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光明时评”2015年12月号第2辑

虎子

1. “先涨后降”的石头，为何砸不到商家的脚？

　　郭元鹏

　　国家发改委12月29日发布《2015年“双十一”综合信用评价报告》，这是其发布的首个“双十一”信用评价报告。报告指出，在750多万件促销商品中，仍有过半比例的产品出现了事先提价、当天降价的情况，部分甚至提价高达200%以上。（12月30日《北京青年报》）

　　这份信用评价报告比较全面，不仅涉及网商还涉及实体店。问题是，只是通报，只是分析，只是提醒，有什么意思？无非又是花拳绣腿。马上就到元旦了，又是商家促销的好时候了，这种“先涨后降”的乱象是否还会依然上演？

　　类似的分析报告，何止是发改委在做？工商部门搞过，质检部门搞过，物价部门搞过，消费者协会也搞过。今年搞过，去年搞过，前年也搞过。正是因为“搞过了也就搞过了”，才有了“先涨后降”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只不过是被欺骗的消费者岁岁年年人不同而已。

　　“先涨后降”就犹如一块违法的石头，只有让搬起这块石头的商家，砸到自己的脚上，他们才能感到疼。感到疼了，他们才不敢如此嚣张。这种欺骗行为的出现，不是商家太任性，不是我们太无知，而是监管部门太温柔。如果说，每一次数据分析之后，善意提醒之后，不是不了了之，而是严厉的处罚，试问商家还能把“先涨后降”演成电视连续剧吗？还能没完没了吗？

　　“先涨后降”是明显的商业欺诈，而有关部门的定性依然是不疼不痒的说是“信用评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信用问题了。终结“先涨后降”的欺骗行为，不能指望消费者自己去提高警惕，而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打击的力度。奇怪的是，监管部门已经习惯了每一次销售黄金期之前的，开开会议，搞个承诺。还记得今年双11的时候，监管部门再次邀请商家坐在一起畅谈如何造福消费者，还都兴高采烈的讨论了“不欺诈承诺”。会议之后，承诺之后，回去之后也就抛在脑后了。

　　既然有了庄严的承诺，那么在事后发现问题之后，就应该依据承诺的内容进行查处，对于不按照承诺实施的商家，就应该去打击。眼下，很多部门都负责市场的监管，却由于都该管都不愿意管，而放纵了商家的这些丑恶的行为。工商部门没有权力查处？物价部门没有权力查处？消费者协会总是当老好人？

　　每逢商品销售的黄金期，都会有促销活动。这种活动对于消费者有好处，对于商家也有好处，本来是双赢的事情。遗憾的是这种双赢的事情却因为“先涨后降”成为双方的伤害。“先涨后降”的一纸分析，能让马上到来的元旦没有这种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让“先涨后降”的石头砸疼商家的脚，需要监管部门别玩花拳绣腿。好看不假，不实用。（郭元鹏）

　　2. 告别2015，在转型中稳稳前行

　　寇宇龙

　　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2015年的最后一天。年末往往是各行各业都比较忙碌的时段，不少基层工作者可能这些天正处在紧张的加班状态中。然而不论有多忙，每个人都会在一年将近结束之时，稍作停息，去梳理和总结这一年的收获和遗憾。

　　回顾这一年，就不得不提那些重大的热点新闻，因为这些热点新闻离我们并不远：重大政策的调整关系着民生，历史性的会面饱含着希冀，特大事故则牵动着众人之心……这正是新华社昨天发布的2015年十大国内新闻，带来的最真切的感受，无论是“全面放开二孩”，还是“天津滨海发生特大火灾爆炸事故”，这些新闻都受到了极大关注，引起人们讨论、追问和反思。

　　梳理这一年的热点新闻事件，转型是一个不得不提的词，在国家层面，因为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综合考量后，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提出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应对污染，进行了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和节能产业受到极大鼓舞。还有进一步简政放权，去繁就简，精简审批事项、治理“奇葩证明”等政策或措施，都体现着在新形势面前积极调整策略、提升效率的转型态势。

　　在反腐方面，中央持续发力，官场风气持续转变。对于官员而言，必须走转型之路，杜绝奢侈腐败之风，脚踏实地，服务于民。这一年，不少官员向媒体坦诚，应酬少了、吃喝少了，牵扯的利益纠葛少了，当官也就容易多了。

　　这一年，不少企业最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减产、裁员和工厂转移等消息时有传出，其实这些只是转型中的镇痛，要完成中国制造的全面升级，必然要对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调整。在一些工厂落寞的同时，大量“创客”却已整装待发，凭借着倡导创新的互联网精神，在线上线下做得风生水起。所以，这一年对于企业而言，最主要的是面临转型的考验，能不能抓住机会进行转型是关键。2015年，一些传统行业的发展前景发生了变化，而国人出国购物的浪潮，也在提醒我们，必须加大力气打假，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提升产品品质。

　　当加快转型成为时代号角，对于每个个体而言都是有着深刻影响的。人天生都有惰性，大多数人都想凭借着曾经积累的一技之长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这种朴素的理想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在观念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迸发的年代，要想实现这种“安稳”实在不易。每个行业都在时刻发生着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对于技术和观念都有着新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要求每个人都能成为转型中的人，不断学习、不断完善自身，稳稳地成长。

　　回望2015，愿国家、企业和个人，都能够抓住机遇，在转型中向着幸福稳稳前行。（寇宇龙）

　　3. “无手机课堂”不应是新闻而是常识

　　叶倾辰

　　拿手机刷微博、玩微信、看新闻……这已成当前众多大学生每日的生活习惯，然而，这样的习惯被许多学生带进了课堂。于是，课堂上出现了这样一类特殊人群，即课堂“低头族”。为了让课堂“低头族”能抬起头来认真听课，近年来，全国多所高校都在推行“无手机课堂”。（12月30日 中国新闻网）

　　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发达，上课玩手机的现象近年来在一些高校课堂比较严重。多所高校因此专门推出“无手机课堂”制度，希望把学生拉回听讲的主题。然而，不能忽视的是，上课认真听讲原本就是最基本的课堂纪律，所谓“无手机课堂”也只是纪律的重申，而谈不上什么教学创新，围观者若因此而把这事儿当新闻看，有些走入误区。

　　大学课堂出现学生不听讲的问题，并非手机时代所独有的现象。移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课堂里学生看个武侠小说、搞个与课堂无关的活动，也时有发生。基于此，“无手机课堂”虽然听起来名目新鲜，但仍然只是一种治标之策，在大学课堂的新问题前，管理者更该思考的是如何与时俱进，让课堂真正具备吸引力。

　　具体而言，高校课堂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有一些顽皮学生不守纪律的一面，也有高校考核机制过分重视研究忽视教学的一面。如何提升高校课堂的学习效率，需要刚性纪律的约束，督促学生尽到学生的义务。比如推行“无手机课堂”，从硬件上减少学生贪玩的机会。亦需要考核机制的改进，推动教师改进教学方式的积极性。譬如前不久新闻报道，中山大学一名教师带学生准备去草坪上一堂社会学课，虽然最终并未成行，但极具古希腊哲学家风范的授课精神，无疑比普通的填鸭式教学更能吸引学生。

　　近年来，课堂“低头族”症结的确比较严重，但如前文所言不过是贪玩学生的新表现。对高校管理者而言，与其热衷所谓“无手机课堂”，追求形式上的学生课堂认真，课堂见不到手机。不如沉下心来挖掘课堂丧失活力的深因，对症下药。也只有让“无手机课堂”不再是新闻而是常识，让他们懂得手中放下手机，更要心中放下手机的道理，课堂之上的“低头现象”才有可能真正告别。（叶倾辰）

　　4. 用职业化思维纾解“毒保姆”焦虑

　　刘建国

　　有钱没钱，早点回家过年，随着年关临近，广州家政行业的钟点工、保姆陆续回家，保姆资源变得紧俏，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记者走访多家家政公司发现，住家带小孩的保姆价格已基本破4000元/月。而前段时间“毒保姆”事件发生后，如何保障所请来的保姆安全可靠，是雇主们在价格之外最关心的问题。（12月30日《信息时报》)

　　“毒保姆”被曝出后，如何雇佣可靠放心的保姆，成为了公众热议和关注的话题。在媒体的报道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毒保姆”的行为举止丧心病狂，令人不寒而栗。那么，对于雇主来说，雇不到保姆着急，而雇到了保姆则担心。在左右为难的语境下，如何纾解雇保姆的内心纠结和焦虑，显得尤为迫切和必须。

　　对于“毒保姆”事件，曾经有媒体甚至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毒保姆”并不是保姆行业的常态，但从个案剖析中，至少可以让人产生保姆行业市场混乱的直觉。目前，保姆行业不过是一种职业，其准入门槛并不高，缺乏规范和制度性约束，从业人员广泛而复杂，涵盖了不同的人群类别。正因为如此，该行业通常鱼龙混杂，不仅从业人员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某些家政服务公司也被冠之以“黑家政”的称号。

　　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雇主认为所雇佣的保姆不合格的占46.1%，认为无责任心的占35.5%，60%的受访者认为所雇保姆素质较低。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于，当前很多保姆都是来自贫困偏远地区，在其融入到城市打工族后，在缺乏系统专业培训的情形下，往往就会从事保姆职业。而且，正如报道中所言，还存在某些熟人介绍保姆的情形，则更使保姆行业的整体环境混乱不堪。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依赖于雇主从表面上进行甄别和判定，恐怕难以摸清保姆的底细。一旦保姆性格暴戾、素质低下，则有可能出现类似“毒保姆”的事件。

　　其实，解决雇保姆的后顾之忧，避免“毒保姆”的梦靥重演，并不是无计可施。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家政服务行业坚持走职业化之路，并具有严厉且有力的外部监督机制，从而提高了家政行业的整体服务水平。比如，在澳大利亚，家政服务公司通常以连锁模式设立和运营，需要特许经营许可，由专门的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予以监督和管理。反观国内，家政服务行业只是粗放式管理，缺乏职业化的路径选择，必然无法从源头上真正消除“毒保姆”。

　　在“毒保姆”事件面前，不仅仅要严惩行为人，更应该反思当前制度规范的不足和短板。从这个方面而言，就应该提高家政行业的整体水平，坚持走职业化发展之路，对保姆实现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净化家政市场；倒逼家政公司认真履行责任和义务，真正将“毒保姆”剔除出家政行业。（刘建国）

　　5. 民生工程有“颜值”还要有价值

　　邓子庆

　　现今，惠及民生政策密集出台，工程项目陆续实施。但一些地方在决策与执行时脱离实际，因设计不合理、配套跟不上、运营成本高等原因，导致一些民生工程项目闲置，劳民伤财。据《人民日报》29日报道，近年，青海西部一些地方为“提升”城市形象，千方百计申请财政资金，建设现代化体育馆，但由于超出当地实际需要，有的建成后就成了“盆景”。

　　近年来，随着民间健身热潮兴起，人民群众参加体育锻炼的需求与体育场馆设施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此语境下，一些地方纷纷开建体育馆，说是在搞民生工程，丝毫不为过。然而，民生工程除了满足决策层面要符合民有所呼，更要在落实层面体现民有所惠。否则，民生工程“颜值”再高，也会因华而不实反显丑陋。

　　以报道中的西部一个偏远县为例，该县一共四五万人，县城规模只相当于内地一个小镇。可以想象，在一个城区人口只有几千人的县城，花费大量资金建设一个高大上的现代化体育馆，远远超出当地实际需要，能不导致体育馆沦为“盆景”吗？然而，就这这样一个“盆景”，却是县领导“最得意的”。这无疑提醒我们，面对徒具“颜值”的民生工程，一些地方领导与民间社会有着绝然不同的审美观——与其说是审美观，不如说是政绩观。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过于重“显绩”，搞一些轰轰烈烈不符合当地发展实际的形象工程，搞一些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面子工程。

　　一旦民生工程异化为地方大兴土木的堂皇借口，真正的醉翁之意在于搭台唱别的戏，这样的民生工程在落实过程中注定变味走样。进而言之，以民生名义建设起来的工程，若最终不能充分为群众所用或造成巨大浪费，这种经不起群众、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民生工程只会倒民生的胃口；既挤占诸如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有效供给，还会因后期运营、管理、处置而麻烦不断，劳民伤财、贻害子孙。

　　要规避民生工程决策与执行“两张皮”，一方面需要地方领导干部不仅解决好“树什么样的政绩”问题，要摒弃附着在民生工程上的各种功利思维，认真做事而不是做秀，真正造福一方而不是造势一时，不做图虚名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要解决好“靠什么树政绩”问题，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办实实在在的事；通过精准投入，把有限资金真正用到刀刃上。

　　另一方面，有必要通过他律，解决好“如何考核政绩”问题。要继续探索和完善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使勤政为民、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使好大喜功、乱作为瞎折腾的干部受到惩戒。具体到单个民生工程来说，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项目评价机制，不仅使决策有充分的民主参与，包括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基层群众和舆论监督，在民生工程落实结果上，还要对凡是在绩效审计、事后监督中，发现因擅自决策、执行不到位等导致浪费国家和社会资源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溯与惩戒，以倒逼领导干部有权不敢任性。（邓子庆）

　　6. 打人官员复出，民意关怎过？

　　郭文斌

　　记者28日从湛江相关部门获悉，今年8月因砸打湛江副市长梁志鹏而被停职的湛江市政法委副书记、湛江市维稳办主任庞康稳，日前已易地为官，到湛江经济开发区任党委委员（正处级）。（12月30日《广州日报》）

　　“问题官员”停职了，又复出了，公众质疑声四起，却丝毫不影响“问题官员”的复出。不过，这样的桥段似乎上演过许多次。这次“打人官员”复出，其背后却很是蹊跷，如果不给公众一个真实的解释，恐怕是过不了“民意关”。

　　今年8月18日晚9时许，疑因对表彰名额存在分歧，本未与会的湛江市政法委副书记、市维稳办主任庞康稳突然拿起重约半斤的塑胶桌位牌，狠狠地砸向湛江市副市长梁志鹏的胸部，之后，又抓起桌面的矿泉水欲再次砸向梁志鹏。在现场的湛江市纪委一科室主任钟宏见状上前劝阻，也遭拳打脚踢受伤……还原“打架”事实，不难发现，“打人官员”充满着暴力，敢向另一个官员打砸，而且还将劝架之人也打了，原因仅仅是事关先进名额分配。显然，事情的真相都不该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那样“简单”。

　　“打人官员”打得容易，但处理却似乎很难。如果不是当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恐怕只会不了了之。打架的时间是在18日，直至21日上午才暂停“打人官员”的职务，并且说，待查明事实再作处理。而现在看来，所谓的“处理”竟然是异地为官。这算什么“处理”，而查明的“事实”究竟是什么？似乎并没有向公众交待。

　　不管是谁打架，都是违法的。本来，官员为了无关紧要的先进名额打架，打架背后恐怕存在无法言说的“秘密”。而现在对于一个“打人官员”进行易地为官，说不定有什么“保护伞”存在也是极有可能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打人官员”复出恐有蹊跷。不仅要将“打人官员”查个清楚，更要将“易地为官”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如此，才能让公众接受，否则会很严重，民众疑虑又如何消除？（郭文斌）

　　7.新的一年，我们在回顾中再次起航

　　堂吉伟德

　　1月1日是传统的元旦节，从今天开始意味着2015年的结束，2016年如期而至，过去已然成为历史，现在正在进行，而未来也将不远。

　　于今天开始，一切都将标注为2016年，比如证书上的日期，文书上的落款，还有私人文字上的留白，都会是新的印记。如同过去的每一年辞旧迎新的重要节点，国家领导人要作新年致词，对过去一年进行总结，对未来一年进行展望。企业要举行隆重的年会，以便于在总结和展望之中，更好的凝聚力量。我们的每一个人，同样有欢乐，有痛苦，有遗憾也有收获，对于未来则更加充满着期待与憧憬。

　　过去的一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事，有些是万人瞩目的大会议、大盛典、大活动，比如举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的重大阅兵式，那种宏大而壮观的场面至今让人难以忘怀。每到这个时候，媒体都会盘点出国内外的重要十大新闻，以“大事记”的方式记载着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当然于每个人来说，无论你处于何种位置，拥有何种身份，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经历者，都是一种荣誉与幸福，因为我们一起经历着这段历史，并共同创造着历史。

　　此时的中华大地，还处于雾蒙蒙的一片，大气的恶化程度如同我们的心情一样，灰暗而有害。大的环境是，经济下行依然在延续，调节构、转方式还在进行时，“钱不好挣了”是每个人的共同感受，大家都在经历一种阵痛，面临着一种更大的考虑，环境问题、安全问题依然形式严峻，各种重大的责任事故再次警示每个人，我们所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在社会物质已十分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能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住在家中不担心出现安全事故，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无以回避的权利追问。

　　大的方面来说，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谁也无以置身事外，谁也无法生活在直空中。个体的力量很小，我们无法改变外部环境，但我们可以改造和完善自己，为社会、为公益、为家庭和为别人多做一点，多一点公共情怀而少一点利己主义。因为日益严重的雾霾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独善其身。今天的中国，尤其缺乏一点公共情怀，如何重视公共责任与社会担当，是一个宏大的命题，然而最终却要落脚于细。

　　所以，我们必须盘点、反思、总结和回顾过去一年所发生的事件，看自己所定的目标还有多少没有完成，其间的原因是什么，下一步的措施如何制定。虽然人生之中的，时光如同流水一样永不停止，然而我们的意识却可以暂缓一下，在回顾中去反思，才能为下一段航行更好的蓄力，也才能更好的找到前行的方向。2016年已然到来，新的征程就此开始，新的一年应有新的气象，国家如此，社会如此，家庭如此，于个人何尝不是如此。因为再宏大的群体都是由个体构成，认识到自身所处的位置，看清自己肩上的责任，才能有压力，有责任，有动力，并驱使着自己开始新的征程。（堂吉伟德）

　　8. 梦想在坚持中精彩绽放

　　殷建光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二○一六年新年贺词。（12月31日 新华社）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深情质朴的话语说出了动人心魄的哲理，梦想在坚持中必然精彩绽放。

　　北京获得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中国超级计算机破世界纪录蝉联“六连冠”，我国科学家研制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发射升空，屠呦呦成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坚持梦想的硕果，这是坚持追求的结晶。有付出就有收获，坚持付出，必然收获梦想成真。

　　幸福不会从天降，梦想的的精彩绽放不会无缘无故而来，需要我们的坚持必胜的信念，需要我们坚持埋头苦干，需要我们坚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需要我们坚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坚持我们的信念，坚持我们的追求，梦想就会在坚持中悄然走到我们身边。

　　坚持的过程是奋斗的过程，坚持的过程是付出的过程，坚持的过程是追求梦想实现梦想的过程。坚持需要咬紧牙关，坚持需要屏息聚力，坚持需要意志坚强。2016年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的起始之年，是我们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我们需要的就是要坚持拼搏，坚持奋斗，坚持就是成功，坚持就是胜利，我们2016年的发展梦想必然在坚持中精彩绽放。

　　梦想是生活明灯，是征程的灯塔，坚持是明灯的灯座，是灯塔的钢筋，“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序章”是用坚持精神的。2015年精彩走过，坚持让我们收获了的瑰丽；2016年，款款走来，坚持必然让我们收获辉煌。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方向，前景令人鼓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我们确立了2016年的经济发展目标，催人奋进。只要我们坚持脚踏实地，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拼搏进取，我们就能抒写2016年中国更美好。

　　只要坚持，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这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应该成为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座右铭。坚持是财富，坚持是力量，坚持是智慧，坚持是成功的诀窍，坚持让梦想精彩绽放。（殷建光）

　　9. 孩子举牌求红绿灯，谁该脸红？

　　叶祝颐

　　在郑州市郑新快速郑新快速路南曹乡苏庄村附近，路西侧，因一处十字路口无红绿灯，快速路上又常有大货车呼啸而过，孩子们必须结伴穿行通过。近日，几名学生举着牌子，其上显示“请领导陪我们过马路”。村干部称向上级反映要求设置红绿灯，但一年多没有一点动静。（12月31日 光明网）

　　从程序上讲，交通安全管理出了问题，孩子及其家长应该去找交警等职能部门反映，不必用“举牌领导”这种给官员脸上抹黑的另类方式吸引眼球。但是，十字路口缺乏红绿灯、斑马线等安全设施，孩子们上下学险象环生，也说明交警等职能部门公共服务不到位。某些人应该为此脸红。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该法第四十七条又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十字路口不设置红绿灯，过往司机不减速慢行，交警部门和驾驶员都难辞其咎。作为一名家长，我看着孩子们在车流中穿行，着实替他们捏一把汗。

　　因此，孩子们举牌“请领导陪我们过马路”，固然让领导们在面子上不好看，但是并非胡搅蛮缠。孩子们把自己对职能部门的质疑与不满，暴露在阳光下，希望引起职能部门的注意，既是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也是在吸引公众注意力，希望借舆论的力量督促有关部门早日解决孩子们过马路的安全问题。

　　当政府公共服务出现瑕疵，民众的利益遭到损害时，他们希望自己的遭遇与心声引起社会共鸣；有人关注，有人倾听，尤其是官员们快速行动。这是他们释放情感的渠道，也是他们实现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这样看来，孩子们“举牌领导”，实际上是童言无忌，代表了大家的公共利益诉求。领导不可当新闻看，职能部门更不可等闲视之。交警部门在充满安全隐患的十字路口安装红绿灯，保护孩子们的交通安全，真的很难吗？

　　换个角度看，孩子们“举牌领导”，反映了他们维权意识的觉醒与对现实的焦虑心态。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工作存在瑕疵，或者说他们向相关部门申诉存在时间长、耗费精力，效果不佳等方面的问题（孩子们过马路难的问题由来已久，村干部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设置红绿灯，但一年多没有一点动静）。而孩子“举牌领导”具有快捷方便、影响面大、成本低廉的优点。所以，这是家长和孩子自发表达诉求的一条重要渠道。

　　具体说来，孩子们把职能部门工作瑕疵以吸引眼球的方式暴露出来，有利于把单薄的个体力量汇聚起来，形成集体舆论力量，引起职能部门与公众的注意，从而督促职能部门重视民意诉求，履行公共责任，早日解决十字路口红绿灯设置问题，提高诉求效率、降低诉求成本。

　　事实上，如果交通安全问题得到重视与解决。如果职能部门为市民搭建了广泛、便捷、经济的诉求平台，工作人员工作到位，真正把民众的喜怒哀乐与现实诉求记挂心头，尽快解决公共治理难题。“举牌领导”这类让官员尴尬的事情自然会慢慢减少。反之，如果民众诉求渠道不畅通，职能部门不作为，大家还会想出更多让官员和职能部门尴尬的主意。

　　一言以蔽之，面对“举牌领导”，不仅舆论要给予道义支持，政府也应及时作出回应，还要思考如何因势利导，引导好民众给公共服务挑刺，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改善公共服务品质，帮助他们实现利益诉求。（叶祝颐）

　　10. 莫让代课教师沦为教育“长工”

　　汪昌莲

　　从17岁到57岁，山西省陵川县积善村代课教师宋玉兰坚守三尺讲台40年，她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照亮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虽然宋玉兰这一辈子每月工资最多时也只有一百多元，但她喜欢孩子，说“我离不开孩子们”；乡亲们也敬重她，说“她是小山村不灭的蜡烛”。（1月1日《华商报》）

　　做了40年代课教师，至今月薪仅区区150元，不到一名农民工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一种信念支撑着，宋玉兰早就选择放弃了。代课教师，说穿了就是临时工，而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临时工享有与用工单位正式工同工同酬的权利”。问题是，教育部早就明文规定“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可见，如今的代课教师，已经成为一个不被国家承认、不受法律保护的劳动群体，其同工同酬从何谈起？

　　不可否认，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已经执行了好多年，但始终“清而不退”，各地均走进了“清退、聘用，再清退、再聘用”的怪圈。根据调查测算，目前全国仍有代课教师20多万人，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学。可以说，代课教师这个尴尬的劳动群体，在这方土地上艰难的生活着。

　　代课教师虽然对农村教育贡献很大，但由于他们属于地方用工行为，财政不予保障。尽管国家执行了“代转公”政策，逐渐清退和取消代课教师，但各省空余编制很少，很多地方甚至已经超编，代课教师的编制问题很难解决。他们的月薪，多的只有几百元，少的才百十元，劳动缺少体面，生活举步维艰。特别是，他们大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时均有被清退的可能，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人格得不到尊重。

　　可见，代课教师的工作、生活状况令人堪忧，他们成了乡村教师队伍中真正的弱势群体。然而，只有他们才愿意扎根偏僻贫困的农村，承受着工作、生活待遇严重偏低的艰辛；他们在平瘠的土壤上辛勤地耕耘，撑起了农村教育的一片天地。有的代课教师像宋玉兰一样，虽然一干几十年，且教学出色 把最美好的时光交给了农村教育事业，却看不到“代转公”的希望。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课老师，已沦为农村教育的一种“长工”。

　　然而，既然代课教师“清而不退”，既然农村教育事业离不开代课教师，那么国家和地方就该承认这一劳动群体的存在。换言之，代课教师理应受到社会和公众的尊重，他们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更好的保障，他们的生存状况，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各地教育部门，要妥善处理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落实相关待遇，给予必要的关爱。特别是，要改变农村贫困地区教育面貌，留住农村贫困地区教师，让代课教师体面劳动，相关制度设计应考虑得更加周到。毕竟，让代课教师当“长工”，不是公平正义的结果。（汪昌莲）

　　11. “预收罚款”再现，“执罚经济”何时休？

　　余明辉

　　一次性预收了2016年的“垃圾费”和“占道罚款费”，但开具的收费票据批次却是2013年的，而且票据上没有收款人姓名和日期。这样预交罚款的方式和“糊涂”票据，让周口市郸城县的许多货运三轮车主一头雾水。“不知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反正不交钱就要扣车。垃圾费和罚款怎么能预收呢？城管局咋‘推测’出我未来一年违规占道的具体情况呢？收费1000元的标准又是从何而来呢？”车主们不解地说。（1月1日《大河报》)

　　众所周知，按照我国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等规定，不管单位服务性收费或罚款，都必须要有事实依据和正规票据。也就是说，针对城管局而言，其收取三轮车主“垃圾（处理）费”要有车主制造垃圾、城管局（或找人）处理垃圾的事实；收取“占道罚款费”，更应该是车主有占道的事实发生才能实施处罚，并且财务收据的开具正规法规，才能做到所谓的罚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罚得当、程序完备、手续合法”，否则就是典型的乱收费、乱罚款。

　　按说，作为行政执法单位之一，城管局及其执法人员不可能不知道和明白这样的要求，也不可能不知道在目前国家反“四风”、清费治乱日益深化的当下，行政单位再乱收费、乱罚款，是极有可能要面临严重处罚风险等这些道理的。但遗憾的是，周口市郸城县城管局及其执法人员还是干出了强迫三轮车主预交“垃圾（处理）费”和“占道罚款”这样执法犯法乱为、无法无天的荒唐事，胆大之极昭然若揭，其接下来被严查严处应该是可以想象的，也没多少可冤枉的。

　　问题是，“预收罚款”并非周口市郸城县城管局及其执法人员首创，之前被曝光被鞭挞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们何以还能干出如此“预收罚款”等荒唐事呢？原因固然很多。比如“每年都这样（收费罚款）”的违法惯性规使然、依法行政意识淡薄等，但从根本上说，这却未尝不是一些地方、一些行政执法单位，长期以来顽固执行“执罚经济”政策、“潜规则”的凸显和折射。

　　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是“执罚经济”思维作祟，如果不是相关执法单位和人员有很多的罚款收费任务，相关执法人员又何必不辞辛劳，尤其是在目前民众法制自觉意识空前提高、网络发达、违法违规很容易被曝光、纪律监察等部门监察力度日益吃紧的情况下，也就没有必要冒着违规违纪的巨大风险，如此荒唐行事。

　　每到年终岁初，正是“执罚经济”爆发的重要时刻。这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坐实和折射了周口郸城城管局荒唐“预收罚款”是执罚经济依旧和作祟的可能。而过往经验也告诉我们，单位执罚经济强劲的背后，无不与有关地方和部门收费（罚款）养人、罚款发福利、收费办公有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也就是说，郸城县城管局此次曝光的“预收罚款”无疑是再一次严重和清晰警示，它告诉我们目前的清费治乱、依法行政等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和明显进步，但与实际的风清气正和群众的需要、真正的依法行政，还有不小的差距，还需要有关方面进一步不懈的努力和纠治。

　　更重要的是，城管“预收罚款”事件，更是在无意间暴露出我们的相关行政改革、清费治乱虽然效果明显，但都可能是一些肤浅的改变，而实际上的很多内在问题比如行政供养体制等还没有有效改变，亟须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和改变。而这，或许才是我们关注城管“预收罚款”事件的真正意义所在。毕竟，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类似“预收罚款”、执罚经济才可能真正祛除病灶，以后才可能真正有效消失。否则，就事论事处理问题，难保“预收罚款”、执罚经济不会继续存在和再发生。（余明辉）

　　12. 今年1月1日，为何叫得响？

　　薛宝生

　　从今年1月1日起，“全面两孩”政策正式施行；居住证条例明确落户条件；最严“党纪”划不可触碰的底线……进入2016年1月，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居住证暂行条例》《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1月1日 中新网）

　　在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圆满收官这种特有方式，送走中国人民大有获得感的2015年后，随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号角的吹响，又迎来了“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即将落地的2016年，中国前行的脚步越来越稳健扎实，也越来越铿锵有力。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一片生机盎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刚一迈进2016年门槛，就有飘红的浓烈气氛。

　　而这些飘红，则写满了促进发展、改善民生的法律条文，法治中国建设大接地气。特别是备受关注的全面放开两孩政策，形成国家法律后，1月1日正式实施。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时，就是中国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起始日。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特殊情况，还可以安排再生育。

　　按照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这意味着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下的奖励、福利待遇，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倾斜，为每一对夫妻肩负起养育幼小责任提供必要的鼓励、助力保证。

　　如果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科学果断、有序稳妥地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注重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恐难有全面放开两孩政策的新鲜出炉，更难以想象修法改规会满足广大夫妻的诉求。党领导的智慧和魄力，就在这里。因此，全面放开两孩政策虽然距离“自主”生育还有很大距离，但已经是一大进步了。不过，自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实行避孕节育措施方面，却明确地提出了由夫妻“自主”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同时去除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的指导，严禁搞行政命令，体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尊重夫妻的生育权、避孕节育权、生育待遇权，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都作了具体明确。1月1日，显然是中国人口政策大转弯的日子，而人民从中获得诸多实惠，也是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实质性升级。可以说，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实施，挽救了中国生育的颓废之势，将人口数量大国建成人口素质强国，更有希望。

　　居住证持有人符合居住地人民政府规定的落户条件的，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将常住户口由原户口所在地迁入居住地，这是《居住证暂行条例》1月1日正式实施的给力。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在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的两年内，可以依据其父或者其母的民族成份申请变更一次，这是《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1月1日正式实施的保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重污染天气应对纳入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系。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以及可能发生重污染天气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并向社会公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1月1日正式实施的法令。

　　“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这就是恐怖主义。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对任何组织、策划、准备实施、实施恐怖活动，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为恐怖活动提供帮助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1月1日正式实施的威慑……

　　今年1月1日，叫得响。源于千家万户迎着东方地平线上第一缕阳光的升起和照耀，吮吸着若干部法律集中实施的甘甜和力量。这见证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严格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大铺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大实践，决胜全面小康大启动，就从新年这一天开始。（薛宝生）

虎子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2月号第2辑

　　1. 扎克伯格“豪捐”，不只是慈善   
　　朱昌俊

　　美国时间1日，初为人父的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脸谱”上深情更新状态，“麦克斯，我和妈妈都很爱你，也希望能尽力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为你，也为其他的孩子。我们希望你的生活充满了爱、希望以及快乐，就像你的降生给我们带来美好一样，我们也期待看到你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除了宣布女儿出生的消息外，这对夫妇还承诺将他们持有的“脸谱”99%股份(约450亿美元)捐出，用于慈善。（12月2日中新网）
　　这是一封美国人写给自己孩子的信，即便他所创造的产品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未能使用，却并不妨碍他的这封信和其在信中所作出的捐款决定，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的社交网络中被刷屏。尽管对于豪捐举动，也仍不乏动机上的猜测，但他这封写给女儿的信中所透露出的父爱和责任，已经冲破国界和文化背景差异让无数人动容，这也正是引发共鸣和刷屏的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在信中，扎克伯格不仅对社会进步抱以乐观的肯定，更从疾病、教育、环保、企业家精神等方方面面，指出了我们还可以给孩子做的更多更好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感动的是其中流露出的父爱与责任自觉，不如说是它启发了我们如何从“让下一代生活在更美好的世界”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发现进步，看待责任。
　　“我们会尽我们所能让这一切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爱你，更因为我们对于下一代的所有孩子都有一种道德责任感”；我们能否使用更多的清洁能源，让你们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发明今天无法想象的东西呢；我们是否可以培养出企业家精神，让你们能够创建各种企业、迎接各种挑战，以醋精和平和繁荣呢……这些问题相信不只是一位父亲所关注的事，更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从社会到个体都义不容辞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让孩子生活得更好”，这一点其实在所有的进步文化中应该都是相通的。如鲁迅曾就在谈论“如何做父亲”的文章中写道，“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在扎克伯格这里，它表现出了更多的超出个人层面的“父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下一代”，不只是某个区域，还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超脱和情怀，或许与其所从事的互联网工作有着很大的理念亲近性。然而对于再平凡的普通人而言，这一观念也未尝不具有启发意义，例如，它可以是让自己并教育自己的孩子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个体之于社会的责任，“小我”与“大我”的关系。
　　由这封信所引发的公共围观，也让一向在职场之外低调的扎克伯格更深入的被外界所了解。如他很少对外披露自己的家庭信息，注重个人隐私，简约的着装，“保守”的消费……与我们一般所认定的富豪生活方式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虽然不必去刻板的比较这两种生活方式上的优劣，但扎克伯格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具有代表性的旨趣，对于目前规模不算小的中国中产阶层而言，其实已构成一种文化上的审美。或许没有人能够轻易的模仿扎克伯格，然而其所展示出的财富理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方式，则很难不让人进行比较并反思。
　　一封信被围观，引发共鸣也好，单纯的审美也好，都应该是击中了不少人心中最柔软之处。它可以是NBA球星科比退役信中诠释出的对梦想的执着，也可以是扎克伯格对如何做父亲、父亲的责任何在的阐述。
　　要解释“扎克伯格”是如何诞生的，人们可能立即会想到社会文化层面，职业层面的种种原因，但今天“扎克伯格”的流行，已经以一种直接的方式证明，总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跨越国度和文化的界限，而这归结到一点，或就是对于人类进步价值的共同拥抱。正如这位新晋父亲在信中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正义或是慈善，而更是为了伟大的人类进步。”

　　2. 比“脱岗追星”更可怕的是侵犯隐私
　　陈广江

　　北京纪委官方网站2日通报数起“为官不为”“为官乱为”典型案件。其中北京市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遇到娱乐明星王某办理住房权属登记业务，丢下工作和大量排队办理业务群众，忙着追星拍照索要签名，该中心主任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3名当事工作人员被行政警告。（12月2日新华社）
　　追星有代价，公职人员需谨慎。只是因为在上班时多看了你一眼，就引发了一场公共事件，结果被处分并通报，但一点都不冤。不过，此事的真正“看点”，不是公职人员“脱岗追星”及其恶劣社会影响，而是公民个人隐私的泄露以及社会法治意识的淡薄。
　　王菲是大明星，但也是一个公民，其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根据相关规定，房地产登记权属信息属于个人隐私，除公安等部门办理案件调阅证据外，只能由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才能查询。王菲去办理房产业务，结果遭到多名公职人员的围观，个人隐私由此泄露，这恰恰说明公民的隐私保护堪忧。
　　无疑，王菲个人隐私泄露的“罪魁祸首”是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的若干工作人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失态”，此事根本不会发生，而这恰恰是最可怕的。在保护公民隐私权上，连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法治意识都如此淡薄，岂能奢望全社会形成保护个人隐私的氛围？
　　处理个人房产属于极度隐私的个人事务，未经本人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公开传播，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早在今年4月，围观事件发生后，王菲经纪人陈家瑛就通过微博发布声明，斥责相关媒体不顾职业操守，侵犯王菲个人隐私，并表示已委托律师收集相关证据，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所以，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相关人员被处分只是一个方面，若王菲方面提出民事诉讼，他们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围观王菲事件是一堂法治课，给相关部门、媒体和社会提了个醒：追星可以，但不能逾越法治底线。
　　王菲隐私被泄露是我国公民隐私保护的一个缩影。现实中，公民的一些重要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当成明码标价的商品，给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在信息时代公民隐私保护的短板亟待弥补。
　
　3. 环境第三方治理应在试点中提速
　　堂吉伟德

　　北京市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引入了市场化的手段。12月1日，北京市发改委联合本市多部门对外解读《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尤其针对餐饮、汽车修理等量大面广的“小散”企业，支持排污单位委托第三方治理机构采取分散收集、集中处理处置或再生利用的模式，处理废弃物。（《北京日报》12月2日）
　　环境污染状况恶化，治理形势极为严峻。然而如何治理、怎么治理，却面临着路径的选择。在国际上，工业减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业以合同的形式通过付费将产生的污染交由专业化环保公司治理。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显而易见，集中体现在诸多方面，一者，此举可以提高治理的效率，由分散向集中转变，避免企业治理的各自为战，可以将有限的环保资金集中起来，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者，此举可以让治理更加专业。专业产生效益与效率，专业的环保企业在技术、设备运管、问题应对处理能力方面，要比排污企业具备明显优势。第三方治理因为更具专业能力与素养，从项目的规划到实施过程中，都能更加系统化和专业化，在效果上也能更加集约而明显，也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与趋势。
　　三者，此举可以建立明晰的责权利关系。有了第三方的参加之后，企业可以把产生的污染交给专业公司来治理，而政府也可以只对专业公司进行集中化监管，有助降低执法成本。同时，实行第三方模式之后，意味着专业公司将接受企业和政府机构的双重监督，在绩效上也要接受专业的审查，在治污效率、运行成本、责任约定方面更清晰，产生的综合效益更加可观。
　　同时，市场化、专业化的治理要求，也需要通过第三方参与的模式来实现破题。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然而，环境第三方治理作为一种新鲜事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升级，面临着几个重要并待解的难题，比如“如何治理”的方式探索，“谁来治理”的供需矛盾。作为有别于行政强力治理和企业自我治理而言，第三方治理的实现要达到预期目的并不容易。一是政府机构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起好政策导向与服务引导作用，并由此为第三方治理创造条件和预留空间。二是企业如何积极参与，其成本又如何核算，第三方治理与自我治理之间，又如何进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三是第三方公司的供需矛盾如何解决，若没有成熟而完备的第三方体系，那么第三方治理只能成为空话。
　　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化主导治理模式，使得第三方市场的发育并不成熟，专业化的治污企业还非常稀缺，供需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同时，第三方治理的过程中，责权利如何分摊，成本如何分解，利益如何分配，都需要明确相应的界限，探索一条相约制约和互相约定的机制。基于此，将其由理论上升到实践，并通过试点成功之后加以推广，不失为转变观念，培育市场和优化机制的现实路径。
　　不过相比于预期中的蓝图，第三方治理作为一项创新制度最终“落地”，尚需面对企业信用、环保监管等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上海作为全国第三方治理尝试较早的地方，“十年磨一剑”之后才悄然提速，其难度之大过程之长可想而知。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此项工作才刚刚起步，其他地方的状况如何则不难想像。不可否认，基于外部条件和环境因素，第三方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究竟是等条件成熟了再实施，还是在实施过程中创造条件，需要治理主体对环境的危险性、治理的严峻性有更清晰的判断，同时取决于其是否有更成熟的市场视野，若非如此，第三方治理的前景难言乐观。

　　4. 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想起职业教育
　　朱昌俊

　　在大学生“史上最难就业”的背后，职业院校正迎来春天。最新的统计显示，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正迅速提振珠海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但由于本地职业院校培养规模小，技术人才供需矛盾突出，去年珠海技术人才缺口已接近10万人，今年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一些企业开出上万月薪仍招不到技术工人。（12月3日《南方都市报》）
　　用工荒，这其实是最近十年来几乎每到招聘季都会出现的“新闻”。虽然同被表述为“用工荒”，但却有着结构性的不同。比如在最初可能是农民工类的低级技工的不足，但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今可能更多是指具有专门性技能的高级技工的缺乏。这一点之所以有被指出的必要，是因为其很好的反应了技工荒背后的本质问题，即人才供应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或是脱节。
　　一谈到技工荒，人们很容易发现一个普遍性的矛盾现象，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却是很多年轻人乃至家长不愿意选择技校。这种反差通常被解释为“偏见”、“学历崇拜”使然。诚然，这种严重出入的群体选择背后，确实有不少观念上的因素，但“偏见”之存在，却在根本上仍是利益权衡所致。
　　职业教育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被强调，但之于职业教育的歧视却仍普遍性存在。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时下不少大城市在落户政策的设计上，学历已成为一个硬性标准，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的技工都无缘在大城市落户。而在教育政绩的考核中，也仍主要偏重于“大学生”的培养数量，职业教育的成果依然是边缘化的存在。如此一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的投入上更青睐于行政导向，而非市场需求。
　　还要看到，当前媒体所呈现出来的技工缺口，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要知道，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其实做了本应由职校生来做的工作。这一来说明，职业教育和大学教育的辨识度是模糊的，二来，无论是大学教育还是职业教育，都缺乏对用工需求和经济结构的准确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学历越来越贬值，更多的人必然选择去获取更高的学历来填补“贬值”的那一部分价值，而这种社会性选择，反馈到用人企业那里，由于学历和文凭缺乏准确的技能辨识度，也就只能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
　　可以说，技工荒的出现，不只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个教育培养机制与市场的需要和具体的经济机构产生了断裂，不仅市场的正常需求得不到及时的反馈和满足，还产生了文凭挤压效应。在文凭链条上处于“末端”的技工，表明看需求缺口很大，但并不意味着能够给人足够的就业安定感。于是，一边是企业“求贤若渴”，一边是职校依然被冷落。
　　明晰了这些因素就可知，面对技工荒，仅仅去谴责择校偏见是徒劳的。首先还是要从制度上清除对职校生的歧视和因文凭带来的不公平感。二是要加速推进一些高校向职业教育的转型。高校的过度和不当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成了维护当下教育格局的一种“既得利益”，不仅占据了教育资源，也阻碍了观念的转变；三是要，丰富人才和文凭评价标准，提升文凭和学历所对应的技能辨识度，让大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形成真正的分流，而非优劣分层；再者，要从顶层设计上，提升教育体系的开放程度，认识到人才培养与经济需求相配合的重要性，为社会化办学、市场化办学扫清机制障碍，增加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
　　技工荒现象，其实当前在一些发达国家也同样成为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涉及到观念、制度、产业结构等等复杂因素。但越复杂，越是要及早引起重视，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想起职业教育和技工的缺口，否则不仅将影响到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会累积社会的就业风险。

　　5. “抽好烟证明经济好”背后的诡异逻辑
　　邓子庆

　　日前，湖北省纪委网站推出专栏剖析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原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邓交生，如何从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沦为奢靡贪官。据报道，随着权力越来越大，邓交生也越来越“任性”，抽烟要抽高档烟。面对干部群众的微词，他辩称：“我没有抽好烟，说明招商引资工作没做好，龙感湖经济就发展不起来。”（12月3日《湖北日报》）
　　这些年来，为了给自己的贪腐行为做辩解，一些贪官随口抛出各种奇葩理由。有贪官说受贿为了情人，有贪官说老板逼着收钱，也有贪官说受贿为了病重的母亲，甚至还有官员拿工作做借口。比如黄冈市这位叫邓交生的贪官，就拿工作做借口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这帽子还扣得够大，居然将高档烟与招商引资以及地方经济形象联系了起来。
　　按照邓交生的意思，如果烟抽得太差，外界会认为这地方经济发展不咋地，由此可能导致一些企业老板不愿意到当地投资。但问题是，那些老板难道会被一包高档香烟给迷住，幼稚简单地以烟出考量一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和经济实力？如果说这个条件成立，那些不抽烟的官员恐怕都不用出去搞招商引资了。也许有人会说，或许正是邓交生弄不明白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面对自己的奢靡生活，面对干部群众的微词，他才没有及时警醒、反思并改过，而是为自己找高大上的理由，继续自我麻醉。
　　在我看来，与其说邓交生是幼稚，不如说是狡猾。这是因为，以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理由为自己抽高档烟辩解，实则试图为自己主观层面的奢靡意识扯一块遮羞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奢靡生活的背后，是畸形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作祟。事实上，邓交生在后来的忏悔中倒是有讲到，“腐朽生活方式成为我新的追求，名车、豪宅、高尔夫、私人会所等所谓的“高尚生活”元素诱惑着我，我对金钱的态度开始发生大变化，最后是来者不拒。”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邓交生对自己奢靡生活的真正原因是有清醒认识的。
　　值得一提的是，奢靡腐朽的生活需要建立在相当优越的物质基础之上，作为农村里走出来的官员，邓交生自然难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收入实现这一点。因此，从某个角度上讲，“奢靡”不仅是一个官员三观扭曲的表征，更可能是诱导官员腐败或已经陷入腐败的重要参数。这一点，从很多出身一般的官员后来走上腐败深渊，得到了一再印证。
　　此外，一个官员即便没有腐败，用自己合法收入满足其奢靡物欲，也是不宜的。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生活奢靡、贪图享乐、追求低级趣味，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前不久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在接受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访谈时也明确表示，（官员）明显超出了当地正常生活消费水平，也破坏了群众心目中党员应当是社会主义新风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带头践行者的良好形象。对这样处理私生活的党员，党组织不能不管、不能不予过问。很明显，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大肆挥霍尚不许，遑论用贪污腐败来的钱满足一己之私了。

　　6. “抓鸟入刑十年”，到底冤不冤
　　高亚洲

　　近日，“河南大学生家门口掏鸟窝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记者获悉，河南省高院已经介入此案，对其判决正在进行专题研究。（12月3日《法制晚报》）
　　掏鸟窝+获刑十年半，如此组合，话题性自然可想而知。有人很自然地搬出了那些动辄贪污上千万，却只获刑数年或是十余年的情况来加以类比，于是得出了人不如鸟、法院小题大做的结论，更有“情怀者”认为，因为几只鸟毁掉几个年轻人的前途，自然是不值得的。
　　事实上，如果撇开当事人大学生身份，类似的“鸟不如人”的判例并不少见，比如河南耍猴艺人被判刑、常州男子抓百只青蛙被起诉、温州民工抓三百只麻雀被刑拘。无论是学生也好，艺人也罢，或是民工，之所以会种下如此苦果，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根有据的。在我国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是能够为这些判例找到法理基础的。
　　事实上，拿贪官获刑来类比，是很好辩驳的，贪官获刑起点设置，本身就备受诟病，是亟需修正，拿一个本身就存在病态的事物来类比，这不是要比坏吗？更值得关注的是，法理依据念兹在兹，为何还会有人对这些判例觉得错愕甚至不能接受呢？以此事件为例，正如有论者所言，对公众来说，抓到十几只鸟卖出一千多块钱，就要入狱十年半？这种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落差是寻常观念所难以接受的。
　　而之所以心生如此疑虑，原因又在于二：首先是对案情的有偏向地获取，比如简单地理解为“抓了几只鸟”，然后再在先入为主的影响下，搬出“保护野生动物的价值认可度并不高”的托词。但实际情况是，这个大学生并非一时顽劣，而是对所抓的鸟有清晰的了解，并且参与到捕猎、收购、倒卖整个环节中，据说他还是“河南鹰猎兴趣交流群”的一员。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的“抓鸟”行为，从最朴素的原始情感出发，这至少不是值得原谅的无心之举。
　　而再回到现代法治社会的语境之下，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或许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以立法之名，对野生动物进行保护时，无论是从法律实施目标，还是从法律精神的层面来讲，所要恪守的应该是严厉的“罪刑法定”原则。既然刑法中已经对破坏野生动物做出了罪行设置，那么刑法的威严就应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用法律专业术语说，也就是刑罚的确定性。
　　当然，当我们热烈地强调让“道德归道德，法律归法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法律宽严相济和谦抑性的热忱欢迎。事实上，“一律入刑”，并非不容分说的一刀切，它可以在法定刑责的基础上，根据事实和证据，讲梯度、分轻重、论区别，真正实现罪行责的相适应。
　　如果大学生“抓鸟入刑十年”，这种抓到一个算一个的威慑建构，在现阶段让人难以接受，那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普法之重。在法律之威严面前，断然是不能以保护意识不强、公众心理上难以接受来“法外开恩”。它最终不仅无益于野生动物的保护，更是对法治文明的亵渎。

　　7. 可疑的重罚，可疑的“多数人意愿”
　然玉

　　网民“扬缓”的杨老师是陕西延安市宝塔区桥沟镇中心小学的一名女教师，这两天她“摊上大事了”。该校叶校长认为她在学校微信群里说了一句“今天下午开会让狗咬了一下”是指桑骂槐，骂了自己，于次日召开全体教师行政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将“扬缓”停职停薪一周。对此，叶校长回应称，自己有权作出“停职停薪”决定，既然当校长，就有权处理学校的人、财、物。（12月3日《华商报》）
　　杨老师在微信的一番吐槽，最终给自己招来了不小的麻烦。言者未必无心，听者却注定有意。虽然几乎没有人能说清，那一句“让狗咬了”的独白，到底是随口一说，或者是当真意有所指。但是，敏感而强硬的叶校长，还是迅速认定该事件纯属“野蛮谩骂、恶意中伤”……这之后，这场琐碎的争执，终于因为女教师被停职停薪，而变成了复杂起来。所谓的是非对错，似乎也就此模糊。
　　就围观者的立场来看，叶校长因为自身的绝对强势，悄然间已经成为“可疑的一方”。尽管他自视是受害者，却始终无法将杨老师的“辱骂”坐实。可即便这样，却不妨碍对杨老师开出重罚！回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无疑很容易给人一种“恃权倾轧”之感。其实，针对杨老师的处罚并非不可以，然而其前提是，必须基于确定的事实认定和合理的决策流程，唯有这样才能具备充分的道德合法性。
　　此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校长通过全体投票的形式，裁定了对杨老师的处罚。这一操作看似公正民主，其实却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要知道，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投票机制，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境。首先，私人事务不适用于“投票”作出决定，多数人意愿绝不是侵犯少数人权益的理由；其次，投票议程本应是预设的、先定的，动辄将琐碎事件也诉诸于“投票”乃是一种滥用。
　　叶校长与杨老师的争执，本质上还是属于私人事务，也不属于法定要求投票裁决的事项。这意味着，此事的整个处置过程，都无程序合理性可言。如此这般，掌权者将自己的意志，包装在一套“伪投票机制”之下，并以所谓的“表决结果”为自己开脱，这是值得警惕的现象。叶校长的这一举动，将简单的行政决策事项，还原为最原始的“多数人决定”，自一开始就是说不通的。
　　杨老师的确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但是却也不必要接受，一次莫名其妙“投票”所作出的莫名其妙的处罚。公平的结果，并不来源于仓促组织的投票，而只能来源于，各方对既定规则的恰当理解、对既定程序的准确使用。要知道，倘若足够克制和理性，这场再平常不过的口水风波，完全不至于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然玉）

　　
　　9. 延迟退休还需进一步细化“挂钩”设计
　　张贵峰

　　12月2日社科院发布一份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报告还建议，在退休年龄改革中引入弹性机制，规定人们可提前或延迟5年退休。（中新网 12月2日）
　　上述社科院提出延迟退休方案，从基本的轮廓和方向来看，应该说还是大致靠谱、合理的。不仅符合此前人社部提出的“小步慢走”的“渐进”要求，而且也符合目前我国男女退休年龄存在明显差距的现实，体现了“女先男后、女快男慢”原则，同时，方案建议的“引入弹性机制”，也很有现实针对性，呼应了此前舆论对于“弹性退休机制”的普遍呼吁。
　　但进一步现实操作的角度，上述延迟退休方案，尤其其中的“弹性退休机制”，仍显得过于粗略笼统，还需进一步的全面细化公平设计。这主要体现在，如何在“延迟退休”与“弹性退休”之间实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合，笔者以为，除了强调“养老金待遇与退休年龄挂钩”，还需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更加全面细化的“挂钩”设计。
　　比如，按照“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公平原则，“弹性延迟退休”应与“缴费年限”实现更紧密挂钩。很明显，一个职工究竟在什么时候退休才更加合理，简单机械的“一刀切”退休年龄，并不应该是唯一和最重要标准，而真正更重要的标准实际上应该是：其累计的社保缴费年限。如一个农民工15岁外出打工参加社保，到65岁时已累计缴费已50年；而另一个职工40多岁才加纳社保，65岁时才累计缴费20多年，让我们按同样的标准延迟退休，显然非常不公平，既无法充分体现“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原则，也无法激励职工积极参加社保。因此，“累计社保缴费年限”理应成为“弹性延迟退休”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如不妨规定：一个职工只要累计缴费达到40年，无论其当时具体年龄是多少，均可以选择退休；累计缴费达到35年、且同时年满60岁，也可自主选择退休；而只有累计缴费不足35年，才需延迟退休至65岁。
　　同时，除了“缴费年限”，考虑到我国不同职工群体工作状况、劳动强度和风险的巨大差距，笔者以为，“弹性延迟退休”也应与不同的职业特征、工种之间实现挂钩。如一个主要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且劳动风险很大的建筑工人，与一个主要从事脑力劳动、长年坐办公室的机关工作人员，均一刀切地“延迟退休至65岁”，就并不公平合理。
　　当然，要想更好实现上述这些“弹性延迟退休”设计，除了“延迟退休”本身，从“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角度，还需要其他一些进一步的配套细化公平设计。比如，进一步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尽快改变现行严重缺乏激励性的“大社会统筹+小个人账户”社保账户模式。众所周知，依据该模式，职工养老缴费（工资的28%）中的绝大部分（20%）都是要通过社会统筹“充公”的，只有8%的个人账户部分，才真正属于是个人。这也就是说，一个职工如果不到退休年龄便去世，其缴纳的社保费只有少部分可退还个人。这样的社保账户设计显然无法激励人们“多缴长缴”，也很难说服人们主动接受“延迟退休”。这诚如有专家指出的，“去世后养老金‘充公’，会削弱社保制度的激励性，对于早逝的人也不公平”，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曾强调，“这个制度负激励效应太大。不改成一个正激励的制度……就是灾难”。

　　10. 你在看明星，群众在看你
　　斯涵涵

　　北京市朝阳区纪委今日通过北京纪委网站通报3起典型案件。其中，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因娱乐明星王某到该中心办理业务时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在工作区围观、拍照、索要签名，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北京朝阳区纪委通报称，给予该中心主任范明悦党内警告处分。（12月3日新京报）
　　围追堵截、机场守候、星夜等待、登整版广告、送别墅……一些追星族为了追星可谓是狂热至极，但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多名工作人员追星追到忘记了工作，还是让人瞠目结舌。
　　从曝光的照片上来看，有大量群众等待办理业务，明星的到来引起骚乱，正常情形下，工作人员应当加快工作效率，维护秩序。然而，作为窗口岗位，多名工作人员置群众于不顾，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在工作区围观、拍照、索要签名，俨然忘记身份和场合，把自己当作了一个狂热的追星族。
　　其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小细节，在明星办理完业务离开后，经办业务的工作人员没有妥善保管工作信息，允许其他工作人员拍摄业务档案中王某的照片，也造成窗口外多名社会人员同时拍照，并被媒体网络上曝光，造成了不良影响：一者曝光了明星的隐私，侵犯公民权益；二者有利用职务便利牟取私利的嫌疑，严重违规，理应处罚。
　　朝阳区纪委给予该中心主任范明悦党内警告处分，朝阳区房屋管理局分别给予该中心工作人员刘珍依、韩婷婷、李楠警告处分，实属必须。无论是公务员法还是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规范，都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做出严格的纪律要求。遵守工作纪律，是公务员有效执行公务，提高办事效率的保证，而围观明星凸显纪律脱轨。不是个别，而是多名工作人员擅离职守，而且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说明这个单位纪律涣散，玩忽职守，领导失职，监管无力。每个人都有追星的自由，但要分清个人爱好与工作职责的要求，不能公私不分甚至因公肥私。若不加以惩处，下次明星再来，只怕工作区空无一人。
　　你在看明星，群众在看你。你若只看见明星，群众和纪律自然化为虚无。在落实八项规定、提高服务水平的背景下，公务员的一言一行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和力道。如何使公务员改革从表面形式到思想意识的主动转变，真正提高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强化政府各级部门的服务理念和纪律监督，根治人浮于事、贻误工作、罔顾群众、身在曹营心在汉等“庸、懒、散”现象，树立效能政府的新形象，就该从公务员上班脱岗追星这类“小事”抓起。

　　11. 我国公民“健康素养”低不容轻视
　　何勇海

　　健康数据发布会2日在京召开，通过对今日头条3.3亿用户的健康资讯阅读行为进行分析，解读了公众的健康关注。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的仅为9.48%。（12月4日《京华时报》）
　　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用一个公众不太熟知的名词来说，就叫“健康素养”。卫计委发布的9.48%这个健康数据，至少表明，我国公民个人的健康素养实在较低。这从2014年12月卫计委发布的《2013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也可找到印证：2013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9.48%，意味着15至69岁人群中，每100个人中只有9个人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属于较低水平。
　　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水平较低不容轻视。这种较低水平，反映在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普遍存在较大缺失，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普遍做得远远不够，维护健康的基本技能普遍欠缺。就拿安全用药来说，不少老百姓不遵医嘱、不按说明书、盲目用药等误区普遍存在。中国科协也曾对27个省区市城乡居民安全用药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7%的受访者曾有自我药疗的经历、69%看不懂药品说明书、36%表示在自我药疗时出现过失误。这都是健康素养欠缺的外显。
　　然而健康素养对于每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每个个体健康与否，虽然有遗传、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却是每个个体的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生活方式与行为、维护健康的基本技能。有专家研究发现，健康素养对每个人的健康影响力占到60%，一个人的体质比较好，多半还是因为他的生活比较规律，平时生活比较健康养成的。而一些老年人病多，要吃的药特别多，不合理用药反而诱发其他疾病。可见，健康素养对每个人何等重要。
　　我国公民的健康素养能否普遍提高，还涉及全民身体素质能否增强。全民身体素质增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从百年前旧中国积贫积弱，老百姓被称为“东亚病夫”，而今已脱胎换骨，就可感知一二。故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各国大力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世界很多国家都将健康素养作为衡量民众健康状况、卫生事业发展状况，乃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我们，也必须努力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素养。
　　卫计委去年发布《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这是官方首次发布国民健康素养促进纲领性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20%”，该指标现仅为9.48%，五年后能否翻倍，取决于各级相关部门能否大力推进营养与健康科普教育、健康促进活动。公众获得健康知识的渠道如今虽多，但权威、科学的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还不通畅，掌握健康技能、急救知识的渠道更是匮乏，不合理用药也几乎受不到干预，如何提升管理自己健康的能力？

　　12. 快车道化雪，为何不见“未雪绸缪”
　　斯涵涵

　　近日，不断有郑州市民反映，一些环卫工将雪重新撒到了马路中间。11月30日，郑州市城管局数字化城市管理应急服务处冯处长称，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现象，最主要是因为目前郑州清运积雪的能力弱。另外，还存在对《郑州市清除冰雪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执行难的情况。（12月4日《北京晨报》）
　　郑州城管负责人说，的确出现了个别环卫工向道路上抛雪的现象。这是不允许的，一旦发现将予以制止，然而，稍加检索，便轻易发现当地多家媒体近几日一直都在报道“马路化雪场”的现象，快车道上大量雪堆普遍存在，并非个别现象，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加之环卫工称，这是上边让这么做的，至于“上边”是哪个部门却不愿多说，种种蹊跷让人生疑。
　　积雪清运能力不足，《办法》执行难，难以全面监控和管理……城管部门找出快车道化雪的几个症结，或许，这些问题的确存在，但却不是扫雪又撒雪的理由。寒潮来临，大雪压城，气象部门早有预报，各地也纷纷进入应急状态，而及时清除冰雪、保证市民出行安全应该是城管部门的职责。购买快速溶剂也好，千方百计加大清运积雪的能力也罢，理当“未雪绸缪”，防患于未然。退一步讲，即便是大雪一时难以清除，也应该将积雪堆在不妨碍交通的地方，让其慢慢融化并无大碍，这是采访中多数市民的意见，为何城管部门就没有想到做到，却偏偏要将积雪重新撒到机动车道上呢？难道城管部门从来就没有应急预案？
　　关于积雪的堆放，《郑州市清除冰雪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清除冰雪时，不得在车行道、人行道上堆雪、摊雪、撒雪。违反该规定的，由所在区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是，当城管部门明知故犯，其下属的环卫工自乱阵脚，又怎么能够以身作则，彰显法规？倘若没有做到强化落实、层层监管、处罚有力，再多的法规和办法终究是一纸空文。
　　将积雪重新撒到机动车道上，一来影响道路容貌，二来一旦气温降低上冻结冰将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的路段已有因该现象出现多人滑倒、车辆打滑的情况。“马路化雪场”，“冰冻”城市管理顽疾，轻则而言，反映了一些职能部门“各人自扫门前雪”，推诿敷衍的工作作风，重则而言是以邻为壑、执法犯法的霸道逻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关部门若认真履行职责，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就不会想出快车道化雪的馊主意，也不会将基层环卫工当做不作为、乱作为的挡箭牌。正值严冬，寒潮纷至，扫雪除雪已然成为一项重大任务，也是民生大问题。各地有关部门都应当照照郑州“马路化雪场”的这面镜子，不要让久难消除的冰雪寒了民众的心。以人为本、为民解难才是城市管理的核心与根本所在。

　　13. 镇政府不能只会念菜市场的“生意经”
　　朱永华

　　扶绥县东门镇的新农贸市场准备启用，新摊位一年的租金是原来的4倍，从之前的1950元变成8000元左右。近日，旧市场租约到期的肉摊类纷纷选择停业，而这是拥有4万多居民的东门镇唯一的农贸市场。市场何时恢复正常，目前不得而知。（12月4日《南国早报》）
　　到菜市场买菜，几乎是每个居民家庭每天的必修课，为了保障食品卫生质量安全，做到文明有序管理，更好的服务于民，基层政府投资兴建菜市场，也是惠及百姓利益的务实之举，但既然是由公共财政投入兴建的菜市场，就应当确保菜市场的公共属性，在收取摊位出租费用，以保证菜市场正常管理维护等运行开支之外，应以追求社会效益为第一要素，如果把由公共财政投入的菜市场作为基层政府的一项经营性产业，大念“生意经”，实际上就已经沦落为权力垄断的下“害民作坊”，非但不能惠及于民，反而是对群众利益的一种“盘剥”。
　　我们都知道，菜市场每一项成本的增加，最后都会转化为蔬菜的价格由居民家庭来埋单，政府将原有菜市场进行维修改造，使得菜市场的经营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为了更规范的进行管理，考虑管理维护成本的增加，适当提高摊位的出租费用本无可非议，但在原有价格基础之上一下子翻了几番，从原来每个摊位每年不到2000元的租金，一下猛窜到每年近8000元，整整翻了4倍，无论怎么看都都不能算是合理。有这么多经营户选择弃摊停业来表示不满，也不难理解。
　　从报道中来看，东门镇新农贸市场是东门镇4万多居民唯一的农贸市场，东门镇投入资金兴建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菜市场，显然有些“醉翁之意不在酒”，尤其是将摊位租金“跨越式”上涨，分明是把这样一个关系到4万多居民家庭的“菜篮子工程”，作为基层政府牟利的垄断企业来经营，在将公共权力和生意经一块“念”的同时，却把便民利民服务于民的宗旨丢到“爪哇国”去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租金“翻跟头”上涨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时，镇政府市场管理相关负责人一边声称摊位的定价是按照物价局文件规定来执行，一边却又拿不出物价部门任何审批文件。而镇政府随即又发布通告称，县物价局将于12月3日到东门镇对猪肉摊位标价的合法性进行评定，待县物价局核定摊位标价后，由市场管理所按照县物价局核定的标价执行。并表示对已经中标交费的摊主进行“多还少补”。这就明显可以看出，该菜市场的新租金收取标准，完全就是镇政府逐利思维下的“擅自行动”。
　　其实，物价部门最终对新菜市场摊位租金如何评定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基层政府要有厚重的民生观念，剔除执政理念中的“生意经”，让公共财政兴建的民生工程充分发挥出便民利民作用，让菜市场回归真正的公共属性，摊位租金怎么核算都既不会超出摊主们的心理预期，更不会突破物价部门的评定标准，尚若逐利心理不除，有物价部门的评定标准，也难保基层政府不会变着花样去寻找收费空间。

　　14. “放下手机抱抱我”是对亲情的呼唤
　　堂吉伟德

　　“我在写作业，妈妈陪着我，她在看手机”“临睡前，我和爸爸分享学校里的趣事，他在看手机”……读了孩子们的诗，你还忍心边陪他们边刷手机吗？最近，南京几名小学生记录下生活中最熟悉的“刷手机”场景，汇编成一首诗歌《放下手机，抱抱我吧》，孩子们质朴的呼声引发了众多家长的感慨与反思。（12月4日《北京晨报》）
　　虽然人在陪着你，然而心在手机里，这便是许多家长与孩子相处时的真实状况。“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相处，让孩子难免会由此产生一种冷落、疏远和落寂感。他们希望父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而不是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放在刷手机上，如果这样陪与不陪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会让他们产生“还不如一部手机重要”的错觉。当手机捆绑了作父母的业务时间之后，也就意味着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情变得淡薄。
　　随时都要拿着手机玩，对手机已然形成了巨大的依赖，这样的人被称为手机控。手机不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缺乏亲密与温情。智能手机的使用给人带来了方便，如果过度依赖就会让自己成为被操控者，会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敏感性，也会忽视身边人的感受，那怕是最相近的人。走路、上厕所、洗澡时候都要拿着手机，睡觉前还在刷微博、醒来第一件事摸手机、没有信号会抓狂、朋友聚会时自顾玩手机。相信这样的一幕大家并不陌生，到父母家去吃饭时，吃饭的时间没有刷手机的时间多，以至于面对父母的“唠叨”，也是随意应付；夫妻两人即便同睡一床，也是各自拿出手机玩耍，很少进行沟通与交流。“不想说话，不是没钱说话没底气，而一切都是手机惹的祸。”
　　科学上讲，患上手机依赖症有许多信号表现，其中最主要的便是，总爱使用手机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眼神接触减少，甚至与他人目光接触时产生异样感。当你陷入“手机的世界”之后，意味着你与外界的交流越来越少，互动也变得稀缺，那怕是最亲近的人也会被无意中忽略。这对同样患有手机依赖症的年轻人来说，或许并没有什么，因为大家的情况都完全相似，然而对于“置身机外”而需要获得情感慰藉的老人和小孩来说，这种情况却让他们颇感受伤，要么抱怨，要么愤怒。
　　曾有媒体报道，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后，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2013年，一组来自美国的图片《现代人的社交为何注定灭亡》中，图片中的男女从第一次约会到彼此示爱，从一起看电影到共同为心爱的球队呐喊助威，都通过手机完成。它以一种近乎夸张的方式警告人们，手机正在毁掉我们正常的社交方式。现在，孩子们又用歌声告诉每个家长，手机正在毁掉他们希望的亲情，他们希望陪在自己身边的父母，是“全身心”而不是一个“手机控”。
　　“放下手机抱抱我”是对亲情的呼唤，只有意识到这种“冷漠的伤害”，才能更好的学会控制自己，也才能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去更好的关心周边的人。我们不拒绝对新技术的使用，但不应成为手机的奴隶，否则在迷失自我的同时，也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迷失。

　　15. 别给银行“闻好扣款”的电销特权
　　司马童

　　“电话刚挂断，扣款短信就来了。不用输密码、不用动态验证码，钱就扣走了，这流程也太简单了吧？”近日，福州市民黄先生收到银行推销电话称，买羊年纪念币送国画，经不住业务员的“攻势”，他在电话中同意购买。本以为只是口头答应，未实际操作购买，可没想到电话里说声“好”，9900元就从卡里被划走了。（12月4日《海峡都市报》）
　　有一句成语叫“见好就收”，这里的“收”当然不是“收款”的意思。而时至今日，许多市民可得警惕注意了，面对某些银行的电话推销，别被其称呼你“白金客户”“贵宾客户”的忽悠，便轻易作出任何口头承诺，因为银行凭着电话录音中的一声“好的”，就能“符合监管要求”地从你卡里直接扣款了。
　　市民听起来很神奇，银行做起来更不含糊。对于福州那位黄先生的扣款经历，银监局回应称，目前暂无明确监管细则来判断该行的电销流程是否合规，但在保证了客户知情权和后悔权的前提下，进行电销是被允许的。换言之，尽管在很多市民看来，银行方面在客户没有输入密码或动态验证码的情况下，仅凭口头确认就可以扣款，无疑感觉到隐患多多，但银行基于掌握客户背景信息的“闻好扣款”，确实也似成了其有别于其他电话推销的一种“特殊权力”。
　　“口头答应就扣款”的银行电话推销，从法律层面来看，是由于电话录音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在电话中达成的合同也可视作有效。但相关专家又不无忧虑地提到，这样的银行电话推销，业务人员必须明白无误地告知客户，“同意购买后，将会自动扣款”，并且应提供方便快捷的客户后悔受理渠道。而事实上，比起银行方面的“闻好扣款”，一些推销者对于高度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和后悔权，则往往故作糊涂，甚至千方百计地推诿塞责。
　　“口头答应就扣款”是推销还是推忧？站在维护广大消费者权益的角度，银行电话推销拥有的扣款便利，必须辅以更为严格和严密的前置把关，也即不仅仅一开始就得明确提醒客户，银行方面能够“闻好扣款”，同时还应提供良好快捷的“后悔服务”，譬如客户的取消订单，就不能只有非去找业务人员这“华山一条路”。毕竟，有些推销者“前恭后倨”的态度与作派，人们实在可说是见得太多了。
　　实话实说，如果不能充分考虑和预防到客户财产的安全隐患，就不宜给予银行“闻好扣款”的电销特权。这方面，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就着重指出要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等八项权力。其中，不得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显然也是对“口头答应就扣款”的一种规则制约。
　　电话一打就扣款，银行电销就是牛。但这种令人艳羡的“牛气”，必须给消费者一种高度可信和放心的守规与自律。否则的话，要是某天出现了接电话者并非机主本人，而银行电销照样“闻好扣款”的怪事来，真不知会让公众情何以堪了。

虎子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12月号第1辑

　　1.附着在“拖后腿”说上的隐秘心态
　　朱四倍

　　11月27日举行的2015韩国—四川省西部论坛上，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最新调研成果显示，2015年中国家庭平均资产比2013年增长两成。（中国经济网 11月29日）
　　与“中国家庭平均资产92万房产占比近7成”相关的信息是“平均财富较2013年增加两成”，按理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在网络舆论场中，诟病连连，引发了“你拖后腿了吗”的讨论。这似乎背离了调查的本意，但正如此前所经历的平均工资调查、幸福指数调查等等一样，遇到了“拖后腿”的质疑，原因何在？是调查的问题还是民众心态的问题？对社会来说，是直面和反思之？还是任这种“说”轮番上演？
　　立足社会心态，进行观察，不失为一种选择。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良好的心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指示器，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但不良的心态，对社会和公众来说也是一种梦魇般的存在。
　　其一，“拖后腿说”体现了民众的恐慌心态。社会心态反映个体的心理情绪和价值取向。众所周知，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必然会导致公众社会心理失衡和心理震荡，引发社会心态的嬗变。经济学家刘易斯指出，“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也就是说，恐慌之下，“拖后腿说”能不出现吗？
　　其二，“拖后腿说”表达了民众的焦虑心态。一个社会背景是，焦虑不再单一地属于某个群体、某个个体，而是呈现出普遍性和累积性的状态。可以说，无论是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都面临着压力和紧张情绪，最终在个体焦虑的推动下产生整个社会的公共焦虑。白领无力消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可以说，普遍的焦虑感，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应明确，社会焦虑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社会身份、社会环境、社会预期缺乏一种安全感和预期感。因此，“拖后腿说”屡屡出现也就可以想象了。
　　其三，“拖后腿说”折射着民众低信任度心态。我们知道，信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没有信任，社会自身的正常运转将会出现危机。关于信任，学者卢曼把信任理解为“对产生风险的外部条件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他认为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是一个对未来的期望，通过信任机制能降低特定情况下的复杂性。在良好的信任关系，将会节省利益相关主体的时间和交易成本、降低心理风险，进而增加双方的合作意愿，获取更大的利益价值。而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可以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摇摆之中，这也促使“拖后腿说”的上演。
　　其四，“拖后腿说”与民众的相对剥夺感有关。相对剥夺感是一种现实与期待的负面差距，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心态。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如参照群体，现实生活远不如原来预想的那么好，就会觉得被剥夺了。而且，与参照群体差距越大，就会觉得被剥夺得更多，不满就越多。相对被剥夺感同收入密切相关，收入越低，相对被剥夺感越强烈，这也是产生“拖后腿说”的重要诱因。
　　如果社会心态表现为一种理性、健康、平和的心理状态，那么对于社会机制的顺畅运行和社会肌理的平稳构造将产生正向的影响力，相反，反之，失衡、失控的社会心态，就可能成为社会风险隐患的导火索。面对“拖后腿说”，应倡导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与提高调查的科学性一样重要。

　　2. 46万人弃考请慎言“国考回归理性”
　　龙敏飞

　　11月29日下午17时，2016年国考公共科目笔试正式落幕。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139.5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近93万人实际参加考试，超46万人“弃考”。考试当天，全国有近10万名监考、巡考和考务工作人员为考生提供考试服务。（11月30日中新社）
　　2016年国考落下帷幕，46万人弃考的数字触目惊心，这意味着，三个考生里面就有一个是弃考者。对于这样的热门角度，网络上的各路网民也注意到了。于是乎，有人称，这是“国考降温”“国考回归理性”的写照，还有人更进一步表示，“国考降温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意味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将成为历史”……国考回归理性的确是公众期待的事情，但通过“46万人弃考”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这仍然是存疑的。
　　今年弃考人数达到46万人，那么往年呢？数据显示，这并非国考第一次大规模“弃考”，2012年国考，133万人报名，最终37万人“弃考”；2013年 “弃考”人数逾38万人；2014年度“弃考”人数逾40万人；而去年国考“弃考”人数高达50余万人。数据虽无声，但却极具说服力。从弃考比例来看，并没有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以今年46万人弃考便得出“国考回归理性”的结论，无疑是不谨慎的。
　　虽然今年弃考人数不少，但也有其他的客观条件。比如，今年是“最严国考年”，《刑法修正案(九)》实施后，出现作弊行为将最高获刑7年，这能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一些意图不轨的考生，同时会增加弃考人数，但与理性无关；再比如，国考落幕后，网络上便有不少人吐槽称考点设置不合理，很多在城边边上，不少大城市都是“堵城”，自己稍微睡过头就无法赶上考试了，只好选择“弃考”，这同样与理性无关。
　　46万人弃考，对“国考回归理性”而言，并非由此及彼的逻辑命题。若以此断定“国考回归理性”，必然会带来误解与误读。当然，推进与促使国考回归理性，似乎又是亘古不变的主题。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曾经表示，“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诚如斯言！那不断地减少公职队伍的“灰色收入”，确保充分的财政透明，则是应有之义。
　　46万人弃考，请慎言“国考回归理性”。毕竟在这背后，还有许多不得不考虑的外部因素。而事实上，当46万人弃考本身依然引发关注，依然成为新闻便足以说明：国考降温，或许才刚刚起步，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若“国考回归理性”，最起码关注应该回归理性。社会的关注，也是民意的一种写照，当社会仍然不把公务员当一个普通职业，国考降温其实无从谈起。

　　3. “考公务员生二胎”隐藏的舆情表达
　　李劭强

　　“我是今年5月份辞职的。一来，当时和上司处得不愉快，想换个环境。更重要的是，想考公务员，为生二胎做准备。”国考一族中，出现了裸辞工作，为生二胎考公务员的85后。这位裸辞的85后是这样想的：公务员稳定，上下班时间固定，加班、出差也少。这样，下班和周末能有更多时间带孩子。而且养老金各方面福利也不错。（11月30日现代金报）
　　在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之后，考公务员的理由竟然也随之多了一个。其中的逻辑很容易理解：公务员职位稳定、轻松、保障好，如果夫妻二人都是公务员，在生育二胎问题上显然会有更多的主动权和更稳定的未来预期。所以，为了生育二胎，正值生育年龄的85后宁愿裸辞工作也要考上公务员。这是个体理性的表现，也是个体随着现实政策调整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表现。
　　而在公众的一般解读中，这种决绝的态度，可以看成是公务员岗位魅力的又一个证明。人们会因此而感叹道：公务员职位就是好！以前还有个生育限制问题，现在彻底放开生育二胎了，公务员职位简直零瑕疵。这样的感叹有夸张的地方，但也基本立得住脚。与普通职位相比，公务员职位显然是抢手的“香饽饽”，即便今年国考有46万考生弃考，数量巨大的弃考除了说明报考的人多，报考不理性之外，似乎难以得出公务员热降温的结论。对于想生二胎的普通人来说，公务员职位值得裸辞，值得全力以赴地一考。
　　作为一种个体选择，为生二胎考公务员无可厚非。即便，他们考公务员的动机与公众的期待有些远，他们考上公务员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二胎梦。而公务员工作本来就较为轻松，这也没有什么好回避的，即便公务员系统在改革，相对来说，其压力还是会小一点，而且保障也确实好。所以，以“为生二胎”报考反证公务员职业的好，也没有多少新鲜感。新闻真正的看点是，为生二胎者大动干戈背后的舆情表达：生二胎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权利的保障和未来的预期。只有个体觉得权利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并且对未来产生稳定的预期，他们才会觉得生二胎的选择可以付之行动。
　　所以，他们选择了报考公务员。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公务员群体是保障最完善，最好的群体，他们觉得公务员职位能够给自己充分的信心，从而对未来的生活充满预期。与公务员群体相比，因为保障的多轨制，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其他群体的权利保障自然存在差距，对未来的预期也没有那么稳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报考公务员，不是所有想生二胎者都可以报考公务员。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务员待遇的期盼却又是共同的，对于权利保障和未来预期的需求也是共同的，这些内在的需求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突出地表现了出来。换句话说，人们期待的二胎生育是伴随着保障完善的，而不仅仅是放开生育那么简单。
　　因此，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推进权利的公平和资源的均等。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获得普遍的信心，才能对未来产生稳定的预期。这是裸辞工作，报考公务员生二胎背后的舆情表达。对于公共政策的决定者来说，既要看到个案的特殊性——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辞职考公务员，以获得期待的福利和保障，也要看到个案背后的普遍诉求——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完善，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诉求，推进权利的平等和资源的均等。这才是“考公务员生二胎”背后的舆情表达。

　　4. 以“平常心”看待农民工“有座不坐”
　　毕晓哲

　　上周，有乘客拍下一张照片：一名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里，坐在自己的胶桶上，而他眼前就有空位。这一幕，令人心酸。许多人以为起因在于农民工的自卑心理，但其实他们只是心存一种很朴素的思想：没办法穿干净衣服时宁可不坐，以免给他人造成困扰。（11月30日华龙网）
　　这张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的照片，一时引来网络舆论热议，也引来了诸多角度不同的解读。多数人持有对农民工“有座不坐”的同情心，甚至像拍摄照片的网友那样抱以“心酸”，更有专家学者就此解读为农民工群体的自卑心理等等，不一而足。然而，在笔者看来，诸多的解读更多的带有主观猜测的性质，未必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一者，这位农民工或他能够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在地铁有“有座不坐”，真实心理是什么，也只有当事人知道。俗话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不是本人，想象他们是什么心理，终归难以让人信服。
　　这位农民工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靠自己力气挣钱，有啥子不好意思（自卑）的。只是不想弄脏别人衣服，害他（她）麻烦。”这样的回应才更接近真实。其实，农民工群体未必像一些城市人想象的那样“自卑”。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方式，人家“蹲”在车厢、不坐座位，难道就是“自卑”？一些农村出门的人群，总会习惯性的流露出在农村生活习惯，如“仡僦”着“吃饭”，穿衣打扮上更随性、更质朴，而不像城市人那样“讲究”等等，这是农村和城市习惯和原因，而不是所谓的“谁高谁低”、谁谁自卑的问题。如果说，一张农民工缩在车厢角落的照片，就证明他们这个群体“自卑”，实在太过主观。
　　农民工群体是一种较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会在城市落地生根，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打工挣钱后还要回到家乡过自己的小日子，他们的追求和向往与城里人是有区别的，也不存在哪个“高低”、哪个“贵贱”的问题。农村人的生活，有着城市人无法比拟的优势，生活节奏慢、竞争压力小，自然环境相对好，自然风光相对更美，也因此造就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文化和乡村群体。那么，农村人的追求和城里人的追求存在巨大差别的情况下，以城里人的“角度”和“目光”评价人家带“土味”的农民工群体，这本身就是拿错了“标尺”，也得不到准确的答案。
　　农民工是新时代的职业，是城镇化的产物，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缩影”。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的发展，“朴实”的农民工群体会越来越少。一方面科技发展和机械工业的进步，“用人”的地方会越来越少，农民工群体整体减少是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建筑工业的进步、技术化水准的提升，“蓝领”数量在减少，而“白领”数量在相对增加。“文质彬彬”的农民工、高学历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未来的农民工群体不用再天天“泥浆搅拌”、不用天天“雨里来风里去”的风尘仆仆，他们必将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与“消失”，终归要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也不必过度“担忧”或“过度关注”。当代农民工们，有他们的快乐，有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城里人的“标准”苛以他们是不妥的，也不必要因此触景生情“掬出一把同情泪”。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有着时代的烙印，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5. 治蚊蝇腐败须打通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
　　陈广江

　　节日期间，河南省平顶山一村会计代表村两委慰问一户贫困群众，趁人不注意将200元慰问金中的100元据为己有。从“养命钱”“救灾钱”“土地钱”到“孩子钱”“死人钱”“扶贫款”，今年各地通报多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蚊蝇腐败”案例，虽然涉事人员职务小、金额不多，但点多面广如蚊蝇扑面，具有鲜明的基层腐败特点。（11月30日新华社）
　　钱不多，但每一分都事关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无论什么时代，贪污百姓“救命钱”都是不折不扣的犯罪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是，这样的犯罪行为在基层并非个案，各项惠农政策几乎无一幸免。面对无孔不入的蚊蝇腐败，既要下大力气清除存量、遏制增量，更要打通基层权力监督的最后一公里。
　　蚊蝇腐败泛滥并不奇怪。一方面，国家扶贫惠农的力度不断加大，投入民生领域的资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缺位，“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在基层干部的权力长期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蚊蝇腐败几乎是必然的。
　　遏制蚊蝇腐败，必须打通基层权力监督的最后一公里，把“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关进笼子里。其实，做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相对于监督大权、重权，监督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力”要容易得多，关键在于决心。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纪检部门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民生监督查询系统，涉及民生项目的资金全部公开，而该系统在乡村的终端是一台可以简便操作的触控一体机，农民可以随时查询。别小看了这个监督查询系统，也别低估了农民监督权力热情和能力，只要是愿公开、敢公开、常公开、真公开，蚊蝇腐败就会失去存在的土壤。
　　同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也要破题、深化。在蚊蝇扑面的现实面前，乡镇纪委书记一年办不了几个案子的情形必须改变，若继续“种别人的田，荒自己的地”，就是失职，必须问责。事实上，只要用制度真正激活和整合现有的县乡纪检监察资源，就能在乡村形成一支“看得见也管得着”的监督力量。
　　打通基层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还需依靠群众的力量。蚊蝇腐败之祸，当地农民最能感受、最有发言权。河南、上海等地借鉴中央巡视工作经验，探索市县党委巡察制度，通过市巡察县乡、县巡察乡村，将反腐劲风吹至乡村最基层，此举值得推广。
　　目前，扶贫工作正如火如荼，贫困群众将获得更多真金白银；又到了年终岁尾，自然少不了各种慰问。奉劝少数基层干部洁身自好、打消邪念，别走向不归路。

　　6. 财商，只是穿上潮服的“财富观”
　　邓海建

　　11月29日，北京、上海、温州三地同步举行了针对“00后”的财商测试，这场测试由蚂蚁金服旗下蚂蚁聚宝财商实验室组织，包含测试题和线下实验两部分，北上温三地小学生财商平均分为74分，达到良好水平，最高分出现在北京，高达90分。测试中，仅7%小朋友选择“月光”，更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有小朋友还借助主办方规则漏洞，在1小时内实现了80%投资回报。（11月30日人民网）
　　一群“熊孩子”，不等于一堆“败家子”。这是蚂蚁聚宝财商实验室在数场试验后，带给公众最直观的感触。其实无须矫情地号召“财商从娃娃抓起”，事实上，在每日的现代生活场景中，财商已渗透进了日常家庭生活与公共认知里。
　　所谓财商，与智商、情商一起，并称为三商，它体现的是一个人认知、管理、创造和享用财富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与金钱打交道的“技术”。当年，一本《富爸爸穷爸爸》火遍全中国，引发的追捧与反思，便是有关财商的时代性共鸣。今天的中国人，还需要财商指引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往大处说，比如在2015年瑞士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谈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统计显示，从1992年到2012年，中国国民储蓄率从35%升到了59%。这固然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资金，也容易在投资理财层面陷入“越存越穷”的困局。往小处说，比如这一轮牛市波诡云谲，不少高校里的“小鲜肉”也是一个猛子扎进股市，结果呢，潮水退去，跟风的小小投资者成了被收割的“小韭菜”。有媒体针对大学生炒股现象进行的调查显示，31%的大学生在炒股，其中26%的炒股学生投入5万元以上。学费炒股、借贷炒股，此类“后遗症”已经逐渐显露。类似事件的背后，仍是指向财商的症结。
　　财商是个听起来很时髦的说法，尤其是在“财产险收入”将逐渐占据居民收入重要部分的年代。公民或者家庭的理财能力，直接决定着恩格尔系数，更影响着消费型社会的成型。按照顶层设计的理念，眼下正在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此对于个人及家庭来说，财商的高低、财富生息能力的多寡，并不仅仅是个微观的钱袋子的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00后”的财商水准，实际上是关注理想中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变量。
　　如果说得更通俗一些，财商也不是个多么稀奇古怪的概念，与传统教科书上的“财富观”亦非常接近。历史地看，财富理念的异化，其实并非只关涉赚钱不赚钱，那些攫取巨额财富而拮据度日的“变态官员”，谁说不正是财商无底线的表现呢？
　　懂股票也懂买房，会投资也会消费，能信贷也能放债……孩子们的财商，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当然，粗放的财商水平，与专业的财商教育与养成，也不是一个概念，纵使孩子表现上佳，达到了社会的财商水准，也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测试仅仅是个开始，游戏也只是个游戏，如何让每个人在财富的洪流中激荡才智、勇猛获利，同时又能在物欲蛊惑下“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这还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社会课题，亟待制度设计积极回应。

　　7. 免费受教育是残疾人天然的权利
　　胡印斌

　　教育部日前公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周年特殊教育发展情况。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将实现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使残疾学生的免费教育达到12年；同时，对学前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优先进行资助。（《京华时报》12月1日）
　　这些年来，尽管残疾人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相关经费大幅增长，未入学残疾人儿童也从2010年的14.5万人减少至2013年的8.3万人，但是，残疾人受教育权仍有待进一步保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惠及残疾人教育的举措，仍停留在随机性的救助和献爱心上，未能制度化、体系化，当然也很难真正成为覆盖全体残疾人群体的政策网络。
　　此番教育部表态，要将残疾学生的免费教育延伸到高中阶段，既体现了政府和社会的善意，也使得残疾人这一群体或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在社会上立足。
　　一般而言，残疾人多为能力欠缺或者失能人士，其在社会上先天地处于不利、不对等的竞争地位。也因此，很多残疾人事业发达国家往往更侧重于从制度层面帮助残疾人，以使其有能力自立自强。这其中，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这也是残疾人天然的权利。惟有插上教育的翅膀，那些先天失能的残疾人才有可能跟得上大多数人的节奏，而不至于被远远甩在队尾，甚至沦落为掉队者。
　　现实也表明，那些通过教育拥有了一技之长的残疾人，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接续上自己被折断的翅膀，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获得相对更美好的生活。至少，可以与正常人一样，出没在公共场所，且不要人照顾，独立行动。这不仅关乎残疾人自身的尊严，也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其实，将残疾学生纳入免费教育，并不会给地方财政带来更大的压力。这一方面是因为与总的学龄阶段学生相比，残疾学生的人数并不特别大。据中国残联负责人披露，2014年我国接受特殊教育在校学生为39.49万人，即便考虑到未入学的8.3万残疾儿童，分布到全国范围，实在是微不足道。何况，这些残疾学生很多人已经受到了各种项目主体的资助。另外，一些财政情况较好、教育理念较新的地方，此前已陆续施行了12年免费教育，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残疾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创口，一个良性的社会，政府有责任以最大的努力切实帮助这一群体，使其能够跟得上正常人的步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而《教育法》亦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其中，有1230万农村残疾人尚未脱贫；260多万城镇残疾人生活十分困难；近300万农村残疾人家庭无房或住危房；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全国居民家庭高出10.8个百分点。
　　可见，我国残疾人目前的生存状况仍十分艰难。若想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发动全社会献爱心之外，关键同样在于从娃娃抓起，减少存量，提高素质，经由个人的充分发展进而获得个人财务独立，并最终实现体面的生活。

　　8. “扣帽子”式回应没有赢家
　　朱昌俊

　　11月30日晚，999急救中心首次就南航急症乘客事件做出正式回应。999首度详述抢救过程，称急诊抢救中心对患者的检查恰当，并符合诊疗规范。同时强调“如果患者张洋对999的处置过程有异议，存在医患矛盾，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不应该误导社会舆论，加剧医患矛盾，影响社会稳定。”（12月1日《京华时报》）
　　“南航急救门”发展到今天，到底真相如何，围观者其实都在等待一个答案。在此背景下，作为当事方之一的999急救中心详述抢救过程，乃至认定自己对患者的检查恰当，符合医疗规范，这些其实都算正常，毕竟这也代表当事方的一个态度。但回应除了向公众讲述事发经过，却还不忘指责对方“不应该误导社会舆论，加剧医患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则已然有过界之嫌。
　　必须承认，无论999急救中心在事件中的责任最终将被主管部门如何定性，其受到的舆论关注，并且由之承受一定的负面影响，应是客观存在的。又或许，在患者不诉诸舆论的背景下，该事件也能够得到一个公正的解决。然而，只要无恶意扭曲事实，向舆论如何公布自己的遭遇，并表达维权的诉求，这不过是任何公民权利伸张的题中之义，实在不应该受到无端的指责。更何况，作为当事方之一，这样指责另一方，实在难称得体，也与双方在权利意义上的对等关系相悖。
　　再来看，到底是否存在“误导社会舆论”之实。从999详述的事件过程来看，其与张先生此前公布的经历应该说基本一致，几无事实层面的出入。双方主要的争议，不过是在对事实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那么，既然张先生向舆论公布的确系事实，又何来“误导”之嫌？至于“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依法解决”，其实张先生首先就已经向北京市卫计委进行了投诉。而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诉诸舆论还是求助于法律或者说“双管齐下”，其实并无不当。
　　事件的最终真相，还有待999上级机构北京红十字会以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调查。换言之，999所称的“整个检查恰当，符合医疗程序规范”，仍只是其一面之词。在权威结论未明的情况下，就“先下一城”给对方扣上“误导舆论，加剧医患矛盾甚至影响社会稳定”这样的大帽，明摆着有着“动机审判”的意味，也在实际上令自己陷入更加不堪的道德境地。相较于南航方面虽然声明“南航机组人员在本事件中的应对方式整体上并未违反相关航空业务的操作规范与要求”，但“为何引起了乘客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反思原因，仅仅按照规范办事是远远不够的，工作人员少了人道关怀，少了勇气担当”的道歉，高下立判。
　　跳出这起个案来看，类似的争议性事件中，一方指责另一方误导舆论，放佛就抢到了道德的制高点，甚至不惜给对方扣上种种大帽的做法，其实并不鲜见。这在实际上仍是一种暴力式的公共说理，也是学者徐贲所称的“攥紧拳头”的说理，而非“摊开手掌”。这种方式忽视了事实的重要性和舆论理性的力量，也回避了在说理中所应该秉持的宽容原则和反求诸己的精神，试图将对方逼入死胡同，最终不仅无益于“事实愈辩愈明”，而反倒形成真正的“舆论误导”。
　　作为一起引发关注的公共事件中的一方，给对方“扣帽子”式的回应注定没有赢家。在很多时候，一方明明拿到了一手不算太差的牌，却很可能因不恰当的公共回应，而将牌打坏，或莫不过如此。而这起事件所折射出的社会对于舆论维权的偏见、公共说理的粗暴，也值得正视。

　　9. 权力场“非正常死亡”莫成烂尾新闻
　　邓海建

　　11月22日14时30分许，广西桂林市秀峰区委书记赵生从11楼家里连廊坠下，当场死亡。据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这是今年以来广西发生的第3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一个月内国内发生的第7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是今年以来国内发生的第25起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外，国企领导“非正常”死亡也屡屡见诸报端。不过，大多死因成谜。（12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
　　官员“非正常死亡”，似乎越来越司空见惯。从常理常情来说，人去楼空，原因不明，第一时间定义为“非正常”，符合新闻传播规律，也不至于误导舆论——既是为后续调查留下空间，也是尊重事实及当事人的体现。不过，位居高位的官员忽然“香消玉损”，来无踪，去无痕，地方部门欲说还羞的种种姿态，反倒为街知巷闻的小道流言，提供了四处奔走的空间。
　　媒体分析了这25人的情况：其中，有2名女性，50岁-59岁人数占60%，其中1人和过度劳累有关，2人为“不慎坠楼”，5人和抑郁症相关，另有1人为杀人后自杀。其余死亡官员，均未得到官方给出的直接或具体死因。所谓“非正常死亡”，大意是说不是身体原因，而出人意表地离世而去。官员非群众，知识水平不低，生命意识不差，悄无声息说走就走，难免令人讶异。当然，地方部门出于各种考量，审慎发言，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以为拖着拖着就远离了舆论风暴点，然后就可以装作此事从无发生，甚至堂而皇之信奉某种禁忌规则，借以敷衍民意、应对舆情——这种鸵鸟心理，既有悖信息公开之本，也难以还离世官员以清白之誉。
　　逝者已矣。公众盯着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不放，所寻所追的，不是花边小道，而是正义与真相。
　　一则，官员“非正常死亡”，恐怕不能归于个人私隐范畴，尤其是在反腐高压之下，必须要在权力程序上，得以清晰表达。因为公众所担心的，是少数官员会否以“弃车保卒”的策略，将诸多诡异暧昧的线索，终结在生命的句号之间。二者，从公共治理层面来说，一个通识越发清晰——越是不成熟的官场，越是通行着神秘逻辑。而法治的要义，就是要将一切鬼魅魍魉，统统晾晒在阳光之下。“非正常”背后有着怎样的“正常规则”，死亡事件究竟钩沉起了多少敏感话题，还有哪些“不可说”、“不能说”的细节？这些疑问，关乎社会大义，关切规则秩序，不能人为地“点到为止”。更重要的是，没有下文的“非正常死亡”，公众很容易将之视为地方部门“有意为之”，权力公信也好，官场生态也罢，都可能随着不言不语的烂尾新闻而妖异起来。
　　人总有一死，从概率上说，“非正常”的小概率也属于正常。只是，在行政深改的背景下，一个官员的命运，尤其是一个离奇死亡官员的命运，往往被公众视为隐喻着诸多权力生态的标本。让“非正常死亡”有个正常的解释、有个经得起时间追问的定论，不仅利于止歇谣言，防止民众将非正常死亡与见不得人的勾当直接等同起来，也是敬畏生命、严肃行政作为之需。

　　10. 状告“哺乳被拍”是用法律捍卫权利
　　堂吉伟德

　　近期，一位母亲在北京地铁上哺乳被拍照并传上微博，被“北京往事网站”官微批为“裸露性器官”。随后，拍照博主和“北京往事网站”纷纷发文致歉。11月30日，当事母亲称此事对其生活已造成困扰，其丈夫准备打官司维权。（12月1日《华商报》）
　　奶妈喂养乳儿，本是人之天伦，每人都有类似经历，也有相同的遭遇。露乳哺育的场景，即便按照现代文明的规范，只要当事人没有不适感，其他人也应给予理解与宽容。毕竟，所谓的场面尴尬与令人羞涩，那不过是一种道德式的矫情。然作为公益组织，拍人哺乳照片本就属于不道德的行径，然后将其放置于网上并批其为“裸露性器官”，既是对其隐私的泄露，更是对其人格的污辱，此举已超越道德边界而成为违法行为，理应为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道歉表明对过错已有所认识，但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毕竟道歉并不具有惩戒性，其依然属于道德自律的范畴。相比较公开哺乳照片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仅有道歉显然远远不够。更为关键的是，若是当后果风险与行为不能成为正比，那么就不足以起到教育当示人，警示其他们的作用，更无以彰显权利不可侵犯的法治精神。基于此，拿起法律的武器，勇敢为自己维权，既是权利者自我捍卫的宣告，也是维护权利最有力的手段。一旦其诉求获得了法院的支持，侵权行为被最终定性，那么被告一方不但会声名受损，也会为此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时下，网络侵权行为相当普遍，隐私被暴露的案例不时出现，很多人的行为表现缺乏权利尊重和法律敬畏，除了跟网络本身的开放度有关，根子还在受到伤害的一方，多选择了默默承受或者过度宽容，侵权的风险太小，使得侵权者不会顾忌行为后果，自然就有恃无恐，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违法性，然而依然毫不在乎。基于此，就需要维权者变得更加强大，要勇于和善于同侵权行为作斗争，用最有效的手段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唯有如此，侵权者才会有所收敛和顾忌，也不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在法治社会里，不应存在法外之地，网络行为也不例外。相比于国外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公众的法治意识普遍不强，维权能力偏弱，是法治建设的最大短板。其间原因在于，很多对司法缺乏信任，对获得良好结果缺乏信心，从而不愿为，不敢为和不能为，在权利受到侵害之后，往往选择隐忍的态度，无形中助长了侵权行为的泛滥，也造成法汉基础的薄弱，法律工具的虚置。假若每个人能把法律手段作为优先选项，为了维权而不惜代价，通过这样的实践，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法律能力，也能以此促进整个社会法治的进步。国外的经验证明，国家法治水平的整体提升，跟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用法能力密不可分，彼此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状告“哺乳被拍”是用法律捍卫权利，也是个体法律意识增强的体现，并给其他人带来了积极的启发意义。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离不开个体对法律手段的运用，对司法途径的使用。当每个人都敢于、善于并能够用好用活法律的武器，个体权利的神圣性才会获得保障，并由此推动法治建设的质的提升。

　　11. 回购高速路，是城市未来投资的一部分
　　然玉

　　继去年以回购方式取消梅观高速收费之后，深圳再次回购龙大(深圳段)、南光、盐排、盐坝四条高速路，2016年2月7日(农历除夕)0时起免费通行。四条高速首期回购款9 7 .13亿元，后续将根据税费变化等据实结算。深圳市交委主任熊国伟在签约仪式上说，四条高速免费通行后，将降低市民出行成本和企业运输及物流成本，从而促进沿线土地集约化利用和产业转型。（12月1日《南方都市报》）
　　高速公路收费之争由来已久，相关利益主体素来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让人丝毫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所开启的“回购模式”，无疑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此举最直观的影响，就是免去了公众缴纳过路费的负担，大大降低了运输物流成本。按照预想，“免费通行”之后，势必会带来一连串的撬动效应。比如说，推动土地连片开发，实现城市一体化发展等等……在此事上，“深圳试验”、“深圳经验”又一次被众人寄予了厚望。
　　其实，应该看到的是，深圳此次大手笔回购，还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深圳拥有着极为可观的财政积累，具备操作巨额回购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上述几条收费公路横亘在新老地块之间，客观上造成了用地分割、加剧了城市区隔！所以，对深圳而言，有针对性地回购收费公路，既有必要性有又物质基础，一切可谓水到渠成。在这一过程中，天价的回购款，绝对不应简单被视作是“让利于民”，而应该被看成是这座城市未来投资的一部分！
　　即便很多人不愿承认，但事实上在“回购收费公路”的决策中，“迎合民意诉求、降低民众负担”的考量，只占据了很小的部分。官方的主要考虑，还是在于拓展城市发展纵深、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这套逻辑，也巧妙地避开了“回购”可能引发的利益再分配争议，化解了所谓“财政为某些开车者买单”的指摘。需要厘清的是，地方政府回购高速路的行为，势必是对“投入—产出”精确计算之后的理性选择。也惟有如此，才可具备起码的说服力。
　　无论是当初“贷款修路,收费还贷”，还是今日如深圳这般“回购公路”，其核心主旨实则都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相信交通设施对发展的拉动效应。然而，有所区别的是，过去这种“拉动”，更多表现为以基建拉动内需、就业和产能；而现阶段这种“拉动效应”，则主要体现为促进了信息、资源、地域的互联互通……需要追问的是，“过路收费”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高速公路功能的充分发挥？如果采取“回购”，其所释放的价值，又能否冲抵财政开支？
　　是任由高速公路如期收费下去，还是政府果断出手适时回购，这其实是一道需要精确计算的选择题。尽管深圳的做法，可能并不适合其他地方，但有一点总归是相通的。也即，我们必须超越短视的算计、孤立的视野，综合评估并系统化利用高速公路的功能。

　　12. 治理“马路丐帮”：动嘴不如动法
　　龙敏飞

　　最近，不少杭州车主都遭遇过这类乞讨人群：拿着鸡毛掸子或一块抹布，抹两下车窗后，朝你鞠躬，等你给钱。一两元已经打发不了这些人了，车主不给钱他们就趴车头。杭州的“马路丐帮”一事引发热议，市民支招称，“别妥协，拿出手机取证”，管理部门则回应称“可报警”。（12月1日《今日早报》）
　　从频见报端的新闻来看，这些年，“强行乞讨”的事情并不少。有人一开始利用的是同情心，比如装成残疾人、或是抱着婴儿、亦或是打扮成学生模样，一旦你不给钱，就开始骂人恐吓；也有人直接来硬的，比如抱着你的大腿，拉着你的衣服，亦或像杭州这些乞丐一样，趴在你的车上，不给钱就不让走；还有人假扮成和尚、道士，利用宗教的力量来吓唬你……为了要钱，一些乞讨者的确已经达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境界。
　　我国的法律，对行乞并没有明确禁止，这意味着，乞讨也是一种权利。不过，任何人发挥行乞权的同时，都不能侵害他人的权益，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与底线。遗憾的是，类似杭州“马路丐帮”一般的行乞行为，则违背了最起码的底线，一则，强行乞讨给其他人带来不适感，并侵害了他人的财产安全与基本权益；二则，在马路上强行乞讨，不给钱不让开车，还有影响交通秩序、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的嫌疑；三则，乞讨没有错，但强行乞讨怎么审视都是文明城市的污点。
　　对于“马路丐帮”，法律并非无解。比如，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可以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以此审视，杭州“马路丐帮”的当事人，完全可以拘留五日。可遗憾的是，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执行却并不严格：一般情况下，只要没有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或是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基本只会对“马路丐帮”进行警告，不会拘留。对“马路丐帮”的从轻处罚，就是一种间接的纵容。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很多人遭遇“马路丐帮”，也基本上不会选择报警，而是选择妥协。一方面，一些人有事情要办，时间上耗不起；另一方面，因为“马路丐帮”索取的金额并不高，最多也就五块十块什么的，一些人便选择“花钱消灾”，懒得跟“马路丐帮”们一般见识，当然，也有人是害怕为几块钱较真让乞讨者采取过激手段，一旦“马路丐帮”是有组织的，那自己便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些对强行乞讨者屈服的行为，是“马路丐帮”滋生的土壤。
　　当“马路丐帮”严重危害到公共安全，治理便应提上议程。对此，公众早有摇旗呐喊，即“动嘴”，但行动却是缺失的。因而，真要从根本上治理“马路丐帮”的行为，一方面，需要公众“动手”，当然，这不是要打架驱赶，而是选择报警，绝不姑息纵容；另一方面，则需要政府部门“动法”，不能再以批评教育为主，而必须以惩戒震慑为主。唯有全社会在共同努力，“马路丐帮”才能得到更好地整治，也才会“慢慢变少”。

　　13. 世界美好，“路怒”太糟
　　邓海建

　　“路怒”是心疾，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攻击性驾驶行为是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全国共查获上述违法行为1733万起，同比上升2．8％。从性别看，“路怒”症中涉及的男司机占97％、女司机3％。（12月2日新华网）
　　手握方向盘，立刻化身“愤怒的小鸟”。这是很多司机经常“变身”的常态。根据互联网网站的调查显示：93%的车主开车时会有过激的情绪或驾驶行为，只有不到7%的车主表示“我开车从不发怒。”那么，为什么没开车之前是文艺青年，一到了驾驶室，就变成了摇滚青年？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
　　电视剧台词里劝慰我们：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可问题是，一旦上路，觉得“看不惯”或“被欺负”，马上睚眦必报，怒形于色。最典型的，当数不久前在哈尔滨，越野车“路怒”挡道，竟然硬生生别停了救护车。最后，当事司机迫于舆论压力，通过媒体向救护车驾驶人、救护车上的病患及家属道歉，希望能得到他们的谅解。这还算轻量级的，至于因怒撞车、因怒捅人的极端案例，隔三差五也不算鲜见。
　　“路怒”症中男司机占97％，这当然不是说男司机更容易暴脾气，因为女司机数量本来相对就少，“路怒”的概率自然就小了许多。细分起来，“路怒”无非三种：一是本来就是急性子，赶上红灯一个接一个，又要守规矩、又要赶场子，难免愤怒的情绪指数就高涨起来，于是踩油门有怒气，压刹车还是有怒气。二是轻微交通违法在马路上司空见惯，但凡有点秩序正义感，就会看不惯，再加上因为“被加塞”等耽搁的时间和带来的风险，愤怒就成了不得已的事情。三是社会戾气在道路交通中的“迁怒效应”。这就像心理专家说的，很多驾车人处于身心亚健康状态，易疲劳、易焦虑，缺乏耐心和容忍力，很可能刚刚遭遇职场或家庭的矛盾，一旦遭遇拥堵、磕碰等，情绪自然一点即着。
　　当然，在这些原因中，“他人违法驾驶”是主要导火索。不久前，公安部邀请了七家网络平台，针对路怒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84.6％因他人违法驾驶而“路怒”。数据也能证明这个逻辑：综合近五年的查处数据来看，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强行违法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每年7月、8月、10月份查处较多，比如，2015年7月查获195万起、8月查获184万起、10月查获191万起。路见不平一声吼，手握方向盘的，自然也不愿闲着。
　　不管怎么说，“路怒”总是高悬在道路交通安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指望一碗心灵鸡汤来化解这类风险，效果未必可期。真要解决“路怒”的问题，治本之计，在于化解社会戾气，将利益对垒与阶层矛盾消化在深改的大局里；而治标之策，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起码可以借助APP等信息化手段，“随手拍”各种轻微道路违法行为，发挥“朝阳群众”式的魔力，遏止各种交通违法，从而消除“路怒”的导火索。

　　14. 延迟退休原来又是80后“先享”？
　　舒圣祥

　　延迟退休该如何推行？12月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两步走”：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从2018年开始，女性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至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12月2日新华网）
　　虽然备受社会争议，但是延迟退休俨然已成“必然趋势”，剩下的似乎只有操作层面的细节探究。一方面，养老金去年收不抵支的的省份多达22个，照此计算十几年后就有可能用光结余，延迟退休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要弥补养老金缺口；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已成看得见的现实问题，无论是全面二孩还是延迟退休，或许都是应对的一步棋。正因为如此，无论民意反馈如何，延迟退休的推出都是大概率事件。
　　对此，人社部的定调是“小步慢走，渐进到位”，社科院的绿皮书则给出了详细的“小步慢走”时间表。倘若真的按照这个时间表推行延迟退休，不难计算出一个有趣的数字：第一批真正“享受”延迟退休待遇的人，将生于1980年。众所周知，自诩“被坑一代”的80后，之前已经有了多个“第一批”历史：第一批成为独生子女、第一批开始大学收费、第一批取消毕业分配、第一批取消单位分房……只不过，这一次是第一批开始延迟退休。
　　全面二孩放开后，因为即将面对史上仅有的“上有4老、下有2孩”局面，80后在网上吐槽“我只想说，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为此，《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80后真是“被坑的一代”吗》的文章指出，“那些抱怨与吐槽既不真实，也无碍于命运的展开，80后大可对此不屑一顾。”甭管这些吐槽是否足以概括80后的真实处境，但他们在改革进程中确实扮演过很多的“试验品”与“过渡品”角色，类似角色带给人的沉重感觉并不虚假。
　　当然，延迟退休如果真的又是80后“先享”，真正的问题倒不在于“专坑一代人”，而在于没有合适的道理。延迟退休就算需要过渡，真的需要过渡30年的时间吗？这既不符合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急迫，也不符合缓解人口老龄化的用意。如果是要“温水煮青蛙”的话，那么，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慢慢煮沸延迟退休的“温水”，也只会加剧“青蛙”的痛感而不会是越来越麻木。
　　无论如何，站在“青蛙”的视角，“温水煮青蛙”必然是一个贬义词。大家都是理性的公民，决策者没必要视之为糊涂的青蛙。所以，延迟退休首先需要通过人大来明确“到底要不要搞”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没必要花30年的漫长时间来“小步慢走”，相反“长痛不如短痛”，即便要过渡，也不应该超过十年。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改革，不能用钝刀子割肉，80后理当“没资格”第一批延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