；如今的“西化”才让范曾先生闲庭信步、身价百倍。看来，我们今天真正缺少的，可能正是对前者的反思和忏悔，以及对后者的正视和感动。
     
顺便还可以谈谈一位和范曾先生同病相怜的著名中国书画家韩美林先生。韩美林先生也是一提起西方就气不打一处来的名人。数月前，在中央电视台的“我们”节目里，韩美林先生提到，有一次，一个大陆年轻人对他说了一句英文“Thank you!”，他很不高兴，事后用他那略带山东济南府的口音大声训斥对方：“去你的Thank you!！”
     
有句话说的好，如果你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自己。如果你既不能改变环境，更不愿改变自己，就尝试宽容地彼此适应一下，比如，坚持自己说中文，远离有可能说英文的所有人；如果自己本人或自己的字画也特渴望“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也只去欧美国家的唐人街，宁可学着说带台山口音的广东话，也决不学“鬼佬语 ”；假如不得不和洋人来往，也保证只和那些会说中国话的洋人们来往，哪怕这些洋人只能讲若干句诸如“你好、谢谢、真好吃、再见”等中文，也足以使我们大喜过望；即使不得不学几句英文，也只学“Do you speak Chinese?” 和“Could you tell me where bathroom is?” 这两句。 归根结底，这是你的选择，不会有人阻拦你。 当然，你周围的人也可以选择追随你或离你远去。但你何必如此歇斯底里呢？
     
2007年5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贺词中说，“一个民族多一些经常仰望天空的人，这个民族就大有希望；而一个民族总是看自己脚下的一点事情，那她很难有美好的未来。” 这话听上去像是说给范曾先生和韩美林先生听的。
     
真是对不起了，范曾先生，还有韩美林先生，因为你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因为你们的有些看法，似乎既不博学，也不明辨，极欠慎思，更难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