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家大批判之五——愚蠢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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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的中国作家

　　——《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序言?

　　○ 黎 鸣

　　人们常说：“文学即人学”。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人学”呢？不看不论不说不知道，一看一论一说吓一跳。在我看来，“人”学起码应是观察人、分析人、理解人、洞察人，从而不断高扬人，也即把人从整体上向真、善、美的方向提升的学问。看过此书以后，我只觉眼前发黑，中国的作为文学的人学能够称作“人”学么？真为当今中国作家文人们的愚蠢、无知，甚至自甘卑鄙、堕落，而感到透彻肌肤的心寒。

　　看过我的书的人们可能早就知道，我向来就对中国文人及其作品的评价甚低，尤其对于所谓的“历史家”（史官）和作家（士大夫文人），评价更低。自秦汉以来，历代文人中的绝大多数其实都是自觉自愿地为极权专制者以及极权专制制度（为虎）作伥的伥鬼，他们不仅自己被“老虎”吃了，还要引诱一代代的中国人一齐被“老虎”吃掉。鲁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其根据或许正在于此。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们留下的文字，基本上成了不断重复的克隆中国极权专制社会的基因密码文字。

　　经过十九、二十世纪一个半多世纪东西方文化板块的巨大碰撞之后，本应期望今天中国的文人们会有非常大的改观才是。不说其他人，我就曾对此抱有急切而巨大的希望。可惜，现实总是让人抱憾、扼腕，虽然我将依然不会放弃最后一点希望。正是因此，我最近出版了两部书，一部书名为《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另一部书名为《西方哲学死了》。

　　后一部书将给予新世纪的非西方人，尤其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在继续创造人类文明的意义方面赶上并超越西方人以可能的新的希望；前一部书则在于揭示，长期以来中国人之所以显得“愚蠢”的深厚的历史根源。

　　实际上，说中国人愚蠢，莫如更应该说中国文人们愚蠢。历史上，垄断了中国人话语权的历代中国文人们（史官和士大夫文人们），把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反反复复倒腾成了几乎生发不出任何一点新的智慧、新的希望的一摊死水、“一大酱缸”。两千多年来，他们所留下的大量文献，尤其是历史文献，如所谓《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之类，即是一堆堆有毒的文字垃圾。

　　按照近代西方哲学的教训，人们深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语言文字的状态，实即其生命智慧的状态。简言之，前者是后者的摇篮、苗圃、子宫。前者的属性，例如其封闭性或开放性，专制性或自由性，将必然影响甚至决定后者的命运。鲁迅先生曾非常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书。可以想见，鲁迅先生早就对中国历代文献的垃圾毒性有了深刻的洞察。

　　虽然，我并不赞成把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形容成为一片漆黑，但我的确认为，中国较光明的文化传统，更多地是体现在先秦时代，而不是在秦汉之后迄至清末的两千多年的极权专制的时代。先秦时代的儒家虽然主张崇古复古、崇上尊上，严重地匮乏对人格主体的认知，从而开创了中国后人驯顺奴性的历史之源，但的确也由他们首创了人类最初的孝悌忠恕的爱人精神，这种精神的余脉一直绵延至今；先秦时代的道家虽然成了中国后人装神弄鬼、迷信长生之道的渊薮，但也的确在其鼻祖老子的著名的《道德经》中，开创了冷峻地、隽永地洞察宇宙、世界、人生的几乎绝对的相对主义之道，这个“道”至今也仍然给人以深刻的人性的启迪；先秦时代的法家虽然成了中国后来鲜廉寡耻、冷酷无情的极权专制的实质性的工具，但他们毕竟也尚有厚今薄古之长。秦汉之后的中国文人不仅未能继承先秦儒、道、法各家之长，反而把各家之短杂揉成了一条结结实实的使中国社会紧紧捆绑于极权专制体制的历史之绳。这条历史之绳即由他们（史官和士大夫文人们）留下的大量历史文献所组成。在今天看来，这大量的历史文献，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无关人类文明轻重的文字垃圾，其中充满了构成儒、道、法各家之短的毒素：崇古复古，戕害中国人人格的主体性；装神弄鬼，诱导中国人的愚昧迷信；鲜廉寡耻冷酷无情，毁灭中国人性的终极价值，并永远坚持中国社会的极权专制体制。鲁迅先生早年劝导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或不读中国的这些充满了垃圾毒素的历史文献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令我非常遗憾的是，经过了近代一个半多世纪与西方文明撞击之后的今天的中国文人，尤其是那些还在继续制造文史文献的中国文人，其文明素质依旧如此之低劣。他们不仅未能继承中国先秦时代优良的文化传统，同时也未能真正吸取西方文化中平等、民主、自由的优良传统，反而继承了秦汉之后迄至明清时代的恶性传统，甚至更再加上西方近现代传至中国的道德沦丧、精神错乱和本能迷狂的恶劣时尚。换言之，他们不仅崇古，而且更崇洋，他们不仅媚上，而且更媚俗。他们不仅未能坚持人格的主体性、追求人的理性、追求人的精神性，反而更迷恋对人的动物性的本能的回归，以空虚、低俗的言说诱人、迷人、坑人，尤其是毒害中国的青少年。

　　本书中所评论的五位作家均是中国当代非常著名的作家，从论文中对他们的批评事实来看，问题确实相当严重。作家在过去曾被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文学家又被誉称为“人学家”，就这里所举几位作家的作品来看，实在相差甚远，有的或许更应看作反其道而行之：不是高扬人、升华人，而是贬抑人、毒害人。看过本书的评论之后，更加深了我原本就对中国文人相当不佳的印象。他们极擅长、极愿意描写人的低级的动物性的（打着生命旗号的）本能的活动，即上、下两点——“吃”和“操”，再加上中国传统的丧失人格的卑躬屈膝 ，山呼“吾皇圣明”、“皇恩浩荡”，却拙于描写人的为平等、民主、自由抗争的理性的实然的活动，更不知道如何描写人的追求人性终极价值的精神性的应然的活动。如此只乐于、只能够描写人的低级活动的作家将会是人类怎样的“灵魂工程师”呢？他们还有资格被人们称为“人学”家吗？这样的作家对于人类文明来说又有什么样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