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语言学情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祝畹瑾教授访谈录

虎子

来源：语言学研究 语言治理研究中心 2024-03-19 10:00 河南 出处丨孙继成、沈弘 2008. 我的社会语言学情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祝畹瑾教授访谈录，《语言学研究》第六辑，321-328页。

【提要】祝畹瑾教授是我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1982年她率先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开设社会语言学专题课。1985年她编译出版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被许国璋教授誉为“有功于学术界的一件好事”。该书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开端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学科发展影响较大，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她的《社会语言学概论》(初版)是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阐述社会语言学的教科书，曾获1993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名学者方立教授认为此书“纲目周全，论述清晰，分析精辟，造诣很深，代表着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从九十年代初北大英语系开设“社会语言学”课程至今，此书一直是这门课程的主要教材，并且至今也仍然是多所大学中文系和英语系社会语言学专题课的教材或参考书。多年来，祝教授一直关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近年来又发表了四篇较有分量的社会语言学论文，对国外及中国社会语言学近20年的发展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近期，祝教授着手编写《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试图梳理国外及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及最新成果。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师道传承；人文传统

访谈时间：2006年10月12日

访谈地点：北京大学化学北楼120室

问（采访人）：祝老师您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进入大学前的教育背景。

答（祝畹瑾）：我早年毕业于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私立清心女中（现在改名为上海市十四女中），是一所名牌中学。当时教会学校的教学质量比较好，因此家长都会想法送自己的孩子到教会学校上学。1950年，我考取了华东区南京农业学院农化系，也可以免试直升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但我没有去这两所学校，又报考了华北区清华大学外语系。报考清华的主要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想离开上海，离开家庭，到政治气氛浓厚的首都北京来读书。

1950年我进入清华大学外语系学习，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并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学习。

问：当时清华、北大都有哪些教授给您开过课？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老师有哪些？答：入清华后，得知钱钟书先生学识渊博，敬仰之余，我们也想课外多读些书。大一时，文史哲我都看。这也算是钱先生给我们的影响吧。清华、北大外语系有很多名教授，比如，罗念生先生是希腊文学专家、翻译家，教过我们翻译课。李赋宁先生刚从耶鲁留学回来，给我们上一、二年级精读课、作文课，李先生注重讲解词源，他的严谨学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俞大絪先生教三年级精读课，她原先在燕京大学讲授小说，讲课生动，善于演示，很受学生喜爱。赵诏熊先生教四年级精读课，他讲课跳跃式，我们有点儿跟不上。赵先生作文改得好，我当助教时他批改过我写的读书报告，我喜欢简洁的文风，不能不说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三、四年级的笔译课由朱光潜和张谷若先生教。朱先生是大名鼎鼎的美学家、翻译家，他写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解放前影响很大。张先生专门翻译英国文学家哈代（Thomas Hardy）的作品，他从未出过国，通过钻研各种资料，对哈代作品中描写的英国乡间景致、风土人情了解得一清二楚，译文栩栩如生。1952年，在北京召开亚太地区和平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会议，领导从高年级和我们年级抽调了一部分学生去为大会服务，回校后，我们感到需要口译训练，于是大三时有了口译课。外教是Robert Winter，他年轻时就在我国大学教书，是我们的老师的老师，我上过他的课，如莎士比亚作品讲解、英诗等。

1954年我毕业留校教书。俞大絪教授担任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当教研室秘书，协助她制订、落实教研室工作计划。之后，我被委任为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冯至先生工作，冯先生研究德国文学，又是著名诗人。英语教研室给我印象深刻的老师还有周珊凤和张祥保教授。她们两位分别教语音和语法，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我教一、二年级基本语时，从她们那里获益匪浅。

问：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哪些老师对您影响比较大？

答：有三位老师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终身受用。一位是冯至先生。我刚当助教就听过他讲教书是“一桶水和一滴水”的关系。另一位是朱光潜先生。我们那时对科研工作不重视，也不会做科研。1956年，朱先生在系里举行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说，写论文，做科研，其实并不高深莫测，他赞扬周珊凤先生的教学总结报告（科研文章）写得清楚明了，值得大家学习。朱先生自己也做了示范，这让我心中有了好的论文文字标准。还有一位是许国璋先生。1979年，我到北外举办的高年级英语教师进修班学习，许先生要我们 “broaden your intellectual horizon”（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这话切中要害，一些年来我们只知道勤勤恳恳教书育人，不晓得、也没有条件去搞什么学问。回想起当初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去拜访朱光潜先生，每次他见到我，总会关心地问我最近读了些什么书。我感觉自己知识空虚，在这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面前有自卑感，我在党内生活会上谈起这种感受，还受到了批评。
问：您毕业留校工作后，先后开设了哪些课程？

答：留校后，我教过一、二年级精读课、泛读课，也跟外国专家合作上过口语课、作文课，还勉为其难上过翻译课。写过不少教学法总结。先后组织参与过高教部委托北大举办的几期英语师资培训班。
向：您是怎么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兴趣的？

答：改革开放前，我对英语语言学一无所知。我这方面的知识是靠听专家讲课和自修逐步积累起来的。

1978年10月至79年6月，我参加北外高年级英语教师进修班。英国客座讲师John Reed 讲授“欧洲的语言学传统与近时流派”，使我对西方语言学的发展史有所了解；Bryan Smith 讲“当前英国社会及其在小说中的反映”，正是在这门课上，我首次接触到Basil Bernstein 提出的“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意识到语言的使用与说话人的社会背景有关联。北外英语系图书室有不少语言学书，进修期间，我借阅了一些，包括美国社会语言学家J. Fishman 的著作，他的书中有许多术语我看不明白，但我却开始对社会语言学产生兴趣了。

1980年9月我到美国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进修，原定计划两年，攻读硕士学位，后来提前一年就叫我回国了。赴美之前，我已经听过不少讲座，对应用语言学、句法学、二外教学、语篇分析、Nida 的翻译原理、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Chomsky的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美期间，我听过Carol Myers-Scotton的社会语言学课，又在她的指导下做过 “Independent Study”。她注重实证研究，治学严谨而且要求苛刻，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一种宝贵的治学方法，这也是我在美国进修期间的最大收获。另外还有一门研讨课 “Discourse Analysis”，我用“同中国留学生讲一次经历”的谈话录音作为语料，写了一篇论文，这门课对我也比较受用。

问：回国后，您又是如何开展社会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的？

答：1981年6月回国后，我深感国内科学研究开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方法，比如，我们的外语教学经验十分丰富，但就是提炼不出理论来。我对那种流行的“说大话、空话、套话”的文风也比较厌恶，认为自己学到的方法有助于提高社会语言学论文的质量，于是我决定把传授科研方法放在突出位置，在自己的教课、编书和研究中积极实践。对于我的治学道路，许国璋先生曾这样评价过：“祝畹瑾带回来的不仅是这门学问的梗概和有关书目，更重要的是治学方法，而这更有普遍意义。”

社会语言学提倡依靠科学方法挖掘活生生的语言材料，加以论证，否则文章就没有说服力。一个例证就是我在美国写的一篇关于“同志”的论文，那里面的语料都取自小型对话，有生动的语境，我把“同志”这一称谓以及和姓名、头衔、职称搭配在一起出现的用法总结成7种形式并提出了4条假说，把语境和用法、形式和意义连通。Scotton教授看了我的论文，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与我合作修改。后来，我们联名把这篇文章发表在Language in Society上，署名时，我是作为第二作者出现的。文章发表后，即受到了社会语言学界一些权威人士的注意。现在有人觉得“同志”这个称谓已经不流行了，这篇文章没有多大意义啦。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文章提供的模式和假说仍然有价值。许国璋先生也看过这篇文章，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曾建议我增加一些实例，用中文写一篇文章发表。我当时因为已经开始了别的研究，没有听从他的话。1982年秋，Scotton教授来北大教书，我们做了“师傅”的调查研究。为了取得第一手材料，我到火车站、居委会、邮局、人行道上、公交汽车上听记各式各样人的对话，还到工厂开访谈会等，后来我写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上。我单独写了一篇讲述“师傅”调查方法的文章，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引起了汉语界同行的注意。

问：您编辑的《社会语言学译文集》一书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奠定了学科发展的基础，受到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一致好评。请介绍一下译文集的出版背景。

答：我回国后首先做的一件事是整理编写一份英文讲稿，第二学期开讲“社会语言学概论”。我在教课中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的学生阅读的文献太少，因此修一门课只能浮光掠影，知道一点皮毛。而我自己不论是在美国求学，还是回国后准备开课，我的知识主要是靠钻研原著获得的。

国内社会语言学书籍资料不足，1983年至1984年，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编译了《社会语言学译文集》。这本《译文集》精选了12篇社会语言学经典文献，其中只有Scotton的那一篇是她早期的研究成果，比较浅显，但从她的文章引入“语码转换”概念和研究方法对国内的影响却较大。我请Eugene Nida（奈达）为《译文集》写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文章，他在40年代担任过美国语言协会主席。我还约请许国璋先生作序，我把12篇原文全都交给了他，他特别看重Dell Hymes 的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写了那篇有名的序言文章《社会语言学和唯理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分歧》。记得在他家见面初谈时，许老谦虚地要我去找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先生作序，他又好像是在考验我的决心，指着桌上的一本书对我说，编译文集可不像编语法书有名有利。译文中的许多术语、概念在我国都是首次出现，用汉语讲明白英语社会语言学理论确实不易。当时所选文章大多是我请老师们翻译的，然后自己再逐字逐句校对，编写注释，等等。老师们都尽心尽力，比如姜望琪老师，大家不讲价钱，合作意识特强。我曾对外教Anne Herbert说过，编辑这个论文集，我在只有两成把握下就开始动手了。她后来还提起，说这种“冲劲”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问：您当年对工作为何有那么大的冲劲？有没有具体的动力激励您致力于社会语言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答：回顾当年这股“冲劲”，我认为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第一，我看准了国内需要开拓社会语言学这一新领域，社会语言学在美国出现也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有着研究社会语言学的肥沃土壤，但多数人对它还不了解。

第二，我感觉自己有能力为社会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尽一点力。

第三，有几位恩师的鼓励和支持。首先，我与Carol Myers-Scotton 建立了联系和友谊，她一直支持我研究社会语言学，给了我很多帮助。回国前，我给她留下了一些美金，拜托她为我购买并寄送相关图书。我以前能够跟踪国外社会语言学的最新发展，主要仰仗她的帮助。其次，我得到了奈达教授的支持，我是1983年暑期在广外举办的进修班上认识他的。他来北大短期讲学，曾经用了一个晚上跟我谈论社会语言学。再者，我还得到了许国璋先生的鼓励和帮助。

问：许国璋先生对您的影响挺大，许先生在哪些方面给予了具体帮助？

答：上面谈到了，许先生为我编辑的《译文集》写了序。在序言中他说“这是有功于学术界的一件好事”，这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我在1984年写了一篇《社会语言学述评》，投给《外语教学与研究》，许先生时任主编，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过程中，曾有意要我撰写“社会语言学”这一词条。1985年，当他得知我将被借调到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时，曾写信勉励我说；“你的学业在猛进中，不要放弃。”1987年12月，第一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在香港举行。听说许先生在会上曾这样提及我：“热衷于开拓新学科的真诚的学者”，由此可以看出许先生对我的厚爱。许老1993年病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纪念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对我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你”。是的，许先生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言学系列教材总序中替我回答了“社会调查是不是学问”的问题。

我在1991年6月查出患肾癌，手术后病休，从此只拿60%的工资。让我感动的是，许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许国璋 《英语》（修订版）重印的 10%的版税留给了我（我在北外进修期间曾编写了第三册中两课书的注释、例句、练习等），把其余的90%的版税留给了其他两位老师。记得出版社给我的第一份版税是一千余元，领到钱后，我万分激动，作为回应，我给许先生寄去了一张小小的精美的印有剑桥校景的贺卡（剑桥曾是他的母校），上面写了四行字：蒙赐重金，感激涕零，抗癌有方，重谒有望。

我还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关于许先生病逝的新闻报道中，许老被誉为“外语教育学家”，而没有称为“语言学家”，由此看出过去语言学家的称号并不像如今这么轻易可得的。我想，许老如若地下有灵，也会为学术上这般高标准而感到欣慰。可是，现在却有一种风气，动辄就给一些人戴上“某某学家”的高帽子，还不时冠以“著名”等字眼，我觉得现在的学术称号里水分太大了些。

问：您当年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工作都做些什么工作？还有时间继续自己的研究吗？

答：我先生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前后共工作了17年，我是在他最后一任当政务参赞时才被借调到那里的。我被安排在使馆的研究室工作，阅读英文报刊资料，编写有关所在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报告，我的工作受到了大使的表扬。后期，我也做了一阵子繁琐的使馆签证工作。

去使馆工作时，我随身带了一箱子专业书，一有空闲就读自己的书。我结识了贝尔格莱德大学两位语言学教授，后来写了《南斯拉夫的社会语言学》一文，发表在《国外语言学》上。还准备与其中一位教授合作做个课题，比较研究汉语称谓系统和塞尔维亚语称谓系统之间的异同。

问：您是哪一年晋升为教授的？

答：1986年我就可以晋升为教授。那年夏季，我正好回国休假，系里有人把申请表格送到了我手中。胡壮麟和陶洁是英语系首批晋升的教授，我被列在了第二批晋升教授候选名单上。我想，自己当时不在北大工作，就没有填写表格，主动放弃了这次晋升教授的机会。

1988年我回到北大继续教书，但没有赶上那一年的教授晋升，原因是他们以为我不会回校工作了，没有申报我的教授资格，1989年我才晋升为教授。记得有一次学校进行科研成果评奖活动，教研室主任胡壮麟在会上问我，《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参评行不行？我心想，哪有自己推荐自己作品的，就回答说不行。其实，如果按照《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的影响来看，获奖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问：您生病后，还做了哪些事？

答：我的直系亲属有三人死于癌症。1989年寒假，我身体不适，住院做了子宫和卵巢切除。术后没有休息好，就忙着上课，同时还在构思编写一本社会语言学教科书。在New Castle大学执教的李嵬教授曾对我说“你当初应该把称呼研究搞下去”，因为我已经发表了四篇研究汉语称谓的文章。但是，我的科研条件和身体状况不允许我再做实证研究了。我在北大英语系前后共讲过五次社会语言学课，1990年10月至12月还在洛阳军外讲过课。我了解国内需要一本适合我们水平的教材，所以把研究重心转移到教材建设上来。

我查出患癌症时，20多万字的《社会语言学概论》已经交出了三分之二的稿件，后来只好让研究生周红根据我给她的资料，起草“言语交际”这一章，清样出来后，也是她替我校对的。周红留在系里教书期间，我们合作翻译了一本美国社会语言学家Deborah Tannen的畅销书《你误会了我》，因为初稿出自她的笔下，所以虽然后来她再也没有为这本译作出过力（她去Toronto 大学读博士学位，定居在加拿大，做的不是语言学方面的工作），当北大出版社想要把我的名字放在第一位时，我没有同意。

我切除右肾后，身体虚弱得不能再上课了。三个月后，我家迁出了北大。但当时我还要继续指导硕士生做论文，就让他们到我方庄的住所来面谈。这项指导任务，我一直干到 1997年正式办理退休以后。

问：您是如何与病魔做斗争的？退休后，还做了哪些与社会语言学学科建设有关的事情？

答：医学界有一说法，癌症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惊吓致死，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误诊，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存活了下来。我很幸运，身上的癌细胞毒性较小，还没有转移。我的经验：一是得了病，精神不能垮；二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我觉得，术后我始终坚持做一些自己喜爱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退休后，我做了两方面的事情。北京语言大学有位老师来找我，邀我参加一位研究称谓的日本留学生的论文答辩。之后，我在家里给他们汉语学院的研究生讲授社会语言学，总共教了两个学期，每学期5名学生，还帮忙指导了其中三人的硕士论文。他们赶这么远路来我家里上课，令我感动。SARS那一阵，他们不能来我家，就把论文初稿寄来，我逐一细心批改，笔答指导。我还受邀在山西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讲过学。

另一方面，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我认为，社会语言学这门学科在我国成熟，最终要靠汉语学界的努力才能达到，不能总是两张皮，外语学者缺乏汉语语言学知识，而汉语学者又缺乏能力利用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我自己就是一只“lame duck”（跛脚鸭）。因此，针对我看到想到的问题，从宏观角度写了4篇关于社会语言学的文章。我还关注国外的发展动态和新趋势，在北大外院语言学沙龙上讲过我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思考。2005年，我花了将近一年的功夫和同道一起完成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交给我的任务，主编《语言学名词辞典》社会语言学部分。我每次出席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总有人向我提及《译文集》和《概论》给他们的引导和影响，并建议我出新版。对此我深感力不从心，对他们的期盼心中很是愧疚。目前，我正在修订《社会语言学概论》，希望能填补上这些年来我在社会语言学教材建设方面留下的空缺。

问：在开拓中国社会语言学和与癌症的顽强斗争中，您有什么遗憾？

答：我的遗憾就是当年没让我完成预定学业就回国了。否则，我的学术之路不至于如此艰难，不至于一个人奋斗如斯。不过，我也获得了回报，那就是《中国语言学人名大辞典》给了我一席之地，使我感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问：您结合自己的治学经历，给我们后学提些建议。

答：我在《社会语言学概论》一书的前言中写道：“此书献给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爱好者、传播者、开拓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社会语言学能在中国兴旺发达，我们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能达到国际水平。这也是我后半生挥之不去的社会语言学情结。

像许国璋先生当年对我们要求的那样，我希望同学们也能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治学不要过于狭窄，同时还要勤于思索，抓住自己这一领域内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总觉得，只要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别人有所帮助，就感到满足了。在北大风风雨雨、恩恩怨怨的岁月中，我的人生准则是，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作为一名教书匠，作为一名社会语言学的传播者，我很喜欢自己的教师职业，也喜欢和年轻人一起探讨学术问题。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

祝畹瑾教授小传：

祝畹瑾，上海人，1933年10月10日出生，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1950年至1954年先后在清华大学外语系和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1954年毕业留校任教，1997年退休。代表作有《社会语言学概论》、《社会语言学译文集》、“Som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Situation in China”等。

（孙继成、沈弘采访整理）

孙继成、沈弘 2008. 我的社会语言学情结——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祝畹瑾教授访谈录，《语言学研究》第六辑，321-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