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片没落与纪录片复兴

湘里妹子

作者：梅冰
来源：新青年


    有人认为曾在去年喧嚣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我们的留学生活》为纪录片重新浮出水面造了声势。该片导演张丽玲女士和她的拍摄对像刀兵相见的场面大概能成为不错的纪录片素材，但她的作品与人们后来所关注的纪录片在品格上实在不太搭调。笔者以为，国内纪录片回潮的真正起因在于中国故事片的沉沦没落，正是因为故事片没有办法"真实"，纪录片才呈现出它们的"真实"；故事片没有办法"动人"，纪录片才令人觉出感动；故事片导演没有办法走向"独立"，纪录片人才显示出他们"独立"的价值与尊严。这种对照而来的差异成为关注中国电影的人们无法回避的一种现实：谁在坚守，谁就是英雄。
     
    曾经坚守过的故事片导演终于因为守不住而撤退了。先是"第五代"的先辈们总算熬成了主流电影的婆婆，能够坦然担负起为北京申办奥运鼓与呼的重任了。继而"第六代"的摇滚与吸毒爱好者们也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扮酷、装地下有点自毁前程，于是纷纷像早晨的蘑菇一样拱出地表，在"呼我"的召唤声中"长大成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向了"梦幻田园"。没有人能过多指责他们的妥协，在这样一个被不合时宜的饥荒和莫名其妙的大棒夹在中间的时代里，电影人的生存状况与他们的理想主义恰成反比。至少这些曾经落寞过的电影老青年们翻进了主流电影的后院里，在田边地脚种些杂草，多少为我们被"两冯称霸"搞得颜面无光的电影圈挽回一点声誉。随着招安号角的隆隆吹响，原本桀骜不驯的青年故事片导演们终于端正了思想，明确了"电影为谁而拍"这个最根本的道理，在电影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开始了一遍又一遍改片过关的健身运动。至于所谓的"新生代"导演们（这种分类方法总让我想起灭绝多年的恐龙）则更懂得乖巧生财的道理，像《茶馆》里的王掌柜一样，上上下下讨所有人的喜欢。不但有钱可赚，而且有奖可拿。即便是拍一个老北京澡堂子里的故事，也要顺带着把陕北或西藏人民的洗澡花活儿也架出来卖了：没办法，洋人们好这口！
     
    可做纪录片的孤魂野鬼们就没这么聪明，拍《江湖》里草台班子演出的吴文光没想起在影片中多来几段三点式的艳舞，而段锦川在拉萨八廓街这样一个佛光笼罩的地段上，居然一点不拍磕长头的香客与做法事的喇嘛，他的《八廓南街16号》让所有满怀着"雪域圣地"之梦的观看者们大失所望。你在自家门口的居委会里办过粮油关系、身份证和户口本吗？段锦川在这部打着"八廓街"诱人招牌的漫长纪录片里，拍的就是这个。当然，你也能看见几个披着红色长袍的喇嘛，但他们都坐在半新不旧的居委会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地听一个有关安定团结反分裂的报告。想看天葬、看密宗、看欢喜佛的看客们只有期待着冯小宁导演的下一部力作了。
     
    中国故事片导演的要害在于他们的艺术生命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上。窒息他们的大手足够长成一条八爪章鱼。从构思影片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零趸给投资商、赞助商、发行商，电影院，当然还有如上帝一般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的电影审查机关。昨天还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上的大腕导演，今天就可能因为触犯天条而被"取消了拍片资格"。你要么屈服，要么潜伏。而在镁光灯下造型摆惯了的名导们怎么能容忍自己被"人间蒸发"掉呢？或迟或早，一份深刻的检讨将去换回那张不怎么舒服的导演椅。想要另类些个的电影导演们大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翻肠倒胃，但正应了《大话西游》里的一句台词："吐啊吐啊的就习惯了。"
     
    而纪录片--特别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们，在当家作主的立场上要坚定很多，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供炫耀的东西：没钱没名没市场，难道还要再放弃自我表达的权利？做纪录片的人大都心态平和，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干得再好，也没有香车美人伺候着。但这种平和却为他们赢得了自由思想的可能：从吴文光的第一部作品《流浪北京》到他最新的纪录片《江湖》，从无知无畏地拍她家门口老头的杨天乙，到手持一台家用摄像机与弹棉花匠人谈心的朱传明，都毫无遮掩地用影像来展示他们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的心态。独立纪录片导演的立场决定了他们的制片方式，他们拒绝以对权威和市场的妥协换得公映的机会，因此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纪录片作品至今仍在民间潜藏着，只是在不多的场合之下得以拿出来展示，还得甘冒着不到半场人走屋空的可悲风险。
    虽然科班出身的故事片导演们始终看不起这种粗糙业余的地下作品，但若干年之后，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历史一部分的东西，恐怕还将是这些象当年的手抄本一样流传翻版着的纪录片，至少它们记载了民生的苦乐以及社会流变的真实影像。至于当红在影院里的国产大片们，很多现在就可以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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