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传明自述:那些我愿意注视的人——关于我的两部纪录片

山地之阿飞

朱传明 等 柏邦妮转贴  
来源：《艺术世界》2002年第12期/黄亭子影线


　　无论拍什么，无论什么规模的拍摄，都是兴师动众、吆五喝六的阵势。好像惟其如此，才能显示出职业的尊贵、与众不同以及超乎寻常的霸权地位。
　　这是我十分反感和厌恶的。面对陌生的镜头和隆重的阵势——更多的人把它看作权力和权威的化身，人们往往手足无措、语无伦次。我更渴望一种近乎谈家常式的拍摄，一种几乎是生活本身翻版的影像——那是没有任何外加权力干扰的画面。
　　在我有机会学习摄影专业之后，在我有机会得到一台摄像机并随之拥有拍摄权利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把镜头对准了这个城市的底层。先是一个外地来京打工的弹棉花匠，后来又拍了几个群众演员，他们在这个城市有类似的境遇，也有和我们一样的情感与欲望。我希望我的片子对这些的呈现，都是朴素而真实的——真实的背后是人性的卑微与悲剧性。
　　我常常被生活中这样的场面感动：火车站疲惫而卧的人群，集市上拥挤的人流，马路边吆喝生意的摊贩，建筑工地脚手架上的民工……他们的呼吸象暗流一样汹涌、被裹挟而去。
　　但我竭力使自己冷静--在路边注视那些在路上的人。这种注视使我感到忧伤而幸福。
　　
　　○关于《北京弹匠》
　　1998年10月的一个傍晚，我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医科大学一个朋友处回校。当时，天快黑了，我看见一个人蹲在路边，正在往一个柴炉里添火。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在他的背后，两堵墙的夹角，用塑料编织袋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旁边立着一个板子，写着粉笔字：加工棉花被套。他的头发、眉毛、衣服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棉絮。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他慢条斯理地淘米、添火。显然，他已经结束了一天的劳作，正在做饭。他坐在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上抽着烟，神情悠然，就像一个耕作的农民，累了，靠在自家的地头歇息一样，旁边是来来往往的车，周围是楼房耸立的小区。我走上前，蹲下去，和他聊了起来，很快我们就熟了起来。他叫唐旦震，湖南零陵人，24岁，来北京弹棉花谋生，那天的晚饭，我们就在一块吃的，我们喝了大半瓶二锅头，在那车灯明灭、空气微冷的街头。
　　总有人问我是如何同一个弹棉花的人交上了朋友。其实同他一样，我也来自民间，来自底层，是一种民间的情感与力量使我们血脉相通，是一种民间的血缘使我们无所不谈。
　　我萌动了拍摄他的念头，最大的困难总是机器，如果不是机器原因，大二我就开始做纪录片了。说到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张华龙，是他的超八让我开始了最初的拍摄，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杜海滨。其时，他也在拍一个纪录片，我们互相错开，用他的“掌中宝”拍完了剩下的大部分。
　　拍摄进行得很顺利，他的窝棚离我所在学校骑车就15分钟的路。我时常过去，聊天，吃饭，喝酒，拍摄。他对摄像机的存在毫不在意，熟视无睹。
　　现在回想起来，拍摄中留给我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机器的低级、照明的不够以及电池的短缺。真正触动我的是我与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制作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诚然，我们之间是朋友，正因为如此，他才向我袒露他内心已经结疤的伤痕。但作为一个纪录者，摄像机的存在对他又构成了新的伤害，譬如拍他到厕所打水被赶那个场景。当时，我一声不吭，以免破坏了现场。出来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说话，作为记录者，我坚持了纪录的原则，作为人，我则有一种来自良心和道德上的自责感，这是拍摄过程中会经常碰到的。
　　就像一柄双刃剑，刺中别人的同时，也刺中了自己。
　　片子在日本获奖后，很多人跟我聊起时说，你的选材好，弹棉花的、外国人喜欢看。其实，对我来说，是拍一个弹棉花的人，还是拍一个捡垃圾的人，职业或者说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底层人，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内心，他的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的自尊，他的彷徨与失落，等待与绝望，所有的这些我感同身受。在这个人人向前，高喊着”爱拼才会赢”的时代，有谁去注意那些被绊倒者、被踩踏的人？因此，在片子中，我尽力削弱他作为一个弹匠的职业特征，而突出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在友情、亲情、情感上的煎熬与失落。另外一个我经常想到的问题是：弹匠现在在哪里？的确，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片子拍完了，人家回家去了。片子跟他毫不相关，片子既不能给他带来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什么，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能给他带来伤害。
　　有时想想，纪录片真是一件很残酷的事。
　　
　　
　　
　　
　　
　　 《北京弹匠》剧照
　　
　　
　　
　　○关于《群众演员》
　　为什么拍这样一群人？
　　当我独自在租住的房子里反复看素材的时候，当一张张熟悉的脸在屏幕上跳跃闪现的时侯，我在问自己：我为什么拍这样一群人——群众演员？是因为他们的职业身份与演员多少有些关系，在明星的背后“只拍屁股不拍脸”的尴尬境遇？或因为他们睡草坪、桥洞，居无定所的生活处境？还是他们满嘴脏话，肆无忌惮的残酷青春？
　　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也曾向大家津津乐道我拍摄的对象是多么的传奇，过着多么落魄的生活；他们是如何的无聊和无耻。当我终于坐在电脑前开始剪辑时，当我一个人面对“被纪录下来的时间”，面对那些与我朝夕相处的电影民工，倾听他们在镜头前的卑微希望，我有时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但笑过之后，我感到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悲哀与凄凉，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这样一群人，怀着各种“崇高”或“卑微”的目的，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聚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前，为一天20元钱外加一顿盒饭而被人吆五喝六，呼来唤去。晚上在远郊可以冻死老鼠的平房里，为公共汽车票，为房租而发愁。为了掩饰这种恐惧，他们互相伤害，喝酒说荤话。或许他们对未来抱有幻想，幻想也是一种麻醉；或许不愿也不敢去想，不想也是一种逃避。
　　我与他们混在一起，手持摄影机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其实在我见他们第一面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群充满希望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我想纪录的就是这么一群满怀希望走在失望之旅上的人，他们在一开始就注定绝望的命运，他们的尊严和勇气，他们卑微的希望以及希望本身的悲剧性。
　　
　　
　　
　　《群众演员》：帮主
　　 包荷花
　　 王刚
　　 排戏
　　 李文博
　　
　　
　　○拍摄
　　拍摄本身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遗憾。
　　群众演员的流动性大，经常是几天不见就找不到人了。在开始拍摄时，我都是与他们聊天，机器搁在一边或拿在手里，这是一个必须经过的阶段，就像小年轻谈恋爱时的暧昧阶段。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我拍你，就像不能一见面就说我爱你一样，那肯定十击九不中。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心理，特别是群众演员这类人，因为以前有记者报道过北影厂前的这种现象，警察来抓过，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一有风吹草动就溜之大吉。等到他们对你放松了“戒备”（请允许我使用这个词，我一直对我的这种窥视心理感到不安和羞耻），也就是说默认了你，你就可以拍摄了。选择拍摄对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和任何一个团体一样，群众演员也是分等级的，有戏头，他们在剧组接戏，然后下发到小戏头身上，最后才是群众演员，经过层层盘剥，最后的身价就是20块钱一天，爱干不干。开始拍的几个人都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最后我下决心说不能再瞎拍了，得逮住几个不放才是。我选择了一个戏头叫李文博，两个群众演员，一个叫王刚，一个外号叫“帮主”。我想得来个女的，刚好包荷花出现了，这是拍摄过程当中最有意思的事，没有安排，却如期而至。
　　拍摄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非常好而又没拍上的片断让我很沮丧，甚至使我几天都很郁闷，这使我非常羡慕可以控制的故事片导演。但突如其来的生活本身又让我忘掉这种沮丧，重新投入工作。
　　
　　○机器
　　感谢恒一公司提供的SONY-PD100摄像机，它的影像质量很好，机身小巧，非常适合拍纪录片。
　　
　　
　　
　　
　　评述
　　在记录的过程里看到一览无余的人
　　
　　4年前的冬天，朱传明还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读书。某一天他经过学校附近的住宅小区，看到了路边一个年轻的弹棉花匠。于是他借同班同学杜海滨的一台家用掌中宝，花几个月的时间，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关于那个湖南小伙子在北京的一段生活。后期剪辑在一台租来的RE对编机上完成，输出的时候由于疏忽，影像变成黑白。到现在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部影片粗糙的影像仍会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但另一方面，它也像证据一样，形象地说明了民间影像的个人写作是在如何低劣的技术条件下，开始了最初的表达。
　　之后到现在大约3年的时间里，呈现那些被忽略的形象、被漠视的人几乎成为DV纪录片的主流。而《北京弹匠》仍然是动人的，它一点儿也不复杂，却带有一种诚实朴素的感情。通过那些颗粒感很重，经常因为照度不够而模糊不清的画面，弹匠所处的环境，他栖居的窝棚，他在异地城市窘迫的生存以及亲情友情的失落都一一呈现。但作者也给了我们其他：一个雪天，弹匠和兄嫂、小侄一起逛天安门，摄像机记录下了他们在雪地里的兴奋。影片结束在火车站，一个必须经过但又不能久留的场所，弹匠离开城市，回老家过年。作者打字幕说再也没有遇见他，但我们可以想见，他无法改变的生活正在摄像机之外延续。
　　《北京弹匠》由于制作的年代、方式、题材选择以及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视角和倾向而成为DV纪录片中颇具说明性的一部。而朱传明的个人经历，和此时活跃的其他独立影像工作者相比，也有类似的地方：在接受艺术院校的教育之前，他们往往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了相当的阅历和经验；而学院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以往的生活和经验不仅决定了他们如何表达甚至直接成为他们所表达的内容，这样的人至少还可以举出贾樟柯、王兵和杜海滨。至于朱传明，他1971年生于江西九江庐山茶场，初中毕业以后上了技校，而后在九江石化总厂的锅炉车间做了5年的司炉工。他同时具备了一名文学青年的气质和素质，不仅为厂报采写“钢花里飞出金凤凰”一类的报道，还在司炉之余进行诗歌创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所有的梦瘦成／一只空空的酒杯／岁月的伤口／苦艾酒／缓缓而流”。5年之后的1996年，他考上了电影学院，成为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
　　朱传明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感情。他和他的拍摄对象之间少有距离感，影像无条件地传达着他们生存中所共有的焦虑不安。他最近重新剪辑完成了70分钟新版本的《群众演员》，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01年，李文博、包荷花、王刚是摄像机关注的主要对象，他们心怀明星或发财的梦，在窘迫的现实中却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片中反复出现了北影厂的场景，作者拍下了他的人物在门里门外的徘徊；他曾声称要使影片弥漫一种“荷尔蒙的气息”，那些在人物的昌平住所拍下的声音和画面，由于这样的气息将一部分观众激怒：去年的独立映象节，曾放映120分钟版本的《群众演员》，那时就有从业者愤怒声讨作者是“法西斯暴力”；我还在其他场合目睹或耳闻某些观众不同程度的不适应：然而这正是《群众演员》的锐利之处——对于一种不会让大多数人感到舒服，更让有些人不愿看到或宁愿不存在的人和生活，它一点也没有回避。它不回避也并不是为了提供窥视的快感，而是因为这就是包含了真相的现实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剪辑一个更短的版本，与此类反应毫无关系。这也正是作者的无畏和诚实之处。他关注社会底层的人们，对他们充满感情，是因为将自己也定位于无产阶级；他拍纪录片，是想“拍出很温暖的东西”，并在记录的过程中看到“一览无余的人”。（文/张亚璇）
　　
　　个人影像 DIY　　如何花钱做个人影像
　　
　　器材和设备：
　　自己全备齐
　　摄像机：
　　低档：无话筒外接口，完全掌中机，10000元以下。
　　中档：机型稍旧，像质不错，10000到20000元之间。典型如SONY PD 100。
　　高档：20000元以上，像质很不错，可选购附件比较多，典型如佳能XL1S、SONY PD150。
　　
　　ＤＶ摄像机在设计时把绝大部分功能都含在机器内。但购买时仍有些应额外注意的事项：
　　．一般原配电池只有一块，再买一块是必需的。1000元以内。
　　．如果不只是玩玩，有一点专业性，应该购买专业音频输入口，1000到2000元。
　　．应该配足原装的滤镜，灰片等。价格在1000到6000元之间。
　　．是否足够便携。如果原配箱包不方便外出、或拍摄时会不方便，不如自己根据选定的机型配一个几百元的相机包，要有放几盒磁带、一个笔记本的地方。
　　话筒、照明和脚架
　　．比较专业的话筒，各人看自己的技能和需要。花5000元左右能买到很专业的设备，卡拉OK话筒100到200元，也能录下来。如果外接话筒使用很频繁，要备一条稍长一点的话筒线。
　　．3000元左右的三脚架，云台的液压系统很差，摇镜头不均匀。备一个，是防止固定的长镜头抖动太厉害。所以，实在不想花这笔钱的，可以备一个照相机的脚架，100到1000元。照相机的脚架拍摄时的灵活性差一点，高度不够，本身分量也比较轻。
　　．灯具方面，个人没有必要购买专业设备。拍摄内景时，可以常备一只大功率、便携式的台灯，几十元。如果夜景、外景比较多，或要求机动性比较大，可以试试看自己动手组装一个机顶灯。具体来说，购买一盏轻便、体积小（拳头大小）、光源比较强比较稳定的小灯，例如潜水用头盔灯、矿工灯、野营灯，一般几百元。与摄像机顶的固定办法有松紧带、螺丝、临时用胶条等几种，根据摄像机的形状、关键摁键的位置等确定。折叠反光板是照相用品，很便宜，200元多一点，白天比较管用。
　　编辑：
　　如果你对电脑比较了解，可以自己想办法配备。硬盘72G以上，加上软件、各种卡，整个非线剪接工作台可能耗费4万至10万元。10万元以上，有成套现成设备出售。
　　器材和设备：租赁与二手货
　　二手货没有成熟的市场。供给也不充足。有人为了换新型DV机，将三年以前的机型出售，比如售出松下EZ-1，购入PD150。但大部分DV机的机龄不长，很多拥有者半业余、半专业地使用，所以在机器状态还很好的情况下，流动的不多。
　　如果要购买二手机，试机很关键。起码要试的有以下项目：黑白平衡（内外景），光圈（同一光线条件用不同光圈拍摄），焦点（最近距与无限远），焦距（是否均匀，推拉是否对焦点有影响等），带速（常速、快进、快退），随机话筒（音量是否可调，有否杂音等）。
　　租赁也没有成熟市场。如果是朋友的，你们之间协商；如果是单位的，拍摄期比较短（几天以内）可以考虑100元/天。天数很多的话，可以另外商量。
　　专业灯具中最便宜的有拍摄新闻时使用的二联灯、三联灯，灯光型的，色温不太稳定，大散光，而且经常没有灯架。购买就几百元，如果找到愿意租的人，价钱要现商量。其次是红头灯，又称石英灯（QUARTZ或MANDARIN），散光，但有叶子板，可以大致定光线的方向。比较亮，一般在800瓦以上。需要单独的三脚架。租赁天数比较短的话，50元/天。天数多的话，可以更便宜。
　　录音设备中最管用的是无线话筒，灵活性、灵敏程度、质量都与高档的DV机很般配。但专业无线话筒很昂贵，报价为200-1000元/天/套，个人影像一般用不起。
　　后期的租赁费用主要在机房的租价上。非线编辑的正式机房以小时计算，按设备的水平，每小时几十元到100元不等。如果长期租用，有带操作人员一个月一万元的。对编专业机房（BETA SP、DVC PRO）价格通用，250-400元/天。
　　声音的后期处理是个人绝对没办法自己备齐的部分。录音棚不便宜，最好自己在家裹着棉被隔音录制画外音等。混录棚800-1000元/小时不算昂贵，如果没有复杂的音乐、配音，最好省略。（文/张献民）
　　(节选自《一个人的影像》，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