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春雷

独立寒秋

新世纪的春雷
——2001年至2002年修辭學專著評述⑴
宗廷虎
【摘　要】新世紀的頭兩年，我國修辭學界就涌現了一批進行多角度、多品種探索的、有較高質量的專著，令人可喜。它們是新世紀隆隆的春雷，是滾滾而來的陣陣排炮，它們以集體的威力，宣告了自己的誕生，宣告了新世紀中國修辭學春天的來臨！
【關鍵詞】新世紀　修辭學　專著
新世紀之初的2001年至2002年，我國（包括臺灣以及港澳）涌現了一批令人注目的修辭學專著。就筆者視野所及，大陸涌現了24本、台港7本，共計31本（不包括中國修辭學會和華東修辭學會編的論文集）。這些專著均是第一次出版（再版本或修訂再版本未計算在本文評論之列）。就數量而言，與過去幾年相比，似乎沒有什麽突出之處（因爲近若干年來，我國每年出版的修辭學專著，大致也有十多本），但就質量而言，却因研究上的視角多樣、新意叠出，不乏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实堪稱「新世紀的春雷」。本文擬就此作一評述。
一、2001年至2002年修辭學專著簡介
㈠十个分支领域（或特定视角）中的第一部专著
這批專著中間有一些是各個分支領域中的第一本，開拓性頗强。譬如曹德和《內容與形式關係的修辭學思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是一本從修辭學視角對內容與形式的辯證關係進行深入探索的專著。陳汝東《認知修辭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是第一本從認知角度系統切入的修辭學專著。吳禮權《心理修辭學》（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是第一本從心理與修辭關係的視角系統探索的專著。譚學純、朱玲《廣義修辭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是第一本廣義修辭學專著。馮廣藝《漢語比喻研究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是第一本探討單項辭格——比喻研究史的專著。鄒立志《詩歌語體論》（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是第一本詩歌語體論專著。胡習之《辭規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是第一本探討20世紀後期漢語消極修辭——辭規的專著。江南《漢語修辭的當代闡釋》（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01）是第一本對新時期新潮作家的修辭觀、語言觀和運用語言新特點進行全面總結的專著。徐國珍《仿擬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待出）是第一本專門探討仿擬辭格的專著。張會森《修辭學通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是我國第一本爲外語院校俄語專業研究生寫的修辭學教材。以上十個「第一」代表了十個不同專門領域的新探索。當然「第一本」幷不一定就是非常完善、質量最高的，但它起碼是對這個領域的最新的較爲系統的攻堅。筆者認爲，它們特色鮮明，探索深入，其開拓或鋪墊之功，值得我们肯定。
㈡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的开拓创新之作
有些專著雖不是所在領域的第一本，但也是有關學者刻苦鑽研所結出的碩果。有的是在繼承前人基礎上的創新。例如陳光磊《修辭論稿》，在繼承陳望道思想的基礎上，在修辭學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和發展趨勢的推想方面，有諸多創新之處。又如蔡宗陽《修辭學探微》（臺灣文史出版社，2001）在修辭學與語言學其他分支（如文字、音韵、訓詁、語法）的關係方面，有深入的論述。高萬雲《文學語言的多維視野》（山東文藝出版社，2001）的特點是，在將文學和語言學打通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文學語言理論體系。駱小所《藝術語言再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從多種不同角度探索了藝術語言與科學語言的區別，幷進一步探討了藝術語言的奧秘。程祥徽等的《語言風格》（香港三聯書店，2002），比起我國八、九十年代的風格學和語體學研究成果，在理論和方法論的探索方面，又有新的發展。王占福的《古代漢語修辭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也是作者多年探索的碩果。他們也都在繼承前人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有新的開拓。有的是在吸收西方語言學、語義學成果基礎上的新探索，如劉大爲《比喻、近喻和自喻——辭格的認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有的是多年來總結衆多語言使用者運用語言經驗的結晶，如劉鳳玲、戴仲平《社會語用藝術》（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胡佑章《用詞法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等。
綜上所述，在新世紀的頭兩年，我國修辭學界就涌現了一批進行多角度、多品種探索的、有較高質量的專著，令人可喜。它們是新世紀隆隆的春雷，是滾滾而來的陣陣排炮，它們以集體的威力，宣告了自己的誕生，宣告了新世紀中國修辭學春天的來臨！
二、2001年至2002年修辭學專著的特色
2001年至2002年問世的上述著作，總的说来具有以下特色：
㈠对陈望道修辞学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對陳望道修辭學基本理論的繼承和新發展，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⒈對陳望道內容與形式關係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幾十年來，陳望道先生對內容與形式關係這一課題，曾從多種不同角度作過深刻的論述，但以後我國修辭學界對這一課題進行深入探討的并不多。相反，倒是我國文論界的一些學者，在西方某些文藝思潮的影響下，曾對內容、形式兩分法以及內容决定形式的觀點进行过激烈的衝擊。曹德和的《內容與形式關係的修辭學思考》，對陳望道提出的「內容决定形式、形式爲內容服務」的修辭總原則，作了全面深入的論述。諸如關于內容與形式區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內容與形式結合的層次性、主動性、互動性和離合性等方面的論析，均在前人论述的基礎上有較大發展。全書論證嚴密深刻，頗富思辨性。這是一本以追求理論深度著稱、創見叠出的佳作。吳家珍教授在《光明日報》發表書評稱，該書「闡發、論證和深化了修辭學的核心理論，爲修辭學的學科建設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具有折服人心的分量和力量」（吳家珍，2002）。
⒉對陳望道關于修辭學對象和方法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衆所周知，陳望道先生六十年代曾在一系列演說中，提出了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是修辭現象的觀點。陳光磊在《修辭論稿》中對陳望道有關修辭現象等理論既有繼承，又作了富有創新性的闡述。一是從「辯證法的修辭觀」的角度，論述了修辭現象具有「矛盾性」、「過程性」和「聯繫性」三性，對修辭現象的動態性特徵，作了深入解析。二是論述修辭現象特徵時，突出地闡述了它的「適切性與美感性的統一」這一特點，對兩者的辯證關係，闡述得比較透徹。三是在《得體：語用的基本規約》一文中，進一步集中論述了語言使用的三個層面，特別是對第二個層面即「語言的得體性層面」的論析，指出其目的「是服從于適切性的」，評價恰當，對目前有關這一問題的爭鳴，作出了正確的回答。同時，該書關于修辭學方法論，尤其是對修辭學特定方法的論析，頗爲精闢，見解獨到。
⒊對陳望道消極修辭理論的繼承和發展
消極修辭一向是修辭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八十年代後期，吳士文兼任《營口師專學報》「修辭學研究」專欄主編時，曾組織一批學者在該學報上連續發表他稱爲「辭規」（即「消極修辭」）的研究成果，僅擬建的「辭規」即有五十多種。但吳先生于1996年去世後，這一工作便告中斷。當年曾參與這一研究的胡習之，在《辭規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對辭規理論作了較爲全面、系統的評述和總結，提出了不少富有獨創性的見解，例如揭示了辭格的差別等，幷引進了「原型範疇」理論。這些探索有助于消極修辭理論的深化與完善。
㈡「打通」：对钱钟书和陈望道修辞理论的新發展
筆者認爲：20世紀內，爲中國修辭學作出過出色貢獻的學者很多，但其中最爲突出的有兩位，一位是陳望道，他是修辭學家裏的代表性人物；一位是錢鍾書，他作爲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是非專業修辭學家裏的代表性人物。陳望道曾指出修辭學與多門學科關係密切，是介于語言與文學之間的邊緣性學科。錢鍾書則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歸納爲「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打通」包括「中外古今打通和多種文體、多種學科打通」。（宗廷虎，2000）其中就包括將哲學、文學、心理學、修辭學等冶爲一爐，「和合會通，別出心意。」在兩位先生學說的指引下，2001年至2002年，有一批學者在修辭學與其他學科「打通」上，有了新的創獲。以下幾本專著各具特點：首先，它們在不同的學科之間「打通」；其次，有的在「打通」後建立了一個新的體系。再次，有的在「打通」時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論。如：
⒈陳汝東《認知修辭學》——社會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哲學和修辭學「打通」的産物
該書將以上幾門學科「打通」後，開闢了從認知角度研究修辭的新視野。作者揭示了修辭這一人類特殊行爲的認知屬性，認爲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修辭離不開認知」，二是「修辭是一種認知行爲」，三是「修辭是一個認知過程」，四是「修辭認知是整個社會認知系統的繼續和完善」。（陳汝東，2000：11-18）全書從認知出發建立起來的「言語交際行爲修辭觀」，通過對言語交際行爲的過程所作的分析與闡述，揭示了言語交際的認知規律。該書對修辭接受也給予了充分的關注，認爲話語行爲也是認知行爲的一種，這就使論述更爲全面。
⒉吴禮權《心理修辭學》——心理學和修辭學「打通」的成果
作者將心理學與修辭學「打通」後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理論，如心理修辭學的對象、任務、方法以及研究的意義等，還著重對修辭主體的不同層次及其心理以及修辭主體與修辭受體的適應關係，作了理論上的論析。同時通過設立專章：「修辭文本建構的心理機制」，闡述了「修辭文本建構」與「聯想想像」、「注意强化」、「移情作用」、「平衡原則」、「心理距離」、「通感聯覺」等問題的關係，這是對修辭現象從心理學上所作出的具體而细微的理論闡述，新意貫串其中。這些論析，同樣體現了跨學科的特徵。
⒊譚學純、朱玲《廣義修辭學》——語言學、文藝美學和文化哲學「打通」的産物
作者在該書《自序》中宣稱，此書一開始即定位在「語言學、文藝美學和文化哲學的結合部」。全書建立了「修辭功能三層面」和「修辭活動兩個主體」的理論框架。這三個層面是：「第一層面——修辭作爲話語建構方式：修辭技巧」；「第二層面——修辭作爲文本建構方式：修辭詩學」；「第三層面——修辭參與人的精神建構：修辭哲學」。作者據此將修辭分析納入「活動方式——文本方式—人的存在方式」的層級構架，由兩個主體（表達者和接受者）的雙向交流行爲在上述三個層面展開。作者還明確昭示，此書「是嘗試在『學科的跨越』意義上建構自己的理論的又一次實踐」。（譚學純、朱玲，2001）這就表明作者的「打通」意識十分自覺，也饒有新意。
⒋高萬雲《文學語言的多維視野》——文學和語言學「打通」的結晶
該書最鮮明的特點是高屋建瓴、視野宏闊，多角度透視，多方位觀照。它打通了文學和語言學的界限，借鑒中國傳統的文學、美學、哲學、修辭學理論以及西方文藝學、文化學、符號學、心理學、邏輯學、語言哲學等理論，既從宏觀上變換視角，對文學語言的邏輯理據、民族特點、心理機制、審美追求、修辭意識、個性特徵、游戲旨趣、變异規律等進行科學分析；又從微觀上深入文本，對詩歌語言、小說語言、散文語言等進行細讀審視，最後通過哲學升華，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文學語言理論體系，有著較大的理論和應用價值。作者的突出貢獻是提出了全新的語言觀和文學觀，既用語言學理論解决文學問題，又用文學理論解决語言學問題，幷認爲文學語言是具有情、理、美三維，意義、意思兩面的話語形式，是作家對文學性和語言性的綜合性展示。
此外，如駱小所《藝術語言再探索》和江南《漢語修辭的當代闡釋》，也是「打通」多門學科的理論撰寫而成的。駱著是前幾年問世的《藝術語言學》基礎上的進一步探索。與《藝術語言學》一樣，此書「打通」文學、美學、語言學、修辭學的痕迹十分明顯。江著由于側重于總結作家語言運用的規律，後文還要評述，此間從略。
（未完待续）

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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