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是茶壶研究生是茶杯 “茶壶”也有一肚苦水

梦的轻波

来源：http://news.dlut.edu.cn/news_display.asp?id=4127&lanmu_id=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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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研究生和导师比喻为茶杯和茶壶，当三十个茶杯围绕着一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吗？”

　　不仅是“茶杯”过多的比例失调问题。“茶壶”们的心声，同样应予倾听与思考。

　　对研究生教育说“怪”道“难”，针砭的目的，在于建设。毕竟，高端人才的建设，关系科教兴国的战略。

　　早春二月，2004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刚刚散尽硝烟，又进入了紧张的阅卷和复试阶段。

　　与此同时，对研究生连年大幅度扩招的议论也溢出高校，在社会上激起了广泛反响。

　　日前，新华社记者撰文发问：“如果将研究生和导师比喻为茶杯和茶壶，当三十个茶杯围绕着一个茶壶的时候，茶壶有能力将他们都灌满吗？”

　　不仅是“茶杯”过多的比例失调问题。

　　“茶壶”们———高校里众多的博导、硕导们，有哪些心声需要我们倾听？

　　无需刻意选择采访对象。因为，一家之言，也许就能代表许多。这一次，直面坦言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历史系博导许纪霖。

　　高考失败者=考研胜利者？

　　记者：作为一位博导，您认为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什么？

　　许：近年来的一个切实感觉，的确是如同新华社记者所说的，“茶杯”骤增了。

　　前几年，研究生数量有限，分配到每个导师名下，每年也轮不到一个，只能今年你招，明年我招。这两年，高校扩招，研究生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眨眼间，从“吃不饱”到“撑死人”。一位导师每年少则带四五个学生，多则七八个。就我们系，每年招收的博士生、硕士生有100多，比本科还多。

　　记者：研究生队伍庞大了，其“成分”如何？

　　许：优秀本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生的，数量实在不多。他们对读研没什么兴趣，要么出国，要么到待遇较好、有挑战性的单位工作。放弃保送直升而去就业的大有人在，让我们这些老师看得好不叹惜。

　　进得研究生这道坎的，很多来自教育不发达地区，学校是三四流学校，也就是所谓的“考研基地”。学生一进“基地”，校长信誓旦旦：“你们是高考的失败者。没关系，我们共同努力，把你们往一流大学里送。四年后，你们就是考研胜利者。”本科期间，这些学生啥也没学，只练了一招———应试，四年后一搏而中，命中率极高。

　　记者：“考试型选手”得天下，看来得问问这研究生入学考试了。

　　许：咱们研究生入学，是全国统一考试，划定英语、政治等科目分数线，倒也公平公正。不过，这考试实际上等同于本科生的选拔模式，考的是基础知识掌握程度，试题范围、类型都没啥变化。久而久之，可以琢磨出应考方式。没有研究能力不要紧，只要掌握应试技术，一样能过关。

　　所以不难看到，校园附近，大大小小的考研辅导班热火朝天，秋季强化，冬季冲刺，都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这种考试，“培养”了一批没有研究能力的研究生。看上去桃李兴旺，做导师的，却只能暗暗叫苦：要给他们重新洗脑，难啊。

　　记者：反过来说，这样的考试是不是挡住了一些真正的研究型人才？

　　许：去年我们有一位学生，英语少了一分，照例就进不来了。老师们觉得挺可惜———他专业课和总分考试可是第一名啊。最后系里“举荐”，终于“破格”录取了。当年吴晗考北大、清华，数学考零分，北大不取，清华破格录取了，挽救了一个难得的史学人才。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让导师们在面对这些特殊人才时有“自由裁量权”？

　　看看高考，在社会一致呼吁下，“一考定终身”已经恢复了点弹性。复旦、交大、华东师大等重点高校有5%的自主权，可以破格录取学生。但研究生入学考试，却落后一步，仍是铁板钉钉，一分都不能少。我看，研究生入学考试也要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给博导、教授更多的发言权。一个学生有没有研究潜力，究竟是不是可造之才，应该由导师说了算。而系和研究生院只要履行监督和复审功能就行了。

　　论文，“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记者：我了解到有一位大学生，为考研，专门在外租了房，头发不理，胡子不刮，几个礼拜不见，人瘦了一大圈。读研后，却悠闲得让人看不懂：不进图书馆，不上自习室，反倒四处旅游，大江南北都走遍了，学校的大门却是一连三个月没进。

　　许：这种现象很是普遍，见怪不怪。

　　在国外，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有严格的淘汰机制。如美国一所名牌大学，一个系一年招了10名博士生，入学第一年，淘汰三名，第二年，又有一人落马。可是在我们国内，研究生教育却是“进门难，出门易”。培养环节缺乏有力的制度约束和质量监控，淘汰率几乎是零。一旦踏进门来，就不怕出不去，松垮、浮躁自然就多了。

　　拿我熟悉的文科来说，有的人不来上课，不看书，也能混张文凭。一个研究生一学期是否好好地看过一本书？我看，这恐怕也是个大问题。我要求自己的研究生一个星期读一、两本书，而对此有的人就“哇哇”直叫。要知道，在国外，一周读五、六本书，随后进行课堂讨论，那是家常便饭。我们的研究生之所以质量没有办法与人家比，首先教学强度没有办法与人家比。

　　近年来，中国向西方借鉴，优秀本科生也可直接读博士。可至今，我还没听说过有人“硕博连读”没读出来的。而在美国，有的本科生被招收为博士生后，导师发现，他不具备研究能力，给的题目总是完不成要求。怎么办？干脆，不要求这个学生完成博士学业，把他从博士生降格为硕士生，送一张硕士文凭请他走路。

　　记者：不过，监督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指标，也不能说没有。很多学校规定，研究生必须发表论文。书可以不读，但论文不能不发表。

　　许：说到这股风，缘起于前几年某重点高校的规定：硕士生在学期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博士生发表四篇，否则不予毕业。为防止研究生学术水平下滑，这办法看上去不错，一时间，各高校纷纷仿效。这办法，也吓了不少导师一跳。

　　想我读书时，老先生再三叮嘱，要好好修炼功夫，急于求成，反而造次。现在的学生，硕士三年，修完学分，完成一篇达到水准的毕业论文已属不易，何来“余热”完成更多论文？

　　再说，全国核心期刊区区几家，怎么轮得上这么多学生分羹？有位博导算了笔账：自己所在的学院有博士生300人，按要求每人需发表三篇论文。可全国符合发表要求的刊物不到10家。就算一期能登30篇，光一所学校就能包下两、三期全国所有的该专业杂志。那么，其他学校的学生怎么办？其他研究人员怎么办?考核指标一刀切，既不系统也不科学，结果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而导致了另外一个极端。为弟子计，只得放下手中的研究，动用所有的关系，为学生的习作奔忙。渐渐地，我又发觉一“怪”———弟子中越是没出息的，越是对发表论文胸有成竹。原来，许多杂志为创收，办有增刊。只要将版面赞助费连同文章一起邮去，银货两讫，保证见刊。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增刊只对作者供应，不公开发行。论文水准如何，是否“注水”，是否剽窃……可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有如此“捷径”，大家“如释重负”。可私下里却为弟子暗暗发愁，学问尚未入门，就已精通“捷径”，长此以往，会否形成“路径依赖”？

　　答辩，“抬个轿子抬过门”

　　记者：这样看来，研究生教育质量要把关，只能靠导师了。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么。

　　许：过去讲的是“入室弟子”，师傅和徒弟一对一，言传身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上升为一种伦常。同样，“教不严，师之惰”，学生不成器，板子便打在老师身上，千百年来大致如此，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可现在不同，研究生教育从过去的“小作坊生产”突飞猛进到了“流水线生产”，“一个茶壶三十个茶杯”。教育方式大转型，师生关系该怎么转？尴尬。

　　记者：说到师生关系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老板”说。一些导师，特别是应用专业的，常在外面“拉项目”，“搞创收”，学生成了廉价劳动力，干脆以“老板”称呼导师，师生关系变了味。

　　许：这是彻底颠覆传统。也有的是完全承袭传统，学生和老师之间仍旧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进得“山门”，不管导师教得好不好，自己学的对不对兴趣，学生都不得改换门庭，只能乖乖地“从一而终”。

　　更明显的是在毕业时。学生忙着找工作，怎可能好好写论文？老师千叮万嘱，学生却不慌不忙，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为什么？国外的毕业论文通不通得过，是学生自己的事，与老师的脸面无关。中国的观念，传统，弟子不及第，是导师教育无方，学生摸准了导师的心理，笃笃定定：不怕我过不了，就怕你面子上过不去。果真，导师实在看不下去了，干脆给学生操刀修改，有的甚至改错别字。临答辩前，忙着请熟人，打招呼：敬请各位高抬贵手，一起抬个轿子，把学生抬过门。

　　记者：论文答辩也形同虚设？

　　许：到了春夏之交，答辩的论文如过江之鲫，应接不暇。我们学校里听说有一个教授最多收到过50篇论文，翻一翻提要就已经不错了。为求效率，博士生呼啦啦集体过堂。过去，一个博士生需“会审”一上午。如今，半日之内，三四个人全部过堂。

　　再说，中国人讲人情，“不看僧面看佛面”。论文答辩的评审都是同行、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其他人都OK了，我怎好意思NO?此番人情风刮过，无人幸免。真有执法公正的“包公”，反成了人人侧目的“妖怪”，经常有一些博导，毕业论文逐字看来，所提问题，无不让人张口结舌。几个回合下来，论文答辩再也没人请他来了。

　　“想想看，如今读书最辛苦的是谁？”

　　记者：凡此种种怪现象，难道都是扩招惹的祸？

　　许：不能把扩招一棍子打死。解放前，全国总共只培养了200多名研究生。1950年到1965年，偌大的共和国，研究生只有两万多。从1978年到1999年的20多年，也只有77万人，这和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不成比例，和经济建设要求也不相符合，扩招便是必然。

　　然而，问题是，如今“大跃进式”的扩招，似乎更是为了缓解当前的就业矛盾，而忽视了高校教学、科研本身的能力。看看数字：2001年15.6万，2002年19.5万，2003年27万，2004年33万。今、明两年的研究生招生数，接近于过去20年的招生数。预计到2010年，我国博士生数量将是世界第一。

　　当某项举措不是由于内在动因主动生发，而是由外部压力驱动而被动产生时，势必仓促上马，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师资、设施、就业……

　　照理说，教育应该是金字塔，越进入到精英教育，越严格才对。可想想看，现在读书最辛苦的是谁？小学生。中学生比小学生舒服，大学生比中学生轻松，研究生比大学生悠闲，最开心的，就是博士生。为什么倒了过来？我看，现在整个的教育体系就是倒置的。义务教育精英化，淘汰率高，考不上重点中学就等于进不了好的大学，就等于没有好的工作，就等于前途没希望。初中的课程内容加到小学生头上，高中的内容加到初中生头上，小小读书郎，都在力拼重点学校。等到挤进了大学的门槛，长舒一口气：没有淘汰了，可以混日子、等文凭了。

　　记者：有一种说法，“本科生一流，硕士生二流，博士生三流”。你怎么看？

　　许：“研究生的质量不如从前”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看法了。如今的硕士生，学科素养和研究能力，相当于20年前的本科生；博士生写出的论文，20年前的硕士生完全写得出来。不少研究生教育，可以说是“本科生继续教育”，只是把本科时间又延长了三年。

　　几年下来，一些国家的教育界乃至企业界也都知道中国教育的特点：中学生、小学生，基础扎实，训练严格；本科生，好学上进，素质不错；而研究生则是质量参差不齐，一不小心，就会碰上水货。

　　曾经，在科举制度的延续下，中国人很看重文凭。本科、硕士，博士，相当于秀才、举人、进士。过去“学而优则仕”，如今则和工资挂钩，和职称挂钩。然而，观念总要在事实面前转变。当文凭泛滥、泡沫膨胀时，真正受害的，还是那些学生。

　　何必都挤“研究型大学”一条道

　　记者：可是，尽管如此，不少高校还是对培养研究生青睐有加，纷纷制订规划：若干年后，研究生本科生之比达到1：1。

　　许：大大小小的高校全奔着“研究型大学”而去，也是一怪。为何都挤“研究型大学”一座独木桥？有现实利益的考虑，博士生、硕士生多了，经费就多了。然而，更有一种“情结”，似乎研究生多了，自然而然就成了研究型大学，学校的档次就自然上升，在教育界就树起了响当当的牌子。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大学理念无法一统，也不必硬统。各个大学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类型性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和评价标准。有个性的就是好大学，有独特风格的就能做百年老店。

　　以美国为例。哈佛是一个标准，高贵的人文博雅传统；斯坦福又是一种理念，地道的美国实用主义；普林斯顿以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著称；麻省理工偏偏专攻形而下，以科技领先自豪。

　　美国的大学就像美国人一样，各有各的个性，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尺度去衡量。教育大超市里酸甜苦辣，味道齐全，学生们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试想，总是有一把快刀，将各个大学切斩得整整齐齐，大学岂不犹如规格化的螺丝钉一般，只有大小尺寸的区别？我们的高校是否也该换换新思路，将国际上的“多元”理念引进来，让每所大学都有个性发展的机会呢？(记者曹静)

monkey-E

作者： LuX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3-10-30 16: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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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伟大的谎言。所以研究文学时千万得小心，因为你搞文学，文学也会来搞你的，你骗文学，文学更会骗你，最后连谁骗谁都搞不清了。搞文学常常就成了用谎言来搞谎言，这样其实也没问题，只要你仍是自觉的。但如果你以文学‘专家’自居了，那么你是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了，你掉进漩涡里了，谁也救不了你了。

研究文学既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也是天底下最难的事，容易是因为文学博导们都是读一下文本，就可以专家的权威信口开河，世界上决没有一种研究是如此轻松的，是吧。说难，就是你哪怕再是宣布自己在搞文学研究，一生都扑在里面，如果你只是读读作品，写写评论，你仍是在兜圈子而已，一辈子都走不了多远。你要对这事认真了，说文学研究该怎么搞，我的建议是，你至少不要在文学里面搞它，不要被文学搞，不要落到文学搞自己的搞你只在一旁瞎搞的地步。社会科学化、‘文化研究’的态度、社会学态度，等等，都是必需的文学研究消毒手段，必备的杀毒软件，不一定大用，身边得备着一点，以防自己走火入魔后玩完。

如果想用文学来搞文学，你得有马拉美、波德莱尔、鲁迅这般的文学功夫，也就是说你的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的文本本身必须有文学在里面，也成为文学着的文本。但我这话里有漏洞了：如果你的研究和评论文本里就有‘文学’了，你的研究就不是一种para-text了，不是一种批评了，你的文本就独立成为作品了，象巴尔特说的，‘文本发展为作品’，作品成为语言了，语言成为文学了，文学存活到语言里了，自治了，也是一块保留地了。你的研究也是文学了。而合格的文学研究从来本身就是文学的？？

专门替我们搞文学的文学博导文学教授们既无法使他们的研究达到学科规范的及格标准，又不能使他们因文学而写的文学，因文本而写的文本成为‘文学’，那么，他们是干什么用的，干什么吃饭的？社会真的需要这些只会发嗲的文学博导文学教授么？一个长期自称在搞文学研究却对什么都咬不进去的文学博导文学教授，最后就不是观点高下、对错，眼光长短的问题，而会成为一个落下道德后遗症的问题。说一个作品一个作家好或不好，对于一个无聊的文学专家而言就不是一个事关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伦理关怀的事了，因为他的‘文学研究’就是读了作品后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的那一种。你要他说一个作品好或不好，他就根据这样说有什么好处来说，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坏标准。他以为自己是足球现场评论员，凭经验就可吃饭；可他不知道，正因为他只是评论员，他必须明白，别人进球只是人家的进球，他必须自己也去进他的球。

所以就发生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科院的文学博导为了一点红包而为贝拉的那本破书集体受贿，严重败坏中国的文学评论信誉的窝案。我由此不光怀疑这些文学博导的研究能力、道德能力，也已怀疑他们的智商：他们si无忌惮，做见不得人的事，为那么一点小利居然可以不怕天亮，给自己不留半条后路。在这样的环境里，汪晖自评‘长江奖’这样的事在中国还将重复多少遍？回想当时，发生了这样的丑闻，还听见汪丁丁、余华公然站出来为汪晖辩护的丑闻，现在看来，这种现实的黑底还远远不是我们能设想的。我们得防人人了！设想一下，我们要进到那些系里与这样的文学博导们为伍，这将是多么可怕，将是多么跌破了我的心理底线的可怕！

出了这个全国最著名的文学博导的窝案，加上以前的观察，我现在基本上可以下结论说，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界（而这个学科在我们的大学里只能是世界一流的，因为这一块西方人决不会搞得比我们好，我们搞不好也决不能再责怪西方人抢了我们的先）的荒芜和错乱，是作家的写作能力文学教授的研究能力底下的缘故，而这又是他们道德和人格底下的缘故，而这又都是弱智的原因，看不清利益名誉的远近和得失的缘故。中国历史上，文学和文学研究之低能和错乱，我们时代为最，而且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低能和错乱中国历史上可能从来都没发生过。这已是烙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耻辱，将写进我们后代的历史教科书里。

与这批集体受贿的文学博导相比，下面这些在《读书》编辑部谈‘为人生的文学’的文学教授们，倒反而显得非常无害了。〖原文附文后〗他们只是无聊而已，对社会并无什么大害。我原来想批评他们的不着边际，浪费我们的注意力，现在看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博导们的集体受贿，我恨不得赞扬他们的廉洁了。

我现在只是简单说一下这个座谈为什么不值得作为一个专题推出。主要是下面几个理由。

一、蔡翔在座谈结尾的说法将文学博导们前面的所有说法都推翻了，这个座谈的主题已不成立。要么只发表蔡说的，要么只发表文学博导们说的，而‘《读书》编辑’居然没看出来，仍将这样一个自败的座谈隆重推出。这个座谈因此是泰坦尼克号的结局，半条船竖在水上，半条已浸在水里了。蔡说：‘刚才谈了那么多，都是围绕着大学教育。但是，从基础上考虑，是不是首先年轻人本身对我们所说的那种文学有阅读障碍。很多大中学生，虽然有学习压力，但利用业余时间也阅读，读很多别的东西。比如，我认识的有些年轻人读古代、外国的作品，包括鲁迅等，但不读当代的作品。我想……’，这是整个座谈里唯一的一句人话，一个非文学教授说出了真话，翻掉了文学专家们的桌子，看得我很过瘾。是的，我坚信，你将同一个论题同时交由一个文学教授和一个实证科学的教授去谈，后者一定或多半会比前者谈得有意思。因为研究文学真的会把人研究笨的，我现在才发现。在洪堡的现代大学纲领中，比如在他的《柏林高等研究机构的内外组织》中，他很犹豫于费希特和谢林提出的单设人文学院来达到大学的有机和全面的设想，他认为哥迁根模式也是值得考虑的：文科由实证科学教授来兼搞，理工教授必须兼搞一样文科，大学就不用专设文科了。〖《关于大学的哲学－－谢林、费希特、施莱尔马赫、洪堡、黑格尔论大学》，Payot, 1979年，327页〗这个设想我认为特别适用于‘文学研究’，它对于文学，对于理工教授自己都只有好处。养很多文学教授我认为是浪费，至少照目前状为判断。

二、这个座谈我看是题目与内容不搭界的；我搞不懂《读书》编辑部是怎么审稿的：你们要的是题目，还是内容？

三、关于为什么青年人不读文学博导们要他们读的文学作品了，为什么必须读文学博导们认为该读的文学作品，关于如何想办法让这些不争气的年青人来读，文学博导们自己也说不清。自己也说不清却敢来说，却敢要求年青人去执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无法无天？该挨批评的是不读文学作品的年青人，还是这些文学专家们？

四、这些文学专家们自己是‘读’的么？他们以为只要用手翻一下，就是读了？‘读’是以多少本来衡量的？年青人的‘读’是以文学专家们自己读过的东西为范围的？文学只是文学专家们熟悉的文学博物馆、文学国家保护公园、文学专家们的文学史、教科书里的文学为文学的？

〖附〗原文见《读书》第10期；上周的《世纪中国》：请大家要特别审查下面这些文学专家的文字、语言和文学能力，看他们有没有资格‘搞’文学研究：

《寻求为生活的文学》

二OO二年十月，《读书》编辑部与清华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的诸位同人举行了座谈，探讨当代文学教育的问题。关于文学在当前生活中影响越来越弱这一现象，与会各位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读书》编辑：王晓明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年轻人还读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吗?答案恐怕是，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包括那些写作的人，都是不读的。与我们这里的这——情况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九九八年那一足球世界杯的时候，美国的《纽约客》请一位作家写文章，给不懂足球的美国人解释这种运动是怎么—一回事。这位美国作家在文章中用了这样的比喻：\"美国体育是天堂中的游戏，而足球则在堕落之后。连那堕落的回音都仍然回荡着：自己摔的还是被推倒的?最古老的问题。\"他居然把对体育的评论与《圣经》这一古老经典联系起来了。另外，美国演员艾尔?帕西诺曾说，他特别感谢中学时的一位戏剧老师，因为这位老师让他通过朗诵《圣经》中的赞美诗来锻炼表达能力，他是从这一经验里感受到了语言的激情和力量，因此他后来成了一名戏剧演员。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无论小学、中学、大学，类似这样的文学教育是没有的，这种文学的熏陶，这种文学与日常生活经验的联系是没有的。但是，人其实在生活中总是需要这种文学的东西，因此，他们一到有类似需要的时候，就会去援引流行歌曲，或者《大话西游》。对于年轻人的文学教育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南帆：作为一名在大学教文学的老师，听到我的儿子说，他最不爱学的科目就是\"语文\"，让我很吃惊，因为在中学的课程里，其他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等都很枯燥，相比之下，语文本来应该是最好玩的，有故事性等等。问他为什么不喜欢，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语文课从来就没有\"好玩\"过，你让他怎么有兴趣得起来。我们从外围观察，中学的老师有一套教法，有配套的教科书、辅导材料，都把语文加以归纳化。当然影响语文教学的还有其他一系列因素，包括现在的判卷方法，比如利用计算机阅卷，按一些规范的答案判对错。可是在标准答案之外的文学的其他方面，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可学生按现行的这种学习方法就能考上大学。然后就引出另一个问题，就是在大学里老师教的文学，与中学老师教的语文完全不一样，因为大学里还在强调\"审美\"，还在强调创新。中学这种教学方法的结局，就是至少这一代孩子不知道文学是干什么的，文学中好的东西是什么。读一篇好的文章，好在哪里，他不知道。类似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一直积累着，事实上到今天也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当然，关于教育改革，也有好几套方案在酝酿，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讨论也很热烈，包括一些中学语文老师都很关注这种讨论。

　　韩少功：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文学是不是适合用来教学?我小时候的经验是，语文课本刚发下来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先看一看；等到一学期课上完了，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文学本身具有多义性，有丰富的联想空间，有想像，有读者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读解。它又太活，老师为了考试等要求的限制，就只好往死里抠，中心思想是什么、段落大意是什么，这样分段就对而那样分段就不对等等。因为教学必须要得出一个标准化的结果，这就限制了它，必须抹杀文学的多义性。中小学里的数、理、化课程，作为常规科学知识，是有一定结论的，是\"死\"的。正因为它\"死\"，老师怕太枯燥，就会把这种\"死\"的东西尽量往活里说，让课堂气氛活跃，同学也就会觉得有意思。而文学本来是太活的东西，老师就只能采用一个逆向的用力方向，从而变成了这样的结果。因此，文学本身是不是能用来教学，特别是用今天这一套模式来教学，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光中国有，美国也有。比如美国大学里有很多\"写作班\"、\"作家班\"，比中国还多，教文学写作，特别可笑。我曾问斯坦福大学写作班上的一个人：\"创作怎么可以教呢?\"\"创作怎么不可以教呢?\"他反问，他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教的。当然，这样的讨论不会有结果。第二个问题，是人文领域包括文学在社会上的边缘化。现在谁文学懂得多，肯定赚不到钱，拉不到业务，做生意会更有心理障碍。在英文系的课上，就有学生说，老师，你别教什么莎士比亚，你教我一点实用的，比如怎么填支票。现在确实是一个追求实利、比拼实力的时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能够干什么?文学最核心的灵魂还是一种精神价值观，而当今文学所提供的这些精神价值观，与目前的实利主义倾向是格格不入的。

　　葛兆光：还是应该澄清几个概念。各位都是搞文学的，所以会带着各位关于文学的概念来讨论大学、中学里的语文教学。但是，要注意的是，中学里教的是\"语文\"，不是你们所说的文学课。它教生字、生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等，实际上已经把你们所理解的那个文学，转化成一种知识性的、可以计量、可以重复、可以考试的东西了。在这一点上要区分清楚，否则就没法淡文学教育的问题。文学教育在现在的中学教育中基本上是被彻底赶出来的，也被彻底赶出了所有的教学。我们各位所理解的文学，在教学中实际上被变成了近似于数、理、化的一种知识教育，在这个时候，文学是消失的。

　　李陀：这就需要对中国的教育史做一个回顾。我们回想一下，当\"五四\"以后，开始有新式教育的时候，有相当一个阶段，我们的小学中学里所教的课是叫\"国文课\"。\"国文课\"变成\"语文课\"，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发展，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概念掺杂其中。国文课的称呼，与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是有关系的。为了建立民族国家，这一课程才被叫做\"国文\"，但是，它并没有排除德育、美育在文学和国文中的内容，当然，德育、美育的教育是服从建立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历史任务的。可是，后来，也许是以一九四九年为象征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最终完成——当然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同时也随着革命所带来的教育变革，国文课被改变了，好像基本变成了语文课。但是，最初，语文作为一门课程所涵盖的内容还是与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作文就很重要，语文好与作文好这两个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另外，那时老师在教学时，鉴赏是很重要的内容，与今天纯粹教授语文技巧和浯文知识是很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很复杂的演变过程，但恐怕还是与三百年来科学主义对人文主义不断征服的过程有关。葛兆光指出得很尖锐，现在的语文教育不是文学教育，不是以文学教育为目的，现在的观念是，我们所需要的是：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而这些人有语文表达技能足矣，至于他懂不懂《红楼梦》、李白，背不背唐诗，根本无关紧要。

　　葛兆光：看一看我们的高中语文课本，什么时候语法变成很重要的部分，语文教育就开始变味了。有两样东西是最典型的：一是拼音对于文字的识别，二是语法对于句子的分析，这两样东西一进入，你就会知道，语文教育已经变了。

　　黄子平：一旦引入语法，就是把语文当作外语来教学了。其实，我们小时候学的课文都是很美的：\"秋天来了，天气凉了，一排大雁往南飞。\"美文哪，这是!根本不用去分析什么句子结构、语法，背诵下来就可以了!

　　葛兆光：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是打架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打架。这里有这样—个问题：用现有的教材和教学方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我教你，正确永远在我这里，错误永远在你学生那里，老师控制得了学生。假定是用非常文学式的教育方式，老师未必比学生高明，不一定能控制得了学生。

　　南帆：是的，比如对一首唐诗，本来可以有五种解释，但如果规定只有一种是正确的，这就很好管理。这就是标准答案的作用，利用计算机来判卷，就是要达到这样的效果。

　　《读书》编辑：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其实有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晚清以来，随着\"文学革命\"等等，发生了观念的变化。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育得到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受教育的行列，教育的目的当然也不再是培养秀才，而真是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因此那时的中学课本里就有很多内容讲授如何做应用文。叶圣陶就反复讲，中学里的语文教育不完全或大部分不是文学教育，而是要告诉学生各种各样的文体都是怎么写的，让他把这些文章写顺、写好，符合这一文体的要求。．这是作为二三十年代中学国文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作为其文学教育的部分，主要就是新文学教育，五四以后，大量新文学作品出现，一些名家的作品迅速进入中学教材。但这些作品被讲述的时候，并不完全是作为文学来讲，而是作为文体变化、价值观念变化的例子，与旧文体作为对比，展示新文学与旧文学有什么不一样，里面所写的\"人\"有什么不同。当时的教育里就是渗透了很多这种分析，这就给当时的青年培养一个基础，让他们有可能去接受新文学。因此，这一直是中学教育里很重要的传统。

　　李陀：但当时还有蔡元培等人提倡的美育、德育等，这种指导思想也被贯彻在国文教育中，对这种仅在技术层面上传授语文知识的实用教育起了一定的平衡和减缓作用。

　　王晓明：那时对\"现代国民\"的理解还比较多样化，后来的发展过程，实际有把对人本身的定义越来越单向化的倾向。

　　《读书》编辑：提起人文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有一部很商业的好莱坞电影里，一位物理教授鼓励他的学生去修莎士比亚的课，理由是：核物理学家应该懂莎士比亚。我们的大学目前处处学欧美，但实际上，在欧美大学中，比如在哈佛，学物理等理科专业的学生，他们的参考书单上一开头就是《奥德赛》、《神曲》这类书，文学类书占了三十多种，这些书所有的学生都要读，而不是说仅仅人文专业的学生才读。

　　葛兆光：在目前的大学中文教育中，文学概论是按照哲学理论的路子讲，文学史则是按一套历史叙述的概念来讲，这两门课在大学里成了必修课。在我看来，现在大学里来考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的学生，他所面对的考卷，其实是没有文学内容的，而是按所谓理论来讲的文学概论和一套历史叙述的文学史。我曾经提出过，把文学史的课程缩短到一年，然后大量地开选修课。但是，现在大学里的中文系，文学史课要上三年，每个老师都预备了自己负责的那一段文学史来讲。

　　黄子平：结果是很多重要作品没读，记了一部文学史在肚子里。我们的中文系学生，大部分都对文学倒了胃口。

　　葛兆光：他们对文学的真正兴趣其实表现在网络上。如果去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的网络上看一看他们的写作，我都感到很吃惊。我知道有一个学生要考中文系的研究生，他在答辩、考试时，按照老师教的文学史的那一套进行，显得特别呆。但是，一看他在网上写的东西却非常好玩。

　　南帆：听这些孩子们自己讲话，插入广告用语等等，运用巧妙，非常灵活，非常有表现力，但一学课本的时候，就变得很呆。真不知道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

　　王晓明：今年，在上海大学，我开了一门文学作品的阅读课，\"文学导读\"，就选了十部作品，这里头我做了一点试验，就是把文学的范围扩大一些，从史记的《刺客列传》开始，到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结束。另外还选了《聊斋》的一篇、李白的几首诗、沈从文的{边城》，当代的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等。在课上完全不讲文学史的背景这一类知识，就是精读。每一次课上来先请学生讲，他对这部作品怎么看?结果非常有意思。其中有一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吻》，我们一再要求学生贴着作品讲，但是，一个学生上来就讲：这是一个关于小人物的悲剧；另一个学生则是完全相反的解释：这个主人公要向上爬。他们似乎不习惯贴着作品本身讲，总是一下把它上升到一个很大的、往往也是\"公认\"的概念上。这就看出中学教育的后果了。但是，随着课程逐渐展开，也看得出，慢慢地，学生在自己的讨论中，逐渐地被这些作品本身吸引住了，这就是说，优秀的文学作品自有它的力量，能一点一点地打破刻板的教育在人内心造成的干枯。因此，我觉得陈思和等人目前在大学中的做法(开设原典精读课)是对的，撇开围绕着作品的那些一套一套的解释，直接将学生领到作品面前。

　　李陀：析读作品是一个好办法。

　　王晓明：现在还是有一些做事的空间的。像陈思和他们改革中文系课程的做法，我在很多大学都听到了正面的评价，都觉得不错。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抽象地提倡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增加作品精读的内容，阻力不会很大，但要真做，困难就来了，因为大学教师当中，我觉得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多年不关心这一类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丧失了带领学生深入文学经典的能力。

　　黄子平：因为他们是教文学史的呀。在这方面，倒是有体制外的例子，比如在香港有一种写作工作坊，招的不是学生，而是一些家庭妇女。一旦脱离了考试等等体制之后，她们其实有很多心里话要说，要表达出来。写出来的东西很让人感动，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够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水平，但她们找到了一种表达的形式。这种体制外的文学教育也很重要，让人们不至于丧失掉对文学的感觉。国外也有很多这种形式。

　　王晓明：如果讨论大学的文学教育，那么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文系，也存在于外文系。中国学生到外文系去学外语，当然要学语法，但语言本来是通过大量的作品展示和变化的，因此，更重要的往往是多读文学作品。所以，以前大学里激发学生的文学兴趣的，一是国文系，再一个就是外文系。可现在你看看我们的外文系，还有多少文学的气氛?

　　葛兆光：说到语法，那么，现在的教学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语法当作事后的总结呢，还是当作事前的规则来教给学生，这其中有很大的差别。语法应该是对大多数相同情况的一种总结，而不是说把语法当作指导的规则，让我们按照它来讲话和写文章。如果那样做的话，那么得出来的结果，基本上就会像翻译软件所做出的那种英文翻译。

　　王晓明：也许过不多久，那就成标准语言了!

　　《读书》编辑：现在确实是把传统语言抛开，训练人们学习应用语言，那种接近计算机语言的标准化的东西。这里涉及的问题还是，大学里文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现在大学里所要教育出来的\"人才\"，其实是技术应用人才，是\"文学工作者\"，是要解决就业问题。是不是大学现在还有培养博雅之士的任务?传统里有一个所谓教书育人的观念，现在则越来越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技术人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人文与单纯追求技术之间的张力就开始显现，越来越紧张，现在则有意识地一定要培养科学人才，于是二者之间的距离就变得很大。

　　王晓明：我把话题拉开一点：现在流行的看法，是把接受教育当作一种获取谋生技艺和资本、\"改变境遇\"的捷径，而不是将其看做人的自我发展的天职和权利。如果把读书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那么教育收费就理所应当了，因为这是\"投入一产出\"的关系嘛，因此，目前普遍的观点是，教育收费是正当的。在这样的逻辑下，文学教育又怎么进行?因为受教育是为谋生，而文学教育能帮你谋什么生呢?讨论任何一个教育问题，最后实际都要回到教育的意义这一点上。

　　李陀：关于文学教育，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那一代，在课堂上受的文学教育还是有限的，主要是当时读了很多文学鉴赏的文章。记得当时那些老先生们写了很多这样的文学鉴赏文章，比如茅盾的《夜读偶记》，今天来看它很有局限，但在当时对我们在文学鉴赏上产生的影响很大。而今天这样的文章找不到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王晓明：其实这是一个更大的文学教育问题。别的方面不谈，就说当代文学，它在社会上起的作用，或者说作品本身对读者起的作用，可能要比中学和大学里的语文教育大得多。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做文学批评的人，在写批评文章的时候，本身也就是在参与文学教育。如果做文学批评的人，自己的文章就写得很难看，本来很有生气的作品，你却把它解读得枯燥晦涩，令人读了只想打哈欠，这就很糟了。昨天我们也讨论过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以前，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些批评家，许多都可以写很漂亮的文章。

　　蔡翔：刚才谈了那么多，都是围绕着大学教育。但是，从基础上考虑，是不是首先年轻人本身对我们所说的那种文学有阅读障碍。很多大中学生，虽然有学习压力，但利用业余时间也阅读，读很多别的东西。比如，我认识的有些年轻人读古代、外国的作品，包括鲁迅等，但不读当代的作品。我想，也许是因为古代或外国作品在语言上与今天的语言不同，有新鲜感。另外，与他们的语言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他们也有兴趣，包括港台作品就有这个特点。因此，可能语言对年轻人的阅读也起了作用。这在教学中间都应该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觉得该谈一下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提供一个好的选本。我觉得，有时候，阅读就是应该有一定的强制性，比如《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本，就要规定学生去读。关键是我们没有好的选本提供出来。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年轻人为什么爱看《泰坦尼克号》?因为他们能够接受里面阐述的那些普遍性的东西，如普遍的爱啊，普遍的人性啊等等，这都是他们能接受的。但是，如果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去蔽\"，把这些蒙蔽性东西去掉，他们就不能接受。尽管他们也是生活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已经接受了那样一整套的观念。年轻人对《泰坦尼克号》很能接受，这类的小说也很能接受，因为它们与目前整个社会大环境，包括大众文化，包括饮食消费——现在是娱乐经济时代，肯德基、麦当劳，不仅是经济行为，还是文化行为——等等，是完全配套的文化工程。在这样的文化工程中，如果出现一个真正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这个作品就会与它所处的环境产生很大的距离，当然会受排斥。而现在的许多大学教师所掌握的那一套严格说起来与目前的这个文化环境没有大的差异性。因此，当要进行文学教育的时候，就牵涉到如何运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运用一整套新的解释机制来取代那一个配套工程所宣扬的观念，来说服学生。

　　李陀：我们所有的这些忧虑，都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带来的新图景。

　　蔡翔：文学教育的过程，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这个过程，好像是不是在大学的中文系教育里已经被抛弃了?如果没有这个过程，那么当然就只能是个文学史的过程，就是个死的过程。比如，如果我给学生讲当代作家的作品，例如汪曾祺的作品，是不是还按照十年前评论家们的说法教?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教师，我又发现了什么?因为只有在不断产生新刺激的过程中，文学教育才有可能是一个真东西。文学作品原本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重新解释的空间，因此，你怎么来重新解读?如果对汪曾祺还是按十年前的观点教，谈什么道家、老子，那学生听也听不懂，他读这些作品的认识肯定与你不同，而且也不能说学生的感觉就一定不对。面对作品，他们会有新鲜感，而我们是没有这种新鲜感的。现在的学生一方面有\"幼稚化\"的倾向，但同时拒绝性也很强。

　　李陀：现在的年轻人主体性意识比较强，因此，要求有一种探险性。可惜的是，我们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育恰恰是取消了探险性，先把结论告诉给了学生，然后要学生背下来。

　　《读书》编辑：有一位外国青年立志到贫穷地区去教书，于是就到了四川一个县城中学教英文。他用莎士比亚、用戏剧的方法来教，让当地的孩子来表演一个个片段，要求学生去体会人物，有些孩子体会不出来，他就去\"导演\"启发。他就通过这种办法教授了《哈姆雷特》。这等于是把文学本身渗透到教学当中，让学生去体验、感受到文学，其实说到底文学教育本来就是一种感受能力的培养。如何让学生尽快地接触到文学的精髓，接触到我们之所以读文学作品的那种东西，比较有效的方式是什么?今天，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教学上好像没有什么办法和手段的变化，尽管课程、讲义等等很齐全。

　　李陀：我们还应该探讨，未来的文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杨小彦写过一篇文章《读图时代》，受到了很大注意，确实，我们应该考虑，读图时代的文学将是什么样的?

　　黄子平：所以，我们刚才强调的戏剧教育还是很重要，让学生直接进入文学中去体验。

　　《读书》编辑：文学教育背后的问题其实是，在这样高度理性化、技术化的时代，如何继续给人提供一种仍然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讲到，生活的改善，是闲暇时间增多，有时间搞艺术，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把人变得像一台机器。如果把人变得像机器，艺术在生活中消失了，文学也没了位置，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文学仍然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是文学家、文人的专利，而与普通人的生活相联系在一起。韩少功谈到\"文学怎么教的问题\"，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眼前就有的例子是，历史上几千年来诗歌一直就是教育最基本的内容，而且慢慢地就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在今后，这样的文学教育是不是还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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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正来
源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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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入学考试，即将在本月下旬展开，大批学子又要开赴“战场”。在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研究生教育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而我认为其间最重要的有三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很  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位置为我们所掌控，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以自然年龄而获致的利益或权力，却被刻意地转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在这种山头主义的内部虽然矛盾重重，但我们却基本上铁板一块地排斥其他年龄段的人真正进入学术圈子和分享我们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了。我们通过这种因自然时间而形成的利益山头，而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们因学术的努力而产生的，但是他们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支配”，却只能恭恭敬敬。这种山头显然是极其不利于博士生或硕士生进行学习和研究的。

　　我所谓的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因此前各种运动而形成的派系或门户。这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山头主义在根本上是与学术无关的，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我反复强调，我们所在的单位或机构的级别并不能当然地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高，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名头、我们所在的学习单位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数，因为知识和研究所依凭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山头或山头主义。

　　第二个弊病是在当今时代，亦即一个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越快捷的时代里，每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我们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我们现在的学者或学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关系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我们之间真正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主张博士生或硕士生在知识上的团结。

　　第三个弊病就是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极其盛行，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取代了平实读书的风气。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而言，这里的关键乃是“这种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在教师中也颇为盛行。学生不是不想读书，但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我们当老师的给他们做出的榜样使然，因为不读书照样可以当教授、照样可以当博导、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出没于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场合。

　　这是一种什么风气？当去饭店吃饭认为服务员态度不好时，我们会说“这服务员没有职业道德”；当购买某种产品而结果却购得假冒伪劣时，我们也会说：“太缺德，连假冒伪劣产品都拿出来卖！”但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读书人有没有读书啊？我们的职业道德又何在呢？读书是读书人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当老师的带好了读书的头，绝大多数博士生或硕士生也一定会把书读好的，甚至读得比我们还好。

　　当然，中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上述三大问题，的确不容易得到解决。

　　但我认为，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通过我们有意识地纠正上述弊病，我们还是能够逐渐建构起种种有助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制度安排和学术风气的。

　　作者：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

胡吉成

特别是现在的研究生班，一个班几十人上百人，其水平可想而知！
与其这样不如自修算了，顶多就是没有那个本子，可是没有真才实学拿个本子又有什么意义呢？

rubbishn

这是功利主义时代的产物！时代在变，体制也要变－－与时俱进嘛！
其实这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它终究会被真理吞噬的！！

胡吉成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分外功利的，你不能不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