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及其小说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梦的轻波

作者：葛 桂 录   
来源：http://sdxk.nttc.edu.cn/sdxk/qkzx/00217.htm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大学，南京21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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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及其多部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后，大大促进了普通读者对这位英国小说家非凡生活经历、独特创作风格，以及不朽文学贡献的了解和把握。20世纪下半叶，我们对狄更斯的评价总是特别强调其作品内容的批判暴露性特征、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局限性。不过，狄更斯小说的创作方法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相去甚远。对其人道主义思想，我们也应该给予积极而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  狄更斯   人道主义   中国    接受   影响

      [中图分类号]I 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0)02－0114－07

      [收稿日期]  2000－03－0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委社科基金项目《英国作家与中国》，课题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葛桂录，男，1967年生，淮阴师院中文系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著有《比 较文学教程》（执行主编）等。

   

  

一、“善状社会之情态的迭更司”

——20世纪上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在20世纪上半叶，每一个喜欢狄更斯作品的中国读者首先要感谢林纾，因为就是他最早把狄更斯领到了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文学家和翻译家，大规模介绍西方文学到中国的第一人，林纾之真正认识西方文学的妙处，也是在接触狄更斯之后，因而在其所有译作中，最重视的也正是狄更斯的小说。林纾从1907年到1909年间共翻译了狄更斯的五部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这几部译作被公认为林纾所有翻译作品中译得比较理想的小说。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的译品，才最早认识了英国这位久负盛名的伟大小说家。对我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林纾翻译介绍狄更斯小说五种并产生重要影响之后，民国时期又有一批翻译者陆续介绍了狄更斯的不少作品，深受人们喜爱。在长篇小说方面，薛一谔、陈家麟翻译了《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即《小杜丽》）；魏易翻译了《二城故事》（即《双城记》）；常觉、小蝶翻译了《旅行笑史》（上下卷，即《匹克威克先生外传》的节译本）[2]。狄更斯的中短篇小说也有一些翻译介绍，有的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狄更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个中篇故事《圣诞欢歌》（A Christmas Carol ）先后就有三个文言体译本、两个白话体译本和一个仿作改写本。其中，竞生的译本题作《悭人梦》刊于1914年《小说时报》21期；孙毓修的译本题作《耶稣诞日赋》刊于1915年《小说月报》5卷10号； 1919年上海东阜兄弟图书馆也出版了闻野鹤题为《鬼史》的译本；1928年上海商务馆出版了谢颂羔题为《三灵》的译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方敬题作《圣诞欢歌》的译本。而根据狄更斯这个故事改写的一篇仿作则是天津人一鹃刊载于《礼拜六》杂志上的《一个侮辱圣诞节的人》（上、下）[3]。为大家竞相翻译或仿作的这个中篇小说，通过一个年迈而吝啬的商人从极端蔑视圣诞节日到虔诚信奉圣诞精神，从冷酷无情到最终变得温柔慷慨这样一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狄更斯相信人与人之间必须保存更多信任和爱的伟大思想，反映了大家的共同心声；加之这篇小说是通过三个幽灵去展开情节的，构思奇特，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狄更斯的中篇小说《生活的斗争》（The Battle of Life）也是《圣诞故事集》中的一篇。这篇小说出现了周瘦鹃题为《至情》的文言体译本，以及陈原题为《人生的战斗》的白话体译本[4]。狄更斯的短篇小说《星》也有烟桥、佩玉的译本和周瘦鹃的译本[5]。周瘦鹃还翻译了狄更斯的其他小说，如《幻影》、《前尘》[6]等。

      20年代以前也出现了一些有关狄更斯的介绍和评论文章。1911年《小说月报》第二年第四期上就刊登了一篇为纪念狄更斯百年诞辰而发行精美肖像情况的介绍文字。孙毓修在1913年《小说月报》4卷3号上著文则首先称狄更斯“非独著于一国，抑亦闻于世界。”并高度评价狄更斯小说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文中还特别介绍了狄更斯描写人物的特长，足见作者对狄更斯小说艺术魅力的赞赏溢于言表，同时也表明本世纪初期中国对狄更斯小说的认识、接受着重体现在其作品鲜明的社会功能和精湛的人物描写艺术这两个方面。

      20年代也有不少对狄更斯作品的翻译介绍文字。1922年4月的《学衡》杂志第四期上刊有狄更斯的画像。1926年《小说世界》13卷14期到14卷25期连载了伍光建翻译的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现通译为《艰难时世》），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商务馆于1926年12月出版了单行本，该书译者序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另外，1928年10月魏易自译自刊了狄更斯的另一部名著《双城故事》。沈步洲等译注的英汉合注本《二城故事》也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本时期对狄更斯的评价介绍也出现不少著述。谢六逸在《小说月报》13卷6号上的一篇文章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狄更斯的创作情况。[7]文中把狄更斯称为继司各特之后描写社会贫困的最有势力的英伦第一小说家。《语丝》杂志刊载了德国批评家梅林格的《论迭更斯》一文。该文介绍了狄更斯这样一位最受德国人喜爱的大小说家，其具有旺盛创造力并确信民主主义、富于同情心的一面[8]。

      周瘦鹃翻译了狄更斯的一些小说，同时他还多次向我们介绍了有关狄更斯的一些趣闻轶事。如《爱修饰的文学家》[9]就反映了狄更斯成名之后的一个生活侧面。同时，周瘦鹃在该文中还以狄更斯小说艺术创作特点为例说明做小说本非难事，“但须留意社会中一切物状。一切琐事。略为点染。少加穿插。更以生动之笔描写之。则一篇脱稿。未始不成名作。”并指出狄更斯这种小说取材的方法特点对自己创作产生的诸多影响等等[10]。

      韩侍桁在《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一文中也认为狄更斯在英国文学中最与众不同。他有两种伟大的才干，即能够给死物加进人工的生气；能够象伟大的画家一般地捕捉与描绘人物的特形。文中特别强调狄更斯有一种讽刺家的才干，能够在刹那间观察出来某些奇异，而能生动地夸大地描画出来。[11]

      与20年代相比，30年代出现了翻译介绍狄更斯的高潮。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印行的林惠元译《英国文学史》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狄更斯的生活经历、创作风格、重大功绩及其人道主义小说的显著影响等基本情况，书中称狄更斯作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和最独创的作家，用小说来唤醒人们提倡合于人道的对社会弊端的改革，因而他是文学中改革运动的领袖。1931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清洁理女士所著的《迭更司著作中的男孩》一书。1933年吕天石《欧洲近代文艺思潮》（上海商务版）一书论及狄更斯时，也明确揭示出其作品中表现个人反抗社会的小说主题。1934年《国闻周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院秘档记——小说名家狄更斯夫人之泪史》的译述文章，则非常及时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狄更斯的情感经历、家庭生活中的不圆满状态以及在小说作品中的诸多表现，1935年《中学生》杂志55号上刊登的一篇朱自清写的《文人宅》（伦敦杂记之四），则带着我们参观了伦敦的狄更斯故居。1936年《文学》杂志6卷4号、6号上也载文介绍了英美国家纪念狄更斯成名作《匹克威克先生外传》发表百年的盛况。另外还有不少著作对狄更斯及其小说艺术作了详细介绍，如1935年出版的《西洋文学讲座》（英国文学部分，曾虚白著）、1936年出版的中译本《英国小说发展史》（Wilbur L.Cross原著）、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金东雷著）等。这些书籍也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接受狄更斯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

      1937年是狄更斯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纪念。这一年《译文》新三卷一期为此刊发了“迭更斯特辑”，翻译介绍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苏联批评家写的纪念文章《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文章指出，狄更斯作为一个人道情感的提倡者，其小说描述了小人物的境遇，同时其作品也体现出了明显的思想矛盾性：“他要想除去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社会罪恶，但并不去触动这制度本身，因此产生了他那拥护明确的缓和办法的创作活动，因此产生了他那希冀劳资妥协和贫富妥协的倾向。这产生了他那些和解的‘圣诞故事’，这些和解的倾向反映着作为一个中等阶层的人道主义者的迭更斯的性格” [12]。作者认为此种和解的倾向正是狄更斯思想意识中的消极面。通过这篇译文，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联学术界对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家的总体评价标准，进而也为建国以后我国学术界评论这些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西方作家奠定了一个基调。《译文》新三卷一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克夫翻译的《年青的迭更司》一文，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狄更斯童年的苦难经历、青年的创业过程以及创作方面的独特才能。另外，该期《译文》还刊登了许天虹翻译的法国传记大师莫洛亚写的《迭更司与小说的艺术》。《译文》新三卷三、四两期又连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上、下）。后来1941年的《现代文艺》二卷六期上也继续译介了莫洛亚的《迭更司的哲学》。以上四部分正是莫洛亚传记名作《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又由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单行本（1943年7月版）。莫洛亚虽是法国人，但对狄更斯的理解似乎比大多数英国批评家还要深刻，而且有许多见解异常新颖，启人心智。因此，译介莫洛亚这部评传对我国读者全面深刻细致地认识狄更斯是功不可没的。

      《译文》新三卷三期上还发表了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文章《我对迭更司所负的债》。另外，《译文》新三卷一期配合出版“迭更司特辑”，还刊发了有关狄更斯不同时期的肖像、生活、写作及住宅等方面的图片10幅。总之，《译文》杂志刊发的多篇译文及多幅图片为我们比较集中地了解狄更斯发挥了良好作用，也为30年代我国介绍狄更斯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40年代在狄更斯作品的翻译方面出现了新的高潮，而对狄更斯的评论和介绍文章虽不多见，但颇见新的角度。比如，朱维之就是从宗教的角度去接受和理解狄更斯及其作品的。他在《基督教与文学》一书中称狄更斯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笔下常流露着基督教的思想和感情，其许多作品的基础是建筑在《新约·福音书》之上的。[13]。林海则从比较的角度去分析评价狄更斯及其小说的创作特点。通过比较狄更斯与萨克雷的小说创作后，林海形象地指出：“迭更斯像一个宗教家，背着一面人道主义的大旗，站在十字街头说法，想以苦口婆心来挽回世道人心。萨克雷则俨然一个鲁克理细阿（Lucretius）派的哲学家，专门坐在十八层楼上的沙发里，俯着拖泥带水、蝇营狗苟的人群，顺便发出几声感慨，或来个会心的微笑”。但作者认为：“细想一下，坐十八层楼冷眼静观的萨克雷，要比站十字街头闭眼瞎说的迭更斯可靠一点” [14]。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如蒋天佐是从翻译的角度论及了狄更斯小说语言运用方面灵活之极、丰富之极的特点[15]；何家槐译的一篇文章则通过一个少年酷爱狄更斯小说的生动情形，充分展示了狄更斯作品不朽的艺术魅力[16]；林海在另文中也介绍了包括狄更斯式人道主义在内的有关狄更斯及其作品的详细内容[17]。

      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狄更斯作品颇为丰富。除以前各种译本不断得到再版外，还有不少是初版的译作。如邹绿芷翻译了《黄昏的故事》（收入六个短篇，1944年2月重庆自强出版社）和《炉边蟋蟀》（1947年11月上海通惠印书馆）；《大卫·科波菲尔》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6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董秋斯译本（1947年6月上海骆驼书店）；《奥列佛·退斯特》有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双城记》有海上室主译本（1940年4月上海合众书店）、许天虹译本（1946年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和罗稷南译本（1947年5月上海骆驼书店）；《匹克威克外传》有许天虹译本（1945年11月上饶战地图书出版社）和蒋天佐译本（1948年3月上海骆驼书店）等等。这些译本多数附有译者序或译后记之类的内容，比较详尽而深刻地介绍分析了小说家及其作品，这对指导读者理解认识和把握接受狄更斯大有助益。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翻译介绍狄更斯及其作品的基本情况如上所述。不过，狄更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无论在广泛性上还是在深刻性上，都比不上俄罗斯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文学曾引起中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的巨大兴趣和热烈向往之情，其原因是由于中俄两国在国情上具有相似性，而促成中俄两国在文学上的亲密关系的深刻共鸣，这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正是社会现实需要和文学本身的要求，使得中国作家群体对于俄国文学产生出这种喜爱和亲切感。相比较而言，包括狄更斯在内的其他欧洲作家在中国新文学作家心目中的地位要稍逊一些。而且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中那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浪漫主义的气息、人道主义的基调，也难以被主张为社会为人生的新文学家们普遍接受。更有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中国作家接受狄更斯小说所展现的英吉利民族心理和文化生活时，也多少存在着某些心理隔膜。因此，狄更斯在本时期就无法达到全面而深刻自觉接受的程度。

二、“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

——20世纪下半叶狄更斯在中国

      建国以后涉及狄更斯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题为《狄更司笔下的美国》的译文，该文译自苏联刊物。文中谈及狄更斯1842年美国之行及其《游美札记》，认为狄更斯的美国见闻激起了他的愤怒和责难，《游美札记》则是控告美国社会组织与一切生活方式的起诉书，暴露了美国奴隶主的原形。同时文章也指出，狄更斯该书在今天仍未失去真实性，它所暴露的社会和国家制度，也属于这个世纪的美国，它目前正在幻想把整个人民变成服服贴贴的奴隶[18]。

      我国对狄更斯的研究评价受到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苏联学术界在接受狄更斯时，特别强调其作品中的批判暴露性内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面性，以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且鲜明地反对英美批评界对狄更斯的认识评价。这在1956年《文史译丛》创刊号上刊载的两篇译自苏联的文章《英国文学概要》和《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后一篇文章的作者还说英国反动的批评家完全丧尽民族自尊心，完全不懂得爱护自己民族的伟大艺术，对其伟大遗产闭口不谈，或故意贬低歪曲，压抑其暴露性作品的意义，贬低他创造形象的批判意义，并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问题避而不谈，而把他称为浪漫主义作家。进而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批评家无法揭示出狄更斯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及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著作武装起来的苏联文艺学，才能给狄更斯创作以科学的评价[19]。受苏联学术界这种研究思路的影响，我国学者评价狄更斯的出发点及基本内容也大致如此。比如，全增嘏1954年写了《谈狄更斯》一文，其写作目的就是批驳英美批评家对狄更斯作品的弃绝态度。针对英美批评界认为狄更斯作品结构散漫、人物夸张、嘲笑露骨、感伤过分的看法，该文结合作品一一加以辩驳。文章最后也指出：“在今日之下来读狄更斯有重大意义。今天英美等国资本主义虽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仍然是很猖狂的。和资本主义做斗争，狄更斯仍然是我们的同盟军，仍然是一个坚强的战斗力量。”[20]

      紧接着以后的几年间，学术界和读书界都非常重视对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特别是在1957年和1962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形成了两次高潮。

      1957年我国大量介绍狄更斯，是由几部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和《雾都孤儿》等在中国上演所引起的。为满足观众对狄更斯及其作品了解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中国电影》和《大众电影》等多种报刊上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及其相关作品。尽管这些介绍都是一般知识性、鉴赏性的，但却为我国普通读者认识狄更斯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该年发表在《南大学报》第一期上华林一写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一文，分析了狄更斯的重要作品《艰难时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所采用的社会政治历史批评方法，后来成为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评价西方作家的一种基本研究模式。

      1962年是狄更斯诞辰150周年纪念，这更成为我国学者集中介绍评价狄更斯的一个契机，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批文章，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研究论文，由此也便形成建国后十七年中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真正高潮。

      值得注意的是南京大学陈嘉、范存忠、姚永彩三位先生写的文章。陈嘉的论文《论狄更斯的〈双城记〉》也是针对英美资产阶级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在《双城记》理解与估价上的种种不正确、甚至故意歪曲的说法而写的。文中既驳斥了不少资产阶级文艺批评家企图贬低狄更斯而说他诋毁法国大革命的谬论，也指出由于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和人道主义思想，使他对法国革命的历史过程采取一系列不正确、甚至根本错误的态度，但并未因此否定法国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21]。范存忠的论文《狄更斯与美国问题》则综述了狄更斯作品对19世纪中叶美国情况的反映以及对若干美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情况，认为对美国社会尽情刻画和揭露，他提供的材料在不少方面比传统历史家所贡献的更真实更典型，有很大的进步意义。[22]姚永彩的论文《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在指出狄更斯揭露社会罪恶同情贫苦人民的痛苦不幸的同时，也表明他那种以情感与友爱作为改造社会现实的药方的做法，会引导人们脱离正确的斗争道路。文中也指出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有害的一面，即以抽象的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力图以阶级调和代替阶级斗争。[23]本时期全面分析狄更斯创作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则是杨耀民发表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上的长达三万字的论文《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以上的一些评论文章都是侧重于思想内容分析的，而且又倾向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探讨，由此得到的结论就显得大同小异。王佐良在196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则是当时唯一的一篇侧重于狄更斯小说艺术分析的文章。该文篇幅不长，却紧紧抓住狄更斯的创作特点，指出在其小说艺术里，真实的细节与诗样的气氛的混合，具体情节与深远的社会意义的混合，幽默、风趣与悲剧性的基本人生处境的混合，正是这一切使狄更斯的作品丰富厚实，而且充满了戏剧性。

      总而言之，回顾一下建国以后十七年期间狄更斯在我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

      第一，对狄更斯的认识和评价受前苏联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在思想观点与研究方法论上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去分析狄更斯作品的思想内容，特别强调的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暴露性，对下层人民的人道主义同情，以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运用等等；同时也无不指出狄更斯的阶级局限性、宣扬阶级调和论、人道主义思想的两重性等内容，这由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然。

      第二，对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反驳英美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相关评价，认为以此可以捍卫狄更斯在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而介绍与评价狄更斯的另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古为今用，借此来认识看待现今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丑恶现实，着重看待的是狄更斯小说的认识价值和文献价值，对其审美价值多加忽视甚至排斥。其原因与当时中苏社会主义阵营与英美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使得对狄更斯的评价和接受就成为反英抗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起到了一种武器的作用，因此这一段时期的研究打上了鲜明的历史时代烙印。

      “文革”以后，学术界对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杰出代表的狄更斯的介绍与研究出现新的高潮。1978年《外国文学研究》创刊号上王忠祥的文章《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1979年《读书》第二期上赵罗蕤的文章《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都基本承续了文革前对狄更斯的总体评价，并为新时期以后比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学术界评论狄更斯奠定了基调。

      进入80年代，介绍和研究狄更斯的文章极多，并出现新的研究趋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涉及到的有关评论文章相当多，但毫无例外地都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而又凸现出其消极意义。有的文章评论中的“左”的倾向相当明显，这表明我们对狄更斯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主导思想还应该尽量客观而深入地认识理解。

      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卓越成就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时期就出现一些文章专门论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如任明耀探讨了狄更斯作品中别具一格的“怪人画像” [24]；郭珊宝则认为狄更斯人道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注意塑造儿童形象；[25]。其他还有文章谈及了狄更斯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女性形象和扁平人物形象等问题。

      关于狄更斯作品艺术特色方面的内容得到普遍重视，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潘耀泉的文章首先比较早的对此作了总体论述[26]。李肇星、郭珊宝、王力在其文章中也都对狄更斯的小说作了细致阐述，富有启发意义[27]。

      更值得我们加以注意的是，这时期评价狄更斯的作品，有些文章突破了传统定论，展示了更符合狄更斯小说创作实际情况的新认识。比如，《圣诞欢歌》作为一部充满人道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以往大多数评论都认为它提倡的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思想，而受到一致的批评否定。这种沿袭“阶级论”的过于简单的评论，到80年代初期受到挑战。郭珊宝在其文章中就认为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的探索，是对人怎样丧失人性和怎样复归人性的探索。狄更斯的深刻之处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不仅在于阶级压迫与造成贫富对立，更在于摧残人性、摧残一切人的人性，而一切人性的沦丧，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弊端和更深重的创伤。一切人性的复归正是社会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狄更斯的同情不仅倾注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且倾注于一切被迫丧失人性的人身上[28]。

      与《圣诞欢歌》在以往得到的普遍否定性批评相比，狄更斯的另一部作品《游美札记》获得的则是一致的肯定性评论。人们只看到狄更斯在作品中对美国社会生活和制度各方面，特别是奴隶制的暴露批评的一面，而这与作品本身叙述的实际情况也有较大出入。张玲在为《游美札记》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狄更斯访美时值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显得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狄更斯笔下对当时美国社会某些进步方面所做的肯定，符合历史真实。而以往有些评论家只根据本人研究这部作品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需要，对书中所反映的狄更斯的对美国的看法加以不确切的诠释，诸如把狄更斯对美国某些监狱管理制度的批评夸大为反映“监狱制度的惨无人道”，把狄更斯对于当时美国国民性和社会风尚以及日常生活的一般介绍或略试品评解释为强烈的贬斥和指责，也有的又由于肯定和赞美当时美国社会的某些长处和优点，而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这是狄更斯思想局限性的表现，等等[29]。张玲的这些看法对我们重新客观评价狄更斯作品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朱虹在1982年到1984年的《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有关狄更斯小说的一组赏析文章，涉及到狄更斯的绝大多数作品，这些文章后来汇集出版了单行本《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名作欣赏》杂志还从1984年第4期起连载了朱延生翻译的莫洛亚所著《狄更斯评传》一书的内容，这些内容也汇以单行本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另外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狄更斯的著述还有：罗经国所编《狄更斯评论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张玲所著《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赫·皮尔逊的《狄更斯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等。这些著作大大促进了狄更斯及其作品在中国的广泛普及和深入研究的进程，为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进入90年代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狄更斯的传记，如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和杰克逊的《查尔斯·狄更斯——一个激进人物的进程》（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得到翻译介绍。我国学者撰写的传记，如谢天振的《深插底层的笔触——狄更斯传》（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和薛鸿时的《浪漫的现实主义——狄更斯传》（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也得到出版发行。有关狄更斯的评论文章尽管在数量上远逊于80年代，但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均有很大提高。不少文章尝试用新的研究方法，从新的阐释视角深刻剖析了狄更斯作品的丰富内涵，得出了许多比较精辟的见解。比如，申家仁的文章就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角度来解读《大卫·科波菲尔》，张聪慧的文章则从叙事学角度谈论了《大卫·科波菲尔》的双重叙述机制，蒋承勇、郑达华的论文又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探析了狄更斯小说深层隐含着的童话模式。[30]这些文章都是我国学术界将狄更斯研究引向深入的标志。

      最后，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赵炎秋的专著《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1996年）。这是我国学术界对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的集大成著作，代表了到目前为止我国研究狄更斯作品的一流水平。作者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办法，把狄更斯15部长篇小说看作有机的整体，从思想、人物、艺术三个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其研究深入到了狄更斯小说的各个方面，显示出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征，为我国更进一步深入认识和接受狄更斯小说艺术作品打下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建国以来狄更斯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无论是作品译介，还是评论研究都取得很大成绩。同时也应该看到，建国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前，我国学者评论狄更斯时受前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大，主要是把他作为一个“为人道而战的社会批判者”看待的，所以就把狄更斯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代表”。与之相联系的是论及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也在肯定其揭示社会罪恶，同情关心弱者的同时，多强调指出其调和阶级矛盾，缺乏斗争精神，相信善必能战胜恶的所谓“消极”的一面。其实，就狄更斯小说创作方法而言，它与按生活原貌摹仿生活的“完全逼真”的写法存在很大差别，因此它离开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特点也很远。英国文学评论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1857－1903）将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称为“浪漫的现实主义”，正是看到了其独到之处。狄更斯那天生具有的浪漫气质，那抑制不住的瑰丽想象，不时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力，总想突破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临摹。只要与他同时代的另一现实主义小说家萨克雷的创作相比，就能明显看到狄更斯的创作方法是一种独特的带有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

      另外，狄更斯的全部作品都渗透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即使对有些作恶多端的人，也让他们最后受到感化、良心发现、弃恶从善，这也就是一种“圣诞精神”。他始终抱着明确的道德意图去创作，毫不犹豫地攻击社会罪恶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沦丧，并确信大多数人都是善的，时刻站在他们一边，给他们以温暖、安慰、信心和希望。由此我们对狄更斯作品人道主义思想的所谓“消极”面也应该给以积极的评价。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中已经注意到了以上论题，从而为我们认识和接受真正的狄更斯迈出了一大步。

  

      注释：

      [1]这些小说现在分别通译为《尼可拉斯·尼古尔贝》、《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奥列佛·退斯特》、《董贝父子》。

      [2]《亚媚女士别传》（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二城故事》载1913至1914年《庸言》杂志1卷13号至2卷1、2号合刊；《旅行笑史》（上、下卷），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

      [3]载1922年12月23日《礼拜六》193期。

      [4]周瘦鹃译本载1916年6月《小说大观》第6集。陈原译本由1945年9月重庆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1947年2月再版时，则改题为《爱情的故事》。

      [5]烟桥、佩玉译本载1918年7月5日《妇女杂志》4卷7号。周瘦鹃译本载《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上卷），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2月版。

      [6]《幻影》载《瘦鹃短篇小说》（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1月版。《前尘》载《紫罗兰集》（上册），上海大东书局1922年5月10日版。

      [7]谢六逸：《西洋小说发达史》，载1922年《小说月报》13卷6号。

      [8]画室译：《论迭更斯》，载1929年《语丝》5卷14期。

      [9]周瘦鹃：《爱修饰的文学家》，载《紫兰花片》第四集，上海大东书局1923年版。

      [10]周瘦鹃：《说觚》，载《小说丛谈》，1926年10月大东书局印行。

      [11]韩侍桁：《十九前半世纪英国的小说》载《西洋文艺论集》，北新书局1929年9月版。

      [12]许天虹译：《迭更司论——为人道而战的现实主义大师》，载1937年《译文》新3卷1期。

      [13]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青年协会书局1941年版，第284－285页。

      [14]林海：《〈浮华世界〉及其作者》，载1948年4月《时与文》3卷3期。

      [15]蒋天佐：《〈匹克威克外传〉译后杂记》，载1947年《人世间》4期。

      [16]何家槐译：《我是怎样开始认识狄更斯的》，载1947年《文艺春秋》4卷4期。

      [17]林海：《大卫·高柏菲尔自述及其作者》，载1946年《时与文》1卷24期。

      [18]载1950年5月10日《文艺报》2卷4期。另外，《翻译》月刊4卷3期（1951年3月1日）也刊登了一篇译自苏联的文章《狄根斯的美国丑恶暴露》。

      [19]伊瓦雪娃：《关于狄更斯作品的评价问题》，《文史译丛》1956年创刊号。

      [20]全增嘏：《谈狄更斯》，《复旦学报》1955年2期。

      [21]陈嘉：《论狄更斯的〈双城记〉》，《江海学刊》1962年2期。

      [22]范存忠：《狄更斯与美国问题》，《文学评论》1962年3期。

      [23]姚永彩：《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4期。

      [24]任明耀：《狄更斯作品中的“怪人”形象》，《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4期。

      [25]郭珊宝：《狄更斯的儿童形象初探》，《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1期。

      [26]潘耀泉：《狄更斯创作的艺术特色》，《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2期。

      [27]李肇星：《狄更斯描写景物的几个特点——读〈游美札记〉》，载《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1期；郭珊宝：《狄更斯小说的夸张》，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4期；王力：《狄更斯小说的视点与小说叙述观念的衍化》，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3期。

      [28]郭珊宝：《圣诞节的史克罗奇的两重性——读狄更斯〈圣诞欢歌〉札记》，《求是学刊》1982年5期。

      [29]张玲：《游美札记》序言，见张谷若译《游美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4月版。

      [30]申家仁：《〈大卫· 科波菲尔〉：自我的解脱与补偿》，载《佛山大学佛山师专学报》1990年1期；张聪慧：《重塑与改造——浅析〈大卫·科波菲尔〉的双重叙述机制》，载《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2期；蒋承勇、郑达华：《狄更斯的心理原型与小说的童话模式》，载《杭州师院学报》1995年1期。  

                              
  

On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Charles Dickens and
His Novels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By Ge Guilu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Dickens and a number of his works into china in the earlier half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mproved greatly the ordinary Chinese readers' understanding about this British Novelist's extraordinary living experiences, unique writing style and immortal contributions to literature. While in the later half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our understanding and comments on Dickens generally emphasized the critical characteristic of his works, his humanistic sympathy for the lower people and many limitations concerned with them. However, the writing method of Dicken's novels distinguishes remarkably from the general“realism” in literature, and we should also evaluate his humanism positively and objectively.

[Key words] Charles Dickens   humanism   China   acceptance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