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现场：见证“非典”

湘里妹子

来源：http://www.cctv.com/lm/693/12/65176.html



       2003年4月份，一场巨大的恐慌开始在北京蔓延。它的名字叫“非典型肺炎”，也就是SARS。这场恐慌象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雾，很快吞没了京城，让人们陷入迷茫，惊惶，以及谣言四起之中。



                                                            



　　
　　3月，在香港，人们开始把它称作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非典之战，此时，伊拉克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一个月后，北京提出“抗击非典”。北京的非典病人以每天100多的数量增长，非典，作为一种恐怖的传染病仿佛一把达摩立斯之剑，时刻悬在人们心头。许多人开始逃离北京。由于剧烈的人口流动，SARS开始在其它地方发现。

　　见证这个非常时刻，是《见证》的使命，也是《见证》的机会。

　　4月中旬，《见证》栏目派出两组记者同时行动，直击“非典”现场。他们选择的目标，一个是医院，一个是居委会。

　　主动请缨奔赴医院的两名记者是两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为了不让家人担心，甚至不肯公开自己的姓名。在医院里，摄制组将和医生们一样，几个月都生活在防护服、急救室、隔离之中，这里的一切空前地为外界所关注，却又因为“非典”而空前对对外界封闭。

　　而另外一组摄制组，将摄像机对准了一个普通的居委会，像其他的无数个北京居委会一样，它在自己的辖区内，领导开展各种“抗击非典”的“日常”活动。这个摄制组的目标是纪录大多数的普通人在这次危机中的反应，比如，从恐慌到麻木，到平静，人们开始怀念城市生活的魅力。当我们开车穿过半座城市仍然找不到一家仍然营业的像样的餐馆，当我们再也不敢去那些平时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喝茶，只敢在小区里来回踱步，SARS已经成为一种考验，考验我们对生活的忍耐能力。

　　见证“非典”，关注非常时期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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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作者：朱乐贤
来源：http://www.cctv.com/lm/693/12/87770.html
　　



                                               

      我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我决定远离亲人，远离我爱的人，躲着同事，不去办公室所在的幽静小院。

　　劝告王路，不要去见可爱的侄子，要远离慈祥的妈妈。

　　王路说，这世界已经改变，我从前不太注意个人卫生，如今洗手、消毒，在意生活中每一天。

　　4月28日，我同事王路、陈妍开始拍摄“非典”。

　　镜头对准的是北京一个普通的社区居委会，头二三条居委会已经出现7个非典患者。

                                                　　

      
      危险还不仅于此。

　　正对着居委会的小门，十几米外就是人民医院巨大的背影，人民医院后门出入的是垃圾和太平间的车辆。几天前，因为有大量非典病人的出现，一条长长的隔离线将大楼和周围分割起来。那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再不能自由出入。一个警察，两个保安，忠实的守候着医院后门。

　　属于头二三条居委会的一栋楼也被隔离封锁了。

　　当我第一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居委会门口的宣传栏里，4月12日书写的居委会领导选举结束通告仍然鲜红如昨。居委会主任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刚刚十六天。

　　没有多招呼我们三个不速之客，就有居民举报，楼里的外来户可能护理过人民医院被隔离的病人。居委会立刻紧张起来，前几天发现的一例非典患者就是因为在人民医院护理白血病人而感染的。

　　这个居委会所不了解的外来户现在成了潜在的危险分子，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在人民医院频繁出没过，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不是携带冠状病毒。

　　打电话，寻找住户，寻找租房者，戴上厚厚的口罩，上门拜访，了解外来户的详细情况，请外来户办理暂住证，外来户有克制的愤怒抗议，费劲口舌的解释。生活在非典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平添了无数的烦恼。

                                               
                                         

      居委会里，七八个人，所有的工作都是非典。24小时值班，不断地请示报告。

　　经历了最初的恐慌后，政府的组织机构和派出机构已经高速有效地运转起来。我们的组织力量向来强大。

　　居委会辖区的一个角落，居民每一天的话题都是“非典”，大姐向我自豪的炫耀，一天都没有戴过口罩，因为自己有坚定的信心；可我也听到，大姐早把自己的小孩送到了乡下。和我同龄的年轻人扯着自己的衣服说，这衣服已经20多天没有洗过，每天都用消毒水自己喷过，非典结束的日子就是和这一套衣服再见的日子。

　　居民或多或少都对人民医院有了一些怨恨，他们觉得人民医院给自己带来了太多的危险因素。但是，一旦“非典”过去，善良的人们还是会很快地原谅这一切。

　　不远处，几个老者正在棋盘上激烈地厮杀，棋子撞击棋盘发出巨大的声响，夹杂着观棋者和下棋者巨大的争论声，观棋者忘了“下棋不语真君子”的古语。

　　因为拍摄的需要，我开始试着驾驶汽车。许多人说，现在练车太好了，马路上的汽车少得可怜。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反讽。

　　在我逐渐熟悉驾驶汽车这项技术的时候，我也看到，马路上的汽车在一天天增多。昨天，当我看到已经开始拥堵的道路时，有那么一些时候，我的眼睛有了久违的酸楚。

　　这个遇到灾难的城市正在渐渐恢复活力。

　　对于我来说，所能做的，就是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这座城市或悲伤、或欣喜的每一个时刻，让我们和我们的画面一起见证历史的瞬间。

　　生活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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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作者：张洪峰
来源：http://www.cctv.com/lm/693/12/87771.html
　　

     编者按：4月26日，为了拍摄一部关于SARS的纪录片，《见证》栏目组记者张洪峰和张海强进驻北京地坛传染病专科医院。在非典时期，地坛医院被定为SARS重病患者的定点医院。两位记者从进驻医院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同医生、病人一起，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离的环境里，开始进入的时候，为了怕家人知道担心，他们甚至连名字都不敢公开。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让我们跟随他们的镜头和笔墨去见证非典时期的爱情，亲情，以及非常时刻人与人之间建立的足以对抗病魔、恐惧的深刻友情
　　
                                                   


      在北京地坛传染病专科医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这样一个以收治传染病为主的医院里，这只是一条清洁的走廊。但在进入了2003年3月份以来，它却被人们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对于每一个康复的SARS患者来说，可以轻快地走上这条走廊，就意味着获得了新生。从走廊连接病房的一端远远望去，一束束的光线从窗户里透了进来。看着他们一步步地走向前方，我的双眼每一次都被泪水所覆盖。不管有多忙碌，每当知道有康复者出院，我们都欣喜地等候在走廊的尽头，近乎虔诚地期待一个个重新回归生活的人们，这是生命的奇迹啊。尽管我们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当很多人在鲜花中凝望亲人的泪眼时，有的人却远远地去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地方。

　　
                                             

      这就是我眼里的阳光走廊。

　　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二十天了，每天，我们所可以看见的都是焦虑、困惑、劳顿、忙碌乃至死亡。特别是当地坛医院成为收治重症病人的定点医院之后。4月26日下午，我们刚在防治非典第一线的医生护士的驻地安顿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准备就开始了工作。当我们在院长刘建英的办公室了解情况的时候，医院医疗器械科的科长闯进来，向院长告急。我们了解到防护服、口罩等物资严重缺乏。这是让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我们决定马上开始跟踪拍摄医院等待急需物质的全过程。直到晚上11：30以后，所需物资才到位。事后我们了解到，那天晚上大约要有30名重病人要从外院转进来，如果物资没有到位，医生和护士也不能再进入病房了。我们就是在哪天才真正地感受到了战场的气氛。在我意识到有可能要参与SARS第一线的采访，我就开始做各种准备了，我收集了大量的关于SARS的新闻报道，每天坚持收看电视播报，加上我前一阶段我拍摄爱滋病纪录片的经历，我认为自己在理论上已经完全作好了采访SARS的心理准备，但是，以后发生的许多的事情都让我开始重新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这场灾难！

                                              　　

      有一天上午我们一到医院，就听说了老张的事情。本来他已经坚持了快一个月了，我们本来是满怀希望的。老张是一名司机，神志清醒的时候还对护士说：等我好了一定开车带你们去兜风！老张是在5月20日天亮时分去世的，我们都没有来得及送他，再到医院二病区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张空空的床。

　　住在他楼上的人民医院医生孙炎，要远比他幸运得多。经历了一场大病以后，孙大夫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一样。最让她感动的是，当她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看见了女儿带给她的《热爱生命》，是一本关于动物和自然界的书。上面写着女儿的字迹：妈妈，我爱你！为了让更多的病友分享她的快乐，她把书放在了阳台的栏杆上，望着随着微风飘开的书页，我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动，任由泪水流淌。在地坛医院的这些日子，我经常被这样的生命的奇迹所感动着。孙大夫告诉我，她想把这次的生死经历写下来，告诉更多的人们。她曾经有一个梦想，就是开着自己的车去远方。她以为自己已经55岁了，只是想想而已，但是她现在决定要去实现它了。自己的肺需要的新鲜空气，有车就可以去郊区了。在她戴上呼吸机的那些天里，真的感觉要撑不下去了，在恍惚之间，她看见了自己已经去世多年的妈妈。她对妈妈说：您想我了吗？要是您真的想我就带我去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她醒来了，她知道自己在生死界里走了一遭。SARS感染者几乎都有这样的一种体验。每当一提起母亲，孙大夫都泪流满面，在最关键的时候，是她的妈妈支持了她。

                                               　　


       每次去病房区拍摄，我都要从那条长廊走一走，如果我看见哪个病人还没有休息，我就一定会向他们挥挥手，给他们微笑。对于一个身处绝境的人来说，尽管看不见我的脸，但是可以看见我的相机，他知道我是记者的时候，我想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在病区看见了除了医生护士以外的人，那是怎样的一种欣慰啊！

　　我听一位医生朋友说，他一生当中只有两次害怕过。一次是做完截肢手术，在漆黑的走廊里抱着一条冰冷的大腿却找不到垃圾桶。还有一次就是“非典”了。但是，只要你一穿上白大褂，就什么都忘了。我问一个前来地坛医院应聘护士的22岁的女孩说：你怕吗？她说：不怕，因为作为一名护士，只有在病房才能体现她的价值！

                                               　

湘里妹子

作者：张洪峰
来源：http://www.cctv.com/lm/693/12/87772.html
　　

      4月30日，是我们进入地坛医院采访的第4天,没想到能够见到贺延光。我无法用文字来描述当时的惊讶。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贺延光是在《中国青年报》首届十佳新闻摄影记者评选活动上,当时立志要做一个摄影记者的我就把能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摄影作品当作进步的一个标准,直到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才得以发表了第一张照片了真没有想到今天在"非典"前线能遇见他。一聊才知道,前不久他刚从新疆伽师地震灾区采访回来,已经年愈五旬的贺老师背着一个很大的摄影包,这是他今天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当得知我们要进入病区采访时,刚落座不到半小时的贺延光与同行的文字记者也提出了采访要求，在简单准备以后,我们三人就向地坛医院二病区出发了。与外界紧张的气氛相比，病区正午阳光明媚,倒显出了几分宁静。前天,我第一次进人病房采访的时候,不到5分钟防护目镜就被口中呼出的热气蒙住了。为了便于拍摄,今天我把特地准备的潜瘾镜给贺延光戴上。经过严格的防护后,贺老师第一次进入了第2病区,他听说王宇医师正准备通过可视电话与快要过生日的女儿谈话时,他用相机贴近了王医师,在不到1米的近距离,他按下了快门。到他们父女通话完毕时,贺延光的佳能数码相机已经拍了几十张照片。

　　虽然贺延光第一次进人危险病区,但我被他那沉稳扎实的工作作风所折服,紧张的心情也很快松弛下来,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在按序撤离的时候,我发现贺延光自觉地留在了最后,让同行的同事先离开危险区。相对于同时代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是少数几个依然活跃在采访第一线的摄影记者之一。贺延光能来医院,让我很振奋,虽然摄影家不能为人们解除身体上的病痛,但他们的图片却可以让人感受到阳光与希望,贺延光一到医院就提出,争取能到最危险的地方,要知道许多医生就是在做气管切开的时候被感染的,在他看来，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读者不能看到来自第一线的图片,那是一个摄影记者的失职,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争取到了这次采访机会。为了便于工作,他和同行的文字记者在医护人员居住的酒店住了下来,他们要在这里采访3天。

　　
                                             



       天气是晴朗的,阳光依然明媚。

　　5月16日晴朗上午1点多,我正在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采访一个因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亲。看见了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向这边走来了，后面还跟着报社的总编辑，我知道他们是要撤离了。原计划的3天采访，被他们延续了15天，使得工作量增大了许多。在SARS病房最忌讳的就是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工作。地坛医院的几名护士就是在长时间加班的情况下被感染的。我们几个有时候在病区里一呆就是好几个小时，有的时候一天要几进病区。看着我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地坛医院的领导吃惊不小，没有想到记者也可以这样拼命。以后，我们一旦是在病区呆的时间过长，医院领导就会通知相关部门，勒令我们“退场”，并作为一条纪律被严格执行。也许就是有了这样的预警机制，我们几个在病区和SARS病毒零距离接触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倒下。

　　我和海强是最早进入地坛医院的，为了及时获得信息，我们和几个职能部门建立了24小时的热线联系。这样，我们就经常被电话从餐厅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被召至第一现场。每次贺延光都会说：我5分钟就下来。为了可以在第一时间进入病区，我们在办公室准备了几套防护服。看着漂亮的防护服穿起来其实很麻烦，并且有严格的规定。里面穿的防护服是不透气的，加上3个大口罩和外面的隔离衣、眼罩，不用5分钟就大汗淋漓了。几天以后，在这个有严格规定的传染病医院里，经常可以看见深夜有身穿白色防护服的人从清洁区跑过（按规定防护服只允许在病区内穿）。有一天凌晨3点，我就着实地把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吓了一大跳。来自几家不同媒体的记者，在地坛医院自动地组合在一起，起到了一个战地新闻中心的作用。贺延光拍摄了2000多张照片，我和海强也发回了3条新闻，并且在没有其他后援的前提下，完成了6次来自病区的现场直播。

                                                 　　


      上午10点多，我正在医院的隔离警戒线一端采访一个因为感染SARS去世的患者的父亲，远远看见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走来，后面还有报社的总编辑等人，就知道他们真的要离开了。

　　贺延光曾说过，几乎每一个到过病房的人都会泪流满面，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是什么让他这个有着丰富职业背景的摄影家如此感动，应该是那些和我们一起共同经历了生死的医生护士吧。我发现贺延光总要设法寻找那些出现在自己照片中的看不清面目的医护人员，在即将离开地坛医院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照片中的那个背影——医院ICU中心的郭利民主任，这也成为离开医院前最让他欣慰的事。

　　现在，贺延光和文字记者王尧已经开始了隔离生活，据说，他们住的酒店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不许随便活动，吃饭的时候去楼梯口去取就可以了。报社给他们留了一个笔记本电脑，除了上网以外，不知道他们还在忙碌什么。我和海强还在忙碌着，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北京法制报》的摄影部主任王俭，他拍摄了大约1000张照片。千龙新闻网的两个记者还在做着他们的“SARS特别节目”。

　　那天，谢飞出院的时候，来了大约40多家媒体的记者。当我从病房里跟踪拍摄回来，看见他们在警戒线一端挤做一团的时候，我第一次生出一种轻松和欣慰的感觉，因为今天我又是独家。在地坛医院工作已经快一个月了，没有想到时间过得这样快。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忙碌过，也没有这样的恐惧和害怕过，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振奋。我说不出是怎样的一种奇特的经历。我也问过一个即将撤离的医生，他说：以前我只知道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没有想到还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大家在一起谈论自己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的死，我也是第一次认真地想到自己万一死了该怎么办。唯一和其他的同行所不同的是，我几乎没有失眠过。我其实害怕极了，但是一忙起来就什么也忘记了。我们几个都经常有低烧的毛病，后来听医院的大夫说这是传染病医院所常见的现象，就是在感染了少量的病毒以后身体所出现的特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的少量就会变成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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