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演化的军事历史背景

苏鸣

作者：李苏鸣  
来源：作者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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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域变体。方言差异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语言学家们普遍认为，方言的成因一般有四种：一是社会分化；二是集体迁徒；三是异族融合；四是地理阻障。在上述成因中，除了一些自然因素外，几乎都融汇着军事历史的影响。如果仅仅从军事史与方言史之间去探求二者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这两条似乎毫不相干的历史线索，有时竟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从宏观上看，促使汉语方言分化的军事历史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战争形成的长期割据
    方言的产生是语言分化的结果，而语言的分化又是社会分化的结果，纵观汉民族语言发展史，之所以原始社会和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是语言分化为方言最活跃的时期，正是因为在这些时期中，战争连年不断，社会风云变幻，长期处于割据局面，出于军事上的直接需要，割据的各方或以险峻的地形为依托，或靠人工修筑森严的壁垒，以防止和抵御敌方的入侵，这种局面长此以往，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同割据地域的人民之间的言语交际和其它社会交往，使语言逐渐产生了地域变体。

    二、战争引起的民众迁徙
    战争造成的社会动乱往往引起大批民众集体迁往异地居住；有时出于军事战略上的需要，统治者还强制要求民众迁徙。这种大规模的迁徙使得某地的语言（方言）有机会渗入异地，并且必然地要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与异地的语言（方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甚至形成新的方言体系。从我国客家方言的形成和分布情况看，便可略见一斑，客家先民原是中原一带的汉人，聚居地“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州弘农，东达扬州准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东晋永嘉至隋唐，由于匈奴及其他外族入侵，客家先民自河南并州、司州、豫州等地仓惶南迁，大部分定居于江西中部一带；唐末至宋代，黄巢起义之后的战乱河南西南部、江西中北部及安徽南部的汉人继续向南迁徙，至闽西和赣南一带；宋末至明初，蒙古元人挥戈南侵，中原汉入随抗元义军南下，定居于粤东、粤北一带。几次大规模的迁徙，长期聚居于闭塞山地的自然环境，以及客家强烈的宗族观念、沿袭已久的文化礼俗，使得聚居于闽、粤、赣三个地区的客家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集团，并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闽西客话、粤东客话和赣南客话。

   三、出于军事目的远征和屯戍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极不稳定，政治集团连年争战，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此起彼伏，统治者常常调遣军队南征北战。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的古代社会，大规模的军队调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征远戍的部队往往长时期地驻扎于要塞重地。久而久之，兵营与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兵们使用的“官话”或外族语言、外地方言，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与当地方言相互融合，形成新的方言。以粤语的形成为例，方言学家认为，粤语是晚至秦代才形成的。战国时期，楚国南疆只到五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始南下占有岭表地区——即《史记》所谓南至北户，建立南海等三郡。秦军进攻越人而占有岭南地区后，为巩固战果，遂留下50万人镇守岭南三郡，这些官兵使用的方言逐渐与当地方言融合，形成粤语的先声。我们还可以从闽东方言的成因中清楚地看到历史上军队远征、屯戍带来的影响。唐末，当外族入侵、政治分裂、封建割据、军阀混乱之际，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王潮及其北王审知率兵南下，光启元年（公元８８５年）占领漳州，光启二年攻取泉州，景福二年（公元８９３年）打入福州，乾宁三年（公元８９６年）王朝官至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继任，随王氏兄弟入闽的大批军队继而长期定居福建，他们带来的河南中州话潜移默化地融于当地方言之中，对闽方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方言的成因是复杂的，军事历史对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影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军事现象以其独具的特性对社会的分化或统一起着非同凡响的作用，而社会又是与语言“共变”的，因此，历史上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往往显著于其它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