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 总结时代的文学理论——文学史视野中的《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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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锡华   
来源：文化中国
200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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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诞生于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心雕龙》具有继往开来的总结性特征，作者弥纶群言，创为一家之说，其积学、博观的治学方法和在创作思维、创作个性及文学史观等方面丰厚的创获，奠定了这部巨著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关键词】《文心雕龙》  综合  执中  学术贡献

产生在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对中国文艺理论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心雕龙》在文学思想史的进步连锁中的价值与地位令人关注。从这一视角看，我认为，与当时一些具有体大思精品格的学术构制一样，《文心雕龙》带有总结性的特征。

弥纶群言：创为一家之说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是中国中古时代的一位殚精竭虑的学人对文学问题所作的全方位的观照，并以其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呈现出体系性品格，它弥纶群言，综合了各家关于文学的言说，在此基础上有所开拓、进行了新的阐发，代表了南朝文学理论的最高成就。

刘勰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对其承受的前代文学遗产进行全面清理，估衡其价值，决定其取舍的时代。自汉初武帝激赏文学以来，各路文坛精英纷纷施展出自己的诸般本事，争新出奇，铺张扬厉，或以文学干人，或以诗文扬名，务以才调领袖群伦。萧衍未称帝前即和许多文学人士相交结，登基之后，文学人士聚集在梁武帝周围，切磋唱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文人们的创作动机颇为复杂，但蔓延于整个社会普遍的创作冲动却确实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繁荣，并渐渐固定为文人的一种角色行为，也因此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研究文学，提高创作与欣赏水平的兴趣。

从文学成就看，社会生活领域得到拓展，也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汉末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家园被毁，人民流离失所，以诗文为常业的文人目睹这种令人伤痛的景象自然会浮生对受难者的同情，他们的作品因此充满了对现实的痛切与对未来的迷惘，概言之，现实的磨难改变了他们的创作风貌。诗风的转变，扩大与改变了作家反映生活的视角，并使作品带有贴近现实的深度。

晋室南渡之后，形成了划江而治的政治格局，南朝这边，偏安之局成，踔厉之志消，自朝廷到一般士大夫都沉迷于秦淮河畔的享乐生活。这一时期城市规模得到扩大，市民的生活与审美要求、隐逸者的情趣都能在新的文学领域内得到反映。诗缘情而绮靡，精致、纤巧的作品流播于南朝的文坛。

在社会生活不断发生变换，文学的风貌也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面前，人们对于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曹丕将著作引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曹植注意文学对现实生活精微的表现，他在给杨德祖的信中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自建安到齐梁讨论文学问题的文字记载也多了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挚虞的《文章流别论》、陆机的《文赋》等，这些著述讨论文章缘起、文体特征，评品作家作品，研析作家学养、才情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学批评应当遵守的规则及文学的一般价值等，与儒家先贤的文论相比，学术态度之严肃、视野之开阔、涉及问题之广泛、之深入，确实让人感到十分惊奇。

这些有关文学的论述虽然构成了刘勰论文的重要思想参照，但它们或者浅尝辄止，失于粗疏；或者歧见丛生、舛误多多，让人有无所适从的困惑。但也使刘勰有了用武的空间。通读《文心雕龙》我们可以发现，刘勰对前代文论确实有许多借鉴，吸收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他对已有论述的某种不满也是一目了然的。在表达该书的著述目的时他说：“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玚《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此言足证刘勰正是因为怀有澄清淆乱、推进文学认识的强烈意愿才如此执着地涉足这一领域的，他深深地懂得：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

在我看来，作为时代标志的“文学自觉”，应有整体出众的表现，创作方面硕果累累，整理与总结已有的文学成果方面也当有不俗的体现。概言之，所谓的自觉也必表现为文学学术的自觉其中包括概括的自觉、提高的自觉上。概括的目的正是为了提高，为了使该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欣赏起步于一个经过理性选择的优秀的前代遗存的基础上，亟需刘勰这样博学深思的学者对已有的有关文学的论述作一个总结性的审视，将其中合理的有益的东西加以阐发，固定下来，为文学理论新生面的开拓奠定一个新的更高的学理前提。择善而从的著述目的使刘勰在祖述前论时往往含着褒贬，正面表达自己的见解时往往融入了许多迥异前论的创见。他在申述其中原由时说“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并非作者有意标新立异，而是研究中合乎逻辑的结论。

举例来说，曹丕的《典论·论文》讨论了文学的价值、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文体特征及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文人间如何保持正常的个人关系，在这些问题上曹丕确实有一些独特而精深的见解。但我们也不难发现，该文涉及的文学问题较窄，有些观点也只是代表了曹丕的个人意见。如过分夸大文章功能，“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颇能造成惊世骇俗的轰动，但却缺乏作为理论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没有简单地承袭曹丕的这一观点，他只是肯定了文学对生活的反映可以有风动于上的审美效应，足以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曹丕《论文》和挚虞《流别》都有关于文体的讨论，刘勰更增广之数十种之多，将当时出现的各种文体尽皆纳入论析。陆机《文赋》有创作过程的研究，而刘勰的成就远远超过了陆机。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在论述《文心雕龙》应时而生的情况时指出：“当时人所需要于批评者，不外二种作用：一是文学作品的指导者，又一是文学批评的指导者。文学作品日多，则需要批评以指导，才可使览无遗功；文学批评日淆，则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评以主持，才可使准的有依。所以前者是为了文学的批评，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前者较偏于赏鉴的批评，后者常倾向于归纳的和推理的批评。而《诗品》与《文心雕龙》恰恰可以代表这两方面。”（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刘勰对他从事的这项工作的意义有相当自觉的认识，他很自负，书成之后，便极想迅速将其在学人中间传播，发挥其引领时潮，框范创作的作用。他怀着兴奋走出了蛰居的寺院，携着这部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注定会留下深刻印记的巨著，叩响了名重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沈约的大门。

匠心独运：科学的论学方法

学术总结不是对前代文学成果的简单地介绍与概括，而是要在一个尽可能客观、尽可能准确的学术立场上对历史遗存进行品评，并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对于一个依附于僧院、生活极度贫困的学人来说，刘勰著《文心雕龙》也是一次深蕴心曲的学术历险，除了在文学领域内有所框正，有所开拓的一般目的外，他还指望籍此晋身士林，改变自己屈辱的处境。梁武帝天监八年下《叙录寒儒诏》，称寒儒只要“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便可录用。诏令无疑大大增加了包括刘勰在内的文士们从业的积极性。刘勰在思考与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他的文论显示了强烈的进取精神，在许多方面有新的拓展与深化。而这一切，与作者所运用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无关系，而突出之处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一，兼听兼取的适从观。

我认为刘勰的《文心雕龙》秉持的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富有张力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刘勰自己所说的“擘肌分理，唯务折衷”。态度“执中”，在考虑问题时较能趋向全面，较能兼顾到对象的不同方面，注意吸收各种对立学说的合理部分

在前代已经浩如烟海且聚讼纷纭的已有论述面前，刘勰意识到“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他以艰难自任，要在众说纷纭中挑选出正确的言说，进行融入个人思考的综合。在奇与正、古与今、文与质、丽与则等对立的价值取向前，刘勰表现出取弃平衡的灵活。

当然，刘勰所谓的“执中”并不是没有个人立场、消极被动地依讳于各家解说之间，倘如此，也便不可能有新的创获，不可能在文学学术方面凸现自己的面目。刘勰根据自己丰厚的学养和长期的审美经验，全面地审视了已有的关于文学的言说，从各种不无片面性的学术主张中分离出合理的因子，给予创造性的阐发，由此熔铸成包容该时代一切优秀学术成果，体大思精的学术体系。

南朝自宋开始，人们的文学兴趣明显不同于秦汉的质朴、雅正，也与魏晋的慷慨、冲淡、清绮判然有别，向着世俗的、平易的方向发展，适应厌弃政治的文人们追求感官的快适。在这种情况下，齐梁文坛出现了古今之争，一派唯新是骛，一派刻意复古。唯新派得到王室的支持，“家竞新哇，人尚谣俗”；“转拘声韵，弥尚丽靡”（2）。反对者中王僧虔指责这种文学取向“排斥典正，崇长烦淫”；裴子野著有《雕虫论》对齐梁奢靡文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将文学的涉情取向提升到“乱世之征”的吓人高度。

在这一立场极度对立的古今之争中，刘勰的态度引人瞩目。他对唯新是骛的极端不以为然，但从总的价值取向看，他是赞成文学的新变的，认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过在他看来，创新不是片面地追求形式的出新，形式应与内容相吻合，即所谓“新而有质”。他批评该时期作家们的创新是“蔑本逐末”，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这批评直截了当地揭出了齐梁文病的症结。

我们知道，儒家的创始人曾明确地反对走极端的思维方法，但他们倡导中庸也不是缄口是非，刘勰深知其理。在他的文论中，第一，持中的论述里包含了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考虑，包含了他自己的取舍与臧否立场。他批评“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在《宗经》表明他的文体观时，他提出了文体的六义：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贞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其主张不独是执中的，而且也是鲜明的。第二，中庸的观点中充满了辩证思维的因素。像情深而不诡，文丽而不淫，其中蕴藏作者对事物发展取向“度”的认识与把握。在这些问题上，作者的学术立场是对文的蕴“情”趋“丽”的肯定，但又注意到情深而不至滑落到“诡”的泥淖，文丽而不落入淫的窠臼。

也许有人会用缺乏个性来责备刘勰的这种思维方式，但是，我认为刘勰执中的持论，即以所谓“过犹不及”来权衡各种文学观的取舍的学术立场是可取的。因为，中庸不仅避免了思想的极端，而且在美学领域来说，中庸其实也是事物美的一个条件。美就是和谐，就是各方面关系的协调。“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追求。

对刘勰的持论特点，学者们已经有所注意，陈良运在《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中指出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借鉴了前人的许多论述，但又有所补正。如“铺观历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承沈约“文以情变”的观点，但也不像挚虞所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而是揭示了“雅润为本”、“清丽居宗”的不同审美风貌。

二，旁搜远绍的积学态度。

刘勰本人是苦读经年，力学而成的学者。他认为，锻炼文学学人的审美知觉，提高鉴赏能力，只有通过长期反复的审美实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博观”；“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正是前期心无旁骛地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和文学论著，刘勰形成了自己敏锐的文学感知力和鉴别力，并能够在前代文论的基础上有新的创获。即以刘勰的文学批评而言，便可以看出他对前代文论方法的娴熟运用。郭绍虞认为《文心雕龙》采用了当时各种批评方法：《时序》运用了历史的批评方法，《体性》运用的是比较的批评方法，《原道》、《宗经》等篇又使用了推理的批评。此外像审美的批评，判断的批评，考证的批评都能从《文心雕龙》的学术叙述中见到。刘勰大多借鉴了前贤的断论而作了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刻的发挥。例如，在创作方面，刘勰依据已有的研究，对汉以后的主要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较全面的评品，对重要作家的风格、文学成就作了简要而中肯的分析，有所揄扬有所针砭，特别是批评了建安以后文风的奢靡取向。他认为，建安以后的文学重在“采缛”因而显出“力柔”之弊。

对于楚辞的批评亦复如是。刘勰举出了不少前人关于屈原的互相矛盾的评论，认为，楚辞可以一分为二地看待：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认为此四事同于《风》、《雅》；而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则异乎经典，表达了批评的态度。并对楚辞中不同的篇章作出了不同的分析品评。梳理了楚辞对后世的颇为复杂的影响，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刘勰主张宽容的批评，以赋予批评更多的张力，他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刘勰为何会采取这样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所关心的。我认为，刘勰的时代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并不丰富。老庄的绝圣弃智实际取消了对美的言说权利，墨翟的非美思想更是对美的存在本体的否定。儒家文论虽然有较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但它的执着的入世观也拘囿了对审美的进一步的研究，在这样一个显得沉重的前代遗存面前，刘勰不得不表现得格外小心。冒进意味着失去他极想争取的同道，退缩则必然淹没自己的学术个性。

树德建言：文学问题精微的阐发

作为学术总结，《文心雕龙》不仅要对文学创作与文学学术发展的大势进行深入的辨析，更应就文学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刘勰同样有出色的表现。

一，新见迭出的创作研究。

在刘勰众多学术贡献中，我认为对创作进程的研究最为突出。虽然创作思维的某些特性古人已有所知觉，如《毛诗序》认为诗人的创作冲动盖因受情感活动的激发，所谓：“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古人于此毕竟语焉不详，谈不上对一个复杂的思维活动有全面的认识。到西晋时代，文学实践已经十分普及，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的陆机便试图对之作出自己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总结的说明。陆机是个词赋家，对创作过程中极度活跃的艺术思维活动及这种活动对于创作成败的影响有自己的体会，对此他有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他对创作过程中艺术思维活动有了阶段与过程的体认，即所谓“其始也”；“其致也”。第二，对艺术思维的特征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即所谓“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表现为非理性思维的活跃。第三，强调创作过程中应对艺术思维作情感的调动与激发，认为，如果“六情底滞，志往神留”，也便不可能有成功的创作。但是，当人们进一步要求陆机对这种“来不可遏，去不可止”的创作思维过程作出学理性的说明时，他所表现出的失语却让人感到失望。陆机不得不承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对创作思维过程作出更全面、更科学的说明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刘勰的肩上。

前代文论引发了刘勰的研究兴趣，其准确因子融入了他的极具创意的同题研究。概括地看，刘勰不只一般地描述了创作过程中思维的特点，而且还对创作过程与艺术思维的精神准备、学养积累的关系作出了说明，从而使在陆机《文赋》中被描写成“来不可遏，去不可止”，带有神秘色彩的艺术思维过程有了较科学的阐释。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承认艺术思维有许多神奇之处，即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但他认为，创作思维归根结底是神与物游，是思维与客观物象在审美方式下的一种动态的结合。他特别重视才与情在创作活动中的作用，说：“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文心雕龙》的《神思》主要讲作家创作思维的激活，强调了情感的作用。由此揭示了艺术思维的情感特征。所谓“文之思，其神远矣。”讲思维的自由、心灵超越身体的驱壳，神游于宇宙之间，达到了“思理之致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与物游也就是庄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需要指出的是，从《神思》的思维指向看，刘勰是承认创作活动受人的理性控制的，强调了积学、酌理和研阅等理性的积累。这些是基础性质的工作，是支撑神思的学养积累。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思维便会受到非理性活动的控制，造成“方其搦笔，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状况。他对此所作的解释是：“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认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在厚重的生活积累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会出现创作的佳景——“神思”。联系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观点，我觉得神思之说似乎也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3）。“神思”之说表明刘勰已能够解缚于儒家“立言”的成见，去艺术园地中寻找率性的发挥。

总起来看，在创作理论上他的认识进展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他认为，艺术思维具有随物运转的特点，文之思也，其神远矣。而这个驰骛于江海之上，魏阙之下的神思的极境——思理为妙，是随物而动的，登山则鸟瞰群山起伏、观海则遥看波涛低昂，思维主体始终不脱离客观的事象。第二，看到了艺术思维借助于想象变得十分活跃与神奇的特点，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所谓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第三，刘勰将艺术思维称之为“神思”，虽然这可以看作是古人面对复杂现象时言说的困窘，但神思之谓却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艺术思维往往借助超理性的想象获得整合，获得完形的特点。第四，积学意见的提出，表明在刘勰看来，艺术思维的运转虽然有几分神奇，但其实是需要学习，需要积累，并非变幻莫测、无迹可寻的东西。

二，慧眼独具的风格个性论。

作为一个中古时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对艺术审美的个性特征也有极好的体会与把握。《文心雕龙》许多部分都涉及到这一问题，作为有着丰富的审美经验的学者，他在论述作家的创作风格与欣赏批评的个性特征时有许多精辟的见解。

在创作个性方面，刘勰探寻了文章风格与作家才具、情性的关系。他指出，情动言形，理发文见，创作不过是作家由内而外思维活动的外化与物化，作品所显示的庸俊、刚柔、浅深、雅郑等特征，均由作家的“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这一论述，实质上是对被前代文论神秘化的创作风格作出了唯物的和辩证的的解释，揭示了作品风格异同的内在根源，即“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在刘勰看来，文学的繁荣也必体现于各种迥异的创作风格的汇聚。他对贾谊、司马相如、杨雄、刘向、班固、张衡、王粲、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等人的创作都给予了肯定。并在《定势》中引述桓谭：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和曹植：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沈其旨者；或好离言辨句，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对其中的得失给予理性的说明。

与创作风格的界说相适应，刘勰也注意到了欣赏过程中个体的审美偏好。他说：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主张容忍未能获得普遍认同的各种鉴赏批评。

三，唯物辩证的文学发展观，

如果从诗、赋的繁盛算起，到刘勰生活的时代中国文学已经有了长达一千多年堪称辉煌的历史，人们不仅看到了文学的盛衰、风格的变化、文体代兴的事实，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种变化发展与社会、时代变迁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刘勰正是在这一维度上力图梳理与描述文学发展的轨迹与规律。他认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各种文学现象的兴衰都应到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中寻找求解的线索。刘勰还将这种唯物的文学史观用之于对断代的文学风貌的解释，特别是他对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特征的成因的揭示堪称是这一唯物的文学史观用之于案例分析的成功之作。他认为，正是因为“世积乱离”、“风衰俗怨”，遂使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小  结

总起来看，刘勰是怀着极大的学术自觉从事《文心雕龙》的写作的，他批评陆机的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总术），谈不上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这种论学的自觉对后世论文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的严羽也是怀着积极用世的精神从事诗学研究的，他以救诗自任，直击诗坛时病，他的“舍我其谁”的论诗态度大大改变了宋诗话的旧观，使诗话这种诞生时仅为聊遣余兴的率性之作，一跃成为实现诗论者自身价值的自觉行为。清初的叶燮亦复如是。叶燮早年身历时变，中年始得功名，却因“细故落职”，然而他一朝罢官便浩歌归去，对世俗的侵凌，回以耿介的冷眼，特立独行，在学术领域内纵横驰骋，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诗学见解，

综观思想史进程，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对各种对立的观点作出机智的综合，刘勰的论学方法自有其值得借鉴之处。当莱布尼茨的“独断论”和休谟的“怀疑论”争执不下，并已清楚地彰显各自的局限性时，康德应运而生，康德正是通过对这两种对立观点的辩证综合，使德国古典哲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综合的方法造就了康德的批判思想体系，而它的成功也应视为对走极端的思维方式的一种警示。当然，综合需要基础、需要视野，刘勰正是在这些方面显示出他不俗的才具与精当的识见。

刘勰的许多文学研究成果在文学理论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拿他的创作理论来说吧，从严羽对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严氏对刘勰“神思”、“神与物游”思想的继承。

注释：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梁书·文学传》。

（3）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学术人士那里也有相似的回响，如超现实主义布列东所谓“在思想最易集中的地方坐定后，叫人把文具拿来。尽量使自己的心情处于被动、接纳的状态。不要去想自己的天资和才华。也不要去想别人的天资和才华。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文学确是一条通向四面八方的最不足取的道路。事先不去选择任何主题，要提起笔来疾书，速度之快应使自己无暇细想也无暇重看写下来的文字。见布列东《什么是超现实主义》，《现代西方文论选》第1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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