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略传

柴禾妞

来源：http://www.hexinworld.com/documents/200311/kongz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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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教主而起教主作用的是孔子。不是宗教而起宗教作用的是儒家。但儒家并没有迷信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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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钱穆讲过精辟的话，指出：

“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

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

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

在此五千多年之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

值得注意的是，钱氏这一番话讲于1974年4月，当时大陆正在兴起“批孔”运动。但是，关于孔子的出身与身世，两千多年以来却一直还是一个疑谜。国内学界目前流行的仍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以讹传讹的一种陈旧说法，认为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因此他也被认为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思想家。”?

我近期重新研读《史记·孔子世家》，有一些新的理解。兹借此发表以就教于海内外诸贤者。??

2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子姓，孔是其氏。据《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史记》则云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八月庚子）。这可能是因为《公羊传》及《谷梁传》用古夏历（十月历法），十一月为岁余，仍为二十一年。而《史记》则用鲁历（周正）故即为次年（二十二年）之元月矣。在历法的换算中发生讹误。根据清代学者的推算，应以《史记》之说为是。

孔子确实有一个显赫的家世背景。孔子直系先祖为殷商王族名人微子。孔子高祖弗父何则是宋愍公之嫡长子，有继承宋国国君资格，是王室苗裔。?

孔子高曾祖正考父是宋国公室名臣，据说《诗经》中的“商颂”曾由其检校。但孔子之世祖孔父嘉因宋国王室发生内乱而被杀。其五世祖孔木金父为避乱离开宋国迁居到鲁国，此后世代在鲁为卿士或大夫。鲁宋世有婚姻之亲。自孔父嘉为宋国另一贵族华氏所杀，古代血亲复雠，是子孙的神圣义务，血亲之雠未复就不能出仕，就不能与雠人共国而居；因此，华氏在宋国得势之后，孔子曾祖防叔就只有从宋国迁居于鲁了。?

孔氏出自孔父嘉，古代贵族多以王父（祖父）之字为氏，嘉字孔父，故防叔迁鲁之后，子孙就以孔为氏。古代士要受一种严格的武士教育，其内容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谢御在他们的学习中又是主要的。春秋时代宋、鲁两国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区，当时诸侯观礼都要到宋、鲁两国来（《左传》昭公二年）。?

3

孔子生父孔纥（又名叔梁纥、公叔纥）在鲁为卿大夫，仕任陬邑宰。

最值得注意但也历来最被古今儒者所讳言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孔子实际乃是“野合”而生出的一个私生子和被遗弃儿。

这一事实是司马迁实地访察孔子家乡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并记录在《史记》中： “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

我仔细审核了有关记录。在《史记》的原文中除证实孔纥与颜征在的野合关系外，没有关于他们存在婚姻关系的任何记载。所有关于孔纥与颜氏婚姻的描述，都是后人（如晋人王肃）根据常规的婚制所想象或臆测或杜撰的。相反，司马迁清楚地了解孔丘父母关系的非规范性（“非礼”），并用一系列事实向人们暗示这一点。?

对于现代人来说，野合似乎是一件奇怪之事。但在上古礼俗中，“野合”乃是一种重要的与宗教有关的礼俗活动。?

关于“野合”作为一种古代礼俗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周礼·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会，即合也。奔，朋也，风也。闻一多曾指出，在上古语言中，这三个字皆具有两性关系的涵义。

崔述《史记探源》曰：“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曰野合。”春秋时楚国名相斗谷于菟，也是其父亲斗伯比在云梦与一个姑娘野合而生的私生子。

野合与春秋“社祭”有关，是一种重要的宗教活动。那时人们认为，通过“野合”，可以促进农事的播种和丰收。事实上，在上古之岩画、绘画、雕刻中有多幅“野合图”。

野合之风沿袭甚久，《后汉书·鲜卑传》记：“春季大会，洗乐水上，饮宴毕，然后婚配。”此言“婚配”即野外性交。

清代台湾高山族“男女于山间弹口琴，歌唱相和，意投则野合”（《续台湾府志》卷十四）。瑶族“踏歌而偶奔者，入岩穴，插柳避人”（《炎徼纪闻》卷四）。

苗族“男女婚娶不须媒妁，女年及笄，行歌于野，遇有年幼男子，互相唱和，彼此心悦则先行野合”（《苗疆闻见录》）。

直到19世纪、20世纪初，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和民族仍保留有野合风俗。美拉尼西亚索罗门群岛的年轻土著只准在林中而不得在村中性交。斐济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印度的冈德人、乌托人部落，也规定夫妻应在森林中媾合。

4

孔子乃是他的父亲叔梁纥在社日的狂欢集会中，与一个平民少女颜氏征在在尼山之丘“野合”而孕的私生子。但在这次野合之后，叔梁纥似乎就再没有与颜氏征在见过面。

故孔子少时只知母不知父，从母居住于母亲颜氏的家族中。是母亲将其抚养成人。春秋时以至直到西汉，特别是在存留殷商文化传统的一些邦国中，仍有母系制度的遗俗。从母居并不被认为奇。孔丘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贫穷与卑贱中走过的。

孔母颜氏征在出身于贫家，但她却是一个十分坚强颇有傲骨的女性。她没有把关于孔子生父是孔纥这一身世告诉孔子。当孔子三岁时，孔纥即已去世。当孔子17岁时，其母颜氏也去世。起先，颜氏被作为一个穷妇草率地埋葬（“薄殡”）于陬邑附近的“无（五）父（夫）之衢”。

但是，一个与颜氏为邻的輓车夫的母亲向孔子透露了关于其生父及显赫家世的背景，并告诉他孔父及孔氏家族的墓地在“防。”孔子之曾祖父孔防叔曾任防邑大夫，故名“防叔”。则防，应是孔氏一族迁鲁之后的家族公共墓地。

知道这个消息后，正在血气方刚之年的十七岁孔子干出了一件极其勇敢的事情。他不仅到防地找到了父亲家族的墓地，而且公然向世俗和孔纥的遗族挑战——他掘开了父亲的坟墓，而将自己那位身世微贱的母亲与贵族父亲的遗骨合葬在一起。

无论从殷人的礼俗还是周礼看，孔子的这种作法，即将一个完全不具有任何名分的一夜情人（甚至不是“妾”），与一个家世显赫的贵族于死后掘墓合葬，这都应当是一种极其惊世骇俗之事。我们应当能够想象此事在当时鲁国上层社会所引起的冲击和震动。

据《史记·索隐》记，孔纥的嫡妻施氏无子，只生有九女。孔纥生前曾纳一妾，妾生一子名孟皮。此为孔纥之庶子，亦即孔子之异母兄。孟皮自幼因病坏足（应是患过小儿麻痹症）。根据《周礼》，非正妻的妾所生子，都称“庶子”，并且都没有贵族身份的爵号继承权。所以，同样作为“外庶子”，在父亲亡故后，孔子有权认为自己与孟皮在身份和权利上是平等的。

但是，尽管在血缘上孔子有显赫的贵族家世背景，但作为一个被遗弃于外的孤儿和弃子，实际上在整个少年时期直到这次掘墓葬母事件之前，他从来未曾与这一家族发生过任何关系。

根据当时的命名风俗，作为一个无父的孤儿，孔子的姓本应当从母族之颜氏而非孔氏。（孔子成年后最钟爱的学生是鲁人颜回，且颜回与其父颜路都追随于孔子。他们或可能就是出自孔母颜氏一族。）他被称作“丘”和“尼”（泥），显然是母亲为了纪念那次难忘的尼丘之会。由此可见，过去关于所谓孔子“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种种说法，纯系无根据之臆说。

5

《史记》说孔子身材高大，头有异骨（“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相貌雄伟与众不同。则世俗所传鞠躬佝偻之孔子像盖失真矣！

周制，城邑之居民以职业及社会身份地位之别而分类居住。世居世业，不能改变身份。孔母颜氏与輓车夫为邻，则其居里所业当多为执办丧礼者。颜氏家族很可能也是为人执办丧事的傧相。所以孔子少年时期也曾作过丧礼的吹乐手。《史记》记“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以演习丧礼及祭祀之礼仪作为儿童游戏。从儒家的三《礼》看，《礼记》特重丧礼，表明孔子精研于此。也许他少年时的理想就是作一个主持祭丧之礼的傧相。

各种史料记载均表明，直到中年以前，“孔子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生活极其贫困且备受歧视。

但是，孔子并不安于接受这种卑贱地位和身份。有意思的是，据《史记》记载，在孔子作出了合葬父母这一举动之后，他随之又作出了一件惊人之举。

当鲁国贵族的政治领袖季氏（季孙意如）在家中宴享鲁国的贵族社群即诸“士”君子时，孔子竟身穿为母亲服丧的丧服而赴会，要求也以一个“士”（即贵族子弟）的身份加入。当然，他被无情地拒之于门外。季氏有权势的家大夫阳虎（本身也是出于“三桓”孟氏一族的旁庶）傲慢地对他说：这里正在招待的是“士”——贵族子弟们，而不是你这种人！（“季氏享士，非敢饷子也！”）于是，孔子蒙受了羞辱而告退。

实际上，如果孔子当时已被人们承认为是贵族公子，即前陬邑大夫孔纥之公子，则他就不会受到阳虎拒绝承认其为“士”的这种斥黜。

6

为谋生计，孔子在少年青年时期曾从事多种贱业及“鄙事”。备受侮辱和歧视。所以成年后他曾对弟子这样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所谓“贱”，就是指社会身份的卑贱，不能入列属于贵族阶层的士君子之林。

孔子晚年曾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知道礼乐的，是野人。后知道礼乐的，是君子。如果讲用人，则我追随于野人。）

这一段话两千年来从未得到经学家们正确的读解。只有在了解孔子之上述出身背景后，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何以要以“后知礼”来贬抑“君子”，并且自居为先进于礼乐的“野人”。

孔子的青年期在传记上是一个空白。我们只知道他的整个青年时代生活仍十分贫困。但是，从十五岁开始，他已经立志苦学和自学。因此后世传说孔子无常师。曾从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应该是在三十岁左右，孔子的能力受到季氏家族的注意。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季氏（季平子）委任孔子作其私家的小家臣，作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是司库房的小职官。乘田是管牲畜的小牧官。由于做得好，又被擢升为管理工役的小司空。

但是不久，孔子似乎即又与季氏失和。他离开鲁国，开始生活中的第一次流浪和游历。这种流浪和游历，很可能也是为了寻找一种政治上的出路。他到过东边海滨的齐国，一度他还曾试图回归自己的故国宋国，后来他又颠簸流离于中原的陈国、蔡国之间。
最终孔子还是不得不归返于鲁国。

7

首先表示承认孔子贵族身份的是鲁公族孟氏之孟厘子。孟氏家族是鲁国显赫的三大家族季氏、孟氏、季叔氏之一。孟厘子是曾居高位的鲁大夫，他在临死前对自己的继承人懿子（“嗣懿子”）这样说：“孔丘确是圣人商汤的后裔”。然后他一一历数孔丘显赫的家世，说：

“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耶？吾将没，汝必师之。”

（大意：我听说古代圣族之后，虽已隐没，也会有成名者。现在那个孔丘年轻而善治礼乐，也许就是将成名的人呵？我死后，你们去拜他为师吧！）

孟厘子死后，孟懿子率其弟南宫敬叔遵照父亲遗命，会见了孔子。尽管孟懿子始终并没有拜孔子为师，但是这次会见和问礼，应当是孔子被鲁国之贵族社会所接纳和给予承认的开始。（还值得一提的是，据阎若璩等考证，此孟厘子正是后来著名的孟轲即孟子的高祖。）

这一年孔子已三十四岁。

8

孟厘子的另一个小儿子南宫敬叔，有人认为就是孔子弟子中七十二贤人之一的南宫容。他将孔子引荐于鲁君昭公。由于孔子“好礼”，故南宫敬叔建议鲁昭公介绍孔子到宗周去研究当时已遭到荒疏轻慢的周礼。鲁昭公采纳了其建议，赐给他一乘车、两匹马和一个驾车奴，由南宫敬叔陪同前往周都研习周礼。

据说孔子在那里见到了周之守藏史老聃。这时孔子似乎是一个言高气盛，脾睨傲世的火爆年轻人。因此，他受到了老子尖锐的训斥。

尽管孔子对尧舜禹汤文王周公的迷信和复古主义的思想，受到老子的讥嘲，但是此次宗周之行，还是使他大开了眼界，学到了许多东西。很可能，这次宗周之行使孔子从那里带回了一批重要的典籍简册（包括《尚书》、《诗》及《礼经》）。这些书在春秋那种动荡和急功近利的年代中，已经愈来愈没有人认真去作研读了。

待孔子归鲁后，鲁昭公委任孔子担任鲁宗社之礼官，即主持丧葬及祭祀之礼的傧（相）。当时称司祭为“相”，或“胥”或“需”（繻），或“兄”，儒家一名应正是由“相/胥/需（繻）/兄”转语而来。宗社司祭也是学官，管理王室所藏宗族档案（“春秋”）及教授宗社子弟以礼仪制度。因此孔子才有名分而能开始整理典籍、研究鲁史，传习礼教、聚徒讲学。

9

由于孔子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使他能突破当时的贵族主义观点。因此孔子收教学生主张“有教无类”，不分国族甚至社会身份。这一点非常重要，从而才能使他以后的政治活动取得了一个相当宽阔的社会基础。

孔子三十五岁时，鲁国发生内乱，举用孔子的鲁昭公被季氏家族所驱逐而出走。

因之孔子也不得不出走。他追随着昭公来到齐国。在齐太师处第一次听到了优美古老的“韶乐”的演奏，这一盛典据说令孔子深为陶醉，如痴如狂，以至三个月尝不出咀嚼肉的香味。（孔子本来是一个美食主义者，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几年后，昭公在流亡中死于齐。

孔子在齐国为谋生计，作过贵卿高昭子的家臣。

在齐国流亡中，孔子的政治主张和学识曾得到齐景公的欣赏。但是这时的孔子仍然是一个倍引争议的人物，受到齐国贵族主流社会的排斥。齐国极具影响的贵臣晏子，就看不起孔子。据说齐景公曾有考虑赐给孔子一块封地并重用之，但这一想法立刻遭到晏婴和齐国贵族们的反对。?

由于在齐国仍落落不得志，在四十岁左右，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又回到和齐国贵族们鲁国。?

10

回到鲁国的孔子开始走向成熟。他晚年曾说自己至“四十而不惑”，就是指这一点。

他意识到自己缺乏实力也没有权力。他开始着手把当时社会中众多的一批没有实力却具有能力的年轻人组织起来。

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孔子绝不单纯是一个书斋中的儒者。事实上他也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政治活动家。

大约从三十五岁到五十岁这十五年的困顿生涯中，以惊人之少的社会资源，孔子竟奇迹式地聚集了一大批与他具有同样不得志背景的年轻人追随于他。他组织起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儒者”的青年学团。

孔子门下的这个学团，绝不是一种简单的收而教之，教而出之的收费性学校，而实际是一个具有政治宗旨（“克已复礼，令天下归仁”），共同的价值观念（仁、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且有系统组织，甚至具有某种人身隶属性（一日拜师，终身为父），人数颇为众多，而且有内部层级（领袖七十二，所谓七十二贤人，总人数三千）的雏型政党。?

在春秋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惟一有资格与孔子组织的这一党团相匹敌的只有墨翟。墨翟亦宋人（殷商之后），本宗也是子姓，故称“子墨子”，与孔子为大同宗。其先世亦由宋迁鲁，故孙诒让等以为他是鲁人。墨翟早年出于孔门，应是“三千”弟子之一。

但在孔子死后他乃自立门户。后来墨翟也组织了一个党团即“墨者”。这个党团的首领称作“钜子”（“钜”即“矩”，执规矩法度者）。与崇奉先王之道，重视丧葬之礼的儒者相反，墨者主张“尚俭、兼爱、共财、尚同、非命”，其成员以共工（工官）之徒的手工匠为主体。

墨者集团具有民粹主义实用主义色彩。他们在孔子之后也组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体，形成了一个政治的运动。到战国末期儒墨平分秋色，“今之显学，惟儒、墨也”，以至“出墨必归儒，出儒必归墨。”（《韩非子》）

11

令人感到惊异和难以思议的，是孔子所建立的这个学团内部组织的凝聚力，以及孔子作为这个组织之领袖的人格魅力。孔子的学生（其中不乏出身高门或身怀绝艺者），不仅甘于随孔子而长期流亡，许多人后来与孔子相伴终身，一直伴随着孔子度过了多严重的政治危机。

正是这个党团的形成，使孔子具有了“素王”的地位，并且对时代政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他在所到诸国得到尊敬，但同时也受到怀疑，戒备和监视。他和他的门徒们试图发起一个名义上是复兴古礼实际上是寻求政治革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宗旨是鼓吹建立礼制，主张以德治国和实施尊贤而重视民本的新政。

在孔子死后，这个运动发生了分裂（儒分为八），但仍然没有消散。在几代极其具有煽动性和组织能力的弟子（子贡、子思、子夏、曾参以及后来的孟轲、荀卿等）的组织和领导下，这个运动在战国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传统。

以至到孔子死后之二百六十年，这一运动、这一组织和这一传统，竟使叱咤风云统一中国的秦始皇赢政感受到重大的威胁，这也正是导致赢政和李斯采取焚书坑儒政策的原因。

还值得一提的是，即使焚书坑儒这样巨大的政治压力也还是未能摧毁这个集团这个运动，特别是这种文化。在秦始皇的政治高压之下，儒者把书简埋藏到地下，砌到墙壁里。尽管秦朝颁布了“偶语《诗》、《书》（儒学经典）者弃市”，“以古非今（抨击时政）者族”这样的酷法，儒者们还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继续传习先师孔子的言教、礼仪和经典。

儒者们积极参与了陈涉发起的秦末抗暴战争。当刘邦击败项羽后，这位在战争期间“从战马上得到天下”，因之轻视文人，喜欢调笑儒生，以至在儒士佩戴的特制冠帽中溺尿的开国皇帝，在其东过曲阜孔子故里时，观赏了儒者之礼仪，遂决定以祭天地的“太牢”祠孔子。这是历代帝王尊孔的开始。

后来，汉武帝宣布以儒学作为汉代的国家学术，表明这个运动不仅得到全面复兴，而且儒者从此在两千年间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的一支中坚力量。

12

春秋时代的主要政治特点，就是由西周时代以周天子为大统的一元化宗法政治体系，分解为列卿及陪臣执国命的多元化贵族政治。由天子的时代转变为城邦的时代。

而在各个城邦中，封君的权力转移到执政的卿大夫手中。

孔子五十岁时，终于得到鲁定公的重用。但是，当时鲁国政权完全操纵于季氏之手，鲁君几乎形同虚位。

显然，作为一派新兴的力量，孔子影响力日增的学团开始受到势单力薄的鲁君的重视。鲁定公很可能想借助孔子及其儒门学团的政治和组织力量，来平衡“三桓”的势力。

鲁定公任命孔子担任中都宰，一年后又转任具有执法之权的大司寇。

这一任命并不为季氏所高兴。为取悦季氏，孔子不得不设法取悦担任首席执政的季桓子。他让自己的学生子路担任季桓子的家臣，并且承诺帮助季桓子打击当时势力已强大到足以威胁季氏家族的前季氏家臣阳虎、公山不狃。

在大司寇任上，孔子作了三件大事。

一是以代理国“相”的身份随鲁定公赴夹谷会见齐景公。孔子同时担任此次盟会之“相”即司礼官。

夹谷在今山东泰安莱芜县境。原来是莱国故地，齐灵公灭莱后，九夷之一的莱夷仍居住在此。

这次夹谷之会，实际是齐国所设的一个政治陷阱。齐人邀约鲁君于此“会盟”，却暗中策划“使莱人以兵劫鲁侯”，然后企图迫使鲁君求援于齐，从而向鲁提出使鲁国屈服于齐国政治条件要求鲁君臣服。让鲁国从此成为齐国的仆从。

在这次会议上，孔子显示了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外交才能。当他知道齐人的阴谋后，他向齐国君臣指出：

齐国过去曾首倡“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今天竟勾结夷人，危害华夏之君，这是齐国的耻辱。试问齐国今后将何以号令诸侯？

针对齐所提出每当“齐师出境”，鲁必“以甲车三百乘”作随从。孔子说，如果鲁国出于对齐之友情同意以甲车跟随齐师出征，那么这种友情也应是对等的。齐国应首先归还以前侵占的鲁国“汶阳三田”，作为对鲁国友情的回报。

齐人君臣辩不过孔子，在理屈之下，不得不同意将汶阳三田归还鲁国“以为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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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另一件大事，是诛杀了当时在鲁国朝野颇具名望的“闻人”（即名人）少正卯。少正卯是鲁国公室贵裔，是一位具有煽动力的活动家。他可能也是孔子在鲁国的主要政敌之一，以至当他作演讲时连孔子的一部分学生也跑去听讲。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利用任司寇的司法权力，以非礼乱政罪名请求鲁君批准诛杀少正卯。

此事为儒家所讳言。但见诸《荀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说苑》、《淮南子》、《白虎通》、《后汉书》、《论衡》、《孔子家语》等多书记载，应是可信的。

14

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办的第三件大事，是推行“坠三都”的政策。坠，就是拆毁。“三都”是三桓——鲁国三大贵卿的三座城邑，即叔孙氏的后邑，季孙氏之费邑，孟孙氏的成邑。

按照周礼，天子、诸侯、大夫筑城的高度、广度都有定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大夫的城邑是不能超过“百雉”。“百雉”，是指城邑的面积，城邑每一面的长度三百丈（每雉30尺），全城面积方1.66里强，是侯伯之国都（方五里）的三分之一。“三桓”的三个城邑都超过了周礼的定制，这在孔子看来是不合礼制的。为了加强鲁君的权力，孔子提出了“堕三都”的政策。

实际上，当时季氏、季孙氏都已控制不了属于其名下的这几座城堡。它们都已被反对季氏的家臣势力所控制。特别是盘据在费邑的公山不狃，早就是逃亡在外的叛臣阳虎的同党，是季氏的心腹之患。因此“坠三都”，在孔子是恢复周礼，维护公室利益，把落在季氏家族手中的军权、政权、财权逐步夺回来；在季氏家族则是利用代表鲁君的孔子，削平叛逆的家臣。

据《公羊传》记载，孔子“坠三都”的决定开始执行得很顺利，当时鲁国的首席执政官是季桓子。季桓子面临着势力强大的另外两家贵卿和叛逆的臣威胁。因此他需要利用孔子及其学团的势力。“孔子行科季孙，三月不违。”所谓不违，就是孔子同执掌鲁国大权的季孙（桓子）在几个月间合作得很好。这个时期孔子的许多高足被季氏聘为家臣。

子路任季氏宰（家臣、总管），具体实施“坠三都”的决定。先平毁了叔孙氏的成邑，接着平毁季孙氏的费邑。盘据费邑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叔孙辄等人对此进行反抗。他们组织费邑的武装力量，袭击鲁国的首都曲阜。公山不狃的兵力相当强大，攻破了曲阜城门，鲁国国君和季氏家人都跑到城中季氏的宫室内躲避。

公山不狃又率人围攻季氏的宫室，连鲁君的生命也受到威胁。在这种紧急时刻，孔子临危不乱，显示了军事指挥才能，他亲自部署和配置力量，结果竟把公山不狃击败，公山不狃逃亡齐国，费邑终于被平毁。

在公山不狃被击败后，孔子要还拆毁最后的一座贵族城堡，即孟孙氏控制着的成邑。而孟孙家族一向是孔子在鲁国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孟懿子拒绝拆毁成邑。“坠三都”的计划因此半途而废。

15

这个时期，孔子威望日高，位高权重，震动了国内外。在外部引起鲁之主要对手国齐国的警惕。在国内三桓家族都已经感到孔子及其学团的威胁。阴谋活动开始进行，三桓与齐国联手，决心清除掉孔子及其徒党。

齐国先送来动人心目的声色犬马。早已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的形式主义礼制束缚得不能从心所欲的鲁定公，这时可能认为摆脱孔子的道德约束，事实上是一种快乐。

孔子在朝廷上也遭到了疏远和孤立。在强烈地感受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之后，孔子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危境。他的弟子们这时也不断向他送来不利的政治信息，并劝告他出走。

但是，孔子迟迟不肯出行。鲁定公十四年春，春社大祭的节日到了。孔子没有得到参加这一重大国家盛典的邀请。

接着，子路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子路被季氏解职了，他奉劝孔子立即出走。

但是孔子却还抱有一分幻想。他说：“再等一等，看看他们会不会给我送来分赐大臣的祭肉。”（当时礼俗，大祭之后将胙肉分赐给重要朝臣。）大祭结束，祭肉没有送来。孔子意识到，鲁国已没有人需要他，是离开的时候了。

这次去国之别，令孔子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他的政治生涯在达到顶点之后所遭遇的最重大失败。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离开鲁国。在几名最忠实的弟子颜渊、子路、子贡、冉有、子游等追随下，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三次流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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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首先来到卫国。卫国是古代殷商的中心故地。更重要的是，他忠实的弟子子路的两个内亲妻兄在卫国担任着要职。在这里，孔子受到了国君卫灵公的欢迎。

但是，卫国内部的形势与鲁国具有一种惊人的相似。灵公年老昏愦。卫国的政治掌握在以淫乱和美色闻名于一时的一位女人，卫灵公的宠妾南子和几个强大家族的手中。他们对孔子及其学团的到来感到不安。孔子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他离开了卫国。

虽然这时孔子已声名赫赫，表面上在所到之处，受到许多国家的礼敬。但他主张尊王攘夷，复兴周礼的政治思想却到处不合时宜，因而四处碰壁。

最困难的岁月是在鲁哀公四年（前491年），孔子受困于陈蔡之间。“惶惶如丧家之犬”。

当时孔子一度危困以至七日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以至“弟子有愠心”，有离散之意。甚至连忠诚的子路也有所动摇了，他怀怨来质问孔子“难道君子会陷于如此的穷途末路吗？”

孔子告诫他说：“君子应当坚守穷困，不要象小人面临穷困那样无所不为！”“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一以贯之！”

在这种境遇下，孔子居然还有心情与学生们调侃。他引用《诗经》中的诗句说：“不是野牛不是虎豹，为什么我们浪游于这田野？难道是我们走错了道路吗？”学生们回答：“夫子之道太伟大，以至不为现实所理解。”依靠着一种精神力量，这个团体坚持了下来。

孔子在流亡中仍然保持了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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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的十几年中，孔子仍然多次试探过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曾试图会见赵简子，甚至准备与名声不好的佛肸等政治新贵合作。晋楚等强国也曾“召请”与“币迎”孔子。据说楚昭王甚至有意“将书社七百里”厚封孔子。但是，最终都不能如意。

定公十五年，孔子听到鲁定公病危的消息，他一度回到了故乡陬邑。知悉鲁定公去世的消息时，他曾经致意季桓子，希望为鲁君主持葬礼。但是，没有人理睬他。在制作了一首名曰“陬操”的怀乡曲后，孔子只得又离开了鲁境。

此后孔子饱经风霜，备尝人间世态冷暖。居留时间较长的是当时四面受敌的卫陈蔡等弱小国，特别是卫国。孔子在卫国三进三出，居留时间最长。

卫国处于四战之地，内政混乱，外部四面受敌。卫国君臣之所以能容纳他，允许他自由进出，似乎可以通过这一件事得到理解。卫国强大的西邻之国晋国的执政者赵简子，有意吞并卫国。当他向幕僚征询意见时，幕僚们认为不可以。因为孔子和他的一群弟子都住在卫国，这些弟子藏龙卧虎，而且与各国诸侯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攻击卫，必会遭到失败。于是赵简子放弃了攻卫的打算。

在卫国，孔子招收了一批新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子夏。后来在孔子死后，这个年轻人成为光大儒学，援儒入法的中坚人物。卫国多君子。战国初叶一批具有新锐变法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卫鞅）、吴起、李悝都是卫人，都曾受教于子夏门下。他们寻求革新的政治思想，显然与孔子居卫时所传播的教诲有关。

鲁定公死后第三年，季桓子病重。死前他对儿子忏悔说：“召回孔子吧。是我放逐了他。在孔子执政时，鲁国当时几乎就要走向强大，现在国家已陷入这样衰弱的局面，看来是我错了。”

但是，他的继承人季康子仍不愿召回孔子，因为他同样畏惧孔子的政治影响力。他派人去看望孔子，只提议邀请孔子的一位高足冉求回国效力。冉求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大声对他说：“回去吧！你快回去吧！早应该回去了！”

同年，齐国侵犯鲁国，战于鲁郊，鲁军伤亡很大。

在这场战争中，孔子的两个学生冉求和樊须，被委任为战场指挥官，挥策鲁军，击败了齐师。

冉求在战场的军事表现令季康子十分赞赏。战后，季康子问冉有说：“你的军事才能是天生的，还是学出来的？”冉有说：“我是学之于孔子。”于是，季氏家族这位年轻的新贵对孔子发生了兴趣，遂有聘召孔子回鲁国之意。

一年后，根据冉求的一再建议，季康子派出专门使臣到卫国以隆重的礼节邀请孔子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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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去国流亡，整整经历了14年，当孔子返回鲁国的时候，他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

他被新的鲁君（哀公）和掌权的季康子尊为“国老”，担任了政府的高级顾问。但是，有荣誉而并无实权。季康子、冉求经常向他问政。然而，孔子的政见与他们的政策很快就发生了分歧。

为了多征赋税，季康氏拟改变田赋制度，按土地占有者的土地收入加征额外的军费。孔子认为这是加倍收赋，是一种聚敛于民的政策，不合于仁政的理想。

当冉有要求孔子表态支持这一有争议的新田赋制度时，孔子拒绝。冉有求说：“您是国家元老。很多人听你的，为什么你对联样的大事不讲话？（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孔子答说：“有周公之古礼者，你们既然要违背它而搞自己的，又何必问我呢？（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问焉！）”（《左传》哀公十一年）

季康子和冉求不顾孔子的反对，仍然坚持实行了田赋的改革。孔子气愤地表示从此与冉求断绝师徒之义。他对弟子们说：“季氏已富于周之王室”，冉求还要帮他“聚敛”，“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从此孔子闭门不再问政。把自己的全部余年精力投入整理古代文献。

公元前480—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十五年），孔子的门生颜渊、宰我、子路相继去世。特别是他心爱的学生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杀，使他哀恸过甚。

次年，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孔子染病卧床，“寝疾七日而殁”。享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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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是周姬旦的长子伯禽首封之地，是汉民族祖先诸夏族兴起地区之一。春秋之际，周王朝的传统政治秩序已渐解体，“礼崩乐坏”。华夏文明面临着沉沦崩裂的危机。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周王朝王室衰微，“政由五伯，诸侯恣行。”“强凌弱，众暴寡，小国之于大国”，“无岁不聘，无役不从”。大国“政令无常”，小国“不堪任命。”

中原国家，上古统称之曰“中国”，以与四周非诸夏族的“四夷”相区别。《公羊传》僖公四年记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缕。”《诗经·小雅·六月序》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四夷”势力正在向中原伸展，严重威胁着诸夏“中国”的安全。针对这种形势，春秋初叶齐恒公和管仲首先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号召诸夏国家联合起来，协力击退“四夷”势力的进攻。

孔子在研究春秋前期历史时，赞颂管仲的“尊王攘夷”政策。他曾经讽刺管仲“不知礼”。但他认为这只是小节，而认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这才是大节。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中国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宗教，是敬祖奉天的神道之教。天神、祖先、社稷（土地与林木）是中国人所崇拜的三组神灵观念。

殷人敬天事鬼极备虔诚。但到殷末，则典礼已荒废。周公是中国上古宗教理念的一大改革者。他提出了人德的概念，以人德制约天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周书、君奭）殷商时代政教合一，西周时代政教分离。中国古代文化与欧洲中古文化的根本不同，即在于欧洲政治与宗教直接合一。中国敬祖事天的神道之教则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的特征。

儒教兼收并蓄地继承了殷人敬天事鬼和周人重视人德的人文精神。孔子为“德”赋予了一种更广大的普遍性。他认为德与利得相关。德制约得失。有德则得，无德则失。德不是一个时代一种集团的特殊约束，而是超越时代人类的普遍性价值。

周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孔子继承了周公的人文主义传统。

有人认为儒学是中国的一种宗教。儒教确有宗教性。它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学说，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儒教与其他宗教有两点重大不同。一是兼容异端的非排他性，二是植诸人心的非强制性。

在儒教中，以诗、礼、乐、德四位组成社会制度的统一体。乐以通神，礼以节欲，诗以通情。中心支柱则是统治者的政德。

孔子政治理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大宗旨，一是复礼，即重建礼仪典章制度。一是“尊王攘夷”，尊王是国家主义，攘夷是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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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春秋之乱世，孔子试图挽救“礼崩乐坏”的局面。但他关于“克已复礼”的一套政治理想不合于现实，因而四处碰壁，备受困厄。在屡遭挫折之后，孔子转而致力于招徒讲学，传授其学术思想。

综观孔子一生所做的事，最主要、最有意义和影响的是兴办教育和整理上古典籍。在孔子以前，学术垄断于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受系统良好的教育。孔子在三十岁左右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他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尝试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招收不同阶层、不同种姓、不同种族的人为弟子，因才施教。其学生中既有贵族公子，也有非贵族身份的平民子弟。

据说孔子学团中的弟子累计达三千多人，其中身通“六艺”、才干突出知名于世的七十多人。

在孔子之后，兴私学、讲学（诸子百家由此兴起）、养士养客之风气由此而大起。平民身份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中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一派新兴势力。

辉煌的殷商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孔子很以自己是殷商遗裔为自豪。孔子一生怀抱复古、变法、改制的政治思想，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政治保守主义者。

孔子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孔丘在外十多年，当祖国一声召唤，立即归去。回鲁以后，爱国的政治热情，不减当年。虽然已是年近古稀的老者，并未见有黄昏思想或不满的情绪。而是一如既往，以振兴祖国为已任。

他一贯好学，“学而不厌”，直到晚年还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虚心学习，刻苦自厉，终于铸造成“博学多能”，成为中外历史上罕见的伟大博学者。

他知识渊博，史学尤精。“唐虞禅，夏后殷周继”，“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矣”，“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矣”；以及“周监于二代，郁郁手文哉！”等等，他都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

由于教学需要，孔子很早就注意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直到逝世之前，一直力耕不辍。孔子完成了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经）的整理，对华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他晚年做了大量上古文献古籍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因史记作《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之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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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建树了一种道德理想——仁善，仁善的本质是利人，是为了人，是人道和正义。孔子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阻遏当时正在分崩离析的政治秩序，使当时已呈现四分五裂的国家回归于统一，统一于周礼。他的一生实际都是在探求。孔子与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有某种可比性。苏格拉底提出了关于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而孔子则提出关于“仁善”的问题。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孔子也述而不作。苏格拉底用对话体，孔子也用叩两端而发问之术。在孔子之前，君子是一种社会等级和身份（贵族男子称君子，贫贱之人称小人。）。而孔子将“君子”作为一种人格，寄托以一种崇高人格的理想。“仁善”就是孔子对于“君子”所提出的道德准则。

从孔子对“仁”这个概念的使用看，仁有三个重要涵义。一是博爱，一是责任，一是作为普遍意义的公利价值即“善”。

仁就是善。从结构看，“仁”从人二，本义为怀孕，即妊/任之本字。“妊身”（今字作“妊娠”）本为同源语，亦为叠韵连绵词。受孕曰“妊”，怀孕曰“身”。（妊娠古曰“有身”。）妊引申有慈爱义。

仁之古音读身。郭店楚简“仁”字，书作“?NFDAE?”，音从“身”。《汗简》仁字从千、心。许慎谓千为身之简。商承祚指出，千乃身之讹变。身，善一音之转。仁古音与善通，因此可相假。孔子所言作为价值观念的“仁”，主要是指善，即仁善。

22

我们所生活的现时代是一个价值迷失的时代，人格多元化的时代。

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伟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两宋之间，以及晚明、明清之际。都是这样的时代。于是时，都有仁人志士，如孔子，如董仲舒、孔颖达，如朱熹、顾炎武起而倡导移风易俗，抨击时弊。

许倬云在谈到孔子时曾指出：

“孔子是中国文明的主要启蒙人。‘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是一个譬喻，听来夸张，却也有相当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区别文明的界线，不在于人能生产，人能聚集成群，人能歌唱绘画；甚至人可以信仰；但是，如果一种宗教只有仪式，而缺乏相应的伦理与道德，这一宗教所在的文化，仍不能称为文明。当是有了是非与对错，有了超越‘活着’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是普遍的，不只是局限于人群中的一小部份；这样的人类文化，方得称为文明。

人类历史上，跨过这一道门槛的文化，不过三五个，幸而，这些文明也会传布于别处，将其他文化也带入文明的境界，世界各处的人类，方得陆续进入文明。用文明的开始作为界线，在这条界线的前面，人只是‘活着’，过了这条界线，人方能知道‘活着’的意义。如果以这条界线作为阴阳界，一边是迷茫，一边是清明，则孔子为中国及其近地区的人类点亮了一盏明灯。?

孔子在一个失落价值的时代，重新阐释了一些旧的价值，赋予其以新的意义和内容，开创了中国文化二千年的文明。今天我们也正身处一个失落价值的时代。一方面，今日社会的组织和结构都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言之有理的观念，若不加以诠释，即难免与今天的世界凿枘不入。另一方面，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各处文明产生的价值观念，都纷至沓来，使人目不暇接。?

今天，不论是老是少，是中是外，我们都有心灵上的困扰。我们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生存的意义与生活的目的。也不知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应是如何。即使眼前有各种宗教与各种学派的思想，供我们采撷，也许正因为选择太多了，我们难以取舍，这也正是我们的迷惘。”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从现代精神的角度重新研究和解读孔子，令我们有一种回归家园之感。

（初稿曾刊于《香港商报》200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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