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再现与纪录片的历史文化使命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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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新雨
来源：gzdoc2003.com      
2003-12-22 13:19:04


　　“真实”问题一直纪录片纠缠在一起，值得我们来回顾“真实”的观念和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今天中国的突显，现实原因是商业化的压力，为了追求戏剧性，把片子做得好看。纪录片是否可以用“真实再现”？当然可以用。特别是在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用真实再现的手法可以有效地提高收视率。但这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因为“真实再现”其实只是纪录片的一种创作手法，是方法、工具而不是目的。真正的问题是看如何用，为什么用。对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纪录片如何建立与历史的关系。表现歧义较少的远古历史，使用“真实再现”无可厚非，不过是一种“图解”，是视觉艺术的需要，前提是这个历史是定论的，你不用也不可能为历史提出新的证据。但是对于那些有争议的近、现代史来说，寻找当事人和打捞证据，让见证人来说话，是远比运用“真实再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纪录片的价值。对于有些缺乏素材的题材，“真实再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法，可以丰富影像表达的手段。但“真实再现”使用的底线是不能掩盖我们对历史真相把握的信念，否则会使观众丧失掉对纪录片的信任感，而这个信任感一旦丧失，整个纪录片的概念都会垮掉。
　　
　　所以我们需要区分：我们讨论的不是历史感染力的问题，而是历史与“真实”的关系问题。真实再现可以使用，但应该是慎重使用，是有边界和底线的，不可以泛滥。否则，会造成我们对纪录片最重要功能的抹煞，这个功能就是为历史提供证据；从而使得纪录片娱乐化和泡沫化，这个趋势其实正在出现。
　　
　　我一直很欣赏一句话：纪录片是把光投到黑暗的地方，这个“黑暗的地方”指的是历史。历史纪录本身是我们靠镜头去建立起来的，是建构起来的。所以，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纪录片和历史的关系。历史本身是一条黑暗的时间长河，在这当中无数的东西会沉沦下去，而摄影机的工作是要用光来进行的，如果没有光，就没有纪录。没有光就没有历史。问题是这个光是怎样的光，光是谁投出的，它来自何方？历史是谁来纪录的，它纪录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沉沦了，什么被打捞上来，什么东西成了历史，什么东西没有成为历史？这是我们考察纪录片和历史关系的核心问题。
　　
　　纪录片的历史意义非常重要。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找见证人做访谈，做口述历史。口述历史同样是历史。为什么？因为它是见证人的口述。而一旦这些见证人都没有了，就会比较麻烦，这一段历史很可能会被沉沦下去，丧失它的锚着地。这时候，“真实再现”固然是一种办法，但“再现” 也必须是有所凭依的，并不是如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在我看来，纪录片的这种先天宿命却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历史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纪录影像的意义，它见证历史，打捞历史的证据，使有可能被沉沦的历史重新浮出，进入到历史的光亮中来。所以，纪录片富有这样的历史使命，就是纪录有可能沉沦的却是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有价值的？这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而这种不同正是纪录片的意义，把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拍出来，这就是纪录片和纪录片工作者的意义：建构多元的历史与文化，打破对历史解释的垄断，打破单一的文化垄断。我们认为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从一个发现的角度去看历史。也就是说严肃意义上的历史类纪录片，它承担着文化发现的责任。在这个发现的责任基础上，我们要慎重考虑所谓“真实再现”的问题，考虑“真实再现”和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说“真实再现”是或者不是一个很好的演示历史与文化的途径，而是说当我们用“真实再现”的时候，要看它和我们的历史与文化使命之间是构成怎样的关系；也不是简单地要“真实再现”或者不要的问题，而是去探讨“真实再现”对于我们的纪录片建立和历史、文化的关系，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很有影响的纪录片叫《蓝色警戒线》（The Thin Blue Line），蓝线指的是警察，美国的警察总是用蓝色的警戒线把案件现场围起来。这个纪录片用了大量的真实再现，也用了很多电影的特技，包括慢镜头。用的音乐也是非常后现代的带有催眠效果的音乐。这个纪录片非常受欢迎，在电影院上映也很成功。美国一般的音像商店里能看到的纪录片大都是“探索”频道播出的商业类纪录片，但是这部纪录片进入了这种音像店。这个片子并不是一个商业片，它是非常严肃的片子。它为我们怎样看待“真实再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片子的主题是一起杀人犯罪案，一名警察在执行公务时被打死了。到底是谁打死了警察？本片的创作者以一种独立身份介入了司法调查，介入了对这个犯罪案件的调查。对于这个案子，警察局官方已经得出了结论，并且抓到了嫌疑人。但导演在介入这个事件后，发现问题并不是警察所说的那样，所以他就找了很多曾被警察找过的证人，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口述所见，这些都用真实再现的方法展现出来。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口述和现场的真实再现有差别，彼此之间也有差别。而真实再现本身是作为一个揭示，揭示证人的口述和真实情况之间到底是否真实。所以同样一个枪杀的场景，进行着不同角度的真实再现。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到证据：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而它的演示和警察局的演示，角度是不一样的。最后导演成功地用一段录音采访暗示我们，他找到了真正的杀人犯。由于这个片子的成功，原来被判为杀人犯的流浪汉嫌疑人被翻了案。这里真实再现的运用，就不是简单的把一个我们知道的历史事实演示出来，仅仅是为了画面好看，而是把“真实再现”的手法本身变成片子探索真相的途径，变成了片子的结构。
　　
　　“真实”不在于你是否用了纪实手法拍下来，纪实手法拍下来的，很可能是虚假的，因为它更有欺骗性。我们探讨真实和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时候，更重要是看你是从什么样的立场，用什么样的观点，是基于什么样的纪录良心去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在这里就必须重新强调纪录者的立场和道德良心在纪录片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唯一能够保证纪录片真实性和权威性的东西。否则，我们就会丧失对纪录片最基本的信任。如果观众认为你拍的可能是假的，而你认为这个“假”对纪录片来说是无所谓的话，那么你指望观众会怎么样理解你的纪录片？他一定会认为你的纪录片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因为他不如去看故事片，故事片更具有戏剧性，更好看，为什么还要看纪录片？！那么，纪录片面临的将是严重的信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我们探讨纪录片的真实性其实和探讨纪录片的历史、文化使命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在于我们是要建立观众对纪录片的信任。而对纪录片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建立在你的道德良心上；建立在作者不是以一个权威的角度来垄断对这个事件的阐述上。纪录片导演面对拍摄对象的时候，要用一种谦虚和敬畏的态度，对真相的敬畏；一种自我反省的态度，我纪录下来的到底是否是“真实”的？应该明确这是我个人的，是某一个视角下的真实，并不代表着“绝对”的真实。我们的影像实际上是不能穷尽“真相”的，历史本身是不能被穷尽的。并不是说，我纪录历史，我就对历史拥有权威的解释。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展示，这本身是不能被穷尽的。太阳下的每一滴露水都有无尽的色彩。怎么尊重你的拍摄对象？怎么尊重事情的多元性、历史的多元性？这都是和纪录片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并不拥有对历史、文化垄断性的解释权力，同样，我们也不拥有对拍摄对象的居高临下的解释权力。
　　
　　陈建军导演的《中华文明》系列电影处理的是远古的历史，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这系列影片主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导演艰苦卓绝的努力和探索，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这里我没必要再重复那些赞美之词，我只想把问题提出来。
　　
　　当我们在用影像处理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制约和塑造。但是，我们做远古历史的时候，是否就能够规避掉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无法规避的。历史类纪录片最重要的意义是承担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明》不言而喻，它非常重要的历史使命是要构建学术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平台，为中国人提供一个集体记忆的文本。而这个片子贯穿始终的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片头的设计被很多学者提出质疑，是因为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版图作为中华文明的空间范围，中华文明于是被限制在这个政治版图之内。而其实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多元化不断互动的过程，这个文明本身是多元互动的结果，很难用单一的文明起源说和现在的民族政治国家版图来进行切割。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的中华文明实际应该有所区分。对于中国的古老文明来说，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帝国的概念。民族国家概念是从西方来的，按照现在的民族国家理论，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后才开始诞生的。在中国，孙中山先生以后我们才提出民族国家概念，所以这是一个近代的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古老的文明概念。如果用民族国家去匡解中国文明源头，可能会落入到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而不自觉。所以，我们自身历史观的反省和清理对于历史纪录片来说就变得重要了。在目前这样一个历史框架和叙述下，我们看到片子很快地从《英雄时代》到《铁血帝国》，走的是英雄史观的国家框架，这是有所遗憾的。中华文明被界定为战争史、政治史与国家史，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因而被排斥，没能幸运地在影片出现，而一个没有孔子等诸子的文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呢？学术界深受重视的社会生活史也没有机会在影片里得到展示。于是我们看到影片里充满了冷兵器战争的屠杀与血腥，确实很戏剧，画面也很有张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真实再现”。但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真实再现”的运用其实是不能脱离导演对纪录片本身的理解，它不是独立的美学要素，也无法成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法宝。不从根本上去理解纪录片，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去理解所谓“真实再现”与纪录片的关系问题。
　　
　　这就需要探讨纪录片导演在历史类纪录片中的角色与地位，你的历史史实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些历史史实是基于什么样的史籍和考古发现。影片叙述了很多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历史资料来源是什么？我们不清楚。也就是说观众不清楚影片进行历史建构的史实基础何在。这样纪录片的纪录功能是否被削弱了？纪录片本身独立影像的意义在哪里？纪录片导演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应该采取怎样的叙述方式来保持历史的开放性？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如何通过叙述与观众建立互动的关系？在这个片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影片直接诉诸我们的东西，包括很多的扮演（再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对故事的图解，并没有获得独立的意义，而是附庸，是附属于图解某种概念，这就有所遗憾。对于历史文化类纪录片来说，怎么样来获得自己独立的影像地位？纪录片导演在处理历史文化类题材的时候，怎么样建立自己的主体意识？这些问题，很值得深入思考。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可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它们给我们提供的正是一个反省的平台，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坐标上再往前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