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是秦汉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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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海生 来源：http://zixinzui.blog.163.com/blog/static/1817151612011216855531/

【摘要】关于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问题,学界主要有“两广越语基础说”和“楚方言雏型说”两种观点。本文尝试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综合探讨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认为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是秦汉通语,也就是古关中话。

关键词 粤方言 源头 秦汉通语 古关中话

〔中图分类号〕H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8)08-0152-06

      对于粤方言源头和基础的认识,主要有“两广越语基础说”和“楚方言雏型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粤语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至少有两广越语、中原汉语、楚语、吴越语、闽语等成分,当以两广越语为主要‘基因’。”先秦时期“(两广)的土语(或称先越语)当为后来粤语的主要基础。”[1](P244-249)后者认为:“在战国时代,广州地区就已接受了楚人的影响,承受了楚国的语言和文化。”“南楚的语言也就是古台语与汉语融合而成的一支独特的汉语方言。这个南楚方言(及‘南楚以南’的方言)应该就是广州方言的雏型或前身。这个方言在其总体特点上,表现其属于汉语的系统,但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又存有若干原来民族语言的特点。”[2](P70)我们认为,两广先越语和古楚方言都不是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应该是秦汉两朝的通用语言,也就是古关中话。最早的粤方言是秦汉通语的直接“移植”。

     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分析,“两广越语基础说”和“楚方言雏型说”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一、“两广越语基础说”的缺陷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先秦时期的南越地区和“中国”(《史记》语)地区分别处于完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先秦时期的中国地区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已经处于当时世界民族文明发展的前列,而此时的南越地区仍处于“蛮夷”状态。“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聚居于岭南的南越各部落、支族互不统属,‘各有君长’,处于散乱无序的原始社会末期。”[3](P1)“在秦统一以前,南越的社会生产落后,仍未完全脱离野蛮阶段。”“仍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从两广的考古发现来看,广东的南越人和广西的瓯越人都未创造出本民族的文字。”[4](P20、14、20)因此,林语堂说:“我们可以决定的说:越不是中国人,是蛮夷的一种”。[5](P259)南越国的创立者南越武王赵佗在南越国国都番禺(今广州)会见汉高祖使臣陆贾时也自诉:“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仪。”[6](P2698)甚至南越国建立26年后,赵佗在公元前179年上书汉文帝时仍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6](P2971)(此时距秦始皇统一岭南已逾36年)我们认为,当时尚处作者简介谭海生,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广东广州,510303)。-152-于散乱无序的原始野蛮阶段的南越蛮夷土著所使用的各种土语不可能成为南越国的通用交际语言的主要基因和主要基础,因为南越国的管治主体是数以十万计具有当时高度文明和严密组织的秦朝军队和移民。文明程度的巨大落差在这里可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5世纪后的北美洲情形与公元前的南越国情形有颇多相似之处,由于文明程度的巨大落差,北美印地安土著的语言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北美国家通用交际语言的主要基因和主要基础。当然,由于同处岭南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粤方言与两广越语相互之间肯定有着巨大的影响,相互之间肯定吸收了大量的语言元素,这就是今天的粤方言与壮侗语族语言存在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根本原因。

二、“楚方言雏型说”的缺陷

       “楚方言雏型说”的主要根据是《史记》中关于楚令尹吴起“南平百越”[6](P2169)的记栽。李新魁说:“至公元前401年,楚悼王进而派吴起率兵平定了百越。可见,在秦始皇派兵入越之前,楚国已经与广东发生长期的、大量的交往,特别是吴起平越之役,又迁移了许多楚人来到广东。”[2](P70)其实,这是对史籍的误读。吴起“南平百越”与广东完全无关。《后汉书》对吴起“南平百越”作过进一步说明:“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7](P2831)李龙章考证说:“战国初期,吴起南平百越,将楚国边界拓展至今湖南宁远、道县以南的九嶷山即古苍梧一带。”[8](P308)我们在史籍中尚未发现楚国曾经管治岭南的记载,也未见到楚国曾经有组织地向岭南移民的记录,岭南地区的考古发掘也没有找到楚国的政治势力曾经到达岭南地区的证据。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说:“在岭南地区直到今天还未发现过一座楚墓,就以最容易发现的贸易媒介物———货币来说,楚的金币、铜币,甚至墓中随葬用的泥质楚币也未有见过,这不能解释为一般的偶然现象,应视为当时楚的政治势力还未有深入到岭南地区。”[9](P8)既然楚国的军队没有开入并“平定”岭南,楚国的政治势力也没有深入岭南,楚国也没有有组织地向岭南大规模移民,那么,楚国的语言(汉语的一种方言)要成为当时尚处于散乱无序的原始野蛮状态的岭南蛮夷土著的通用交际语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岭南岭北交通极其不便,越岭来往非常艰难,再加上地广人稀,两地人员的交往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如此有限的民间人员交往,很难对一个民族的语言使用产生决定性影响。

       语“楚方言雏型说”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现代粤方言中保留了若干西汉扬雄《方言》及其他古籍所记载的楚方言词语,诸如“睇、崽、纫、嬉”等。我们认为,把这一语言现象理解为粤方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楚方言影响,从楚方言“借用”某些词语,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主张“楚方言雏型说”的李新魁先生也说:“这种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广州话与古代楚方言没有直接的承传关系,后代广州话中的某些词语只是从楚方言中‘借用’过来的……另一种可能是广州话本来就是楚方言的一支……广州话与楚方言的关系究竟属哪一种情形,目前材料不足,不必遽下结论。”[2](P71)综合各种材料分析,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第二种“可能”。

三、“秦汉通语源头说”的理由

      “秦汉通语源头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五点。
       (一)数以十万计的秦朝军队和移民有组织地越岭南来,陆续定居在当时尚处蛮荒状态的南越地区,为秦通语在南越地区的通行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数年内先后四次向岭南地区大规模移民。公元前219年(一说218年),秦始皇发动统一岭南的战争,“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与越人战,”[10](P203)经数年征战,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平定岭南。战事结束后,数十万秦军留居岭南,“皆家于越,生长子孙。”[11](P208)这是秦始皇第一次向岭南地区大规模移民。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6](P253)第三次是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6](P253)第四次确切时间不祥,是由当时征战岭南的秦军将领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6](P3087)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说:“夫以中国之人实方外,变-153-其蛮俗,此始皇之大功也。”[11](P232)秦始皇四次移民到底向岭南迁移了多少秦朝军民,因史料缺乏,目前尚无法确切统计,有专家认为,“秦朝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向这里先后派遣了数十万人的军队,也输入了大量的移民,‘中县人’在岭南地区已占有相当的比例,以致可以推测,在郡县治所这样一些居民密集点的人口结构中,外来者甚至已经超过本地的土著———越人。”[12](P105)“到了第二、第三代时,具有华夏人血统的居民便大大超过了纯粹的南越人,而南越人也逐渐融合于汉人之中。”[13](P139)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来看,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测”应该是成立的。

       那么,数以十万计的秦朝军民在南越地区会使用什么语言作为通用交际语言呢?我们先看看秦朝移民的主要构成成分以及各种移民可能的语言使用情况。秦朝移民的主体是数十万征战岭南并最终“家于越”的秦军。军队将士一般来自“五湖四海”,“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14](P211)军队必须使用一种通用语言进行指挥交际,一般来说,国家的通用语言也就是军队的通用语言。移民中的“狱吏不直者”当属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应该能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贾人”走南闯北,应该也熟悉国家通用语言。至于“赘婿”、“女无夫家者”等,应该也是来自“五湖四海”,来到南越地区同样需要学习并使用通用语言进行交际。我们认为,南迁的秦朝军民的“通用语言”应该是,也只能是秦通语,也就是古关中话。西周于公元前11世纪定都镐,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镐和咸阳均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在中国,当一个王朝稳定发展之后,其帝王都邑的语言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国家的通用语言。古关中话又称“周秦雅言”,其通行范围在春秋时期已远远超出了关中平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5](P71)孔子是鲁国人,却经常使用周秦雅言进行交际。我们可以想象,在蛮荒的南越地区,秦通语最初可能只是秦朝军民的通用语言,随着以“中国人”为管治主体的南越政权的不断巩固和发展,随着当地越人与“中国人”的不断融合,秦通语也就逐渐成为南越地区的主要通用语言。

必须强调的是,与“周秦雅言”相伴而来的还有华夏文明的另一伟大成果:“汉字”。历史学家考证说:“南越族自己没有文字,先秦时期,岭南和汉字有少许接触,秦始皇统一岭南后,汉字在岭南开始流通。经过南越国时期近一个世纪的推广和普及,汉字已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国内普遍流行。汉字的推广,使岭南地区向文明社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加速了汉越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南越地区文化水准迅速提高。”[16](P299-300)我们认为,汉字的使用和推广,对秦通语在尚无本民族文字的南越地区的推行应该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以汉人为主体的南越政权长期、稳固、开明的管治,推动汉文化向南越地区强势传入,为秦汉通语在南越地区的通行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6](P2967)时任嚣为南海尉(南海郡的最高长官)。秦二世时,天下大乱,病重的任嚣召见下属龙川令赵佗,“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
南越武王。”[6](P2967)赵佗的南越国政权承继了任氏政权,“颇有中国人相辅”,[6](P2967)是以“中国人”为管治主体的政权。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到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叛乱,共历103年。历史学家考证指出:“南越建国之初,大凡政治制度、手工业制造、语言文字乃至城市建设、度量衡等精神文明及物质文明诸方面都仿效中原汉朝。在主流文化方面,鲜见本土文化的孑遗,汉文化在当地拥有尊崇的强势地位。”[17](P66)在管治方面,任嚣和赵佗均实行“恩洽扬越”的开明政策。“嚣至,抚绥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复加荒裔,于是民夷稍稍安辑。当其时,秦北有蒙恬,威詟漠庭;南有任嚣,恩洽扬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11](P494)赵佗主越后,延续了任嚣的开明管治,汉高帝在公元前195年下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18](P73)对南越政权这103年的历史,历史学家有如此评价:“南下的秦军与当地越人共同开发岭南,推行汉越杂处政策: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任用越人的部族首领为南越高官,主张汉越通婚等许多有利于民族和睦的措施,促进了汉-154-越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加快了以番禺为中心的岭南社会历史的发展历程。”[4](P20)在这种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之中,“中县人不耗减”,汉文化的主流地位不断加强,大量的越人慢慢“汉化”,逐渐融入汉人社会,南越地区也就逐渐变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地区。屈大均说:“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不失中州清淑之气……盖越自始皇而一变,至汉武而再变,中国之人,得蒙富教于兹土,以至今日,其可以不知所自乎哉?”[11](P232)我们认为,秦汉通语在南越地区的广泛通行,应该是这种“一变、再变”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三)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的建立和发展,使以秦汉通语为基础的古番禺话得以孕育生成,并逐渐发展成为南越地区的“国语”。

      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一种能广泛通行的通用语言,而国家都城的语言一般也就是国家的通用语言。在秦始皇统一岭南前,南越地区尚处于“散乱无序的原始社会末期”,“就目前已发现的考古材料来看,今两广境内还未发现有秦汉以前的城邑,甚至稍具规模的民居聚落也很少见到。”[4](P13)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很难产生广泛通行的通用语言。据考证,番禺城(今广州)始建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开始是作为秦所设立的南海郡的治所,赵佗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后,番禺即成为南越国的国都。南越国存在了93年,番禺作为南越国都城也延续了93年。[9](P8-9)据考古学家考证,“在今天的市区也有南越国时期的墓发现,若以最新发现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为中心点,东西两墓地相距仅2.25公里,可见当日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规模不大,据宋人的记述是‘周回十里’,较为可信。”[4](P12)我们推测,由于统治的需要,在这个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都城里,以赵佗为首的汉人在居民人口比例上应该超过当地的土著越人,特别是在建城初期,汉人在居民人口比例上应该占有较大的优势。在“规模不大”的番禺城中,汉人在军事上是征服者,在政治上是统治者,在经济上是支配者,在文明程度上是领先者,在人口比例上也应该超过土著越人,因此,我们认为,古番禺城的通用语言应该是,也只能是汉人的通用语言,也就是秦汉通语。同时,我们也猜想,古番禺话不可能是标准的古关中话,因为第一,秦军和移民中真正生长于关中平原的人数应该不会很多,赵佗就是河北正定人,不同方言区的人使用通语时难免带有各自的方言口音;第二,外来的秦汉通语在岭南地区推行使用过程中,肯定要受当地越人土语的影响,肯定要吸收越人土语的元素,而且,推行的范围越广,使用的时间越长,受影响的程度就越深。

南越国都番禺93年,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了西汉中期,广州已成为与内地长安、洛阳、成都等重要城市并列的中心城市。”[17](P70)我们设想,随着国都地位和中心城市地位的不断增强,以秦汉通语为基础的古番禺话的“国语”地位也在不断增强,辐射范围愈来愈广,使用人口愈来愈多。语言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国语”地位是一种语言得以广泛通行的最有力保障之一。今天两广地区最主要的通用语言是粤方言(普通话除外),而且粤方言通行的地区多是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密集的地区,这可能跟两千多年前古番禺话的“国语”地位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四)汉王朝与南越国长期频密的人员往来,不断强化秦汉通语与古番禺话的联系,不断加深秦汉通语对古番禺话的影响。

       汉武帝元鼎六年的平叛,则进一步巩固了汉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主流地位。汉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同样位于关中平原中部,汉通语也就是秦通语,也就是古关中话。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6](P2967)自此至南越国亡,汉王朝与南越国一直保持着频密的人员往来。其中须特别提及的是南越国曾两次遣王子赴长安“入宿卫”。第一次是二世南越王赵胡即位后不久,“遣太子婴齐入宿卫”,“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婴齐其入宿卫在长安时,娶邯郸樛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樛氏女为后,兴为嗣。”[6](P2971)太子婴齐在长安生活了“十余岁”,娶妻生子,后回国即位为三世南越王。其生长于长安的儿子兴则在婴齐逝世后即位为四世南越王。邯郸樛氏女则为王后、太后。第二次是婴齐“遣子次公入宿卫”。[6](P2971)我们认为,汉王朝与南越国长期频密的人员往来,特别是两世南越王以及王后王子众多随从多年的长安生活经历,肯定会不断强化长安话与番禺话的联系,不断加深长安话对番禺话的影响,进一步推进番禺话在南越地区的推行与使用。

     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叛乱,汉武帝派十万大军于次年平定了叛乱。平叛后,由于管治的需要,大批汉军要留驻南越,原秦始皇设置的三郡被汉武帝重分为九郡,大量汉官要南下任职,此后汉越民众的交往应该更加自由和方便。因此,汉武帝的平叛实际上大大强化了汉文化在南越地区的主流地位,大大增强了汉通语对南越通用语言的影响。

(五)广州方言与《切韵》音系的紧密对应,可能是“秦汉通语源头说”的有力旁证。

      现代广州方言是仍然保留入声的汉语方言之一。《广韵》①34个入声韵部共有小韵691个,也就是有691个小韵首字(首字下标注反切及小韵字数)。笔者借助《广州话正音字典》②查691个小韵首字的广州话读音。691个首字中查到广州话读音的共486个字,486个字中仍读入声的477个字,只有9个字不读入声。根据统计学原理,我们可以说,《切韵》入声字中的98%以上在现代广州话中仍然读入声。下面是《广韵》34个入声韵部489个小韵首字的广州话读音情况。

读入声:
一屋:屋独榖縠哭秃速禄族镞暴扑卜木福伏縮六逐菊麴熟俶育肉粥叔蓄竹蹙肭蝮郁肅目蓄;二沃:沃毒篤酷鵠僕梏熇褥襮濼;三燭:燭玉旭局蜀觸辱束欲躅録曲瘃足贖幞促續粟;四覺:覺嶽浞捉朔斲剥邈雹璞濁渥搦逴犖學娖;五質:質日實秩悉一七匹吉暱逸詰抶栗窒疾失蜜必姞邲率叱密弼乙筆茁肸蛭;六術:術橘崒聿卒卹律黜术出焌;七櫛:櫛瑟;八物:物弗鬰屈倔佛拂崛;九迄:迄訖疙乞;十月:月伐越厥闕髮韤謁歇訐;十一没:没骨勃咄突忽兀窟訥窣猝捽搰卒;十二曷:曷怛闥遏剌渴達葛捺;十三末:末柮撥括闊活奪豁斡鏺侻捋掇撮跋;十四黠:黠札拔滑八劀戛軋殺茁;十五鎋:鎋刹瞎獭刮刷刖捌哳;十六屑:屑切結節血闋玦穴抉姪鐵纈涅截蔑噎猰蹩窒;十七薛:薛列哲傑熱晢舌折孼滅朅絕雪恱缺噦爇說拙歠輟劣瞥别轍孑設呐蹶茁啜掣;十八藥:藥略腳灼爍若綽約卻虐妁削斮爵鵲噱縛籰芍著謔;十九鐸:鐸莫落託作錯各恪悪泊臛索涸昨博諾霍郭穫廓;二十陌:陌磔白伯劇戟索柵嚄嘖齚隙額逆客啞虩拍赫格宅虢欂;二十一麥:麥獲蟈檗賾責策剨隔摘戹;二十二昔:昔積益繹釋尺石隻擲席籍擗役辟僻碧彳;二十三錫:錫激霹靂的檄鷁荻逖績惄寂覓甓壁闃戚;二十四職:職直力敕陟食息寔識極匿測憶色殛弋即逼域洫愎;二十五德:德則勒忒刻特黑墨賊塞北菔或國劾覆;二十六緝:緝十執習集入揖溼及蟄縶立急岌泣吸戢邑煜熠;二十七合:合閤答趿沓雜拉納溘唈;二十八盍:盍臘榻蹋榼砝;二十九葉:葉接攝涉獵捷聶讋妾鍤輒曄;三十怗:怗協頬惬牒苶燮浹;三十一洽:洽恰夾眨插霎剳;三十二狎:狎鴨甲呷;三十三業:業脅怯劫腌跲;三十四乏:乏法。(共477字,其中有少数几个多音字,例如“暴”等,既可读入声,也可读非入声。)

不读入声:

一屋:囿;二沃:瑁;五質:暨;十七薛:抴;十八藥:皭;二十二昔:麝;二十四職:嶷;二十八盍:譫;二十九葉:魘。(共9字)

      广州话入声与《切韵》音系入声的这种紧密对应,是无法用“巧合”来解释的。可能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切韵》记录了古粤方言,另一种是《切韵》所记录的古音与粤方言有渊源关系。第一种解释已为学者所否定,王显说:“无论是在《切韵》的序文里,还是在陆法言、刘臻、吕静等十三人的传记里,都找不到‘粤’字或它的同义词。主张《切韵》是古今南北语音大拼凑的人断然说是《切韵》的入声取自粤方言,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19](P21)我们认为第二种解释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关于《切韵》的音系性质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我们认为,当时隋朝首都长安的语音应该在《切韵》的记录范围之内。隋朝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定都大兴(今陕西西安,即长安)。《切韵》编成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

     《切韵》是一部具有极大通用性的工具书,“陆法言切韵时俗共重,以为典规”。[20](P434)作为一部通用的音韵工具书,首都的语音应该在其记录范围之内,而且,参与讨论编撰《切韵》的陆法言、颜之推等9人皆仕于隋,均在首都长安居住生活,完全有条件分析记录长安语音。高本汉就坚持认为《切韵》所记录的是单一的长安音。[21](P305)我们认为,隋代长安音与汉代长安音应属同一音系,而现代广州话源于秦汉通语,广州音与《切韵》音之间的渊源关系还是可以追寻的至于粤方言为何能较完好地保留入声,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南越地处偏远,山河阻隔,南越与中原的交往一直都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性的人员交往是很难对一种已基本发展成型的语言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二是从史籍记载来看,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并大规模向岭南移民后,以番禺(今广州)为治所的南越中心地区再未发生过能导致人口构成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变。汉武帝元鼎六年的平叛并未改变南越地区的人口构成比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秦汉通语对南越地区的影响。南越中心地区人口构成的长期稳定与中原地区战乱灾害频仍,人口构成经常处于急剧变动之中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一般认为,粤方言主要特点之一是“粤语的词汇中保存了大量古汉语的语词。”[22](P188)我们认为,这种“保存”主要也是因为上述两个原因,现代粤方言甚至有可能是古秦汉通语某些已消失“基因”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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