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总结：中国十位高级学者劣行

匪首

2003年总结：中国十位高级学者劣行[转帖]
前言：
在西方世界，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说法，这就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一个著名学者曾说：“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知识分子在西方“是”社会的良心，到在中国“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人们大概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
所谓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英文是conscience，词义是sense of right or wrong。所谓“社会的良心”， 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因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探索真理，而他们的本能就是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思辩，对社会现象做出道德的判断。虽然 “知识分子” 的概念尚且没有人人认可的内涵 (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但位于一个国家学术金字塔顶尖的教授院士怎么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吧？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教授院士是“社会的良心” 吗？
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国的教授院士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他们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事实是，几十年来，中国的教授院士为了一己私利，一直在昧着良心，欺骗公众，欺骗社会。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信任，教授院士对中国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也就十分严重。
下面作者罗列2003年网上部分资料，列举的所谓十大“社会精英”均与2003年国内外重大事件背景有关的高级学者，是学术精英的耻辱。
1、“京城四少”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伟教授。他在年初在政协会议上语出惊人--“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北大这位姓刘的经济学家，据说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他把 自己的几本书翻来覆去地“排列重组”，一版再版。这件事已经够无耻，没想到他还在北京市的政协会议上发表高言大论：“北京的堵车让我感到欣慰，因为堵车象征着经济的繁荣”。
想来刘伟教授也是有车一族，不必像数百万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每天都得挤在闷罐车似的公交车里上班，往返花费三四个小时而精疲力竭。所以，刘大教授能够出乎庐山之外看庐山，给北京的“马路停车场“投去充满诗情画意的一瞥。我不懂多少深奥的经济学理论，但我想，如果按照刘伟教授的这种理论去思考，既然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那么犯罪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钱多的地方小偷盗贼才多；色情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饱暖才能够思淫欲嘛；瘟疫也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瘟疫总能促进制药和医疗行业的发展吧？这大概也算是一种“逆向思维“、“语不惊人死不休“吧？

2、“嫌贫爱富”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他宣称，北京早就实现了现代化，其标志是大部分北京人都已经在郊外拥有了“第二居所“。我不知道厉大教授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是他亲自调查出来的统计数据吗？还是援引权威部门的资料？反正，我只知道自己身边诸多收入还算不错的“白领“朋友，都还在为 “第一居所“的款项筹措而苦不堪言，何来“第二居所“呢？“白领“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普通职工乃至下岗工人了。大概在厉大教授的研究中，下岗工人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吧。
厉以宁精彩语录：
1、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
2、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3、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
4、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5、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6、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7、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公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3、“满嘴跑火车”的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张召忠。
我本以为，身为“国防大学军事科技与装备教研室主任、教授，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不可能对美军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威力和战场监控系统的严密性缺乏了解；可是，以张为代表的军界精英仍然不肯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几十万伊军在精确而猛烈的空中打击中灰飞烟灭、卫星加阿帕奇使得美军的补给线畅通无阻……
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被称为“军事专家”的张召忠。这位在北京“中央电视台” 点评伊拉克战事的专家，也像萨哈夫那样，以大胆胡说，每评必错出了大名。他虽然没有像萨哈夫那样成为世界级的“佐料”，但也足够在13亿中国人中成为长久玩味的“笑料”。 张召忠评论的可爱劲头，绝不次于萨哈夫。试举几例：对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攻进伊拉克，张召忠说这是萨达姆的特殊战略，要诱敌深入，然后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美军打下了巴格达机场，张召忠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码，然后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了巴格达，张召忠则说这是萨达姆像诸葛亮那样设置的“空城计 ”，待十万美军进城后，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当这一切都没发生之后，张专家则抱怨伊军没按他的分析来打，纳闷地说，“几万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到底哪里去了呢”，那口气就像当年电影上国民党军官的感叹：“共军去向不明，哪儿去了？”
这堂堂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国防大学教授”，以如此这般“智慧”教导中国军队的准军官们的话，那打起仗来，解放军还不得落个比共和国卫队还“不见影”的下场吗？中央电视台和国防大学重用如此这般“专家、教授”，真是一点国家利益也不考虑呵。

4、被捉死奸的教育局长（不知名）
其入选是因为他的职位头衔本身极具本行业的象征意义。
单是标题，《大连庄河教育局长与神秘女子赤裸毙命车库内》已言简意赅，辅之以“正文”，媒体报道算是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兼官场现行记添加了一节浓墨重彩的华章。
微言大义，“最让人难堪的是他们的衣服都没在应在的地方”之类曲笔，使读者领悟到，教育局长赤膊上阵，以命相许，倾情演绎了“满口三个代表，一心男盗女娼”的官场时尚，实在可歌可泣。
要不是学生宿舍发生火灾，要不是火灾扑灭后，上级领导听取汇报走过场，生要召见局长大人，能斗胆撬开局座密闭的车库，随即在密闭的坐驾内当场捉死奸吗？穷不能穷了领导，富不能富了农民。
论理，“三个代表”外，局长肯定还清楚“三讲”，但意外蒙难，不幸死亡，我认为局长恰好缘于“三不讲”：一不讲学习，不明白空气是最可宝贵的，锁闭加空调，贪图安全加安逸，违背科学害死人；二不讲政治，居然不知道最危险的地方诸如宿舍与办公室之类最安全，缺乏大局观，耍小聪明，把自己双重锁闭于阴暗的“死角”；三不讲正气，教育局长身体力行普及性教育知识，实至名归，何不正大光明，偏要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5、“铁嘴钢牙”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首席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教授。是他向中外记者宣布“衣原体绝对是主要元凶”。据4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介绍，洪涛院士在2月18日就首先通过解剖病人尸体发现衣原体样颗粒，并以此为起点，该中心目前已有了围绕衣原体在“病原形态学、免疫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等多学科的非典型肺炎病原的联合攻关”。4月10日下午，在一个官方发布会上，洪涛通报了中国疾控中心发现冠状病毒的消息。但他同时表示，“个人认为，可能是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发生作用”。12日，洪涛再次公开表示，“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同时存在”。即使到了4月23日，洪涛院士还在中央电视台上说：“我们发现衣原体老跟冠状病毒伴随，很可能它们两个有什么协同作用，要么是协同，它需要它，要么是它感染了，铺平了道路，冠状病毒给衣原体的供给造成温床，铺平了道路，这种可能性都有的。”
洪院士是搞病毒研究出身的，他凭借一双72岁高龄的昏花老眼，观看来自极少数几个病人的、放大了数千倍甚至上万倍的电子显微照片，然后就铁嘴钢牙地咬定sars病原是衣原体，面对全世界的众口一辞，仍旧坚持自己的“发现”，其勇气、其自信真能让人敲破胸膛。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就根据这双昏花老眼来组织联合攻关，政府并且依此来压制、排斥临床医生的不同意见，这一切都令人感到这根本就不是在搞科学，而是在搞政治。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洪院士来说，重要的似乎不是找到sars的真正元凶，反倒是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我倒想问一问：到底是院士服务国家呢，还是国家服务院士？虽然科学研究允许出错，但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应该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和胆识。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中国的院士不仅学术水平低劣，道德水准也不达标。

6、热衷“科学家伦理道德建设”的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他2003年5月率领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但哈佛大学校长拒绝接待他们，理由是，哈佛大学对于来自sars疫区的学者和学生都有隔离十天的规定，为一视同仁起见，“决定不予接待”。
据北大“校长信箱”版主的介绍，许院士率领的这个“中国科学院院士代表团”出访美国的目的是“为加强院士队伍的建设，制定科学家伦理道德建设等方面的规范和制度”。道德乃立身之本，因此把上面的官文翻译成老百姓的话就是：中国的院士要向美国人学习如何做人。
中国的院士对“道德建设”突然间的热心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学术腐败在中国愈演愈烈，学术腐败在中国众所周知，学术腐败的主角多数是院士，反学术腐败的声浪日益高涨，学术腐败关系到了中国院士制度的生死存亡。因此，中科院精心导演了两出大戏。第一出就是大张旗鼓地向国人宣布，中国的院士“自律”了，中国的院士道德了，证据就是有两个院士被开除了。中科院的第二个杰作就是要为学术腐败正名，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说法”，把它叫做“学术不端或不良行为”。这出戏刚一上演，就遭到全国上下的一阵痛骂，结果灰头土脸地收了场。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真想提高道德水平，中国科学院于是再次派出了这个由许院士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但遭冷眼旁观的美国朋友唾弃，丢了院士的脸面。
与此同时，一个湖南省高教代表团在美国考察期间发生车祸。人们发现，这个代表团的七名成员都是什幺校长副校长，其中只有一人懂英语。中国有三十个省、市、自治区，有上千所高校，校长、副校长，再加上科学院士、工程院士，总也有个万八千的。每年类似的考察团不知道要派出去多少个，还有所谓的“高级访问学者”，在国外一住就是一年。考察什幺呢？跟人家交流什幺呢？在信息化的今天，有必要非得亲眼看、亲耳听、亲手摸、和人家面对面地交流吗？你们自己不嫌累，就不怕人家烦吗？老实说，人家最搞不懂的，是你们到底花钱去干什幺？你们哪儿来的那幺多时间？你们从哪儿搞来的那幺多的金钱？

7、最早丧失社会良心的中国的学部委员钱学森。想起他是因为“神州五号”上天后媒体报道了他在病床上接受人们的鲜花祝贺。他入选的原因（贡献）是鼓吹亩产万斤与饿殍遍野的客观事实强烈的对比反差，他应对3千万无辜生命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部分责任。
作为两弹一星的元老，早在“大跃进” 时代的1958年，中国的学部委员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 的可能性。在一篇文章的开头，他引用了一首民谣：“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下，明年火车还嫌小”。当时河南有的地方先后“创造”了亩产两千多斤和3530斤粮食的纪录，于是钱委员自问自答道：“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的计算又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据说他的文章还真的使毛泽东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 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说，钱学森可能并没有错。但在现实中，即使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这，两个 “如果”是明显不可能的。而放在1958年、1959年那个已经危机四伏、饿殍遍野的年代，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那就是明显的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可能是中国院士丧失社会良心的最早例子。

8、打棍子起家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今年早期国内的媒体又在炒做克隆了，其题材有二，一是著名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提出要“多克隆几个何祚庥”，何祚庥院士是这样说的：“多克隆几个我也是可以的”。二是法国的一个叫做雷尔运动的邪教组织已经克隆出了人，虽然学术界还有着争论，但流氓媒体如获至宝，大肆跟进狂炒。
何祚庥为什么要克隆何祚庥呢？大约在数年前，那时的何祚庥还不相信克隆技术，曾经多次透过国内流氓媒体批判克隆技术是伪科学。前一时期，中国媒体上讨论起克隆技术，因为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领域曾经是十分领先的，几乎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后来却让国外人领先了，一些中国科学家对国外的克隆成就心中存有不服，于是有人提出疑义，在国外对于克隆羊多利也有不同的意见，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学术之争，非常正常。可是，不甘寂寞的祚庥兄也借机跳出来表演了一番，虽然祚庥兄对生物学领域完全是个外行，但毕竟有几十年判官经历的积淀，判官棍法一抡果然不减当年，他批判克隆技术的理由就是：重复实验没有成功，因此不符合科学方法论的原则，由此，祚庥兄一下子就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把多利羊以及克隆技术定性为伪科学。看看，这个从来也没有进过实验室的祚庥兄就这样轻松松地站到了科学家们的头顶上啦，真是科学的化身呀。只是，祚庥兄的判官棍打不到国外，国外科学家照样研究克隆技术，据说今年还要克隆人呢。
这个叫做何祚庥的家伙总是跟形势很紧，这一次，何祚庥院士真的又是与时俱进了呢！

9、受之有愧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院士。据媒体六月二日报道，当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在京闭幕之际，刚刚过完９０岁寿辰的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院士摘得奖金额为１００万元的光华工程成就奖。
这回国家动了真格的，不仅给了货真价实的特大奖，其总金额达到１００万元人民币，而且是在江主席讲过话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而且授奖者也是大名鼎鼎的钱正英和朱光亚，而且恰逢张先生９０周岁寿辰。所以这意义这巧合真的非同一般。难怪国内各大媒体均纷纷转载了此条消息，也许想借此机会进一步肯定三峡决策的正确性，也许因为名人得大奖具有非同一般的媒体效应。
我不是为张教授得这大一笔钱不舒服，也不是为张教授获得这高的地位和荣耀而发了红眼病。感到有些不舒服的是在所有这些世俗东西的后面，一些看起来似乎风牛马不相干的事情让人有些不好受。如果你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略知一二，如果你去问一问因丹江口水电站而远迁到湖北省锺祥的河南移民他们过得怎么样，或随便采访那些正在搬迁的三峡移民，他们对三峡工程究竟怎么想。今年夏天8,9月份深受黄河三门峡水可倒灌而流离失所的渭南农民怎么想？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3年坚决反对三门峡工程黄万里被送往清华大学的三门峡基地打扫厕所并接受批判。黄万里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少有的硬骨头，无论劳动改造还是历尽磨难，他绝不低头认错，在三门峡白天劳动，晚上还在构思并写作他的治黄论文。

10、见利忘义的二陈等十四位专家。陈兴良，中国人民大学87级刑法博士，中国首届十大青年法学家之一。陈光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刑事诉讼法学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2001年9月19日，陈光中教授等14人参与了由北京部分刑法专家、刑事诉讼法专家、法医学专家在钓鱼台大酒店第一谈判厅召开的案件专题讨论，并在会议出具的《沈阳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上签字。
8月15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轰动全国的刘涌特大黑势力团伙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为由，将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首犯刘涌被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趟水本案的十四位专家，平素口口声声的维护公平正义，却是极大地破坏了程序正义，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强调的本案存在刑讯逼供的意见，导致二审判决写上了“不排除有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这样的话！
陈兴良等拔剑出京城时，都说刘涌案要记入法学院教科书，只是不知是记的是中国法学界的耻辱还是光荣。通常来说，一个案件，尤其判例法教科书，一边倒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即使刘涌案控方有过错，如果不同时记入这份专家意见书如何破坏司法正义，那真是中国法学的堕落、学术精英脱离人民的标志。
法学精英们出席论证会是收费的，传说是每人30万，精英自己辩护说才3千元。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我觉得田大律师只给这些法学大师们如此重要的有钱的当事人案件才3千元报酬，简直是对精英们的价值和劳动的蔑视。你相信吗？反正我不信。
以上根据2003年大事：三峡大坝，三门峡与渭南水灾，sars，伊拉克，刘涌案，贫富差距，克隆技术，***，神舟5号，官员腐败等现象在学术界的反映作一小结。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