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渣泛起中的起诉莫言闹剧

霜叶红

来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for=pc&searchword=

这两天，一位叫“毛星火”的博主扬言要起诉莫言，并就此搞了个网络投票。据其所晒结果，在万余人投票者中，支持起诉莫言的有9000多人。
从数据来看，“毛星火”只能算是个小小V，如果换着夹头、“孔三妈”等攻击莫言的大V来做这样的事，支持起诉莫言的人应该在万人的百倍甚至千倍。就我对中国网络舆情的了解，“毛”之“星火”，在夹头他们那里定然成燎原之势。

“毛星火”起诉莫言的依据是莫言的作品——他（她）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蛙》等作品摘出一些句子或词语，然后给莫言扣上美化敌人的帽子。

莫言的这两部书我都看过。实在想不到《红高粱家族》中抗日主题那么鲜明的内容，会被人解读出美化敌人的写作动机来。而反思计划\生育的《蛙》中，那一丁点儿的人物过往的追述，竟能与战争挂靠起来并被分析出了“严重问题”，直让我瞠目结舌。
“毛星火”们的这种无视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搞语录式、摘词式的“文学批评”，实在是可怕。——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感觉没有多少包括传世经典在内的作品经得起这样的“批评”。这种遍设禁区、雷区的做法，如果得到默认甚至纵容，那么，本就不景气的文学创作，一定会被逼回到人物脸谱化以及用文学图解政治的路上；“抗日神剧”式的文学作品将大行其道，甚至是包打天下。

至于有人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视作其“罪证”的人，我要说的是，莫言的《蛙》在获得诺奖前，就曾获得茅盾文学奖。而茅奖是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这样看来，不只是莫言有问题，作家协会也有问题。——毛氏星火，是否会把中国作协也连带告上法庭呢？

莫言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起诉莫言绝不是小事，有关部门不应也不能假装不知道。

——如果不想让文学就这样萧条下去，不想让人们的精神就这样荒芜下去:如果真的不想走回头路的话，那么，有关部门就不应该听任泛起的“沉渣”搞“爱国碰瓷”。

一年半前，在莫言受到夹头等人的攻击时，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凭什么批判莫言？》的文章，现转发如下。
凭什么批判莫言？

有文学就有文学批评是一个常识，对于莫言或任何一个作家，读者都有不喜欢以及批判的权力。前提是，你首先得是一个读者，也就是说，你的好恶是基于作家的作品，而不是因为他人的鼓噪；其次是要讲理，至少要明白作家是干什么的，或者我们为什么需要作家。

坦白地讲，我对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有点“消化不良”，因此，我只是莫言的普通读者，算不得是莫言的“粉”。但就我所读过的莫言的几部作品来看，说莫言是“中国的良心”，并不为过：他也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至高荣誉。

以作品说话。比如，长篇小说《蛙》，这部发表于2009年以计划\生育为题材的作品，就表现了莫言非凡的胆识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大家都知道计划\生育作为“国策”在中国强力执行了几十年，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计划\生育”实际上就是“计划生命”——无数条生命因为在“计划”之外而被生生地扼杀在母亲腹中。同时，还有不少母亲为了保住“计划外”的孩子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可是，这么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生育观念的重大事件，却因其“国策”定位而成了写作的禁区。——莫言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敢于正视这段鲜血淋漓的历史的作家。
莫言发表《蛙》的2009年，离国家放开“二胎”政策还7年多，彼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对民族未来将会产生多大的伤害。那时的莫言能见他人之未见，言他人之不敢言，令人敬仰！

——不知当年因为《蛙》这部作品而批评莫言“抹黑社会”的人，会不会因为目前中国深陷人口危机而重估莫言“暴露黑暗”的价值？

在小说《蛙》中，莫言是没有“唱赞歌”，但他对陷民族于危险之中的社会阴暗面的揭示，比“唱赞歌”更加难得，更加可贵。莫言说“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虽然他特意强调这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而在我看来，他所表达的是每一位作家都应有的责任自觉意识。——在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上，作家要比普通人更敏感也更深刻，如果作家不敢或不愿把别人尚不察但他们已感知到的问题说出来，甚至为迎合某种力量去粉饰社会，试问，我们要这样的作家干什么？这样的作家还配叫作家么？

应该承认，就其艺术成就而论，《蛙》不是莫言最好的作品，更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好作品。但从作家的使命担当及直面现实的勇气、从文学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角度讲，《蛙》完全具备了诺奖的分量和成色。

有些人无法接受莫言“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的观点，并怀疑莫言文学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其实，莫言所说的“暴露黑暗”，事实上暴露的是“黑暗制造者”和苦难制造者。对于一个让鲁迅痛心疾首的健忘民族，这样的“暴露”就是为了拒绝并反抗遗忘，就是为了警惕那些潜在的黑暗制造者，就是为了避免同样的苦难再次降临我们的头上。

“杜鹃忧天泪，精卫填海心”，莫言的赤子情怀，皇天可鉴！

再说唱赞歌。如果从广义的角度看，世上几乎找不到一部只有纯粹的暴露而全然没有歌颂的文学作品，莫言的作品自然也是如此。比如，在某些人眼里有丑化中国人之嫌的《红高粱》，作品中既暴露了“爷爷”等人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也赞颂了东北乡乡民奋起抗敌的民族大义。“百度百科”则评价《红高粱》“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

这样看来，莫言所持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的“偏见”，是有其特定所指的，具体的讲就是：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帝王及统治阶级”赞歌的工具！纵观古今中外文学史，非独莫言如此，那些堪称伟大的作家，没有一位是“歌德派”。
相反，一个作家一旦走上“歌德”的路，就会沦为历史的笑柄。比如，一个曾经创作了话剧《屈原》、发表过《甲申三百年祭》宏论的大作家，后来竟写起了歌颂史/Da林、女旗手等权力者的赞美诗……这些诗以及相关的评论，网上都有，喜欢歌颂文学的人，不妨找来一读。

近来发生的清理教材等事件，出现了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改革开放4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竟成了反动、媚外、投降、卖国等等的代名词！这次有人在网上声讨莫言，同样祭出了“西方”这枚“毒标签”。他们说诺贝尔文学奖奉行的是“西方标准”，莫言之所以能获诺奖，是因为他投西方反华敌对势力之所好，丑化国人，抹黑伟大的……。

看似言之凿凿，实质是罔顾事实：莫言是获国内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在前（2011年），获诺奖在后（2012年），而早在1986 年，莫言的《红高粱》就被读者推选为《人民文学》1986 年“我最喜爱的作品”第一名。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莫言是在“迎合”什么人所好的话，那便是他不只“迎合”西方人之所好，也“迎合”了大多数中国读者的所好。
最后，笔者要提醒意欲批臭、打倒莫言的人，请注意一下莫言的两个“官方”身份：一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二是连任、在任的中国作协副主席。脑力正常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便是国家对莫言的肯定。

在一个颂圣传统浓重的国家，难得有一个不“唱赞歌”的作家：那是中国文学的颜面，也是我等的福分。

珍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