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且看欧美模式有何不同

资料员

（2003-08-14 07:31:14） 来源：人民日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在京举行题为“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的讨论会。近30个研究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就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对外关系等领域的特性进行深入讨论和比较。这里所说的模式，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特定的生活场景中，也就是在自己特有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背景下所形成的发展路向，以及在体制、结构、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特点。

   欧美关系比较复杂，时而紧张时而缓和。了解欧美不同的模式，将有助于评估欧美关系的性质和前景，有助于深刻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也有助于把握多极化世界的发展进程。

   本期《国际周刊》摘要刊出讨论会的结论报告（由周弘、裘元伦、王立强、刘立群、陈志瑞、张健雄执笔），供读者参考。

   近代以来，欧洲形成了“民族国家”和“欧洲主义”两大政治文化特征。如今，欧洲仍是“民族国家”的欧洲，同时“欧洲主义”正在制度化为欧洲联盟。以欧盟为代表的“欧洲政治模式”已经存在并继续发展，形成了兼有民族国家特性和超国家特性的独特的政治体。最新公布的欧盟《新宪法草案》对欧盟政体的价值取向进行了高度概括，称其为维护“人的平等、自由和尊重理性”；保证“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市场经济之间、在高度竞争性和全面就业与社会进步之间寻求平衡”；在世界上促进“和平”、“安全”、“可持续发展”、“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互敬”、“自由和公平的贸易”、“消除贫困和保护人权”；“严格遵守并发展国际法”，特别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美国宪法相比，欧盟的表述更加强调人民的权利，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国际法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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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模式
   欧：追求均衡　尊重理性
　　美：政党松散　赢者通吃

   欧洲和美国在自我意识和世界观方面的差异来源于许多方面，政治模式方面的差异只是其中之一。欧美政治模式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政党的代表性、利益的分配与表达以及决策程序等方面。

   欧洲的政党是自下而上的政治组织，有明确的党纲和较严密的纪律，有稳定的党员队伍和社会基础，政党领导人受党组织制约。政党根据得票比例获得议会席位，并在议会中代表选民的利益。执政党根据本党纲领和社会基础的意愿执政，同时受到党内和议会内的监督与制约。比较起来，美国的政党组织松散，党员无须交纳党费，不领取党证，党内没有具体的纲领和严格的纪律，只有少数专职工作人员，在选举时期集中开展组织活动，是名副其实的“干部党”和“选举党”。美国的选民直接选举总统或议员，总统个人的权力大大超过欧洲的总统或总理。美国总统掌握行政权，如果执政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则同时控制了行政和立法权。所以，欧洲模式，无论是“比例代表制”还是“混合制”，都比美国的“简单多数”和“赢者通吃”的制度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欧美政治模式的差异还体现在利益结构和表达方式上。欧洲政党的竞选活动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双重保护，竞选经费主要由政府拨付，经费来源必须公诸于众，国家保障相对公平的竞争。因此，欧洲的选民各有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参与政治和竞选活动，议会中也有众多的党团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反，美国的总统候选人很多是毛遂自荐，主要靠竞选公司协助策划、安排筹资、组织竞选。实力雄厚的财团和智囊机构起很大的作用，结果使政治和选举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有足够利益集团支持的大党。美国当选总统比较直接地受益于利益集团，而美国政党则缺乏日常政治行动能力，因此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便十分活跃，通过游说活动直接干预立法和行政。

   欧洲国家制定政策的程序也与美国有别。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欧洲民众和利益集团通过政党来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随着欧盟的建设与发展，成员国将一部分权力让渡给欧盟，同时在欧盟中共同享有超出民族国家的权力，欧盟又在制度上保障欧盟内部的多样性。这种权力的转移与使用的原则和程序，都是作为单一制国家的美国所没有经历、也难以理解的。这使欧盟的决策机制十分复杂，也使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经过多次平衡才能转变为政策。相反，美国的政党和民众对总统的政策制定没有太多制约，在决策的过程中，利益集团和行政当局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出于欧美在政治结构、利益代表和决策程序方面的不同，欧盟（和成员国）制定对外政策的程序、在外交中所代表的内部利益以及代表的方式也与美国有明显差别。

   首先，尽管成员国有可能单独代表自己独特的利益，但是欧盟在国际社会中却需要代表欧洲社会认同的利益和形象，其驱动力是多元的，利益是经过平衡的；而美国在世界上扩张的驱动力则有可能是单一的，受少数利益集团、特别是军工利益集团的驱使。第二，欧盟（和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主张经过了政党与利益集团、民族国家与欧盟之间的多次磨合，体现了更多的理性思考；而美国的对外政策主张则出自白宫，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及其决策班底的个人偏好和权力意志。第三，在长期的一体化进程中，谈判、协商和集体决策已经成为欧盟（和成员国）主要的决策方式，这种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与美国大相径庭。

   与美国政治模式相比，欧洲的政治模式虽叠床架屋，十分繁琐，但却拥有比美国模式更广泛的代表性，更加透明的政治程序，更加全面的经济、社会、自然的平衡机制。欧洲和美国尽管有许多共同利益，在广义价值观方面有高度的认同，但是它们之间模式的差异必然有所表现，它们在区域集团化和国际合作、安全模式乃至人权外交等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已形成明显不同的政策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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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模济式
   欧：劳资谈判　福利保障
　　美：自由主义　贫富悬殊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

   西方学者早就发现欧美经济存在结构性差别，他们分别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股票资本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放任的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主义”等来加以区分。

   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一是私人公司拥有资本积累的决策权；二是公司自由追逐短期利润目标；三是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四是劳动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五是社会的主流观念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以德国经济为代表的欧洲“莱茵模式”则具有以下特征：1．有一整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福利制度；2．有组织的劳工拥有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和地位；3．社会的主流观念是社会民主主义或基督教民主主义。

   两种模式决定了美欧在国家与市场（体制导向）、政府与企业（经济监管）、雇主与雇员（权益分配）、国家与公民（社会安全）、企业与银行（资本积累）这五对关系中存在着明显差别，在资本、劳动和政府三者力量对比方面显示出不同的取向。简言之，美国不但实行市场经济，还实行市场社会；欧洲固然重视市场经济，但并不听任市场社会发展。美国更强调市场、更支持企业、更倾向雇主、更提倡公民自立、更注重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欧洲则更主张雇员和雇主利益的均衡、更强调政府对市场的约束、更关注社会与自然发展的和谐。

　　经济模式与经济增长并无直接关联

   按1990年不变价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从1950年到1994年，美国人均GDP从9573美元增至22569美元，增幅136％；德国从4281美元增至19097美元，增长了346％，美国并没因其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领先。即使以1973年为基准期，1973—1994年期间的美、德人均实际GDP增长分别为36％和75％，美国也不见优势。

   如用“时均”GDP（每工时生产的GDP）衡量，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美国居世界第九，排在它前面的8名，除加拿大外，都是欧洲国家（比、法、荷、德、挪、瑞士和奥地利）。欧洲人工作时间短（2002年德国人年均工作1557小时，美国人1904小时），生活相对安逸，缺乏美国人那种“拼命三郎”精神，贫富悬殊不如美国明显。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美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速明显超过德国，这是因为美国大规模调动和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同时比欧洲更早地开始经济结构调整。美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3％—4％，而德国经济年均仅增长1．5％—2．0％。自从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危机发生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欧洲模式表现出了相对弱势。经济全球化正在侵蚀欧洲福利社会的基础。为留住本国资本、吸引外国资本，各国竞相降低税率，这就限制了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14个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公司税率平均已从1985年的46％降到1999年的33％。个人的税率也在普遍下调，通过高税收提供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受到遏制。经济全球化、快速的技术变迁、后福特主义（即不再像福特主义那样实行标准化大批量生产）以及自由市场政策弱化了劳方的交易权利，让雇员承担失业风险，加剧了生活的不稳定感。社会伙伴协商关系”作为欧洲模式的支柱之一也出现松动。但欧洲模式并不会因此而全面美国化，因为多数欧洲人不喜欢没有稳定预期的生活，认为欧洲模式更符合人性与理性。欧洲正在通过进一步联合与改革完善自己的模式。有些改革多少带有新自由主义要素，但这并不表明欧洲正走向美国式新自由主义，也不意味着欧洲人会放弃自己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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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模式
   欧：社会市场　伙伴关系
　　美：市场社会　自由竞争

   欧美文明一脉相承，但它们的历史过程并不完全重合。不同的历史经历在欧美人民社会生活方式中增添了不同的内容，造就了不同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得克萨斯州律师约翰·哈吉举办系列讲座，发行了几十万张录像带和光盘，说欧洲搞一体化是为了“征服世界”，是为了用欧元统一全球货币，把全球经济统一成为欧洲模式。这种思维逻辑就是美国人不理解欧洲文化的一个典型事例。

　　“社会市场”与“市场社会”

   根据美国学者福山关于“社会市场”和“市场社会”的划分，欧洲的市场被包容在社会里，是“社会型市场”，美国的社会包容在市场里，是“市场型社会”。具体地讲，在欧洲国家中，人们通过各种“社团”或“法团”组织，通过制定规章制度，经过讨价还价的谈判和平等协商的程序，维护自身利益。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决策都需经“社会合作伙伴”的协商，达成一致后方可实行，资本家不可能片面地采取行动。各种市场要素，包括社会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在利益均衡的社会结构中发挥作用。结果，政府较多地介入市场，也较多地干预个人生活。因此，欧洲的社会更加注重内部团结，劳方、资方、政府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有利于内部的稳定，但不利于向外发展，也不利于外来移民的融入。在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的程度要低于欧洲国家，具体表现在国家对于社会转移（指资金转移即再分配）支付的力度大大低于欧洲，中央政府在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开支仅占30％左右，而德国和法国超过了50％，瑞典则达到70％—80％。美国政府的社会开支基本不受社会因素的制约。美国奉行“小政府”政策，让劳动者发挥“个人能力”，想办法照顾他们自己，因此，“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占据社会观念的主流。社会没有紧密团结的结构，却有很多发挥个人潜能的空间，有利于外来移民的融入。

   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也包括个人承担风险。美国的经济泡沫破裂后，许多人的个人养老基金濒于破产或大大缩水。在美国，支持政府海外扩张政策、希望扩张能带来美国股市复苏的要求甚嚣尘上。而欧洲公民因为主要依靠社会和政府获得他们的生活保障，所以需要和平稳定。加上美欧媒体所起的作用不同等因素，当70％左右的美国人支持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时，欧洲则有80％—90％的民众坚决表达了反战愿望。

　　美国教会人员用90％时间从事社区服务和慈善工作

   上述结构性差别导致了社会组织在欧美社会的不同作用。在欧洲，政党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民众通过组成众多的政治团体及政党来影响政治。而美国政党的主要功能是选举，加之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所以，教会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如美国人很重视环保，却没有绿党，人民对于环保的要求主要通过教会来表达。美国教会是掌握捐款数额最多的非政府组织。教会的志愿者每年服务上亿个小时，教会人员用90％的时间从事社区服务和慈善工作，通过这些活动证明其存在的价值，获得强大的动员力，使得国会议员必须考虑信徒选民的意见。

   欧美宗教本来同属基督教体系，但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它们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欧洲的社会行政和服务体系完善，教会的社会作用受到局限，教会或教派的成立需政府认可，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美国由于“小政府”，很少干预社会，大量社会服务工作就成了宗教团体竞争的对象，使美国的宗教服务迅速发展起来，宗教市场竞争激烈。除了一般宗教外，美国还有大量膜拜团体、新兴宗教。

　　美国强调以“西方文明”“改造”其他文明

   从文化模式的比较来看，欧洲文化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多元文化并存，其核心政策是发扬和尊重语言及文化的个性、保护其多样性、促进文化交流等。而美国虽以“大熔炉”著称，但其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基督教文化”，其他少数族裔的语言和文化则处于边缘和被同化的地位。这种不同的文化观折射到对世界文明及文化的看法上，则表现为美国强调用以它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去“改造”其他文明，而欧洲各国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宽容和对话、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显示出比美国的“单一文化”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加宽容的特性。

   在人权观、人权法方面，欧美之间有很多共性，但也存在明显分歧。欧洲的人权理论更加丰富、深刻，人权组织和人权运动的声势更强大，人权保障机制更加完善。美国没有丰富的人权文献，其民权法更多地强调个人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信仰自由。在观念方面，美国崇尚自由竞争，欧洲更加重视社会公正和人文传统。在机制方面，欧洲设有跨国性人权法院即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宪章还规定个人有控告国家的权利，美国则没有这种机制，反对个人控告政府。在将国际人权法转化成国内法的问题上，美国表现非常消极，遇到《儿童人权公约》这类涉及到社会制度的法案时，美借口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政府的管辖权，拒绝予以批准。在人权保护的国际化方面，欧洲国家在进行了欧盟层面相关立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性机制和司法机构的建立；美国则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目前的国际法体系是欧美主导制定的，美国制定国际法非常积极，执行时却比较消极。积极是为了争取国际规则有利于美国实现国家利益，消极则是它感到国际法对其行为产生束缚，妨碍实现其国家利益。欧洲由一些中等国家组成，他们只有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才能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美国虽然还没有强大到完全置国际法和联合国于不顾的地步，但是由于世界力量的失衡，美国认为可以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实力，因此日趋独断独行，因而欧洲乃至整个世界舆论对美国的批评也日渐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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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模式
   欧：讲究秩序　协商安全
　　美：单边主义　先发制人

   欧盟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和在1995年（7．5万亿美元）就已超过美国（6．23万亿），名列世界第一，成为不可忽视的经济巨人。欧盟进出口总量占世界总量的60％，其中，内部贸易量占20％。这说明欧盟经济具有强大的内部协调力和内在动力，其对内的依存度大于美、日等工业国。相对于欧洲，美国经济更具有扩张性。在全球2．8万种核心技术中，美国掌握了1．8万种，占世界总量的64％。收回技术投入成本和维持技术优势的双重压力迫使美国不断增加对于外部消费市场的需求。1999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美国跨国公司有239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网络渗透市场的能力极强，几乎无孔不入。美国将保护这张网络、协助其扩张当作美国根本的安全利益和政府的首要责任。

   在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劳动力不能充分自由流动、有效需求短缺的世界上，美国消费了世界资源的40％，能源的近30％。美国就业人员80％不从事物质生产。去年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合计不足GDP的25％。美国从金融领域获取的收益超过GDP的50％。去年全世界的GDP只有40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债务累计却高达31．6万亿美元。每届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都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政府的责任就是保护美国物资来源的安全和美国商品自由进入世界市场的权利。美国的安全观与保护上述利益的现实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

   欧盟在经济总量上虽超过美国，但由于这两个经济体各自控制的跨国公司数目和核心技术的数量有本质的区别，它们在经营方式方面存在差异，它们依赖、扩充世界市场的程度与方法也各不相同。注重内部协调力和内部再分配能力使欧盟积极经营周边地区，长期投资外部世界，在扩大欧盟经济生存空间的同时，选择了经济、社会和自然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方略。与此相适应，欧盟注重各个层次上的秩序与均衡。由于欧盟的生存不需要以世界的不均衡发展为前提，因此欧盟对世界安全的要求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欧元的问世直接挑战了美元的绝对信誉。美元一旦丧失在全球的绝对信誉，将很难保障每天必需的10亿美元净流入量。美元与欧元之间的冲突可能是欧美关系与欧美矛盾的一个突出特征。

   机制化是欧洲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模式，主要表现为：在欧洲范围内，采用扩大安全圈的办法，靠一体化机制解决欧洲的安全问题。具体办法是：欧盟要求有入盟愿望的国家必须先和周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否则不予考虑。在世界范围内，欧盟的机制化主张表现为建立国际体系，展开双边和多边对话，强调联合国是解决当前国际问题的核心。

   美国有足够的实力单方面地谋求自身安全，只是在集体安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才借助于国际安全秩序，而且这种借助往往是暂时的和被动的。冷战结束后，随着美国实力的膨胀，美国进一步采取了主动寻找敌人的战略，用“先发制人”来保证美国单方面的绝对安全。但是美国却继续强化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大规模投资军事技术，扩大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和对世界安全的主导权。欧洲人用一体化的方法解决了法德的百年宿怨，并进而产生了地区安全、协商安全和多边安全等新方式和新观念。他们热衷于建立“国际社会”及其规则，追求解决冲突的和平机制。欧洲希望用市场的手段、非武力的手段获取资源。欧洲的合作主义要保护的既是欧洲的利益，也是欧洲的特性。欧洲有殖民的历史，有海外贸易市场的利益，有历史文化的纽带，有多种维护利益的工具，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因而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明火执仗地去掠夺或征服。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在全球从两极世界向多极世界转变的过程中，应扮演看护人的角色；在塑造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欧美是平等的合作伙伴，可共同分担责任、分享权力。欧洲乐于承认美国平衡地区关系的作用，但目的在于通过吸收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大家庭的管理来与美国分享战略力量。

   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极度膨胀，使它不情愿将欧洲当作它平起平坐的伙伴，不以欧洲盟国的支持或配合作为美国采取国际行动的条件。保持在欧洲的永久参与、确保对北约的主导地位、美国利益至上、用单边主义取代合作等，成了美国最新战略目标的总概括。

   围绕着伊拉克的“战”与“和”，欧美矛盾表面化。欧盟明显感到，没有军事干预能力为后盾，欧盟就没有自主外交可言。原欧共体的核心国家再次组成武装欧洲的核心，以缩短欧盟与美国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差距为目标。为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机构协调武器装备的生产；增加军事研发费用；启动军用运输机和欧洲战斗机的生产项目。在不依靠“北约”的情况下，欧盟第一次独自完成了派遣维和部队去非洲的任务。欧盟还重新启动了欧洲的卫星定位系统“伽利略”，并正在积极实施更有利于欧洲利益的独立与合作安全战略。（人民日报第十三版）

tian4107

很好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