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修辞学构成要项的思考

诌不通

整体而论，二十世纪的中国修辞学发展还算正常。研究队伍之大，范围之广，成果之多前所未有，确实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然而，这种繁荣越来越变成远离社会的自得其乐，修辞学感到了少有的孤独和失落。对此，修辞学家们心态各异，有“无意苦争春”的自欺，“恨无知音赏”的自慰，“徒劳恨费声”的自责，当然也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自省与自信。然而，怨天尤人、责己骂娘都于事无补。我们只有从根本上去探究，找出问题的症结，做出相应的决策，才能保证中国修辞学在新世纪的良性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回答的就是中国修辞学到底配不配称“学”的问题。中国现代修辞学作为科学本无问题，但从80年代末开始，一些学者指出它缺少科学精神，是不“学”有“术”，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做一些简要的界定。《现代汉语词典》给“科学”下的定义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可以看出，“科学”主要包含三大构成要项，一是研究的问题，即被反映的“……客观规律”，二是研究的目的，即“反映……客观规律”，三是研究的方法，即“系统地反映……”。以此律之，（一）修辞学的研究对象或问题指“语言表达”或曰“信息传递”的客观规律，它包含在定义的那个“等”中。（二）一门学科是否配称科学，主要取决于是否采取科学的方法，现代修辞学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其周密性虽不及自然科学，但与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较却并不逊色；（三）从研究目的看，修辞学所研究的“良表达”问题，可以说比任何一门科学更为重要，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了语言，而文明的人之所以文明，是因为有了语言表达最优化。无论什么科学研究、人际交往、社会实践，离开准确适切的优化语言传递都不可能实现。修辞学研究的目的正是揭示良表达的规律，进而指导人们的言语交际，促进人类智慧地生存。这就是说，修辞学称之为科学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为什么这门科学在今天“学”而不“艳”呢？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修辞学的构成要项进行重新审视。                              
                                                一
      1962年，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在《社会科学的逻辑》中说：“和在所有其他科学中一样，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或成功或不成功，或有趣或无趣，或富有成效或徒劳无益，恰与我们所涉及的问题的意义或趣味成正比例”［1］。1982年8月，他又在一次演讲中对科学的构成要素做了归纳，指出科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2］ 。这就启示我们，修辞学研究，它的起点——也就是“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待改进。“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知识与预期、理论与观察之间的矛盾。考察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我们所提出的问题确实不少，从词语修辞、句子修辞、篇章修辞到辞格，从语音修辞、语义修辞、语形修辞到语体风格，从常规修辞到变格修辞，从修辞本体到修辞与哲学、逻辑、审美、社会文化、物理心理之关系，从显修辞到潜修辞，从静态修辞到动态修辞，从修辞形式到修辞过程，等等，可以说，各个环节上的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这些问题都有着重要的研究意义，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所谓中国修辞学的繁荣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然而，科学的发展取决于旧问题的解决和新问题的产生，而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旧话重提，是换汤不换药。比如辞格研究，同一个辞格，从“定格”的那一天起，换了多少名称，可到头来还是那个老问题，比如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规范修辞与艺术修辞，常格修辞与变格修辞，辞规与辞格，零度与偏离，平直与奇曲等，除了后两种外，大都是名称上标新立异，实质上几无新意。试想，对一个问题，不是靠深入的分析去解决，而是靠更换名称去敷衍；不是用否定的方式去发展推进，而是用肯定的方式去“维持原判”，怎么能使科学进步呢？正因为没提出新问题，所以我们的修辞学研究才大都“没能脱出《修辞学发凡》两大分野的体系”［3］也正因为提出了新问题，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才能光彩夺目。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的，中国修辞学要想复兴，首要的问题是确实从本质上解决好（而不是换换概念包装）修辞学原理问题，从而通过“产生于对我们假定的知识的内在矛盾或者对我们假定的知识和事实间的矛盾的发现”［4］提出新的具有鲜明特点和性质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思索论证中建立新的理论，进而更有效地指导修辞实践。还如波普尔所说：“在所有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是问题的特点和性质——决定着科学成就的价值有无”［5］这又牵涉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二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只是确立了作为科学研究起点的对象，而对象本身并不就是科学。“只有科学方法以及采用该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才真正符合科学的涵义”［6］。回顾中国现代修辞学，凡是接近“科学”的研究，无一例外的都是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以理论修辞学为例，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之所以被称为“现代修辞学的第一座里程碑”，不仅是因为它提出了修辞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更重要的是陈氏采用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宗廷虎先生在《中国现代修辞学史》中说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相统一”，“分析法和综合法相统一”，“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相统一”。其实，简而言之，陈氏在根本上使用的是系统的方法，把修辞与题旨情景、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语体和辞体，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等重要概念有机地联系起来，然后借助适宜的具体方法，对每一概念进行或详或略的阐发。同样，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也做到了这一点。该书把三组概念——零度与偏离、显性与潜性和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环环相扣。再如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建立了二元统辖修辞手法的新模式”，把修辞现象联系在“平直与奇曲”、“衔接与跳断”、“齐整与错综”、“简省与繁复”、“顺序与倒序”、“常规与变异”几组概念的主干上。这就是说，科学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探究事项之间的关系。确定了事项之间的某种关系，就是对问题有了了解和认识。而事项间的关系自然体现到概念的系统联系上。考察修辞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方法论，连家传的带借来的，可谓洋洋大观，诸如什么信息论方法、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逻辑——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混沌学方法，什么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分析法、综合法、评点法，什么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个案法……等等等等。然而，客观地说，真正科学方法的使用者却寥寥无几。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有四大原因：一是盲目否定所谓传统方法如归纳法、评点法等。本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本无所谓好坏优劣，主要看使用者是否用来对问题作适宜的揭示。倪宝元、张宗正等的作家改笔修辞的研究，谭永祥对辞格的研究，都卓有成效，他们用的就是归纳法；钱钟书、周振甫对文艺修辞的研究，用的也是归纳法和评点法。更进一步考察，几乎所有的修辞学研究者都把归纳法作为重要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抛弃了归纳法，中国修辞学将举步艰难，当然，只用归纳法，中国修辞学也行而不远。只有双轨并行，才能快速前进。二是逃避演绎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修辞学领域也开始大谈方法和方法论了，一致的认识是，修辞学要想走出困境，就必须走出单纯归纳法的误区，大胆引入演绎法。然而，事实是，不少作者却对演绎法抱有叶公好龙式的态度，他们呼唤演绎法，但一旦有人使用，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比如笔者在《修辞学习》1999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小文《浅谈汉语的变性增义》，因为大部分用例没有注明出处，所以身边不少先生指斥我治学不严，不该自己“编”例子。其实这确实有点冤枉，因为作者的本意就是要运用演绎法和类比法去推演、生产修辞产品，揭示词语变性增义的显化规律。这还只是用演绎法去生产修辞材料，至于用演绎法去研究修辞学理论，如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更有不少人觉得看不惯，觉得有点云苫雾罩，不好把握。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一种现象+几个例子”的研究模式，而这正是我们要改变的。三是对新方法的使用只求新鲜，不重实效。这一缺点在笔者身上也很明显地存在着。1994年以来，我多次撰文，介绍、呼吁修辞学研究要使用运筹学方法、混沌学方法、交叉科学方法，还有什么哲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等，可自己在研究中或者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者干脆就不会操作。这说明，对新方法的选择，必须与所研内容有机契合，只贴标签是不行的。四是多种方法不能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修辞学体系不仅是一个概念的体系，也是一个方法的体系，我们缺少的正是这一点。
                                                三
      上文指出，方法是科学构成的关键。然而，方法只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有手段符合预期的目的，这科学才算是真正的科学。有学者指出，当代修辞学研究存在“自言自语”或“失语”现象，其实这主要是研究的无目的性所致，也就是说，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到底为了什么？目前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就是修辞学是一种实践性的科学。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任何一门科学，从它的研究目的看，都可分成理论的与应用的两种目的。理论修辞学旨在发现修辞变化的真象，它通过将研究修辞问题时所获知的表面事实的客观描述，找出并解释问题发生的内在关系，进而探求修辞过程的原理原则，建立系统的修辞理论，供自己或后人据以解释、预测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与其他科学研究一样，理论修辞学的构建，以基本假设为根据：一是假定修辞表达的正负变化，有其自身的秩序与规律；二是假定这些秩序与规律潜存着某种原理原则。理论修辞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揭示这些原理原则，以指导人们的修辞实践。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理论修辞学精品太少，除了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宗廷虎等的《修辞新论》、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等有数的几部外，大都是理论不论理，缺少深度和高度。对所有的语言使用者来说，他们所需要的并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具体的修辞操作方法。因此，修辞学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实用，为人们修辞决策提供科学而简便的方法。从数量上说，有关修辞应用的著述可谓不少，从如何选词造句设格，如何调音载义构形，到如何谈判如何辩论如何演讲如何问候如何安慰如何拒绝如何请求如何致辞如何赌咒发誓写情书搞恶作剧，林林总总，难以数计。然而，不少应用研究或者沿袭传统的研究，只凭经验和感悟，缺乏理论根据，或者搞广告式的产品展览，不新不鲜的定义，不伦不类的划分，不痛不痒的分析，结果自然是读者不明不白地离去。那么，应用修辞学应是怎样的呢？我们认为，它必须以理论修辞学为依据，把理论修辞学所揭示的原理转移到应用研究中，对理论成果进行验证性研究，从而得出实用性的原理原则，然后将之推演到同类情景中去应用，真正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说，实用修辞学所研究的各种技术只有是成“学”之“术”，才有指导意义。总之，我们认为，中国修辞学要想在新世纪复兴，就必须对其构成要项逐一检讨，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增强问题意识，方法意识，目的意识，从而提高其学科品位。

注释

［1］［2］［4］［5］[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97、2、97、98页。
［3］吴礼权《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今后所应依循的三个基本方向》《修辞学习》1997年第2期。
［6］张春兴《现代心理学——现代人研究自身问题的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