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大盘点-------纪录片四巨头访谈

湘里妹子

主持人：包明廉（昆明娱乐信报记者）
访谈对象：陈汉元（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
朱景和（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副会长）
刘习良（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顾问）
孙曾田（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纪录片部编导）

　　　　　　　　　　　

尊重个体生命 制作风格多样　　

记者：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近10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能否用比较概括、精练的语言描述一下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汉元：依我个人观察，最大的进步表现在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上。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不管是电视媒体还是创作者，都把镜头对准了人，体现了对拍摄对象的尊重，对从集体生命到个体生命的尊重。在纪录片中，创作者尽量淡化自己的主观色彩，把主观想法尽量隐藏，同时对片子及片中主人公给予了人文的思考和人文的关怀。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喜欢在片中对被拍摄对象的存在和发展说三道四，解说词不是被拍摄对象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感悟，有越俎代疱的痕迹。而现在，同期声的广泛运用，被拍摄对象的声音更多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图隐蔽得越来越巧妙。纪录片的制作质量在稳步提高。二是对观赏者的尊重。过去有些纪录片有强加于观众的现象，说教的意味很浓，唯恐观众不懂，这是对观众的不尊重。现在，这种现象在纪录片中越来越少了。

　　记者：刚刚结束的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选中，纪录片有12部作品获奖，这堪称是对近期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次大检阅。这12部作品的风格样式好像比前些年丰富了许多。

　　朱景和：我国纪录片从创作方法和作品风格单一到多样化，花了十几年时间，本届金鹰奖参评纪录片清楚地显示出这一变化。这是一个大进步。其突出特点是：多种创作方法各显所长，不同艺术风格争奇斗妍。注重综合手段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写意型、以声画同步采访见长的写实型和政论色彩的思辨型，均有佳作涌现。这体现了近几年来实践、探索的可喜进展。

　　历史题材的长纪录片中，《共和国外交风云》（第18届金鹰奖最佳纪录片）、《新中国》、《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八千湘女上天山》、《中国红十字》、《逃亡上海》等都是1999年纪实—写意风格的代表性优秀之作。其共同的特点是以丰富的影视资料为基础，加入大量权威性访谈，辅以少而精的解说词及其它艺术手段，表现为纪实—写意式文献片。它既不同于传统的“格里尔逊式”，又不同于访谈纪录片。史学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和艺术家的激情、形象思维相结合；对浩如瀚海的史料去粗取精，对权威性访谈的准确使用，是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并重，兼有政论色彩的影视纪实佳作。这是最近几年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样式。如《共和国外交风云》运用大量“揭秘性”史料，为展现风云变幻的中国外交史增添光彩，为作品增添了魅力；16集《新中国》将历史资料、现实画面和当事人访谈有机结合，叙事客观，分析冷静，艺术地再现我国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逃亡上海》用的同一手法。创作者的纪实写意风格使“控诉纳粹”这一老主题充满新意。作品具有东方神韵，令人耳目一新。

　　记者：纪实跟踪的采访手段是中国纪录片近年创作中采用最多的方法之一，近期这方面的创作有新的突破吗？

　　朱景和：比较突出的有纪录片《最后的马帮》、《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亚心与牧羊人》等几部作品。《最后的马帮》拍摄的对象是居住在那里的独龙族同胞。他们半年时间被大雪阻隔，与内地中断联系，全靠“马帮”输送粮食、药品和书报信件。作品生动地记录了往返于“死亡河谷”驿道上人马的艰辛，以及公路即将通车之际最后一次险象丛生的旅途经历。作品的成功在于出色的跟踪拍摄。自然环境艰苦而复杂，恶劣的气候变化无常，拍摄却能做到角度丰富，构图、景别、用光适当；画面与声音同步产生，准确生动地记录下马帮的各种活动。《亚心与牧羊人》、《我的小学》都是选取普通人的一段经历如实记录，以这段经历的典型性为内容，以未知结果的跟踪为悬念，以淡化技巧为技巧，揭示平凡中的不凡、质朴中的光华。

　　写实风格的纪录片特有的审美功能在于，以自然主义为艺术手段和技巧，从平凡、平淡中发掘人生之光、伦理火花。

　　　　　　　　　　

高智商的“傻子” 坚守精神绿州　　

记者：电视圈在许多人眼里是个追名逐利的地方。但是在纪录片这块园地，恰恰有一批甘于寂寞，耐得清贫，且文化素养较高的人在坚守这块精神绿州。是什么支撑他们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沃土？

　　孙曾田：作为纪录片的创作人员，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有理想，有追求，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祖国；艺术感觉好，甘于寂寞。与整个电视圈相比，我们恐怕是最没有名没有利的一拨人。不是说我们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面对亲朋好友和自己家人的不理解，自己有时也会困惑，也会动摇。但当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所处的一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有多少丰富的事和人值得我们去记录，纪录片的长处和特点就是真实记录一个时代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事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想到这一点，虽然自己物质经济上亏点，但很值得，纪录片的事业需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来投入。

　　陈汉元：我始终认为，做文化精品的人应具备文化精英的素质。这些人拍纪录片，他们对人、对动物、对自然、对社会，都表现了创作者自身的一种人文关怀的情怀，这需要一种高境界，否则是拍不出那种高度的。我常说，拍纪录片的人是一批智商很高的从事高尚事业的“傻子”。他们决不是仅仅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生存环境，决不是仅仅为了索取一点经济利益，才干纪录片的。事实上拍纪录片的人经济回报有的暂时呈负数。

　　这10年的纪录片进步，大量优秀作品的诞生，是那些具有高尚的理想和追求，甘守寂寞和清贫，不怕吃苦，不怕牺牲，怀抱一颗火热的心，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激情，为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而奋不顾身的人所创造的。毫不夸张地说，从事纪录片事业的人很悲壮，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同步展示另一个生命的状态和过程。不这样，是拍不出这些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有震憾力、有深度、有大情感的作品的。

　　　　　　　　　　　

盘活纪录片资源与世界直接对话
　　

记者：中国纪录片应当如何走出国门，与国际影视业对话？

　　刘习良：中国的影视业这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我认为中国最能与国外比肩的首先是中国的电视纪录片。中国的电视节目走向国际市场，要在纪录片上多下功夫。电视剧因为受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国外一下子还难以接受。而纪录片则不同，尤其是反映中国文化、自然风光的片子在国外很有市场。纪录片既是对外宣传品也是商品，从商品的角度出发，把纪录片推向国际市场，从而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这是最成功的。

　　记者：中国的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应当注意那些方面？

　　刘习良：中国目前就有很好的纪录片，特别是一些环保、环境、幼教、老人、少数民族风情题材的片子，在国外很受欢迎。前不久，我看过一部反映动物的纪录片，如果不花上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决不能抓拍下那么生动的情景。像这样的纪录片不论从技术还是内涵上来说，决不比国外同类的纪录片逊色。但是中国的纪录片资源浪费很严重，很多片子在电视台最多播放两次就束之高阁了。当务之急是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现有纪录片资源，对其重新改造、包装制成系列，然后投入市场化运作，让其走向国际市场。

　　记者：中国的纪录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还依赖于哪些方面的努力？

　　孙曾田：中国这么大，人口那么多，又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之中，可以说拥有非常丰富的纪录片题材资源，对这一点，许多外国同行都很羡慕我们。但是，目前中国纪录片事业的发展还处在比较分散的状态，缺乏长远规划，同时在市场运作机制上存在不少问题，加上资金投入不够，社会各方面对纪录片事业的意义认识不足，妨碍了中国纪录片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应当引起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的重视，同时也有赖于我们从业人员自身去努力、去奋斗。

　　纪录片的播映渠道，目前虽然许多电视媒体都开辟了纪录片专栏，也拥有了一批热爱纪录片的受众，但许多好的纪录片仍因受种种因素制约而难以和广大爱好者见面。我建议能否在中央台或者其它电视媒体，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纪录片专用频道，充分盘活现有的纪录片资源，运用市场化原则操作，让纪录片的拍摄、制作到播映，步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体制。

　　　　　　　　　　

故事更需精彩 技术有待精良　　

记者：中国纪录片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依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请直言不讳地指出妨碍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

　　陈汉元：这些年我先后担任过国际、国内许多纪录片大赛的评委工作。我感到中国纪录片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三点：

　　第一点是故事没讲清楚。纪录片不是用笔，而是用镜头说话，地道的纪录片90％以上的内容和思想是用镜头说话的。现在有些作品让人看了半天往往不知所云，我曾请一些创作者用三句话来概括片子的内容，结果一些创作者急得满头大汗，用了30分钟也没说清那个故事。我希望他们在创作前先把故事想明白，把向观众传递的意思想明白，才动手拍，动手编。如果自己始终“朦胧”，那么拍出来的片子必然“糊涂”。

　　第二点是故事讲得不精彩。我从事纪录片事业40年，回顾国际国内的成功经验，好的纪录片核心人物是编导和摄影师。最理想的创作是编导兼摄影。早期纪录片规模小，编导和摄影常常是合一的。后来片子拍得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了分工，这种状况利弊同时存在。最理想的创作方式是编导摄合一，如果不能合一，希望编导和摄影的“灵犀”能相通，创作中双方能同步，能沟通，才能成为理想的合作伙伴，才有可能把纪录片故事“讲”得精彩。

　　第三点是中国纪录片的制作不够精良。我国近年有许多纪录片入围国际大赛，但最终没能得奖，重要原因不是题材不好，内容不精彩，而是制作不精良，技术指标达不到国际水准。犹如一套服装，面料很好，但加工技术不到位，线头线脑露在外面，最终成不了名牌，卖不出高价。其次有的必须加解说词的纪录片，撰稿文字缺乏文学性和幽默感，也是我们的通病之一。幽默是武器，是一种力量，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应当掌握这种武器，拥有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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