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women

张咏梅 邹佩丛

　　孙中山的祖籍在紫金还是在东莞？自四十年代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问世以来，已争论了半个世纪。在争论中形成了“东莞说”与“紫金说”两种毫不兼容的论说。而争论的焦点则是孙中山是否为客家人。如果孙中山祖籍紫金，那么孙中山就是客家人；而如果孙中山祖籍东莞，那么孙中山则是当地人（即广府民系,广东人，下同）。因此，争论的关键还是孙中山祖籍何处。

一、关于孙中山的祖籍问题

　　笔者查阅了大量关于孙中山家世的有关资料与著述，并结合孙家生活的实际情况，认为孙中山祖籍东莞即“东莞说”比较合理。有关证据如下：

　　1、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在1931年4月26日就国民党党史会钟公任到访时说：“孙氏始祖在东莞县。至五世始迁中山县。其后于此县中曾迁徙过一二处。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1)这是出自孙中山姐姐之口的重要口碑史料。

　　2、在翠亨附近的谭家山孙家坟场，葬有39穴坟墓，其墓碑所刻墓主名讳与《孙氏家谱》、《孙梅景等人卖田契》、《乐安堂仕合号账册》、《孙达成兄弟批耕山荒合约》(2)所记载的孙家人名名号相吻合。据《孙氏家谱》记载：“始祖、二世、三世、四世祖俱在东莞县长沙乡（即上沙乡）居住。五世祖礼赞公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居住。”而这些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先祖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就已自东莞迁至香山，同时也证实了南?附近的左?孙氏与翠亨孙氏是同源族亲，其先世均来自东莞上沙。(3)

　　3、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与来自东莞上沙的孙姓族人同开恳亲大会(4)留下了合影一张(5)；回翠亨后又与妻子卢慕贞、大哥孙眉、大嫂谭氏、女儿孙?、孙婉到左?与孙族叔伯在左?孙氏宗祠合影三张(6)。这些则是孙中山承认与左?和东莞上沙孙氏有渊源的证明资料。

　　4、清朝档案称孙中山是左?头人。“孙文，原字帝像，别号逸仙，改字载之，香山县蔡坑村人，现改称早埔头人，”(7)翠亨村过去也叫蔡坑村，早埔头的“埔”字有“普”与“步”二音，就引文而言，“早埔头”是隶属香山县的一个村名，而其发音与“左?头”十分相近，因此可以断定其所指即为左?头村，这至少应看作是孙中山与左?头村有关系的一个佐证。

　　5、孙妙茜的孙子杨连逢证实孙妙茜只承认东莞为祖籍，从未讲过紫金方面的事情；而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的后人孙满、孙乾等人则一直坚持祖籍为东莞而拒绝承认紫金，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8)

　　6、肖嘉、余蕴洁所收集的关于孙中山送照片给东莞孙族之事的口碑史料称：“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时，据说有一次东莞县沙溪村数十名孙族父老，曾应邀到广州参加恳亲会。孙中山先生给他们赠送了照片一帧，相片两旁悬有一联云：‘萃子姓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传莞岭；妥先灵于寝庙，宗念功，祖念德，三房俎豆贡香山。’”(9)这与左?十八传孙俊邦孙俊棠于清光绪年间为祝贺东莞上沙孙氏大宗祠重修而撰写的对联“萃子?于家乡木有本水有源五世箕裘开莞岭，安先灵于寝庙功念宗德念祖三房俎豆贡香山”(10)的内容是一样的。

　　7、近年，还有一位“紫金说”者谈到孙中山曾往东莞拜祖的事实。(11)

　　8、1942年“紫金说”流行以前，有关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著述都采用孙中山先祖由东莞迁居香山的观点，而这种观点的众口一词即无分歧则说明孙家对先世的源流与祖籍是既清楚又肯定的。

二、关于翠亨孙氏的语言、风俗习惯问题

　　若翠亨孙氏来自紫金，即为客家人。有关史料证明：过去，翠亨地区客家人与当地人是分村而居的，语言、风俗差别很大，客家人与当地人一般也不通婚。现将翠亨孙氏的语言、风俗分析如下：

　　(一)语言方面：现有孙中山1924年5月在广州的讲话录音流传于世，孙中山的讲话分国语与粤语两种，其国语的发音与腔调地方特色不明显，而其粤语则是地道的带有香山地方音的广州话（白话），绝对不是客家话(12)。如果孙中山是客家人，那他能否讲出如唱片所存下来的一口流利的白话？笔者认为是很难的，此为其一。当然，生活在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与三合会员学武，家中又“终年养一来自嘉应州之风水先生”，加之孙中山天资聪颖，即使会一些客家话也并不值得奇怪，然而至今没有任何史料称孙中山是讲客家话的。其二，孙中山自称所操方言是粤语，“予途遇之华人既稔予为粤人，始以粤语与予相酬答，且语且行，步履颇舒缓。”(13)而粤语则专指广州话。其三，林百克先生称孙中山所讲的方言是粤语，“他在店里对顾客所用的是楷奈楷方言，和店中的同事讲的是广东话。”“他的发音是照美国的；英文中有几个字母，广东人所难读得正确的，他都能读的一些儿不差。他在数十年中，尽力于建造民国，所用的大半是粤语国语，但是他的英语一点儿没有错误。”(14)不仅如此，尚有如下证据证实孙家是讲当地白话的：1、孙妙茜之孙杨连逢长期与其祖母居住，直到孙妙茜去世。他说翠亨附近虽有很多客家村，但翠亨村民一直讲当地话，他的祖母也讲当地话(15)。2、孙中山、孙眉的后代也都讲白话，不讲客家话，孙眉的后代说听不懂客家话，也没发现他们的先辈讲过客家话(16)。3、与卢慕贞、孙妙茜相熟，与孙科同辈，曾经参与孙家祖坟搬迁并一直负责料理祖坟的孙社正老人目前尚在，他的祖父孙茂成与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是同宗兄弟，原住迳仔?，后因“投家口”到南?生活，故孙社正讲的是南?白话，他说他祖父讲的也是白话。4、目前健在的崖口杨惠芳老人早年与孙妙茜和孙眉妻子谭氏有所交往，她在今年6月15日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孙妙茜和谭氏都讲白话，不讲客家话(17)。以上资料证明：孙中山及其大嫂、姐姐以及孙中山、孙眉的后代都讲白话，孙中山的宗亲孙社正、孙中山的外孙杨连逢也讲广东话。试问：如果孙家是客家人而不讲或不会讲客家话，那不是很奇怪吗？而如果不是当地人，何以大家都讲当地广东话？难道整族（据考孙中山出生前后翠亨村有同宗孙姓六、七户）的客家人能在同一时间完全改讲当地话而忘掉祖传的客家母语吗？要知道过去学说别人的方言是一件很难的事，尤其在广东话与客家话之间（因有民系隔阂），此其一。其二，客家人“‘可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海内外的客家人，都要求子孙后代说客家话。”(18)孙家有何理由违背祖训，把祖传的客家话忘得一干二净呢？

　　(二)缠足方面：过去，客家人与当地人在风俗习惯上的明显区别是妇女是否缠足。“古往今来，客家妇女都是天足，看不到缠足的小脚女人”(19)而当地人则要缠足。关于孙家女眷缠足的证据有：1、翠亨人陆天祥1964年5月13日（时年88岁）回忆：“达成一世在家耕田，很少见他补鞋，起初耕种已去旧金山的观成之田四亩，及做更夫打更，妻小脚，不去田的，其妻隔田杨氏和我母亲很是要好。”(20)这里的“妻小脚”指孙中山的母亲杨氏。2、陆天祥1965年9月4日（时年89岁）又回忆说：“当时杨氏是小脚女人，这样的旱田作物，也要出去除草种瓜等，因劳动力不足，很少收成。”(21)陆天祥的两次回忆都肯定了杨氏是缠足的。3、由翠亨嫁到泮沙的孙中山的同宗妹妹孙金友1965年10月24日（时年87岁）回忆：“中山母亲住房很模糊，用缸瓦枕，白麻蚊帐烂了，有时送给别人，房中有罐，有好食的食物的，很早爱睡了，老时还用拐杖，包额的，小脚女人，过去也是穷人家的。”(22)孙中山的堂妹也说杨氏缠足，而孙金友本人也是缠足的孙家女人。4、翠亨人杨国英1965年9月25日（时年70岁）回忆：孙达成的弟弟孙“学成妻（桃母）老死于翠亨村，未改嫁，由眉公收殓，因她包脚包得很大的，我也认识她。”(23)这表明孙中山的二婶也是缠足的。5、孙妙茜晚年好友翠亨人杨珍1965年8月15日（时年68岁）回忆：“过去当地女子从七、八岁开始包脚了，骨头还嫩，还没有这么痛苦。听妙茜姑太说十五岁才包脚，则痛苦极甚，常以眼泪洗面。周围客家妇女则是大脚的，终年参加劳苦工作，不用包脚的，因此，他们很少和当地人通婚的。”(24)孙妙茜早年缠足的事，当是杨珍亲耳听到的。6、翠亨村人陆天祥之女陆侠云1965年9月25日（时年58岁）回忆：“（补充：我曾为孙来看牛，来妻是小脚女人。）孙胜好，住在观良屋之侧，早已倒，距今80多岁，其母小脚女人，无职业，专替别人拜神的，胜好父不认识。胜好是女子。”(25)孙来的妻子、孙胜好的母亲都是孙中山的宗亲的眷属，也照样要缠足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五人的自述，并非是别人专门问及关于翠亨孙家女眷是否缠足问题的答词，完全是被采访者在回答别的问题时顺便谈到的。7、罗香林曾在30年代初访问过翠亨村，他也承认“孙母杨氏及原妻卢氏，皆为曾经缠足的本地人。孙公的姐（适杨）妹（已故）亦曾缠足。”(26)8、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也说“太祖母杨氏温雅端庄，眉清目秀，缠着一双小脚。”(27)9、崖口老人杨惠芳于今年6月15日回忆说：“我幼时见过孙眉婆，见她打麻将，孙眉婆是包脚的，讲当地话，妙茜也讲当地话，不讲客家话，也要包脚的。我不用包脚，因为孙文反正，下令禁止缠足的。”(28)上述口碑史料表明：孙中山的母亲、二婶、嫂子、姐姐、妹妹、堂妹及其他宗亲的妇女都是缠足的，流传颇广的孙中山反对给姐姐孙妙茜缠足的故事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孙家是客家人，何以孙家的媳妇与孙家的女儿都是缠足的而无一例是“大脚婆”呢？这不值得奇怪吗？

　　(三)婚姻方面：过去，因为民系之见而形成的客家人与客家人通婚、当地人与当地人通婚的习俗是泾渭分明的，直到今天，这种习俗在一些人的婚姻观中还占有一定的位置。兹据调查，孙中山时代孙家并没有与客家人通婚的习惯，如孙中山的母亲杨氏、三婶谭氏、大嫂谭氏都来源于崖口，姐姐孙妙茜则嫁回崖口；二婶程氏来源于南?，原配卢慕贞来源于外沙，妹妹孙秋绮嫁到西江里，而翠亨、崖口、南?、外沙、西江里都是当地人居住的村落，村中也没有客家人居住，(29)这表明，孙中山的这些亲属以及孙中山本人都与当地人通婚，而不与客家人通婚，这对过去当地人与客家人不通婚的习俗是非常有力的实证，它表明孙中山的家庭不是客家人。而目前健在的杨惠芳老人则明确告诉笔者，说“孙家不是客家人，而是当地人，如果孙家是客家人，那么杨家（在过去）是不会与孙家通婚的。”(30)杨惠芳虽属翠亨杨姓，而翠亨杨姓则是崖口杨姓的分支，因此孙中山母亲杨氏来源于崖口杨家与孙中山姐姐孙妙茜嫁回崖口杨家，自然符合当地人与当地人通婚的习俗，既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又据有关史料和孙中山、孙眉后人称：孙家与客家人通婚的仅有两例，即孙中山女儿孙婉所嫁的戴恩赛和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强的继室林伦可是客家人，这对于庞大的孙氏家族而言实在属于特例。即便是这样，对于孙中山的女儿孙婉与客家人戴恩赛结婚问题，卢慕贞曾持极力反对的态度，(31)这无疑反映了卢慕贞的民系之见，确切地说，卢慕贞反对自己的女儿与客家人结婚。

　　(四)居住方面：过去，翠亨地区当地人与客家人是分村而居的，混居的情况没有(32)。据林家有先生对翠亨地区的实地考察和各村老人的忆述证实：左?头村、涌口村、迳仔?、翠亨村以及“紫金说”笔下的涌口门村的居民，过去都是讲白话的当地人，并没有客家人杂居其中(33)。

　　综上所述，如果孙家是客家人，在翠亨地区客家人与当地人分村而居的大环境下，何以不到客家村立足，更何以不与来自紫金的同乡居住（周围客家村里有很多人的祖籍是紫金），而在当地人居住的翠亨村落户？何以与当地人通婚，而不与客家人通婚（孙婉与孙治强是特例）？何以只讲白话，而不讲客家话？何以孙家女眷都是缠足的，而无一例是天足的？何以卢慕贞仅仅因为戴恩赛是客家人便曾极力反对女儿孙婉的婚事，而不愿采取与客家人结亲的态度？

三、林百克笔下的孙家不是客家人

　　《孙逸仙传记》是美国人林百克（Linebarger）主要根据孙中山的口述笔记整理而成的关于孙中山的传记，林百克是孙中山的追随者与法律顾问，他追随孙中山长达十五年之久，为撰写孙中山传记，他“费了许多日子搜集这种资料”，他甚至和孙中山“同居一起”。该《传记》引述了很多“中山先生口述的童年时代的故事和所经过的重大政治事件”，尤其对孙中山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叙述颇详，很有价值。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女士在谈到孙中山的史传时也说：“对祖父的早年生活记述得最为详细生动的，则是曾任美国驻菲律宾的法官林百克依据祖父的口述和提供的材料，于一九一九年夏天写成的《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这也是最早的一本关于祖父的英文传记。” (34)因此，《孙逸仙传记》对于孙中山的家庭生活的叙述而言，与其说是出自林百克之手，还不如说是出自孙中山之口更为信实。既然如此，我们何不看看林百克对孙家是如何描写的？看看孙中山对自己的家庭是如何叙述的？

　　“孙太夫人是一个温雅端庄慈祥恺悌的妇人，而且是很美丽而很有妇德的。她的下颔稍尖，而眉目清秀，虽至老年时代，还是很康健的。她也不免受中国妇人缠足的恶习惯的痛苦。而表示他们民族的显明的分别；这是中国贵妇人的资格所必须，所以虽受痛苦，而不以为意的。

　　中山曾经郑重地对人说到，我的母亲是中国人，自然是缠足的；我所以这样长久地容忍这种习俗的原因，就是因为敬重我们的母辈。

　　中山的父亲是留发辫的，他的每（母）亲是缠足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很以民族的旧俗自豪的；他们俩终身相爱，在家庭中是很快乐的。

　　他们家中还有两个很好的妇人，依靠着孙太夫人而生活，她们也同样是缠足的，她们是嫁给孙太公的两个弟弟（的媳妇），都是寡妇了。”

　　“孙家在翠亨也可算是一个望族。他们的生活，是完全合着中国的风俗，也绝对信仰皇帝和村中的偶像。”

　　“缠足的风俗，中国人当时都以为是良好的习惯，可以维持他们的体面。所以不论那一家，都是热诚奉行的。受苦的女儿们，因为小脚是高贵的标记，所以也都愿意忍受的。许多女子，因此毁伤肢体，终身成为废人，也有受血毒而死的。这实在（是）违背生理的一种残酷的风俗。就是那受害较轻的，也不免使脚形变坏，脚踝足趾都受伤害，终身行路非常痛苦。

　　孙家完全是中国式的，相信种种中国风俗，缠足当然也要奉行的。中山的母亲，曾经受过缠足的痛苦，没有什么危险，还算侥幸。他们对于缠足的风俗，心里也以为有些野蛮，但因为这是中国积习，所以认为好的。于是中山的姊姊，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了。她忍受着缠得像铁一样的足带的痛苦，阻碍了足部血液的流通，夜夜转碾反侧的呻吟着，竭力忍受。她坚忍地等候天明，盼望痛苦减少些。但是到了天明，她的全体已疲乏不堪，而悲痛又要开始了。

　　后来中山对于此事不能再忍受了，因为他爱她的姊姊，所以勇敢地走到他母亲那里说，母亲呵，这个痛苦太厉害了，请不要再缠罢！这是中山对于改造的第一次努力。他的母亲忧愁地摇她的头说，文呀，倘使你姊姊现在不忍受痛苦，伊的脚怎么会成金莲呢！这种痛苦不会十分长久的。倘使我们违背了这个中国的风俗，不替你姊姊缠足，她长大的时候，就要嗔怪我们了。

　　中山很热心地听他母亲讲述的话，他又复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理由的。于是他母亲提出客民不缠足的事情来做有力的辩驳。客民是住在广东的外来人种（应为客家民系），广东人并不把他同等看待的。但是这些话不能解决这个辩论。后来他母亲因为既爱她的儿子，又怜她的女儿，于是在村中请了一个女专家，不顾中山继续不断的抗议，依旧把她的足缠小了。

　　中山后来用了政治上的势力，废除这种风俗，现在侥幸已经过去了。他初次的改造工作，就开始在‘请不要替姊姊缠足罢’这一句，描写这位大改造家早年的品性，是很重要的。”

　　“中山渐长，屡屡搜求真理，惊动了翠亨的父老。中山反对他姊姊缠足的事情，他们已经听见了。倘使他只在家庭内努力改造，那还没有什么妨碍，但是要扰及全村父老的好梦，是他们所不许的。后来中山不但抗议家庭中的种种迷信和愚昧，并且在村中父老面前，也一样地发言，使这班老先生们惊骇不已。”

　　“中山在幼年的时候，便觉得中国人死守着卖儿，溺儿，娶妾，拜神像，缠足，和种种不合理的旧俗，实在不足深责。”

　　“缠足，纳妾，吸鸦片，不卫生，官僚腐败……这种不能因为是旧习惯而原谅。”(35)

　　其实，上面引文“他母亲提出客民不缠足的事情来做有力的辩驳”一句是中文译者对原文内容进行简述的文字，其英文原文为：“‘Behold the Hakkas! ’declared the mother of Wen.‘No hakka women has bound feet. The Hakkas do not bind their feet as do the Bandis or Chinese. Would you have your sister a Hakka women or a Chinese women ? Would you have her as a stranger or as one of us ?’”邱捷先生译成中文为：“文（中山）的母亲断然地说：‘看看客家人吧！没有一个客家妇女是缠过足的，客家人不象本地人或中国人那样缠足。你想你的姐姐成为一个客家妇女还是一个中国妇女？你想她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还是成为一个外乡人？’”(36)

　　由上述引文可以看出，林百克笔下孙家的风俗与翠亨村民没有什么区别，在涉及缠足问题时，书中还专门讲到客家人是不缠足且受歧视的外来民系，而从林百克的叙述以及孙中山母亲发表见解的语言环境来看，孙家无疑是居于“热诚奉行”妇女缠足这一“自然”的而且绝对不能“违背”的“积习”以求“高贵”的当地人的地位的。如果孙家是客家人，那么孙中山的姐姐自然不必“奉行”当地人缠足的“风俗”，反倒完全有理由“奉行”客家人保持天足的“习惯”了。

四、关于“紫金说”的证据问题

　　持“紫金说”者包括罗香林先生在内，其“紫金说”的证据主要有三个：一是孙中山的祖籍在“Kung Kun”，二是孙科曾为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三是紫金的琏昌即香山连昌。

       (一)关于“Kung Kun"。1925年纽约出版的林百克所撰英文版《孙逸仙传记》中有孙中山关于其家世的叙述：“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s is at Kung Kun , on the East River.” 而1926年上海开智书局出版的徐植仁的中译本译为：“我们的家庙 ，却在东江的一个龚公村里。”(37)徐译“Kung Kun”为“龚公”，而“紫金说”的提出者罗香林在提出“紫金说”之前在《客家研究导论》的一个注释中认为徐植仁的翻译有误，罗说“Linebarger氏谓孙公自述，祖祠在东江Kung Kun，下一字为‘莞’对音，上字当是Tung字之误，据其地望推之，当是东莞无疑。民十五年开智书局译本误作龚公，非是。”(38)按罗先生这种解释，则是孙中山承认祖籍在东莞的证明。然而，罗先生后来却排除了自己的这个“无疑”的推断，在撰写《国父家世源流考》时，另将“Kung Kun”音译为 “公馆”，而在紫金中坝孙屋排村的《孙氏族谱》中提及一处祖坟的所在地土名“公馆背”，罗先生遂将孙中山的祖籍认定是紫金(39)。而紫金孙氏是客家人，因此罗氏认为孙中山也是客家人。这就是“紫金说”和孙中山是客家人之说的来历。然而，这种推断是很不可靠的，至少有四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一是林百克笔下的“Kung Kun”有没有笔录错误，二是印刷有没有错误，三是根据语言环境能否推断“Kung Kun”所指即为“公馆”，四是林百克笔下孙家的现实生活与罗氏笔下“公馆”人的民系特征是否吻合。对于一、二两个问题，既然罗香林先生认为徐译有误，那么，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该书作者即最权威请教，怎能自作主张地认定“Kung Kun"就是“公馆”呢？据查林百克1939年才逝世，其生前的大部分时光活跃在中国政界与法律界，而罗氏是在30年代之初从事“客家研究导论”时就已开始对孙中山家世进行“源流考”的工作。至于罗先生的“公馆”，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一，紫金孙屋排孙氏的一处祖坟在“公馆背”，而不是祖祠或家庙在“公馆背”，这与孙中山的自述不吻合，况且这“公馆背”只是土名，孙中山与外国人谈话怎能不讲县名村名，而只讲一个让人捉摸不定的土名“公馆背”的地方？并将“公馆背”省略为“公馆”，这不是更让人摸不着头脑吗？而孙屋排村却从来也不叫“公馆村”(40)。其二，紫金中坝孙屋排村位于韩江支流琴江上游，至多算得上是“韩江孙屋排村”，(41)怎能与“东江”联系起来呢？因此，无论“龚公”还是“公馆”，都与孙中山的自述对不上号，而东莞“据其地望推之”，当属东江流域（下游）无疑。至于第四个问题，前面引述《孙逸仙传记》对孙家的描述已明白昭示孙家不是客家人，而是当地人，而罗香林将“Kung Kun”译为“公馆”后则使孙家由当地人“变成”客家人。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客家人与当地人在语言、妇女足型和婚姻对象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如此一来，岂不是意味着林百克对于孙家的描述或者说孙中山对于家庭的自述都有问题了？事实上，林百克的记述与孙中山的自述是非常真实的，而林百克笔下孙中山祖庙所在东江的“Kung Kun”倒着实有点儿问题，而这“Kung Kun”对于《孙逸仙传记》而言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并不重要的地名而已，而罗香林先生却偏偏对这有点儿问题的“Kung Kun”具有浓厚的兴趣，以此作起了孙中山祖籍源流考的大文章，直至获得了孙中山祖籍在紫金、孙中山是客家人的“重大发现”，而他的这一“发现”与林百克对孙家现实生活的描述（或说是孙中山的自述）则是南辕北辙的。

　   (二)关于孙科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序问题。请名人尤其是政界人物作序，常见的做法是作者拟好序后找名人签名。尽管孙科为《国父家世源流考》“作”了序，但并不能就据此认为孙科认定其祖籍为紫金。而事实却是，孙科对紫金与东莞都不排斥(42)，其对于祖籍东莞的表示有：1、1933年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一书是对1932年9月国民党党史会编印的《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内容进行审定从而签注意见的权威性资料，《初稿》记载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过程是：…浙江杭州?南雄珠玑巷?东莞员头山?上沙乡?香山涌口?左沙头?迳仔??翠亨，这与民元5月11日孙中山参加广州孙族恳亲会时孙龙光演说所称孙氏“自南雄珠玑巷迁来广东后，散居各处”的说法是可以互相印证的。(43)而在《签注汇编》中，孙科先生的签注文字被全部收入。可以看出，孙科仅将“乐千又分居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分居左?头”，并无其它任何异议(44)；而左?头孙氏有确凿证据源于东莞，一直与翠亨孙氏互相承认为同源族亲(45)；且“左?”的“?”字与“南?”的“?”字一样，都是当地地名用字，很不常用，但长期在外很少回乡因而并不谙熟家族事物的孙科却能将“左沙头”改成正确的“左?头”，这说明他对“左?”的印象很深，(46)因为正如《长编初稿》所记“左?”是他的先祖乐千的“分居”地。2、孙科为1937年出版的胡去非所撰《总理事略》一书题写书名，并为该书亲笔题词“《总理事略》，编订明备”(47)。上述两部书稿都持孙中山祖籍为东莞的观点。3、1947年，孙科还为东莞上沙车站茶亭题写“国父先代故乡”，该茶亭于“文革”期间被毁，留有照片为证(48)。由此可见，孙科本人对紫金与东莞都不排斥，不过，有一点是必须注意的，即孙科在1942年《国父家世源流考》问世以前是坚持东莞说的，1942年后则接受了紫金说，(49)他的这种转变，无疑是因罗香林曾有“孙公上代，原住紫金，后迁东莞。”(50)这一完全是主观上的推断引起，而罗氏早期的这一推断又与其后来对翠亨孙氏先祖的迁徙路线…紫金忠坝?增城?香山涌口门（不是涌口）?翠亨的推证互相矛盾。因此，孙科先生并不清楚“东莞”与“紫金”两地对于他的祖籍而言是互不相容的关系(51)。但即使他接受紫金说之后，他对东莞也并不排斥，如1947年为上沙茶亭题词，这正说明他从1942年以后对祖籍问题已难以把握，至于他晚年及其夫人陈淑英认定“国父是客家人，老家在紫金”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当庄政先生（台湾学者）得知陈淑英发表上述见解时，便亲自到台北荣民总医院探望陈淑英以证实此事，结果得到陈的答复是：“我不能说国父一定是客家人，也不能说一定不是。”(52)可见孙科夫人虽倾向于紫金说，却不能绝对肯定。

       (三)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的关系。有关史料证明，孙中山的十二世祖名连昌，而紫金孙氏族谱里则有个孙琏昌，也是十二世。持紫金说者便称紫金的琏昌即是香山的连昌，琏昌是香山孙氏的始祖，(53)其实，这种推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其一、紫金琏昌系第二房，其父名孙鼎标，而香山连昌则为第三房，其父名孙瑞英，二人房次及其父名不一样。(54)其二，紫金《孙氏族谱》称“琏昌公，移居增城，于后未知。”但罗香林先生却称琏昌“继于康熙中叶，再迁中山县涌口门村”(55)。而翠亨《孙氏家谱》载连昌公之五世先祖礼赞、六世先祖乐南在明朝成化年间就已“在东莞县迁居来涌口村（不是涌口门村）居住”，至清朝“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村居住”，而迳仔?孙连富（连昌之二兄）的后人孙华祥（现居檀香山）所保存的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的记载基本吻合(56)，该族谱与翠亨孙氏《家谱略记》(57)的发现都进一步证实了瑞英与连昌的传代关系，可见罗先生用主观推断的方法把紫金孙屋排《孙氏族谱》与翠亨孙氏《列族生殁纪念部》(58)硬性嫁接，即把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视为同一人，其证据是何等之不足。其三，紫金琏昌曾参加过钟丁先抗清起义，据考钟丁先起义发生在清顺治三年左右，即1646年前后(59)，而香山连昌1669年才出世，因此，紫金琏昌与香山连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既然香山连昌不是紫金琏昌，那么，紫金琏昌与香山孙氏也就没有源流关系。

　　综上所述，尽管孙中山的祖籍问题已经争论了半个世纪，但根据笔者在翠亨村多年的实际工作感受与对周围文物史料的接触，以及对并存二说的分析与探讨，认为“东莞说”是比较合理而可信的。

注释：
(1) 见邱捷《也谈关于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复印件（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资料室收藏，以下简称“本馆收藏”，原文发表于1993年的《岭南文史》，以下简称“邱捷文”）第2页曾引证，详见李伯新、邱捷《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若干资料》(《中山文史》总第十辑第39页，中山市政协文史编委会编，1986年11月版）。
(2) 以上家族史料均由孙妙茜保管，其孙杨连逢于1956、1957年先后捐献给本馆收藏。杨连逢先生至今仍在中山市生活。《孙氏家谱》记述了孙氏祖坟自涌口迁葬翠亨犁头尖山及香山始祖五世礼赞由东莞长沙迁居香山涌口及其长子乐千（六世）迁居左?头之经过，亦记载“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迁来迳仔?村居住”，该《家谱》主要记载了自五世至十四世直、旁系先祖情况。
(3) 见邱捷文第2页。
(4) 见《中山文史》总第十辑第45-47页。
(5) 本馆收藏。
(6) 见谭彼岸《孙中山系同何门？??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的三大错误》复印件（本馆收藏，以下简称“谭彼岸文”）第3-4页、林家有《关于翠亨孙氏是否为客家人的问题》复印件（本馆收藏，原系1992年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以下简称“林家有文”）第3页和邱捷文第2页引证，本馆和左?孙氏均有收藏。
(7) 见谭彼岸文第3页引证，原件系《撮叙金山冯总领事禀函电报详细节略》，详见本馆收藏民国十九年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被难史料考订》第9页。
(8) 见林家有文第5页，邱捷文第2页。
(9) 同(4)第57页。
(10)见谭彼岸文第4页引证。
(11)见邱捷文第2页引证，详见《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会刊》第11页。

(12)见林家有文第6-7 页。

(13)见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页， 英文原为“My would-be Chinese friend, therefore, addressed me in Eeglish until he found my dialect . We then conversed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 . Whilst he was talking we were slowly advancing along the street."（见本馆收藏《Kidnaped in London》,written by Sun Yat-sen, page 34, printed in 1969， by the China Society, London.）注：英文“广东话”为“Cantonese”，“客家话”为“Hakka”。
(14)见本馆收藏陆友白编《孙中山先生传纪·孙逸仙传记（摘译美国包尔林百克原著）》（上海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版）第90、93页。
(15)见林家有文第5页。
(16)见林家有文第7页。孙必胜、孙必达先生亦见告笔者。
(17)详见本刊本期第81页。
(18)见张维耿、潘小洛编著《华客文化》255页，中山大学1994年1月版。
(19)同上书第218页。
(20)-(25)见李伯新编《孙中山史事和遗迹访谈录》手稿，该手稿将于年内正式出版面世。
(26)林家有文第2页，详见《客家研究导论》第264页。
(27)见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第049页，台北禾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年5月出版。
(28)见本刊本期第81页。
(29)见林家有文第7页。
(30)见本刊本期第81页。
(31)见谭彼岸文第1页。
(32)见林家有文第9、11页。
(33)同上文第9-11页。
(34)同(27)第084页。
(35)同(14)第57-58、61、75-76、76、77-78、100页。
(36)见邱捷《关于孙中山家世源流的资料问题》（载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
论丛》第五集第87页引证，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87年出版），详见林百克英文原著《孙逸仙与中华民国》第81页，《孙逸仙传记》是该书的中译本名。
(37)见邱捷文第1页，邱捷先生译为：“我们祖祠所在的村庄，在东江的KungKun。”另见林家有文第3页。
(38)见邱捷文第1页、林家有文第3页引证，详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27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兴宁希山藏书房1933年11月版本。
(39)见邱捷文第2页。
(40)见谭彼岸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3页、邱捷文第2页。
(41)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3页，笔者认为称“韩江孙屋排村”比称
“韩江公馆村”更为准确，因孙屋排村从来也不叫公馆村。
(42)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4页。
(43)《中山文史》总第十辑第45-46页
(44)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4页引证。
(45)见邱捷文第2页。
(46)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4页引证。
(47)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4页引证。
(48)见邱捷文第2页。
(49)见林家有文第4页。
(50)见林家有文第2页，详见《客家研究导论》第264页。
(51)见邱捷文第2页、林家有文第4页。
(52)见谭彼岸文第1页引证，详见庄政《国父是客家人吗？》，台湾《书和
人》第484页。
(53)罗香林的观点，见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第264页。
(54)见谭彼岸文第2页考证。
(55)见谭彼岸文第2页引证，详见紫金孙屋排光绪二年《孙氏族谱》抄本。
(56)见《酸豆》第二期第40-41页。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翠亨小组1995年
编印。
(57)孙中山侄孙孙满发现并保存，简记翠亨孙氏十至十七世直系先祖考妣生
卒情况。
(58)见谭彼岸文第3页，《列祖生殁纪念部》自十二世连昌记至十九世，原
由孙妙茜保管，其孙杨连逢与1956年将其捐献给本馆收藏。
(59)见邱捷文第4页引证，详见《紫金县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会刊》第4、7、9、14、23、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