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纪录片导演萧菊贞

山地之阿飞

2001年4月7日，获得2000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银簪子》终於在专业电影院放映。没有电影发行商的支援，穿梭在戏院的导演萧菊贞靠著个人力量筹办所有发行、宣传大小事宜。
在特别放映的《红叶传奇》结束後，早逝的红叶队队长邱德盛儿子邱俊文，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看《红叶传奇》，仍然不禁掩面，「每次看这部片，就好像回忆起爸爸一样，」还在就读文化体育系的邱俊文，年轻的脸庞牵挂著太多不能言语的感怀。
不只是邱俊文，不只是《红叶传奇》。即使是记录荣民父亲生活、在台湾社会已经被边缘化的题材《银簪子》，看过影片的人大多为之动容。
用影像关怀弱势生命
或许因为影像的力道太强烈。
在《红叶传奇》中，30多年前光荣顶盛、以7A比0大败日本和歌山调布队的红叶少棒成员，现在应值40多岁的壮年，但他们比赛完却没路子继续打球，因打球辍学又找不到好工作，有一半以上或因抑郁喝酒，或因发生意外而去世。还活著的人，身段早已不再精瘦灵活，顶著一副中年发福的啤酒肚，或当警察，或开计程车，或打零工种果树为生。
另一幕，当时还在念台东体专的邱俊文，穿著棒球装，在镜头前回忆小时候常莫名地被圆形的东西吸引。可是一生工作不顺遂、在壮年时就因痛风抑郁早逝的父亲，强烈认为「打球没出息」。「只要一碰圆的东西，石头啦，球啦，就会被爸爸打，」邱俊文想到亡故的父亲，不顾摄影机，便低头伤心起来。
《银簪子》里，镜头陪著只身来台的萧爸爸，回到大陆老家寻母亲的银簪子。这是萧菊贞爸爸的故事，也是所有老兵的故事。
镜头走到屏东荣民之家，一位蓄著半长花白发的荣民伯伯，主动表示要唱自己写的歌给他们听。「我要唱出我的苦...我们不要战争...」老先生手捏写著浅白歌词的小纸，唱了两句就哽咽转头别过摄影机。走调的辛酸，几十年似乎未曾唱完过。
影评人闻天祥欣赏萧菊贞在这部片中，不只拍父亲，更辐射到父亲的朋友，以及荣家老兵。他认为，这使得《银簪子》不只是家庭相簿式的纪录片，因为面向放大，层次更分明，让这个世代与族群，有更完整的呈现。
拍纪录片只为诉说感动
但是常被问到「为什么拍纪录片」问题的她，却不认为自己拍纪录片有任何包袱或企图。有的人因为想当导演而拍片；有的人为了学术拍纪录片；也有热中社会运动者视纪录片为社会运动的一环，可是萧菊贞啥也不为。她拍纪录片，只是为了说出自己感动的事，事实上，萧菊贞也写文章，而且不会放弃写文章。「如果我很会画画，或是很会玩乐器，我也会用图画、音乐来表达，」萧菊贞说。
「纪录片是就真实素材，做有创意的处理，」萧菊贞同意，就像文章是作家的创作一样，纪录片也是导演的创作。某些人看完她的纪录片後，告诉萧菊贞，应该在片中处理台湾棒球史、或是探讨政府原住民政策等问题。但对萧菊贞来说，红叶少棒的故事中，最吸引她的就是「人」的部分，她想要呈现的，也是这些人怎么面对他们的生命。
不过一直到大四以前，萧菊贞都抱著将来要成为作家的浪漫理想。
萧菊贞回忆，自己在高中的作文，只要是写论说文以外的文体，分数就会很高，被老师拿出来念；但一写到论说文，分数就会低得不得了。萧菊贞觉得，彷佛从那时候，自己就已经注定是某一型的人了。
在清大经济系念大四时萧菊贞修了一门「录影带制作」的课，第一次拿起摄影机，也第一次感受到操作镜头的震撼。对她来说，文字与影像各有各的魅力；文字是充满想像空间的，影像给予观者的幻想空间不若文字，但却充满戏剧张力与视觉效果。一个必须花500、1000字描写的场景，在电影里也许只需短短几秒就能让人体会。
想要告诉别人令自己血液撼动的故事，胜过於想当导演这件事，追赶著萧菊贞走上拍纪录片这条路。
萧菊贞关注的题材与生命，其实是没有界线、类别的，不过仍然遭到不少自以为是的误解。在拍以荣民生活为题材的《银簪子》时，某些人的反应让萧菊贞啼笑皆非。有人对她说，现在都什么时代、阿扁都当总统了，还拍老兵；也有人定论她，一定是亲民党的；有一次上广播节目，因萧菊贞拍了父亲，而不是客家母亲的故事，还有听众传真进来质疑她，是不是歧视客家文化。
「台湾人对人、对生命的态度，经常是很粗暴的，」萧菊贞不能忍受这些框框与成见。不论是红叶少棒队成员、荣民、或是她曾拍过的《血染的青春》里二二八事件受难者的家属，生命中磨难、辛苦的本质，是相同的。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台湾人会丧失了对不同生命基本的关心与包容。
光鲜背後太多辛苦汗水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连续获得1999年与2000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让萧菊贞近两年来的知名度大为提升，其实萧菊贞7年来已经拍过十几部纪录片。在得奖与放映以前，漫长的拍摄过程，与为了拍摄而四处筹款日子里的艰辛，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很多媒体都曾经报导过，萧菊贞在拍《红叶传奇》时经费来源上的窘境。这部片子原本的预算只有45万元新台币的辅导金，结果一开拍便无法控制，还是拍到300万元。摄影师已经算是「义助」拍片了，但是每天租机器、底片等费用仍然贵得吓死人。
萧菊贞现在想到当时找钱的经验与辛苦，仍然余悸犹存。
「那种存摺里只剩下几百块钱的生活，真的很可怕，」萧菊贞回忆。大学毕业後，她唯一做过的全职工作，就是在《新新闻》当了一年半的记者，个人根本没什么积蓄。
当时拍片拍到没钱，萧菊贞租屋处的热水器坏了，房东又不肯来修，四、五千元的热水器她也买不起，只好花200元去买一只烧热水的大锅，一锅一锅热水抬著用。
等著用热水的不只是她，还有她养的大型流浪狗，当她提了4桶热水，手酸脚软再也提不动时，情绪终於崩溃。她坐在楼梯上一直哭，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同班同学这时可能正穿得漂漂亮亮在忠孝东路逛街，可是萧菊贞呢？
萧菊贞感慨，台湾社会整体对於纪录片不了解，以致於在募款、拍片时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当媒体报导萧菊贞拍片没钱时，最先涌入的都是一些家庭主妇、老兵等省吃俭用下的小额捐款。杯水车薪，萧菊贞在感激之余，也感慨台湾的企业界还没有赞助纪录片的观念，因为比不上赞助活动来得有广告效果。
有人认为萧菊贞很幸运，在募款上得到朋友、媒体的大力帮忙。「我不是坐在家里等钱、等辅导金从天上掉下来，」萧菊贞认为，资源并不会凭空而来。一些艺文界大老，包括侯孝贤导演，都是看到她努力拍摄的初步成果，及知道她山穷水尽的窘况後，才鼎力襄助。
也有人欣羡61年次的萧菊贞已经获得两座金马奖的肯定，「如果你敢像我一样，用整个青春下去赌，那么你也可以，」拍了7年的她苦笑道。坚持理想背後的汗水与泪水，比起领奖的光鲜显得不起眼。
「现在敢说自己曾打过红叶少棒」
拍片、筹钱这么辛苦，还拍不拍？
跟她合作《红叶传奇》与《银簪子》的摄影师秦鼎昌，形容萧菊贞是一个锲而不舍的人。虽然过程中她说过不下一次的「我不要拍了」，但是最後总还是克服万难拍完。
　很多时候，如果当时不拍，就再也记录不到了。当《银簪子》在戏院放映时，片中出现的三伯、父亲的挚友，以及许多荣民伯伯，已经去世。萧菊贞感慨，她彷佛一直在跟时间赛跑，因为生命凋零的速度太快。
拍纪录片过程中，许多当初无法预料、跟人物生命互动的插曲，也彷佛是吸引萧菊贞拍纪录片的一块磁石。
例如，目前在台中某工厂做事的红叶队捕手江红辉，在片中告诉导演，他从不敢告诉别人他曾打过红叶少棒。面对「为什么」的追问，江红辉的无言，其实回答了太多理由。
直到去年「纯十六影展」《红叶传奇》首映时，萧菊贞邀了他们到台北看电影。影片结束後，很多队员无语沈重地步出戏院，不跟导演多话。当晚萧菊贞终於忍不住，打电话到台中，跟江红辉说：「没关系，你们有什么不满就直接说吧！」
从小木讷的江红辉，在电话里告诉萧菊贞：「我现在终於敢跟别人说，我是红叶队的了。」
萧菊贞豁然觉得，再多奖的肯定，都比不过这句话；拍片遭受到的各种质疑，也都不算什么了。
《银簪子》放映後，虽然萧菊贞与父亲之间没有再提过银簪子的事，她也不会追问父亲，是否还认为女儿不能持有具有传家意义的银簪子，但萧菊贞与父母亲的感情显然更好，父母亲也更常上来台北与她同住。
《银簪子》在戏院首映後，许多观众都走过来拍拍萧爸爸的肩头，称赞他女儿很孝顺。瘦小的萧爸爸以一贯腼腆的笑容不断致谢，或许在他心中，女儿已经帮他找回心目中的银簪子。
辛苦拍片这么多年的萧菊贞，今年将暂时休息，专心写作。除了下学期将在清华大学开课外，也预计在今年六、七月出版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有关纪录片导演拍摄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包括导演与被摄者间的互动经历。
就像她认为的，纪录片不该有句点，萧菊贞用笔、用镜头诉说感动的故事，也还在待续中。

卖老婆买米

路过，拜年。回一个，过年了，顺便给楼主拜年春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