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评纪录片《最后的马帮》

湘里妹子

作者：李洪涛
(本文刊于《西南电视学刊》、《南方电视学刊》《电视研究》)
来源：西南电视
　　
   
     如今的纪录片作品，不修边幅者多；作深沉者多；作平谈者亦多；猎奇者多；夸夸其谈者多；而什么都没谈的更多……！很少有哪一部纪录片作品，能够被评论家们用之以“震撼”这个词汇。而由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和红塔影视制作中心近期联合推出的大型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荣获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优秀作品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奖；99年度中国纪录片学术奖、最佳音响奖；第8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纪录片一等奖、纪录片最佳摄影奖；第6届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奖长片二等奖、最佳录音奖；第6届“金熊猫”奖国际纪录片评选人文即社会类评委特别奖、最佳长纪录片奖提名、最佳创意奖提名；并先后入围2000年德国格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德国44届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等等），正是如今纪录片家族中，为数极少的，能够令人“震撼”的一部！

　　
　　一、纪录片——历史学家的手笔
　　
     地处云南省西北角的独龙江峡谷，是全省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镇，在此之前，为了能够让居住在高黎贡山西侧大峡谷中的广大独龙群众以及边防官兵，过上现代人生活，政府组织了一支穿越高黎贡山的国营马帮，专事独龙江峡谷的交通运输工作——这也是云南省历史上的最后一支国营马帮。
　　系列片《最后的马帮》，通过云南大地上最后一支国营马帮队在高黎贡山驿道上艰苦的生活环境，恶劣的生存状态的具像性描述，追述了改革开放年代，云南红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场巨变，以及这场巨变中，一群高原赶马人的心路历程。
　　这部系列纪录片从开机拍摄到最后播出，历时两年多，而事实上，当电视观众们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作品所描述的那群赶马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已经随着独龙江公路的通车，正式成为历史了。云南大地上的最后一支国营马帮，已于2000年3月正式结束其历史使命而退役。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感谢这部片子的选题策划和拍摄制作人员，用电视纪录片这种特殊手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已然消逝的历史。
　　马帮文化在云南红土地上的历史十分悠久，从东汉末期的五尺道，到南方丝路，在二十世纪滇越铁路通车之前，马帮驿道几乎是云南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手段。几千年的东来西去、南来北往，钻山越岭、风餐露宿，赶马人为这块红色的土地，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浪漫的、惊险的、猎奇的、神幻的、革命的……
　　几十年以前，当一批外地作家初到云南的时候，立刻就被这里的马帮文化吸引了。于是有了《山间铃响马帮来》、《神秘的旅伴》等一些革命加浪漫的马帮故事。在当时的作家笔下，马帮无疑是民族团结、西部开发、活跃边疆地区经济往来的一种象征。
　　然而，也仅仅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上一代作家引以为先进的马帮文明，已随着现代化交通的发展，成为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
　　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最后的马帮》以其一种历史巨著的大手笔，在留下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的同时，也以着墨极少，但却很有力度的笔锋，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深谷大山里人们深刻的生活变化和观念变化。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孤立的历史，现实也不再是一种隔断往来的单纯的现实。《最后的马帮》站在历史与现实的这样一个特殊交叉点上，记述了高黎贡山人在变革时代艰难、豪迈而又不屈的前进脚步。
　　由于作品不凡的气势和历史深度，《最后的马帮》突破了以往纪录片在选材上的局限。多数纪录片专家认为，纪录片善于捕捉生活中的瞬间，拍摄工作中充满诸多的不可知和偶发性，是一种更擅长表现普通人生活，表现边缘人生活和原生态文化的影视类型。而《最后的马帮》的突破，在于编导者以纪录片这种形式，大胆尝试了对于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摹写，并且在摹写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的同时，没有背离纪录片的基本原则，即保存生活原生形态的原则。这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突破。


　　二、纪录片——文学家的手笔
　　

    《最后的马帮》在选材上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更难能可贵的在于，它是用一种意缊深刻的文学笔触，来归纳这段特殊的人类生存形态的。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观众群，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一些习惯于纪实原则的观众，可能会觉得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已经过于强烈了，有“导演”之嫌。而对于更多的习惯于虚构性的电视剧、故事片的观众来说，作品对于这种非虚构的生活细节的编织、整合，仍有平淡、随意之感。
　　而笔者认为，这正是《最后的马帮》恰到好处的地方。《最后的马帮》不一定是标准、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纪录片，但肯定是大众传媒上最耐人寻味的一部纪录片。
　　作品中，马锅头夜宿山间的酒后歌声；丢弃亡马时的悲怆；谈论公路修通后对个人前途的自嘲；女马锅给儿子烘烤湿衣的那种微妙情感；以及大雪封山后悲壮的百马大突围，都是十分令人回味的生动细节场景。虽然编导在解说词中对于这些细节，均未给予任何评论性的语言，但细心的观众，已经从中体味到这些场景和细节所包含的深刻内涵了，不禁为之动情、动容。
　　全片争议比较大的两个情节，一个是赶马人赌酒被派出所抓获的意外事件；另一个是藏族马帮在县里寻找货源的那些过程。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两个段落着墨过多了，是否有必要占那么大的篇幅去写这两个边缘情节。
　　然而，这两个情节，都恰到好处地展现了赶马人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侧面。使这个题材的处理更具有了一种立体感。
　　事实上，在赌酒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作者已经用大量篇幅，描述了赶马人在高黎贡山驿道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枯燥乏味的文化生活，烘托了赶马人路上生活的孤独无奈。当赶马人把一张张面值一元钱、甚至几角钱的“赌款”捞到派出所桌子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怔住了，他们这哪里是在赌钱呢？一瓶仅值几元钱的扁担酒，值得这些闯过高黎贡山生死线的汉子们去“搏”吗？他们分明是以这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向孤独的、乏味的生存环境作一种无言的抗争。赌博，本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然而在编导郝跃骏的镜头下，“赌”在这里成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这也许正是郝跃骏比我们技高一筹的地方吧？
　　在影片后半部分出现的藏族商业马帮，也是这样的神来之笔，它通过藏族马锅头寻找货源的过程，出人意料地表现了在这条生死线上，商业马队与国营马队之间的市场竞争。如果把这种竞争放到别的地方，一点儿也不足为奇。然而，如果当你知道，这场竞争是为了争夺那条充满艰辛、泥泞、惊险的高黎贡山生死线上的运输权时，谁又能够不为之震颤呢？这条充满泥泞、艰险的高黎贡山驿道，维系了大山另一边数千群众的生存之需，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条驿路，还有一群又一群的高原赶马人，在依靠它而生存？赶马人们，甚至会为即将到来的失业而惆怅不已。
　　《最后的马帮》，正是通过这些实有力度的情节和细节，揭示了几千年以来，高原人最本质的生存状态，多侧面地反映了马帮文化的原生状态。而这些情节和细节，更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纪录片在开掘这种重大题材方面的潜力和优势，使我们不得不对纪录片进行新的定位思考。

　　
　　三、纪录片——社会学家的手笔 　　
      
      有些习惯于理性思维的评论家，一看完片子就迫不及待地问编导，这部片子的主题是什么？然而，纪录片毕竟不是可以任剧作家随意搓揉的故事片，它是无数瞬间与偶发性的准理性组合。我们应该先问问编导究竟在现场拍到些什么，然而再来研究编导的准理性蒙太奇。
　　事实上，作为一部纪录片，《最后的马帮》提供给人们的人文信息和理性思考，已经非常丰富了。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编导克服了自然条件给拍摄工作带来的重重困难，以入木三分的笔触，通过对一群赶马人的生存状态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在社会巨变中，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这个题材本身所具有的人文价值，已经超出了任何附加给作品的社会主题。简而言之，这部作品无须去向人们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它的人文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一段历史，以及处在历史巨变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对于社会学家们来说，纪录片不是工作的结束，恰恰是一些深度的人文课题的开始。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是调动人们的视觉和听觉去感知这个世界，然而再用大脑去琢磨这个世界。纪录片的最重要的价值，是它的认识价值。
　　我们可以想象，今后的文学作家要描写马帮生活，必须研究这部片子；今后人类学家要研究高黎贡山的人文历史，必须研究这部片子；今后的哲学家要研究人类曾经有过的生存状态和形态，必须参考这部片子；今后的高黎贡山孩子要知道他们上辈人的艰辛与奋斗也必须观看这部片子。
　　在人类学、社会学，甚至自然科学、军事科学的发展史上，许多有趣的课题也常常是从一部纪录片开始的（故事片大多无此殊荣）。
　　《最后的马帮》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 文化人必须对于人类的各种生存形态，给予最细致入微的关注。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然而，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云南本地的文化人，对于文化本身的关注比较多，而恰恰忽视了对于人们的生存形态的关注。
　　这个问题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是从事收集整理的人才相对多，从事创作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较少。而这个问题表现在影视创作方面，则是编导们乐此不疲地寻找各种民族文化的表象（比如歌、舞、服饰、传说、建筑、宗教、文字等），而对于人们的生存形态的描写，常常一笔带过，许多文化表象，在编导者的笔下，已经成为与当地人们生存形态无关的“纯文化”。许多编导、作家感慨，该写的都写过了，该拍的都拍过了，今后还写什么、拍什么？这实际上是文化人的一个重要误区！
　　历史唯物主义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人类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与那里的人们的生存形态紧密关联的，脱离了人的生存形态的文化，便是无源之水，只有观赏的意义，没有人类学的意义。
　　如果《最后的马帮》一开始就定位在表现马帮文化，把赶马人的歌舞、赶马人的礼仪规则，赶马人穿过的服装用过的工具、赶马人嘴边的行话黑话收集一番，再编导一番，也许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把片子全部拍完了。
　　然而，编导郝跃骏没有走这种捷径，他历时半年，四上高黎贡山，顶风雨、踏泥泞、住哨棚、大雪封山……吃尽各种苦头，为的是真实再现一段即将消逝的历史，以及在这场历史巨变中高原赶马人真实的生存形态，并以其艰苦的工作，留住了这段今天已然消逝的、活生生的历史。
　　片中大雪突围的艰险、雨中露宿、睡湿棉毯的无奈、丢弃亡马的辛酸……这些在浪漫的马帮故事中并不多见的情节，无不活生生地再现了高黎贡山赶马人的生存形态；而类似藏族商业马帮、赶马人赌酒、谈论独龙姑娘等这样一些在平时看来可有可无的段落，此时都成为这群人曾经拥有的生存形态的活证据，被赋予了人文价值。
　　对于这种潜在于文化表象之下的，生活原生形态的挖掘与发现，比文化现象本身，具有更高的人类学价值。对于一个纪录片编导来说，这是一个充满艰辛的使命。郝跃骏的纪录片，最初也是从关注文化开始的，当时他不是作为电视台记者，而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走入纪录片创作领域。而《最后的马帮》，应该说是郝跃骏在影视人类学领域的又一次突破。
　　

　　四、纪录片——电视人敬业精神的见证
　　
      如果有人问我，电视里什么样的片子最好拍，我会告诉他纪录片最好拍；如果有人问我，电视里什么样的片子最难拍，我也会告诉他，是纪录片。
　　说纪录片好拍，因为它可以见什么拍什么，不需要象电视剧那样绞尽脑汁去构思。有人对准地沟边玩泥巴的孩子猛拍半个小时，稍事剪辑便也成了纪录片；甚至还有人把摄像机架在教室背后拍老师讲课，录几段同期声，也敢自称是拍纪录片。
　　说它最难拍，如果你要真正把摄像机当作一种研究人类学的工具，还原人们的原始生存形态，那它所要花的功夫也许比一部故事片要大得多。
　　有人归纳，拍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拍摄技巧就是等、看、抓的功夫，要耗时间、耗精力、耗功夫，还得处理好与拍摄对象的人际关系，别让当事人怵镜头。
　　然而，在大城市里，或者在一个生活宁静的小山村里等、看、抓和在一条充满艰验、泥泞的马帮道上等、看、抓，又该有多么悬殊的差别呢？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并没有正式对郝跃骏进行过采访，只是大略知道为了拍这部片子，他们历时半年四次走上高黎贡山，四次跟随马帮翻越高黎贡山，在独龙江峡谷最长的一次一呆就是四十天……。每一个有过纪录片现场工作体验的电视人，透过一个个镜头，已经足以看到拍摄过程的艰辛。我们不得不惊叹郝跃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竟然能把徒步跟拍的镜头拍得那么稳。我们难以想象，在泥泞的驿道上，在大雪封山的季节，并不算强壮的郝跃骏扛着十五公斤的摄像机，加上野外工作必须备足的电池、磁带及其他器材又是十几公斤，从高黎贡山东脚到西脚，难以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我们更不能不惊叹，雪山大突围那段长达十几分钟的镜头，剪辑后的节奏张力，竟犹如出自一部资深导演手中的电影故事片，让人看了喘不过气来，仿佛自己也置身于海拔四千米以上。
　　节奏张力、动作线、营造氛围……这些影视术语在纪录片评论中本来是极少见的，但是在《最后的马帮》里，这些别人的纪录片里没有的东西，这里都有了。编导者以一种朴实的画面语言，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动听的关于赶马人的故事，令人紧张、令人动情、令人沉思，甚至令人震撼……
　　云南电视台每一个翻过南磨王山哑口的记者，回来以后都会带来一大堆历险故事。据说，有位记者掉队以后遇到老熊失声惊叫，结果他的叫声把老熊吓跑了。然而，郝跃骏从南磨王山哑口回来以后，带回的历险传奇似乎最少！也许，长期的纪录片生涯，已经使他对这一切习以为常了，对一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习以为常？
正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最后的马帮》不仅完成了它的历史学家的使命、文学家使命、人类学使命、政治使命，同时也完成了电视艺术家对于电视艺术的本体使命。
　　那段雪山大突围的镜头拍完以后，我们的电视制作人自己是怎样从已被大雪封住的哑口突围的？夜晚在冰天雪地的“东哨房”，或者在塑料棚下的湿棉毯里睡觉，郝跃骏和他的伙伴们是否打过抖？……好在现场有另一台数字摄像机，记录下了制作人们本身所经历的精彩场面。毫无疑问，那将是另外一部更为精彩的纪录片，我们期望着这部用另一种方法拍摄的纪录片的早日完成。

　　《最后的马帮》也许不是学术意义上最严格的那种纪录片，正统的影视人类学专家，也尽可以对蒙太奇技巧持有各种异议。但是，《最后的马帮》在大众传媒上，可以肯定是一部既有社会意义、学术力度，又具有观赏性的好片子，而这一切都是与郝跃骏超人的工作毅力分不开的。
　　《最后的马帮》不仅是郝跃骏纪录片在影视人类学意义上的一次突破，同时更是影视本体理论与纪录片可视性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影视人类学与大众传媒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
　　作为一名电视人，同时也作为一名观众，我们更期待这样的纪录片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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