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中的爱情 中国爱情关键词

梦的轻波

来源： 国际在线 2009-08-26      

中国式的爱情在经过了以婚姻为目的的计划爱情时代、从相恋到分手的程序爱情时代之后，进入行动至上的体验时代。爱情死了吗？不，现在，正是爱情的黄金时代。在那些曾经使用或依旧使用的中国式爱情语汇中，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变迁和文化观念的巨变。

搞对象

　　“对象”原本是一个哲学词语，表示客体事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又与人的存在相关联的某种规定性。“对象”从哲学词语变成为一个爱情或与爱情有关的词语，绝对是当代中国人的发明。大约从1950年代开始，由于谈情说爱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因而“搞对象”一词便流行开来，几乎成了“谈恋爱”的代名词，以其一本正经的事务性和目的性取代了风花雪月的谈恋爱。但它之所以能够大面积地流行开来，恐怕还是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文化心态有关。一直以来，中国人一提到谈情说爱一类的事情时，总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想说又不好意思明说，于是就大用特用修辞手法上的“借代”。不过，今天再提起这个词，就要被年轻人讥为“老土”了。

喜欢你

　　“我爱你”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恋人都要说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但是，认真推敲起来，相当数量的用方言谈恋爱的中国人，却可能相爱一辈子，都没有说过这三个字，不是因为“爱你在心口难开”，而是因为在许多方言中，就根本没有这种表达方式，即使有，说出来既别扭又难听，根本唤不起一丝一毫的美感。中国人的示爱话语在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很大差异性。比如在广州，人们用“我中意你”，在长沙，则说：“我喜欢你”，用词发音不同，效果却自然都是一样的。不过，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恋人们甚至根本没说过“我爱你”一类的话，当然，如果要抠字眼的话，则有人会强调“中意”、“喜欢”并不是“爱”。前者只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好感，而“爱”则应该是刻骨铭心的，但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愿意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心愿。只是在他们想要幽默的时候才会改换一下腔调来上那么一句“我爱你”。

缘分

　　对于相爱的人来说，缘分从来都是他们确认其爱情乃至婚姻关系合理性的重要依据。对于已经不再相爱的人来说，缘分一词又常常被搬出来作为散伙的借口。所以，一方面是“千里姻缘一线牵”，茫茫人海中偏偏选到了你，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而另一方面，一句“缘分已尽”就潇洒拜拜了，而这个时候，分手的双方各自都要去等待或重新寻找新的缘分了。至于有些相爱却无法在一起相处的男女，则又只能发出“有缘无分”的嗟叹了。再也没有比讲缘分更能体现中国人在婚恋问题上的宿命观念和神秘化倾向了。同时这也体现了爱情就婚姻这件事情本身所具有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把握性。古时候，要弄清楚两人是否有缘分，主要是通过对生辰八字等方式来测定的。另外，门当户对也是有缘分的一个重要说法，到了今天，有没有缘分主要是凭感觉，有时候也往往会辅之以血型一类的科学手段，但说句实在话，缘分说到底还是一种切实的体验，而不是一种事先的断定和推测。

第三者

　　中国把婚外恋对象称为第三者，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情，这之前，为数不多的婚外恋被人很难听地斥为“乱搞男女关系”。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度里，婚外情是绝对被否定并禁止的，当事人因此总有一种偷鸡摸狗的犯罪感。1980年代，社会日益开放，人们的婚恋观念也不像从前那样保守。当人们更进一步地明确了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及其合理性依据这一观念时，第三者便慢慢多了起来。他（她）们通常不是采取“打进去”而是采用“拉出来”的办法来与原配分享爱人的权利。但婚姻总是排他的，因而第三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临时性身份”，要么取而代之，要么另谋出路，永远的第三者似乎并不多见。

　　到了1990年代以后，人们都不太喜欢提起第三者这个词了。这倒不是说第三者越来越少了，而是更多的人觉得这个词所包含着的道德评判的武断倾向过于明显，所以，第三者在名称上也逐渐与国际接轨，叫做“情人”了。

大龄青年

　　大龄青年通常是指那一些年近三十而在恋爱婚姻方面尚无眉目的人们。以前，中国人在选择自己的恋爱伙伴时一直比较慎重，年轻人的恋爱史大致要持续两三年，长的甚至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六七年以上。虽然大龄青年在我国可以享受晚婚的若干待遇，但几乎没有人是为了这份待遇而争当大龄青年的。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导致许多青年因为缺乏竞争力而被划入大龄青年行列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比如没有住房，许多挺不错的小伙子常常就是因为在迟疑再三之后把谈了三四年的对象带到三代同堂的陋室时忽然间不幸沦为大龄青年的，但更多的人在他们已经大龄到不再是青年的时候，不得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其他方面。没想到当他们干出了一番事业以后，许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概迎刃而解了。

约会

　　像很多爱情词语一样，“约会”这个词是不能随便乱用的。一般的约会不能称为约会，否则别人就会以为你在谈恋爱或有外遇。谈情说爱当然少不了约会，在电话还不太普及的时候，大多数中国人的约会方式多半是面约或信约。一般来说，最初的约会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也常常因为怕被拒绝而不好意思，多以信约形式为主。约会的书信不宜太长，文字也不宜太肉麻，但要显得真诚、明确，为了保密起见，信封上寄信人地址处多半只写“内详”，而约会的地点多在公园里的某一个电线杆下或电影院门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不太有钱，项目也不多；现在恋人们约会的方式要简单得多，而约会时的活动却丰富多了。不过，这一简一丰的变化却使现在的人们少了许多微妙的恋爱体验，比如写一封约会信时的那种既紧张又幸福、既举棋不定又充满幻想的感觉，哪里是打一个电话所能体会到的？

情人眼里出西施

　　有一种观点认为，恋爱中的男女智商是最低的。美学家们曾辩论过，在审美经验中，到底是先有“好看”再有“好感”，还是先有“好感”方有“好看”。这是一个类似于鸡与蛋关系的游戏，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恋人来说，“好感”总是无条件地先于“好看”而存在的。这样，便有了“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说，也正因为如此，一些情感至上主义者往往把那些以美貌作为择偶先决条件的人讥为不懂爱情。很长一段时期以来，男人看重女人的是温柔贤慧，而女人看重的则是男人的忠厚和才干。尽管歌曲中所谓的“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曾流行一时，但是翻遍报刊上的“征婚启事”一栏，把“美貌”、“英俊”作为择偶的首选条件居少，多是要求“体健貌端”，看得过去就行了。

爱人

　　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很多用来称呼配偶的词语，但“爱人”一词却是其中使用最广泛同时也是最正式的一个，无论什么场合，用起来都不会让人感到别扭。相反，与早先已有的“内子”、“拙荆”、“夫人”、“官人”、“相公”、“老公”、“老婆”以及后来兴起的“夫人”、“先生”、“太太”等新老词汇相比，“爱人”似乎更受欢迎。“文革”刚过不久，一位美国人来中国办事，当他听到所有向他介绍自己妻子或丈夫的人都用了“爱人”这个词时，对中国人竟然开放到那么多人都有“情人”的状况惊叹不已，因为在他的母语中，“爱人”和“情人”是同一个词。其实，老外不懂中国的国情，因为直到今天，中国人也不习惯把自己的那口子称为妻子或丈夫，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婚姻是爱情的结晶，所以一有婚约在身，对象不就成为爱人了吗？不过，真正让人惊讶的还是在中国目前有爱情的婚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多的情况下，当那些有婚无爱的人用这个词来称呼自己配偶的时候，他们自己竟然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习惯成自然嘛。

早恋

　　在男女界限被划在许多中学生课桌中间的时候，在大龄青年成批增长以至于要挤破婚姻介绍所门槛的年代，早恋是绝对见不得光的。但是现在当幼儿园里的小花朵们一个个学着老师稀里糊涂地唱着“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的时候，当电视机前圆睁着双眼的小观众问父母什么是第三者的时候，早恋已经成为一股汹涌的潮流泛滥得让人难以收拾了。可以说，是开放的环境及丰富的传播使中国人谈情说爱的年龄大大提前了，令许多教师和家长担惊受怕的是，一些十三四岁的初中生开始学着街上或影视作品中恋人们的样子开始满世界播撒爱情了。

　　早恋显然不同于早熟，它充其量只是那些“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课余即兴游戏，虽然许多早恋的孩子们已经熟谙法国式接吻和英国式接吻的差异及其功效，但当他们的恋情遭到禁止而打算学着小说电影里的样子私奔的时候，他们甚至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买火车票。现在的小恋人们生活在比他们的父辈们不知要优越多少倍的环境中，他们习惯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好东西；当他们觉得曾经让他们的父母幸福无比的恋爱是跟一辆山地车或耐克鞋一样的好东西的时候，大人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又多了一道难题：禁止自己的孩子早恋。

红娘

　　一位在《西厢记》中为崔莺莺和张生牵线搭桥的小女仆的名字（她好像没有姓），现在已经完全取代“媒人”之类的称呼，成了那些为陌生男女结姻缘的人的代名词。现在许多地方都有以“红娘”命名的婚姻介绍所，电台有“红娘热线”，报纸刊物上有“红娘信箱”，与王实甫笔下红娘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行动相比，今日之红娘所做的事已经完全公开化、规模化、职业化了。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媒人”的辈分显然比“红娘”要高得多，但她的恶俗形象的确没法给人太多的好感，媒人多是一些半老徐娘，涂脂抹粉、妖里妖气、游手好闲、上蹿下跳、巧舌如簧、翻云覆雨，更重要的是不仅骗吃骗喝，而且大收礼金，至于人家愿意不愿意，合适不合适，则根本懒得搭理。相比之下，红娘则既年轻美丽、聪明伶俐、风趣乖巧，又绝对忠诚，而且她还是一个爱情至上论者，愿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而不遗余力。后者倾向于唯情，而前者则以促婚谋利为唯一要旨，应该说两者统一起来是一件妙事，但很不容易，像今日许多叫做“红娘”的婚姻介绍所，以“红娘”之名行“媒人”之实，说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那个！

蜜月

　　蜜月这个外来词在中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开来。这之前，中国人多以事业为重，夫妻之间只要有共同的理想就可以了。蜜月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仅多余，而且还要被批判。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人们既不甘心像六十年代那样婚礼从简，也无力应付新式婚庆的繁琐和嚣闹。于是，度蜜月成了许多新婚夫妇所选择的一种逃避方式，既清闲又浪漫。不过，跟那些有钱的外国人动辄乘豪华游轮到地中海晒太阳或到夏威夷冲浪等花样相比，那时的中国新婚夫妇们多半还只能挤在破旧拥挤的火车硬座车厢里，到离家不远的一些名胜去看一看。由于游资不足，条件简陋，加上中国的第三产业那会儿还很不发达，旅游团主要在忙着赚外国人和港澳同胞的钱，所以，以旅行结婚为主要内容的蜜月常常又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度完蜜月回来的新人虽然也很幸福，但大都疲惫不堪。到了九十年代，以旅行结婚为主的蜜月似乎不像从前那么热了，究其原因，恐怕应了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