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与现代性后现代性诗学问题

柴禾妞

作者：任 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03-12-12 10: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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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以后，海德格尔宣布整个西方思想史只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历史，而尼采则是这一历史链条中的最后一人。时隔不久，后现代主义的主将之一德里达认为，海德格尔从未真正逾越形而上学的藩篱，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必须从其内部进行。

    海德格尔作为西方20世纪的思想大家，其学说前承德国古典哲学，直接古希腊源头，后与现代、后现代文化相续，在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方面，海德格尔是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不可回避的重要环节。许多在西方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都可以在海德格尔哲学那里找到线索。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追问存在。他认为，西方哲学由于遗忘了存在天命而进入形而上学的黑夜，形而上学的症结在于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的分离，人以主体身份对待世间万物，从而错误地把存在与存在者混同起来，由此导致了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海德格尔试图从本源处来把握存在，即把存在放在主客体尚未分化之前的源始状态上来考察。这种返回源始状态的思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和超越。以存在为核心，海德格尔对许多问题展开讨论，而每一次讨论都以同样的方式开始：追问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每一次对本质的追问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全部哲学就是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反思和批判。这一批判内容被现代和后现代诗学继承下来，引发了后现代主义对形而上学和现代性的进一步颠覆。

    海德格尔通过论述尼采来证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的根本看法。他把尼采放在西方哲学史中考察，借此说明尼采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链条中的最后一人。他认为，尼采哲学在深刻揭示西方形而上学本质的同时也建立起另一种形而上学思想。但他在揭示形而上学的全部虚妄性的同时，却通过权力意志将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当一切价值被颠覆，当权力意志最终建立起自身的绝对主体性，并企图超越这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时，这种主体性的极端张扬却恰恰把一切推向更深的虚无主义。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思想只是颠倒过来的柏拉图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对尼采却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德里达通过对海德格尔和尼采的分析，认为海德格尔其实并未真正超越形而上学，因为他仍旧在存在的在场性问题上发问。而要想真正解构形而上学，就必须从形而上学内部，借助形而上学的资源来颠覆它。德里达从文字学和结构主义角度入手，指出“延异”其实比存在的源始状态更为基础，延异使中心—边缘的等级差异不复存在，使一切在场性消失，使意义变动不居，说话的主体只是包含在语言的无穷延宕中的组成部分，符号的游戏取代了中心意义。

    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解读是被纳入到他的哲学中的。海德格尔试图从思的源始状态来否定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思维，即从一种主客体未分，物我两忘，人与世界相融的圆融之境来重新发现和参透这个世界，他在哲学和诗学上的一切努力，他独特的诗学形态，包括他对东方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兴趣其实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以诗性的思克服形而上学思维，以诗的语言超越形而上学语言，以诗的本真性对抗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以诗意地栖居来达到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这使得海德格尔的诗学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色彩，它是海德格尔用来对形而上学和技术世界进行克制的方式。因此，海德格尔的诗学在某种程度上便有了救赎的意味。

    海德格尔这样做，是试图跳出形而上学传统，从外部、从历史中、从根基处来颠覆形而上学；而德里达则采取了相反的策略，他在形而上学内部进行文字学和结构主义的操作，通过对思想赖以形成的文字、意义进行解构来证明形而上学的虚妄性。因此德里达更强调尼采的后现代性，他认为在解构的路途上，尼采比海德格尔走得更远。海德格尔在解构形而上学时，仍然为中心意义保留了位置，并仍然把思想看做是接近本源的纯然之思，赋予思和诗以人间救赎的意义。但在后现代主义这里，思想的任务就是对一切企图成为中心或体系的理论的毫不留情的瓦解，思想的任务就是不断进行的消解的斗争。后现代主义在指明一切理论的虚妄性和问题意识方面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和深刻性，但这也同时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致命处：深刻与破坏同时进行，破坏与虚妄相伴而生。站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废墟上，新规则的重建将是令许多人深思的问题。

     这是海德格尔与后现代主义者的不同之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哲学其实是一系列追加解构的过程，基于共同的对形而上学的反叛和超越的努力，每一种诗学都在对前人进行再度批判或解构，每一种诗学在批判前人的同时，自身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批判和超越的可能性。尽管海德格尔不断努力去寻找本真之思以对抗形而上学，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批判的努力却一再陷入思想本身及方法论上的困境，这其中也包括诗学思考。从现象学到解释学，从哲学之思到诗性之思，从对存在真理、本真生存的关心到对现代科技的分析，直至将目光转向东方，希图从东方的本源性思维中求得突破，海德格尔始终行走在思想的林中路上。在他看来，思想本来就是在通往存在本源的道路上行进的过程。真正伟大的哲学常常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海德格尔思想在其艰深抽象的背后，是对人的最基本问题和最基本生存状况的关心，他所追问的所有学术问题最后都归结到这种人间关怀上。其实，这种人间关怀和现实意义往往正是吸引人们去阅读和理解一种学说的根本原因。

     然而，我们仍然要问，海德格尔诗学给予了我们什么？海德格尔为这个世界所开的药方是什么？诗性能否有效克服形而上学？能否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拯救世界和人的生存？我们该如何重新面对形而上学？当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一切之时，新的希望将在哪里生长？在这种普遍弥漫着人的生存“焦虑”的状况中，在日嚣尘上的现代与后现代话语氛围中，诗的话语似乎正逐渐被时代所淡忘，诗学的意义正逐渐被语言游戏所消解，诗歌还能否成为打动我们心灵的力量？当今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仿佛不断在给海德格尔的哲学做注脚，面对这样一个时代，诗学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这是海德格尔哲学和诗学留给我们的提问。在这样一个语意纷呈、思潮更迭而又不断经受着价值失落的时代，把海德格尔思想放在当代语境中进行再度思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