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性与文化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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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熊培云  来源：《南风窗》杂志


没有谁会怀疑，这是一个解构的时代，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主义与顺口溜、真理与潜规则、虚拟与现实、正人君子与情色录相带、奖赏与屈辱、希冀与失落、各种观念、思想与情绪相互纠葛，各种道德、名分和利益充分博弈。当下中国，尽管公民尚未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完整的表达自由，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忽如一夜春风来，为中国人的社会表达与个体创造，吹开花千树。     

馒头血案凭借铺天盖地的广告，跨国明星阵容，数亿元制作成本，2005年岁尾年关，陈凯歌和陈红两口子将众多影迷劝进影院。然而，影迷们多半失望了，他们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子虚乌有的馒头、一个面色惨白的女人和她近乎无厘头的诅咒。显然，正是这个剧情“马脚”给年轻人胡戈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视频剪辑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2006年伊始中国人公共生活中第一桩轰动性的事件。一时间，“恶搞”大行其道，而陈凯歌在机场的一句“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也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就像几个月后黄健翔的尖叫，繁殖出各式各样的版本。《无极》并非一无是处，其之所以成为人们泄“公愤”的一个通道，首先归咎于陈凯歌对这个“惊世馒头”的过激反应。对一个脱颖而出的年轻人进行道德上的苛责与兴讼的恐吓暴露了陈凯歌在观念上已经落后于这个网络时代。显然，这是一场平民对精英的较量。在平民未长成精英之前，绝大多数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手无寸金的胡戈。另一方面，对《无极》的“落井下石”，更意味着公众对穿着古装风花雪月却又碌碌无为的中国导演进行的一次集体声讨。不幸的是，箭镞纷纷落在了陈凯歌夫妇的身上。陈凯歌的遭遇，正如爷爷抱起小孙子，语重心长地给他讲了个故事，教他如何做人，教他“真正的速度是看不见的，就像风起云涌，日升月落，就像你不知道树叶什么时候变黄，不知道婴儿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不知道你会什么时候爱上一个人……”没想到小孙子注意到的却是爷爷有口臭，并且把它说了出来。此时，身为爷爷，他应该如何抉择？是因了自己虚妄的尊严为孙子的屁股找个鸡毛掸子，还是虚心接受批评，为自己的口腔找个牙刷？     

梨花派 2006年，“文学死了！”在诗人嘴里，而且死得很难看。诗人叶匡政在《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一文中断言“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有一些人不会答应，正是他们构成了今天的文学利益集团。他们也许是诗人、作家，也许是文学教授、批评家、文学编辑，或者就是那些依然怀有梦想的文学爱好者。但无论他们是否答应，文学，这只旧时代的恐龙，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文学就像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就像我们今天的邮票，它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文学，它是我们对一个旧时代的记忆，它是一只古董，我们要把它供奉在博物馆的红丝绒上供人瞻仰。文学，不再有现在，也不再有将来。” 诗人的言语总是这样澎湃而缺少逻辑。叶匡政想要表达的显然是传统的被制度或作家们垄断的那种文学死了，而不是文学死了。养尊处优的绑匪被网络击毙，而作为人质的文学还要继续。就在文学向死而生之际，“国家级诗人”却在“嘘”声中倒掉。

“国家级女诗人”赵丽华的“梨花派”诗歌受到众人的嘲弄。人们不明白，为什么那一句句了无意义的大白话，诸如“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涮/便池/的人”，只是因为被“国家级女诗人”的纤手按了几次回车键，便成了“国家级”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写诗的人，敲字，回行，一句一段……”有人说，海子之后，中国不再有诗人，而当“我/终于/会/写诗/了”成为流行于网上的“写诗秘笈”，每个中国人都变成了诗人。我的标准我做主，至于是不是“国家级”，见鬼去吧！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评价道，“赵丽华是诗人这一点并不保证她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也未必就像网民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但现在是赵丽华变成了诗歌界的某种象征性的人物，被拉下了诗坛，变成了违背‘常识’的象征，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诗人’糟糕的标志。本来公众对于诗歌今天的发展已经非常陌生，但赵丽华意外地给了网络‘草根’一次对于诗歌发言的机会。”

2006年，无疑是中国文学声名狼藉的一年。湖南省长沙市文联主席、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何立伟认为小说《文人秀》有影射自己的地方，带人直闯办公室殴打小说作者、湖南省作协副主席王开林。此后不久，沈阳作家洪峰也因为讨要不到工资上街乞讨。前者令公众愤怒，以至于有媒体发出“纳税人养你们不是让你们打架的”社论；后者则令公众轻视，更有“因为站着，所以说话不腰疼”的后起之秀将作协称为“二奶组织”，将洪峰称为在大街上不抱行人大腿的文明人，却在心里抱制度大腿的乞讨者。 ——可资对照的是：因一首“打油词”《沁园春·彭水》入狱并最终引发一场轰动性事件的四川彭水公民秦中飞显然从另一角度为声名狼藉的中国文学作了一面镜子。   

性、谎言、录相带心理学家从来不乏诡异的思想，弗洛伊德是当中最为诡异的一个。比如说，谈到直立行走及其文明的起源，在弗洛伊德看来，直立行走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人们通常理解的解放了人类的“前腿”，而在于淘汰了人的鼻子。弗洛伊德的理由是，直立行走使人类的主要感观由嗅觉转向了视觉，当嗅觉作用的价值降低，使刺激物发生转移，对于雄性来说，那种周期性的发情期的气味因此变成了一直看得见的雌性的生殖器。所以，当多数哺乳动物还停留在排卵期交配时，人类这万物的灵长却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性活动。正是因为这种持续的性活动，巩固了家庭，并且开创了文明。尽管弗洛伊德的学说时常被人视为“性方夜谭”，但是，当我们回顾他的这些奇谈怪论时，同样会有所启发。至少他的那些理论，为我们指出了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像中国臭名昭著的演艺圈，性不是万能的，没有性却是万万不能的。告别木子美，2006年，是当之无愧的“张钰年”。

几年前，身为电影演员的张钰向媒体爆料称其持有黄健中隐私录音带的信息，证明2002年6月1日黄健中在家中当着她的面与她的一个“朋友”小霞发生了性关系，开始揭露影视圈性交易黑幕。这个被张纪中、于敏与黄健中等人称为“坏女人”、“很可怕”、“拐走手机”的女人，在输了一场名誉官司后，终于孤注一掷，开始自己的“一个人的战争”。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用明摆的无耻对抗潜在的无耻”。 11月14日，张钰拿出4份“保证书”、20多盘录像带和录音带，以证实其所说影视圈“黑幕”的真实性。除了导演黄健中，张钰此次目标所指，涉及众多影视界人士。之后，开始在网络上公开性视频。女演员在性关系方面本着“发生然后清算”的原则，虽然为一些道德人士所不齿，却也部分揭露出中国导演面对女演员时的“性交易”以及女演员想拿到女N号的“不性交难”。由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性资源的分配，所以性丑闻通常都会起到“扒权力粪”的作用。在安徽曾有官员利用MBA知识管理若干情妇，这个“性界奇才”同样被他的首席情妇出卖，“卧床的情妇”因此变成了“卧底的情妇”。尽管在性丑闻出现时，各界名流八仙过海“嘴都挺紧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和政治一样，有关性的话题一直是人们消费最多的“性用品”。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网络，这个“随时作好了进监狱准备”的女子如何能以一己之力，将影视圈的污泥浊水如此排山倒海地公之于众。     

标准像男权社会，美丽犹如马戏。芙蓉姐姐既出，“白居易后代”再出。“慰藉孔子千年寂寞”的中国戏曲学院女生白鹿鸣自称“胸大志更大”。当然，若真要重振国学，胸不大志也应该大。“国学辣妹”的闪亮登场，本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寻常景观，然而，如此“离经叛道”的挺胸而出，着实吓坏了一些人，他们受《狂人日记》的“救救孩子”的启发，发出了“救救祖宗”的呐喊。这种担心显然有些多余——“祖宗”若是被一个弱女子跳个“露脐舞”便可以摧毁，岂不是比弱女子还弱？显然，这里的“祖宗”指的是孔子。近年来，有关孔子的话题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2006年人们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孔基会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向全球正式发布了孔子标准像定稿。据孔子像的主创人员说，标准像从形象定位和精神气质等方面作了修改完善，更注重体现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内涵，表现他的博大儒雅。孔子教导艺术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孔子长什么样，你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搞标准要诚实。这幅不是由孔子的生身父母而是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制造出来的“标准像”立刻受到了民众的质疑。给孔子戴上一个文化面具，便说是孔子的标准模样，不怪孔基会画得不像，只怪孔子长得不像了。2006年，也算是“标准像年”。除了孔子，远有炎黄，近有曹雪芹。

与此相反，由雕塑家金锋在自己的博客上展示的孔子雕塑作品倒是更接近生活。11月10日，金锋将自己的雕塑《孔子哭了》展示在博客上，创下了5万多次的阅读率和500多条的评论量。经过近一周的互动，作品最终完成。 金锋的解释是，“历代帝王拿孔子当牌位，把他弄成了四不像，不像教育家，不像哲人，不像有血有肉的平凡人，不像有七情六欲的男人。” 解构的时代，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任何知识，都是后天获得的财富，而不是先验的真理。无疑，开放社会是充分激发人的创造的社会。开放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你必须学会谦卑，不要有一点成绩、有一点想象或者有一点权力便可以充当他者的标准——既在形象上强奸了孔子或曹雪芹，又在观念上强奸了民意。凌驾于公共生活之上，强奸民意是最高境界的色情。     

从解构到意义的完成不久前，在《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中，温家宝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进而指出：“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应该看到，任何有为的政府，不仅要鼓励大家勇于追求真理，还要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追求真理的环境。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对于今日中国来说，无疑是个积极的信号。从本质上说，它更意味着中国人获得了自己诠释生活的角度与权利。过去那种完全是灌输式的教育与宣传如今已经让位于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解释，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话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都可以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学识，作出自己的判断。他们不再需要“观点辅导员”与“意见监护人”，每个公民都有自己观察生活、认识真理的眼睛与心灵，没有谁再可以强加给他们任何他们不再相信的东西。而那些貌似强大的说教，同样失去了动员的能力，反而被人们置之一笑。当然，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解构的这种积极意义还在于，言论自由与公共空间的建设，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可能。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受众是意义完成的关键，既然任何信息的发布，意义的完成最终都是由受众所决定，那么，听者有心，言者无罪，任何言论、文学与艺术对于这个社会来说，都不至于形成直接的危害。进一步说，解构主义的到来，既为中国言论空间再进一步提供了某种可能，同样为中国的社会觉醒树立标杆。当人们开始日益注意到当下中国已经迎来了“复兴文艺”的最好时期，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文艺复兴”将肇始于这场解构运动——因为解构正在完成文艺复兴的第一步，即让每一个个体抽身于旧有的仪式，否定权威，服从内心，复活或者增加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