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罪和非常美：关于里芬斯塔尔

柴禾妞

作者：毛尖
来源：银海网      
2004-03-04 1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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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雷妮．里芬斯塔儿（Leni Riefenstahl）97岁了，可全世界，包括她自己都明白她活着或死去都无法摆脱一个死了有半个多世纪的人──希特勒。在回忆录里，她说：“人们无休无止地问我是不是和希特勒有罗曼史，是不是希特勒的女友。每次，我都笑笑告诉他们，那是谣言，我不过为他制作了纪录片。” 但问题是，她很美，她为希特勒制作的纪录片很美，她是希特勒最喜欢的导演，德意志第三帝国时代最天才横溢的女人。

1．
    　1902年，她生于柏林一个商人家庭，先是以一个芭蕾舞者成名。有一天，她在等一列地下铁的时候，瞥到月台对面的一张电影海报，宣传的是阿诺德．范克博士（Dr. Arnold Fanck）导演的“高山片”「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这张海报催眠了她，她先是找到了「命运山峰」的主演路易．特兰克（Luis Trenker），说她想在他的下一出戏里和他演对手戏，并请他把她的照片寄给范克博士，魏玛影界的“高山片之父”。那张照片上咄咄逼人的美也把阿诺德催眠了，他马上请她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演对手戏的是路易．特兰克。到20年代末，里芬斯塔尔已是当时的一个偶像，她的高山攀援几乎憾人心魂，赤着脚，抛弃绳索，向人的极限挑战，向至高无上的力量进军。在那荒无人烟的积雪地带，自然环境所携带的震慑力兼具大美和大恐怖，而里芬斯塔尔的美因此也超越了“女性、性感、人间”这些范畴，这让塑造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极为欣赏，对她说：“我可以把你塑造得跟黛德丽一样举世闻名。”但是另一个人比斯登堡更欣赏她，或者说，更有条件欣赏她：阿道夫．希特勒把她变成了国社党电影的首席指挥。她也藉此极为天才地成了纳粹政治的美学诠释人。

　   1933年，希特勒请她为国社党的大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影片没有公开放映；但她不久就接受了希特勒的个人委托，为国社党的1934年纽伦堡军事阅兵拍摄纪录片，这就是她最为世人激赏和诟病的「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1934）。摄制期间，第三帝国向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梦寐以求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包括16个摄影师，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三十六架以上的摄影机在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里芬斯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声称超越了她。她用情节剧的摄影机角度来记录这场宏大的阅兵里的个人和整体，又用瓦格纳歌剧的手法来表现这场庞大阅兵的主角──希特勒成了人间之神。在这部毫无情节可言的杰作里，里芬斯塔尔把“纯粹”和“秩序”当作主人公来塑造，她把希特勒的政治理想表达得不仅前程灿烂，而且显得无限动人。这部影片后来获得了威尼斯影展的金奖。

    之后，她受国际奥委会所托，为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奥运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奥林匹亚」（Olympia，1938）因此成了她的经典之作。1938年4月20日，「奥林匹亚」首映，正好是希特勒的49岁生日。她的这份辉煌礼物后来在电影史上得过四个大奖，但同时也永远地成了她的污点，因为在当时和现在的众多影评人看来，她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旁白中不断出现的"战斗"、"胜利"字眼，都透露了创作者的法西斯信念”（焦雄屏，「电影法西斯」）。不过，这部影片所记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人和速度和力量的结合在里芬斯塔尔的摄影机之下，显得象神话一样。法西斯美学波澜壮阔地侵入人心，她先是把竞技变成宗教，然后又把宗教变成“意志的胜利”。

2．
    第三帝国倒台后，里芬斯塔尔是第一批被送进监狱的电影人，她被定名为纳粹同情人几次遭到逮捕（期间她成功地越过一次狱）。1949年，她终于结束了牢狱之灾，但是舆论和评论界的牢狱更迅速而扎实地围困了她，而且她作为导演的生涯随着帝国的覆灭也永远结束了。终她一生，里芬斯塔尔都拒绝承认她和希特勒政府有什么“浪漫的交往”，她坚称她只是一个电影导演。90年代初，瑞．慕勒（Ray Muller）拍摄的「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 Leni Riefenstahl，1993）以采访90岁的里芬斯塔尔的形式展开，在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斯塔尔回顾了当年如何开始走上银幕；如何第一次执导「蓝光」（The Blue Light，1932）；如何受邀于希特勒，开拍她的两部经典之作，并在摄影技术上费尽心思；如何被别人误解和诟病，如何继续活下去，等等。自然，里芬斯塔尔在她和纳粹党的关系上有撇得过清的嫌疑，而且，在很多问题上，诸如她对纳粹集中营的不知情，她也无力自圆其说（在她摄制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时，她曾经使用过集中营的一批吉普赛人）。但是，她半个多世纪来所承受的耻辱和痛苦似乎也够多了。1938年，里芬斯塔尔出访美国，包括好莱坞，为她的「奥林匹亚」作宣传。自那时起，她就开始遭遇一生源源不断的攻击：“雷妮，滚回家去！”──这就是好莱坞给她的欢迎词。各大制片公司的头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制片公司的声誉。虽然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的不少圈内人还是得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参加观赏。不过，美国评论界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写到：“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荧幕的史诗。”

　    事实上，在追求完美上，很少有导演可以和里芬斯塔尔匹敌。在拍摄「奥林匹亚」期间，为了表现百米短跑的真实速度，里芬斯塔尔创造了自动前行的摄影机，运行速率和运动员的速度相当；拍摄跳远，她在沙坑边挖了一个洞，以此达到仰拍跳远的效果；为了拍全景，她用热气球送六个打开的摄影机上天，虽然这个试验连续地以失败告终，她的摄影理念还是远远地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面。但是极为有意思的是，正是她的这种史诗般的镜头和天才设想成了她悲剧的材料。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说：“莲妮被平反为美的祭师，并不见得是好现象，显示了我们无力侦察出对法西斯的渴望。莲妮不是一般的唯美派那样浪漫地玩人类学，她作品的力量，等于她政治及美学意念的连贯、、、、、、没有历史透视，这种欣赏会引导我们不知不觉间接受了各式各样有害的宣传。”（「文星」1988年2月号）不少影评人更把里芬斯塔尔的这种法西斯美学上溯至她的“高山片”时期，认为“高山片”所传达的征服意识和壮阔美感正好和希特勒的纳粹思想不谋而合。不过，真的要在纳粹政治意识上追究里芬斯塔尔的话，那么，她的电影中至少也有和希特勒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奥林匹亚」中，她用大手笔表现了黑人的身体，黑人的速度，而这显然不会让希特勒高兴。在她的生命后期，她更几次出入非洲，和当地的土著一起生活，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最后，在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她开始学习潜水，撇开人间，专注于拍摄寂静无声的水下世界。但是，这些照片的命运并不比她的电影好。1997年，在德国汉堡有一个“里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这个展览立即遭致了强烈抗议，他们的标语是：“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等等。为此，里芬斯塔尔很愤怒地对报界声称：“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七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3．
    里芬斯塔尔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二战期间，有很多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都曾经为欧洲的法西斯政府工作过，这串名单很长，比如罗贝尔多．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但是他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他们战后的声名几乎也无甚损失。即使是和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过从甚密的维特．哈兰（Veit Harlan），虽然他的电影“更和纳粹政府的调子押韵”，且极明显地表现反犹太情绪，他在五十年代后也得以重操旧业。可能历史对女人的清白有格外严格的要求，总之，里芬斯塔尔和其他几位在纳粹统治期间为第三帝国工作过的女人一样，包括维特．哈兰的妻子，都永远地失去了她们在战前的工作。而里芬斯塔尔受到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Richard Corliss）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事实上，虽然里芬斯塔尔的名字至今还在流放中，「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却从问世起，就在电影学院的经典架上。这是两部被暗中模仿最多，明里最受争议的电影；里芬斯塔尔摄影机下的希特勒形象虽然成了希特勒的“原型”，但是对她的引用从来不曾妨碍过对她的批判。她的最后一部电影（Tiefland在拍摄十多年后，直到1953年才得以上映）一直受到影评界的忽视，女性主义电影人桑德丝．布拉姆斯（Sanders-Brahms）因此惊呼：“怎么可能，五十年过去了，评论界依然如此惧于评论这部影片？无法想象，对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拒绝评论这部电影就可算是一个正确的姿态？”这部Tiefland是里芬斯塔尔除「蓝光」外的唯一一部剧情片，也是她在第三帝国时期制作的唯一一部影片。在桑德斯看来，这部影片反映了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的拒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反叛的故事，关于弑君的故事。影评人罗伯特．达桑诺斯基（Robert von Dassanowsky）也提出，Tiefland的拍摄并没有接受纳粹宣传部的经费，她藉着这部影片开始她的“逃出第三帝国”，逃出她的“法西斯美学”。然而，艺术而言，从“法西斯美学”的逃逸让里芬斯塔尔失去了自己最强劲的表现力。意识正确无法保证一部电影的艺术；反之，意识的错误也无法抹却「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的辉煌，那种整饬而壮阔的美的确有很大的煽动力。无怪乎当代大牌导演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至于好莱坞的那些类似「星球大战」的电影，大陆和港台拍摄的大量武侠片，绝大多数都带着点里芬斯塔尔笔法，有的高明，有的拙劣。

    自然，「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这两部经典之作，因为它们的出身，已被宣判永远地无法走出希特勒和纳粹的阴影。虽然，里芬斯塔尔对这两部影片的把握在气势上比格里菲斯（D.W.Griffith）的「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和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1925）显得更完美，但是格里菲斯和爱森斯坦所享受的崇高地位是永无可能被里芬斯塔尔分享的。里芬斯塔尔的这种宿命似乎也是艺术的一种宿命，或者说，一个有过失的女人的宿命。里芬斯塔尔晚年的时候，嘲讽而心酸地说：“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但是，接着，她很有勇气地说：“不过，我那时确实非常崇拜希特勒，他在任何角度都不好看，不是那种会让女人喜欢的男人；但是，他很有魅力。”显然，时年三十岁的雷妮和九十岁时回忆往事的里芬斯塔尔，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了解是完全两样了，但是，美学而言，法西斯的迷人之处隔了六十年的光阴，却不曾消散。问题是，以「意志的胜利」为代表的法西斯美学是不是可以堂皇地在电影美学上占一章？法西斯之美有没有可能只在美的范畴内得到评介？或者，那永远将是一种带罪的美。

柴禾妞

作者：顾铮
来源：先锋影像      
2004-03-04 16: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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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年3月28日晚上，柏林最大的剧院乌发剧场开始聚集起大批的观众。这些人举止优雅，男人们都打着黑领带，而女性观众则几乎人人身穿质地考究的第裙。不久，当快要到放映时刻的时候，身着白色裘皮大衣与露胸晚礼服的美貌的德国女演员、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从汽车里走了出来。她脸带微笑，向等待在剧院前面发出欢呼的密集的人群招手致意。许多等候在那里的人把手伸过警戒线绳子想要触摸她，甚至还有人向她送去飞吻。……今晚，她为了出席她的最新作品《意志的胜利》的首映式而来到了这个场院。这个电影是她为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所制作的。……在里芬斯塔尔与她的陪同人员在贵宾包厢落座不久，一辆黑色的本茨轿车轻捷地驰入剧院的停车场。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打开后面的车门，总理希特勒从车中走了出来。在他下车的一瞬间，外面的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他伸出右手做了一个纳粹式的致意，马上就消失在剧院里了。”这是美国人格伦．B．英菲尔德所写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堕落的电影女神》一书中的开头部分。从这本书我们得知，当一个女人的名字与阿道夫．希特勒与他的第三帝国联在了一起的时候，她的一生就不会再是平淡无奇的了。

    拍摄于1934年的《意志的胜利》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它为什么会引起如此热烈的关注?请看纳粹宣传头子戈倍尔的评价：“这是去年制作的电影中最杰出的作品，就反映现实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这是部与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电影。这部电影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种场面，描绘出了我们政治活动的成果。它将我们总理的伟大展望加以影像化了。因了这部电影，总理才第一次在银幕上被以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加以描写。此外，这部电影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我们伟大时代的激越的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戈倍尔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显，《意志的胜利》是一部与纳粹政治有关的电影。这部电影是里芬斯塔尔于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表大会时拍摄的。在拍摄这部影片时，个性强悍的里芬斯塔尔不惜冒着与主管纳粹宣传的戈倍尔闹翻的危险，坚决按照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解与电影美学观念，以一种集艺术性与记录性于一体的凌厉风格记录了夺取政权不久的、自命为德国救世主的气焰嚣张的纳粹党代会的全过程。

    其实，里芬斯塔尔在拍摄《意志的胜利》之前，她就已经为1933年的纳粹党代表大会拍摄过一部名为《信念的胜利》的纪录影片。但是，这部电影由于受到了戈倍尔的处处干扰而只拍成了一部新闻简报式的东西。戈倍尔惧怕里芬斯塔尔的受宠会影响他对德国电影的控制。但当里芬斯塔尔后来向希特勒告状时，希特勒马上做出了有利于她的决定。希特勒向她保证：“你可以绝对随心所欲地拍摄。”因此，他这次得以率领170多人（其中77人是摄影师）的大队人马来到纽伦堡安宫扎寨，全方位深入拍摄这次纳粹党代会。

    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里芬斯塔尔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与电影美学观来处理这个极容易拍得乏味的政治会议。比如，由于国防军出场时正好遇到阴天，因此无法拍摄出影调明快的画面，所以她就删除这部分影片。当德国国防军的将军问她“国防军的画面完全没有了吗”时，她的回答是“当然”。对于纳粹高级干部的镜头分配，她也无视纳粹党内的排名顺序逐个拍摄，而是根据自己的镜头美感来拍摄，因此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而对那些纳粹干部的夫人们，她也只把她认为漂亮的夫人拍摄进画面，而许多上了年纪的丑陋的纳粹干部夫人就失去了出镜的机会了。当纳粹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向她提出这一点时，她有恃无恐地讽刺说：“要是那些大人物们跟长得再美一些的人结婚就好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里芬斯塔尔非常自觉地从审美角度来为纳粹打造形象。为此，她不惜冒犯纳粹的高官。但是，这并不是如她所说的从纯艺术角度出发的拍摄，而是她自觉地以纳粹的意识形态为尺度所做的形象把关。其实，经过美的外衣的包装，意识形态将以一种更具杀伤力的方式渗透人心。它使人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中就接受了它的宣传意图。当然，希特勒对她的无条件支持也是她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

    在《意志的胜利》的拍摄中，个性强悍的里芬斯塔尔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电影制作作风。凡是与她的美学要求冲突的事物，不管作为影片的内容来说有多重要，都会被她加以毫不留情地排除。电影中的所有画面都要确保在最美的光线下、最美的角度下以正确的曝光与拍摄角度加以拍摄。而为了获得这种画面，她不惜动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一起拍摄，然后从以这种方式拍摄到的大量胶片中选择她所需要的画面。她从十七万英尺的胶片中剪辑出这部电影。作为一个才能非凡加之训练有素的舞蹈演员，她对电影节奏与动感表现得恰到好处的把握，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一部在视觉表现上酣畅淋漓的作品。旋律、节奏、动感之间的衔接、转化可谓达到天衣无缝的地步，而由不断变化的画面所生成的节奏感、高翔与陶醉的感觉成了她的电影的基调。里芬斯塔尔也擅长运用静止的画面，使其作为停顿休止符收到一种戛然而止的效果。纳粹主义思想在她的壮观画面的演绎下，变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视觉幻想曲。这部电影与其说是她受了纳粹思想的影响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受大会现场的那种法西斯狂热与陶醉的影响的产物。她用摄影机这个工具，在大会现场体会法西斯主义的狂喜并将其升华为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视觉美学。与此同时，这部电影也成为电影史上的一部成功地将政治活动艺术化的经典之作。

    这部宣传纳粹是战败德国的救世主，鼓吹民族主义的“民众共同体”的纳粹理想的电影受到了希特勒的奖赏，里芬斯塔尔也因此奠定在德国电影界的女王地位。希特勒深知宣传的力量，因此对电影也极为重视。当他看见里芬斯塔尔的影片后，有一种如获至宝感是可想而知的。不可否认，曾经有志于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希特勒至少在判断这部电影时是有眼光的。他非常明确地知道自己在宣传方面的所需。显然，里芬斯塔尔的这种高亢的、煽情的影像风格正合希特勒的胃口。他需要这种以亢奋、狂热的视觉形式使人无暇分心作他想的电影对大众进行政治催眠。如今，能够实现这种催眠的人就在眼前。里芬斯塔尔是第三帝国中最能领会他的政治意图的电影人才了。而里芬斯塔尔也确实有着很高的领悟力。她对希特勒的审美趣味与政治目标可说是心领神会。在当时的德国，只有里芬斯塔尔能以这种无与伦比的壮观画面为纳粹的主张做出最有成效的注释。

    里芬斯塔尔1902年8月22日出生于柏林的一个经营暖气与通风设备的商人家庭。由于家境优裕，她可以尽情地根据自己的爱好发展自己。她最初曾经上过美术学校，但在某一天看到了一张招募舞蹈演员的广告后，瞒着家人悄悄报名应考。虽然没有入选，但却激起了她对舞蹈的兴趣，于是又进人舞蹈学校，在美术与舞蹈两个方面埋头学习。由于她的努力与天赋，她的舞蹈才能受到了重视，结果这导致她从美术学校退学成为一名专业舞蹈演员。1922年，里芬斯塔尔在慕尼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正式出场。但就在她正要在舞蹈方面大显身手时，她却因腿伤而面临从艺生涯天折的危险。就在这时，又一张决定了她的命运的海报出现在她的眼前。这是一张宣传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盛行一时的高山电影《命运之山》电影海报。当里芬斯塔尔从电影院出来时，她已经认定，电影是她今后的工作。于是她给这部电影的导演阿诺德．范克写了一封自我推荐的信笺。她在信中自信地说“请让我主演你的电影，只有我才是你的电影中的女主角”。范克与她见面后，感觉她的容貌与形体足以胜任高山电影的要求，但她的腿伤无法保证高山电影的顺利拍摄。当里芬斯塔尔知道了范克的担忧后，二话不说就奔赴医院作手术。这是一个赌博。因为如果手术失败的话，她的腿就可能永远不能弯曲了。但是手术成功了，她得以在《圣山》中担任主角。《圣山》大获成功，里芬斯塔尔也一举成名。在她主演了几部高山电影后，她以她的兼揉冷峻与奔放的演技征服了无数观众，成为高山电影中的一个大明星。同时，热爱户外活动的里芬斯塔尔也成为了一个闻名遐尔的登山家。但是，里芬斯塔尔的企图并非仅止于一个演员。她凭着极高的领悟力开始自己撰写剧本并在说服电影公司的扶持失败后自己投入拍摄。1932年，里芬斯塔尔主演、导演、编剧、制片的高山电影《蓝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银奖。这表明她作为一个电影人的才华受到了国际电影界的极大肯定与承认。就在她的事业出现辉煌的同时，她也因与希特勒的相识而走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电影人的波澜起伏的人生道路。

    里芬斯塔尔是在1932年与希特勒相识的。她本来是在朋友的聚会上听到关于希特勒的谈论的。但人们对他的议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这不由使她感到好奇。于是她就去听了他的演讲，结果，她对希特勒的演说的评价是：“好像是奔腾而下的瀑布。”她主动给希特勒写信表示支持，而希特勒接信后马上安排时间接见她。在见面时，他向里芬斯塔尔这个电影明星保证，一旦大权在握，要请她为纳粹拍摄电影。

    而一旦真的成为希特勒所惟一信赖的电影摄影师，则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就不免引入猜测。而有关她是希特勒的情人的传言则一度甚嚣尘上，这更使她成为第三帝国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而她本人在第三帝国时期则对此传闻不置可否，以便获取最大的活动空间。但不管怎么说，两人的特殊关系却是不可否认。连她自己也承认，她可以很方便地与希特勒见面并要求两人独处。而她与希特勒的相互欣赏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接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她曾经这么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度，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为自己是毫无所求，没有任何欲求。真是一个美好、明智的人。他全身放射一种光芒。德国的伟人中，不管是弗里德里希大帝、尼采、还是俾斯麦，他们身上总会有缺点。希特勒的追随者们也不能说是没有缺点。只有希特勒是没有缺点的。”就在她如此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时，希特勒正在对德国犹太人进行一场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而她的许多德国电影界的犹太人同行也纷纷去别国避祸。但里芬斯塔尔却能对此视而不见。

    1936年，里芬斯塔尔拍摄了《奥林匹亚》这部反映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可以这么说，《意志的胜利》的成功是她得以拍摄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政治保证。里芬斯塔尔以她特有的形式主义美学手法将纳粹德国的形象以艺术化的方式推向了世界并为纳粹德国打造了它热爱和平的假象。由于《意志的胜利》在政治上的成功，使她确信在拍摄《奥林匹亚》时，仍然可以用与《意志的胜利》相同的手法来表现这个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比赛本身的体育盛会。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里芬斯塔尔以纳粹国家机器为后盾，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择手段地展示纳粹的美学意识。她把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的经验作了更为铺张的发挥，使这部电影成为一部纳粹唯美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她带领庞大的拍摄队伍进驻赛场，以高速摄影机、水下摄影机、长焦镜头等当时的先进设备，大张旗鼓地展开拍摄。为了获得表现动态的新颖角度，她甚至不惜冒着妨碍比赛的批评，在场地上开挖沟槽，把摄影机埋人地下，以仰视的角度拍摄运动员。她还租赁飞机进行航拍。里芬斯塔尔的这种上天入地、大事铺张的恢宏气势，令人感到她与她所要拍摄的奥运会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不是她为奥运会拍摄《奥林匹亚》这部纪录电影，而是为了她拍摄《奥林匹亚》才开了这个柏林奥运会。她在拍摄期间口口声声地说，“奥运会开十四天就要结束，而我的电影至少要让人家看二十年。”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达到了这个目的。这部电影后来在威尼斯电影节上得了金奖，在巴黎电影节上得了大奖，而且至今仍然是一部研究纳粹美学的一个经典电影文本。尽管她在战后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电影是“非政治的”，甚至以自己在政治上是“幼稚的”来开脱自己。但从效果来看的话，这部作品将从一战的废墟中重新崛起的纳粹德国的强盛与野心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是一部将法西斯美学视觉化、将法西斯政治艺术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里芬斯塔尔以电影这种手段，通过强烈的艺术表现为塑造纳粹德国与希特勒的国际形象所达到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宣传手段所无法比拟的。法西斯美学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空洞、高亢与不容分说的感情裹挟。它需要一种不及思索的顷刻之间的卷入。而里芬斯塔尔的影像确确实实有这样一种魔力使人进入一种迷狂的状态，不由自主地接受来自银幕的精神洗脑。在这部电影中，她以大开大合的手法形象地阐释了纳粹的“权力意志”与“超人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念。电影中的解说词中充斥着“战斗”、“征服”的词汇，好战气势咄咄逼人。《奥林匹亚》对力与速度的赞美无法不使人联想到纳粹一贯宣扬的日尔曼人种优越论。在这部电影中，对法西斯主义与“超人”意识的倾慕被她的影像合法化了。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在客观上为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的大众催眠与国际政治宣传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奥林匹亚》由《民族的节日》与《美的节日》两部影片构成，该片经过精心编辑，于1938年4月20日希特勒生日之时公映。对于爱好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这个电影更好的生日礼物了。据说，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看了这部电影后也给她发去贺信，表示赞赏。里芬斯塔尔的电影肯定在某些方面打动了他。1938年，里芬斯塔尔应邀访问美国，希特勒本意是让她作为一个民间使者去说明纳粹的“和平”意愿并为《奥林匹亚》作宣传。但她却受到了好莱坞电影界的抵制，只有沃尔特．迪斯尼将这个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以《奥林匹亚》使他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人》屈居第二的里芬斯塔尔奉为上宾。

    正如一个德国电影导演在战后所指出的，“即使将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的镜头从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克电影中剪除，做成一个非纳粹化的版本，它仍然充满了法西斯主义的精神。这部电影将体育处理成一种仪式化的英雄的、超人的伟业。这在解说词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电影中反复出现‘斗争’、‘征服’这样的字眼。此外，在穿过森林的马拉松比赛的强调一种北欧神秘感的画面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同样的，在《低地》(里芬斯塔尔拍摄的一部电影)中，对高贵的山地人与文明程度低下、原始的低地人作了清晰区别的煽动性的要素很突出。阿诺德．范克的高山电影也是基于这种对比的东西。把里芬斯塔尔的乍看之下与政治没有关系的电影与赤裸裸的宣传作品区别开来是如何的困难，这只要从这里举出的两三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了。它们都是从同一种精神出发的东西。”

　    战后，这个以电影为纳粹张目的文化人自然要受到盟国的清算。她先是被美国军队逮捕，在被美军释放后，又成为法国军人的阶下囚，被关入英斯布鲁克女性拘留所。随后，在西德的非纳粹化运动中，里芬斯塔尔在第三帝国时代的作用一直成为一个焦点。尽管非纳粹化委员会对她最后做出的结论不是 “纳粹分子”，而是“纳粹同情者”，但她仍然面对大量的各种指责。她反复辩解说自己是一个只在艺术上追求完美的人，竭力回避对她成为纳粹的宣传者的指控。她始终认为，自己的电影“全部都是真实的，因为不要解说，所以没有倾向性的说明。那是历史，是历史本身”，是“单纯的报道，事实的电影化”。但是，她的辩解没有奏效。美国犹太人作家苏珊．桑塔格在《迷人的法西斯主义》中揭发道，里芬斯塔尔在拍摄《意志的胜利》时为了得到理想的画面，而让纳粹高官重新举行忠诚宣誓以便拍摄。她因此尖锐地指出：里芬斯塔尔的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再现，更是为了制造记录而制造了现实，并最终以记录取代了现实”。的确，在美与政治纠缠得如此难分难解的时代里，她的影像能够只放在美的范畴中加以孤立地审视吗?

　    战后，里芬斯塔尔长期受到欧美电影界的长期抵制。她的许多电影计划最终都因无法筹措资金而流产。她事实上已经进入了息影的状态。然而，有着充沛活力的里芬斯塔尔是不能忍受这种沉寂的。不甘寂寞的里芬斯塔尔从1956年开始深入非洲内陆拍摄电影，并经历了一场几乎断送性命的交通事放，但她仍然在伤愈后数次进入非洲腹地拍摄。1972年，她拿出了一本摄影集《奴巴》。在这本作品集中，非洲国家苏丹某个部落的奴巴族黑人成为她的主题。但是，人们发现，她的奴巴照片依然是她的战前的美学观念的一个摄影变体。她热衷于表现他们肉体的健美，却无意展现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赤裸的身体结果成为阐释她的审美观的图像符号，而且是一种没有深度的、空洞的符号。她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风格。她的影像中有着一种惊人的连续性或者说是一种冥顽不灵的狂热。当有人问她：“在你的摄影集中，出现了许多年轻人与美丽的人，但实际上奴巴人中还有老人与孩子吧?’’对此，她回答说：“对我来说，作为被摄体，这些人没有魅力。”显然，她仍然是个只对“强者”、“超人”感兴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这本摄影集所显示的对力与美的礼赞，与她以前的电影中所展示的审美趣味一脉相承。也因此，奴巴族黑人的影像引起了苏珊．桑塔格的理所当然的警惕。她针对《奴巴》写了长文《迷人的法西斯主义》，深入剖析了法西斯美学的本质，并对里芬斯塔尔的复出表示了愤慨。

　    1971年，争强好胜的里芬斯塔尔考虑到报出真实年龄不会准许她报考潜水执照，因此她在68岁上虚报年龄潜入印度洋海底，考取了潜水执照。从1977年起，她开始了水下摄影。她在水中所见的成果是两本名叫《珊瑚礁花园》与《水中奇观》的摄影集。1987年，她花费了五年多时间写成的回忆录《回顾》问世。而2000年传出的最新消息是，她在非洲拍摄时又再次受伤，现在只能卧床休养。

　    1993年，一部由德国与比利时合作拍摄的名为《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壮观而可怕的一生》的传记影片再次引起话题。里芬斯塔尔在这部电影中仍然对她的影片的历史作用讳莫如深。她坚持认为个人是无法回避历史的包围与纠缠的。但她也许应该知道，既然当初敢于进入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就应该有勇气对历史负责。任何闪烁其词都只能被看成是心虚的表现。一个敢于与历史调情的人是要受历史的严格检验甚至是报复的。她也许觉得历史不公平，为什么卡拉扬依然满面春风地扬起他手中的指挥棒，而海德格尔的哲学居然也被奉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但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付出如此之多，凭什么就只有莱妮．里芬斯塔尔一人要承担为纳粹张目的历史责任?尤其当这个问题发生在一个美貌女人身上时，这似乎更容易令人产生一种侧隐之心。的确，人们已经看到够多的在一个又一个朝代中如鱼得水地成为弄臣的“艺术家”们幸运的笑脸。相对于这些乖巧之徒来说，里芬斯塔尔算是付出得够多的了。朝代有兴亡，但一些乖巧的“艺术家”们却好像总有办法逃脱历史的追究，一如既往地变脸，终生接受掌声与宠幸。但是，对她来说，也许历史是在从另一个角度论功行赏。历史只从她的历史作用与影响来加以清算。严厉的历史惩罚只能落在真正的影响了历史的艺术家身上。她也许就是这么一种该受严厉惩罚的艺术家。这种惩罚要与她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成正比，而且与性别无关。这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宿命与悲剧。

柴禾妞

作者：王崴
来源：银海网      
2004-03-04 16: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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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是不被允许犯错误的。”
                                                     ——莱妮．雷芬斯塔尔　　


　　作为导演，她一生中只导演了7部影片；作为演员，她出演的影片数目大约是前面那个数字的2倍———但让她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恰恰是前者。如果再细细计算，她辉煌的时代加起来只有短短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她创造出来的美，超过了此前一切时代电影纪录片的总和。然而就是因为这几个月，世界永远没有原谅她。
　　
　　莱妮．雷芬斯塔尔，1902年出生于德国一个商人家庭，起初是一个跳芭蕾舞的演员。然而有一天，她在地铁里看到了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命运山峰》海报，电影镜头中的山峰仿佛具有一种异常的美，她在这种美里沉醉了。不久，她向范克毛遂自荐，要求在他的下一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她成功了。短短几年后，莱妮．雷芬斯塔尔已经成为德国最著名的影星之一。曾经执导过《蓝天使》的冯．施登堡甚至说：“我可以把你塑造成第二个玛琳．黛德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纳粹党上台了，莱妮．雷芬斯塔尔的命运要改写了。
　　
　　1932年，雷芬斯塔尔在德国电影前辈的指导下，导演了自己第一部影片《蓝光》。次年她为纳粹党大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影片的拷贝从未问世，但雷芬斯塔尔在拍摄纪录片方面的天才却已崭露头角。于是1934年，当希特勒和他的党羽们在纽伦堡举行阅兵典礼时，32岁的莱妮．雷芬斯塔尔被理所当然地选中，指挥全部电影拍摄工作。纳粹党为她提供了任何一个导演都会为之咋舌的工作条件：无限制的经费，一百多人的摄制组，36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工，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随时听候调遣———希特勒投下这么多的马克，为的就是要把纳粹党变成银幕上最美和最有力量的形象。雷芬斯塔尔做到了这一点。
　　
　　这部纪录片后来被命名为《意志的胜利》。它以希特勒的专机从茫茫大雾中显现为开端，充满了游行、集会、震耳欲聋的呐喊以及如林的举手礼，最后在瓦格纳恢宏的史诗音乐里告终。雷芬斯塔尔在影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在希特勒驱车检阅游行队伍的场景中，雷芬斯塔尔打破了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完整构图原则，希特勒的头部在画面中被切去三分之一，这样就使他的背影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一大半，而游行队伍则变得相对渺小，而且仿佛是从希特勒举起的手臂下面鱼贯而过。曾经有人评价《意志的胜利》具有一种宗教般的意味，希特勒宛如《出埃及记》中的摩西，率领他的子民度过红海，前往流淌着蜜与奶的地方。
　　
　　此后的几年里，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在未来的10年之内，这个蓄着小胡子的人将指挥他们前往世界各地，然后死在北非，死在诺曼底，死在斯大林格勒。
　　
　　无论雷芬斯塔尔愿意与否，从1934年开始，她已经被公认为是纳粹党最有力量的宣传机器了。1936年柏林奥运会举办之际，她受国际奥委会之托为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部后来被命名为《奥林匹亚》的纪录片，几乎成了所有体育纪录片的圣经。雷芬斯塔尔在其中创造的许多拍摄技法被无数后人所效仿，例如使用同步器拍摄百米赛跑场面，在地上挖深坑，以低机位拍摄跳远运动等。与此同时，这部影片在画面审美方面同样达到了极致，影片开头的古希腊奥运会赛场废墟，让人感觉每一块石头都具有着惊人的美；继而，几个裸体男女手持各种运动器械的镜头和“掷铁饼者”等著名雕塑交替出现。戈培尔把这组镜头阐释为“优等种族”理论的图解，但是它所纪录的人体之美和仪式之美，又的确让以后的电影人叹为观止。
　　
　　但这已经是战争的前夜了。1938年，雷芬斯塔尔出访美国，为她的《奥林匹亚》进行宣传，但是好莱坞却给了她这样的欢迎词：“莱妮，滚回家去！”———制片商们都不敢见她，怕从此影响公司的声誉。最后她竭尽所能主持了一场《奥林匹亚》的非公开放映，好莱坞不少圈内人在黑暗中偷偷溜进影院。美国评论界毕竟无法忽视《奥林匹亚》的成就，《洛杉机时报》曾这样评论道：“这部影片是摄影机的胜利，是银幕的史诗。”
　　
　　一年后，战争爆发了。整个战争期间，雷芬斯塔尔匪夷所思地没有参与任何纳粹宣传片的拍摄———或许她此时已经刻意地与希特勒拉开距离。40年代初，她拍摄了自己最后一部故事片《蒂芬兰》，这部直到1953年才得以公映的影片成了她最后的罪状。因为影片中使用了一群来自集中营的吉普赛人，战后再没有人相信她关于自己对种族灭绝计划一无所知的辩解。
　　
　　希特勒垮台之后，雷芬斯塔尔成为第一批被逮捕的电影人之一。此后的几年里她数度被送进监狱，直到1949年才重获自由。然而她的电影生命已经被处以死刑了，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她再没有执导或演出过任何影片。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她被说成是纳粹的宣传工具、希特勒的女人。中年以后的雷芬斯塔尔曾经前往非洲大陆，出版过一本有关土著生活的摄影集，72岁时她又开始学习潜水和海洋摄影———热带鱼和珊瑚，也许它们毕竟不像人类那样危险吧？然而这个世界仍然没有放过她、1997年，德国汉堡举行了一次“雷芬斯塔尔剧照和摄影展”，立即有抗议者打出了“纳粹展览！”、“不许兜售法西斯美学！”的标语。为此，雷芬斯塔尔愤怒地说：“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了我的一生！”
　　
　　雷芬斯塔尔直到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曾经给了她巨大荣誉然后又将她唾弃的人群中间。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几个月后她将度过自己的100岁生日。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了，当年曾经同样为纳粹充当宣传工具的许多艺术大师们，包括罗贝尔多．罗西里尼，萨尔瓦多．达利，冯．卡拉扬都在战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而且名声依旧显赫。《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在经过长时间的禁止后，重新发行了DVD并在电视上公映。她在这两部纪录片中创始的技法，被无数后人或巧妙或拙劣地反复模仿着。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都曾公开地向她表示过同行的敬意。在这个意识形态对立逐渐淡化的时代里，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中国的学院教授们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他们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我的学生如果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然而这一切对于雷芬斯塔尔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她在经历了60年的流放之后，已经步入人类生命的极限，接下来的时光不再属于艺术而属于上帝。一种恨竟然能够长达60年，或许是因为其中掺杂了恐惧的因素。影评人里查德．考利斯就此说得很坦率：“那是因为《意志的胜利》拍得太好了；加上，她的风格；加上，她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雷芬斯塔尔的故事为人类艺术提出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命题：美与非美，罪与非罪，当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和评价？从有毒的荆棘中生长出来的花朵，有没有权利具备独立的香气和色彩？对于它，可不可以单纯地从美学的角度来加以欣赏和阐述。或者说，那永远是一枝带罪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