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论网络(两篇)

资料员

没有重量的空间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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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空间存在于哪里？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问。网络是一个非物质的、没有固定场所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社区、城堡和路径都没有固定的实体。利用鼠标和键盘的导航，多数人沿着一根电话线爬入这个空间。输入网站的名称如同念出一串神奇的咒语：须臾之间，网络洞开，豁然开朗――一个奇特的天地显现了。地球的开疆拓土已经终结，网络空间突如其来地扩大了人们的活动区域。进入网络空间，渺小的个人一下子挣脱了地域对于命运的限制。鼠标、键盘与屏幕之间，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不期而至。许多人如此迷恋这种生存方式，以至于开始上瘾――这被称之为“网络综合症”。这种生存方式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上网。
    我并没有夸张其辞――的确，我是从生存方式的意义上谈论上网。一方面，网络空间的生存与地球的众多角落相差无几，政治、财富、性爱或者战争同样是网络空间热衷的主题；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生存又是如此奇异，以至于政治、财富、性爱或者战争均呈现出一种迥异的形式。
    用尼葛洛庞帝的话说，网络空间是由比特构成的：“比特与原子遵循着完全不同的法则。比特没有重量”；我愿意将这句话扩充为一个概括性的结论：网络上的生存是一种没有重量的生存。
    物理世界是一个有重量的世界。一块石头、一张桌子或者一幢房子之所以各安其位，即是因为它们的重量。重量已经是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重量的差异决定了位置的高低上下。人们无法看到一座纪念碑矗立在一个鞋盒之上――后者承受不了前者的重量。通常，重量与体积成正比。工业社会诞生了许多雄伟的巨型景观。摩天大楼、巨轮、疾驰的火车、钢铁与水泥混合的桥梁，这些巨型景观的吨位是惊人的。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制造重量的社会。然而，进入网络空间之后，一切景观都迅即化为没有重量的比特。比特可以复制，移动，或者远程传送，就是没有重量。活动于网络空间的人物也仅仅是一些没有身体重量的比特。因为没有身体――面容、四肢、骨骼、血肉之躯――的到场，种种个人信息失去了认证的可能。所以，比尔·盖茨俏皮地说，上网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这是一场相当彻底的革命。正如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比尔·乔伊所说的那样：“我们正在使各种媒体乃至商业往来数字化。我们欣赏音乐不再需要光盘，看影视节目不再需要录像带或数字光盘，看报不再需要新闻纸，买礼物不再需要乘车去商常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乔治·卡林曾经幽默地指出，房子是用来摆放物品的，如果没有那么多物品，我们就可以在房间里到处走动。随着数字化把物品的重量降低到几乎为零，我们的生活空间将变得越来越大。”（1）或许人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革命已经威胁到传统社会的种种组织原则。从宫殿、官邰监狱、海关到子弹、刀刃、服装、食品，这一切均是相对于有重量的身体而存在。如果个人仅仅是游走于网络之上的某些比特，那么，围绕宫殿或者子弹而产生的规范和法律必定失效。网络之上的国境线又在哪里？什么能够吓住聊天室里那个大放厥词的匿名者？不少人发现，网络空间的自由平等突出地表现为发言权――这个空间的讲坛不再由一批文化精英把持，官衔与财富的数目亦非权威的证明，所有的人都有权力将自己的“帖子”公布出来。不少网民都有这种体验：看到自己键盘上敲出的文字转瞬之间发表在聊天室里，心中惊喜交加。这意味了一种权力的回归。然而，如果网络上的比特可以轻易地追溯到某一个身体，追溯到管理这个身体的所有部门，这种发言的自由还存在吗？
    网络空间不仅改造了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并且颠覆了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1936年的时候，本雅明曾经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表示了极大的惊叹；然而，如今却是谈论艺术作品电子复制的时候了。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废除了作品的“原真性”，作品脱离了独一无二的时间与空间而成为复制品。这些作品不再神圣，不再具有宗教式的礼仪意义，作品的展示价值远远地超过了膜拜价值。电子复制比机械复制远为容易。因此，电子时代的艺术复制品更为廉价，同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艺术垄断的解除产生了更为开放的文化民主。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具体地描述了他的电子复制计划：几年前我创办了一个现在叫科比斯的小公司，目的是为了创立一个独一无二的各种图像的综合数据档案。科比斯是存储大量各种视觉资料的数据库――包括历史、科学、自然历史技术、世界文化和纯艺术。它用高质量扫描器把这些图像转化为数据形式。图像以高分辨率存储到用独创方式检索的数据库中，这种方式便于使人找到确切的图像。这些数据图像能提供给像杂志或书籍出版商那样的商业用户，以及个人阅览者。
    ……
    艺术，和许多事物一样，当你对它有所了解，就更有趣。你可以在卢浮宫走几个小时欣赏至多模模糊糊有点面熟的画，但当你有些知识再去看时，那种体验就更有趣了。多媒体文件可以在家或博物馆扮演向导的角色，它能让你听到一个著名学者就一件艺术品为话题的演讲的一部分，它可以让你参照同一位作者的或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你甚至可以拉近镜头细看。（2）比尔·盖茨认为，电子复制品会勾起人们观摩原著的渴望，让人们奔赴博物馆或者画廊。然而，这更像某种一厢情愿。膜拜气氛已经消散；键盘和鼠标可以及时地显现复制品，人们就没有心情亲临现场，谒见圣物。令人担忧的无宁说是另一个方面――电子复制会不会产生另一种始料不及的控制甚至垄断？如果网络是人们品鉴艺术的主要场所，那么，谁、凭借什么资格充任电子复制及其传播的决策者？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因特网时代，只要谁买下了文化，谁就可以控制世界。”“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其中一个，如今，他垄断了文化，控制了历史和人们的记忆。”他的科经斯公司已经储存了6500万张底片，其中200多万张已经上网。“这些东西如今都属于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了。”（3）比特是没有重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了网络空间的完全敞开。或许可以说，信息传播所遇到的顽固防线同样是比特――这里我指的是网络之中的英语。虽然世界人口之中仅有10％左右说英语，然而，80％以上的网络信息表现为英语的形式。书写软件的语言是英语。这无疑是一种语言强权。网络可以为中古甚至上古的英语提供技术支持，但却无视世界上许多人正在使用的别种语言。这是网络空间的帝国主义残迹。英语对于网络空间的劫持遏制了网络的潜力。如果人们意识到，语种远比地理位置更多地决定了网络空间的结盟，那么，人们就不会对英语称雄的后果视而不见。胡泳犀利地指出：“历史上，殖民主义者曾经依赖语言对附属国进行控制。电脑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一种没有地域基础的英语，使人们重新领悟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味道。”比特世界的较量必将扩展到网络之外：电脑英语向所有人宣战：这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语言之战。学会“我们”的语言以便“我们”明白你的意思，否则的话你将堕入万劫不复之地。这场语言战争或许还意味着阶级战争，因为标准化的国际精英们把自己同未经教化的、与技术格格不入的“草民”们隔绝开来。
    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在电脑网络上的绝对统治甚至比在现实世界中更为有害。这是因为它在电脑和非电脑语言之间规定了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与现存世界秩序中的等级制度是一致的。（4）英语对于网络空间的统治还要维持多久？这是一个难以预计的问题。论述“印刷资本主义”的时候，安德森指出了语言本土化的巨大意义。语言本土化极大地拓展了印刷品的市场，这个时刻的文化民主与市场扩张是相互支持的。（5）同样，如果“网络资本主义”不得不向非英语国家开拓市场，那么，废弃英语霸权是一个必然的前提。所以，尽管网络空间的英语代表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压迫，但是，被压迫者的反抗往往因为缺乏技术后盾而陷于徒劳。或许，这种压迫的解除只能源于技术市场的进一步需求――人们可以从中文版的视窗软件之中发现这种迹象。这个意义上，网络空间决不像当初人们想象的那么自由。人们总是顽强地将世俗的重量――例如权力，或者价格――赋予没有重量的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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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目光犀利的政治家都会不可避免对这个事实抱以极大的关注：他所置身的领土之上增添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同时，这个空间的范围与他所置身的领土边界并不重合。这个事实对于政治是意味深长的。这个无形的空间可能为周围的现实带来了什么？这个空间内部又会演变出哪一种政治模式？某些国家已经提出了电子政府的设想，某些政治家意识到，网络空间可能与传统的社会模式发生冲突――这一切均可视为政治对于网络空间所作出的初步回应。（6）迄今为止，许多政治家意识到，网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传媒。传媒与政治宣传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政治家决不会放弃网络空间的占领。对于西方政治家说来，网络对于竞选的意义首先纳入他们的视野。事实上，电子技术对于政治竞选的贡献曾经为许多政治家提供了灵感。罗斯福利用收音机发表“炉边谈话”，电波把他的政治主张传送到选民的寓所之中；肯尼迪利用电视发表演讲，他的英俊形象与翩翩风度轻易地赢得了选民。克林顿开始将网络与竞选联系起来。他的网络之上公布了自己的网址，任何一个选民均可以在网络上查到他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甚至可以向他提出建议。即使网址无法彻底替代竞选汽车与城镇集会，网络也会大幅度地削减竞选开支。选民的自由访问和发表意见、重要消息的即时传播、选举人演说时的网络集会、不久的将来可能实现的网上投票，这一切都使网络在民主政治之中扮演了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当然，如同政治家逐渐发现的那样，网络同样是锋利的双刃之剑。或许克林顿从未料到：若干年之后，他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性隐私竟然公布上网络之上，片刻之间传遍全球――1998年9月1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将检查官斯塔尔的报告通过互联网公诸于世。这一份报告主人公的显赫政治身份、这一份报告的性暴露程度以及这一报告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均是空前的。这个事例让所有的人意识到，网络已经多么深刻地卷入了现代政治。
    如果仅仅将网络视为新闻和言论的集散地，那就低估了这个传媒的功能。某些人的手中，网站还可以成为发动攻击的堡垒。新任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竞选是个成功的范例。根据普京的竞选助手帕夫洛夫斯基的回述，普京击败普里马科夫和卢日科夫的一个重要武器是互联网：帕夫洛夫斯基用他对卢日科夫（“祖国－全俄罗斯”联盟中比较容易一击即中的领导人）的攻击展示了网络的力量。一个相互关联的站点网络对这位市长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有一个网站www.lujkov.ru ( lujkov是这位市长姓名的另一种英文拼写)看起来像是这位市长的官方网站――在你阅读了每一页的攻击材料之前。在另一个网站上，卢日科夫和“祖国－全俄罗斯”联盟的另一位领导人、圣彼得堡市长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的照片旁边列出了两人“涉嫌”参与的犯罪案件。这些信息由这个媒体传播开来，而且这种攻击被证明特别有效。（7）尽管舆论时常认为网络空间没有围墙和守门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进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意义上，上网的人所形成的“网络共同体”必将进入政治家的视域。根据统计，45.6％的网络用户认为，他们在网络空间与那些拥有共同兴趣的人联系得更为紧密了。（8）这不仅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信息，同时还因为他们共同垂青于这种传媒形式。这个共同体的认同程度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帕夫洛夫斯基深刻地洞察了“网络共同体”可能产生的历史作用：“俄罗斯只有100万左右的人上网，但这些人都是社会精英――来自大学、政府机关、安全机构和大众媒体。帕夫洛夫斯基说，网络因此成了一种强有力、也是非常危险的工具。”（9）同样的意义上，摘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数据截止1999年12月31日）之中的某些材料勾划的“网络共同体”隐藏了巨大的分析价值：网络用户的年龄段：18岁以下 2.4％；18－24 42.8％；25－30 32.8％；31－35 10.2％；36－40 5.7％；41－50 4.5％％；51－60 1.2％；60岁以上 0.4％网络用户的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以下 3％；高中（中专） 13％；大专 32％；本科 45％；硕士 6％；博士及以上 1％上网主要地点：家中 50％；单位 37％；网吧 11％；其它 2％上网费用的来源：公费 21％；自费 59％；两者均有 20％用户上网的主要目的：获得各方面的信息：57.97％；学习计算机等新技术：12.1％；休闲娱乐：9.75％；工作需要：6.75％；获得各种免费资源：5.47％；对外联系方便：5.1％；节省通讯费用：1.13％；炒股需要：1.11％；其它：0.43％；赶时髦：0.19％用户最常使用的网络服务：电子邮箱：71.65％；搜索引擎：50.4％；软件上传或下载服务：44.16％；各类信息查询：39.31％；网上聊天室：25.47％；新闻组：16.99％；BBS电子公告栏：16.32％；网上游戏娱乐：13.64％；免费个人主页空间：13.49％；网上寻呼机：13.17％；网上炒股：8.5％；网上购物或商务活动：7.77％；网络电话：7.58％；网上支付：1.79％；其它服务：0.21％；用户在网上最主要获得哪方面信息：新闻：65.52％；计算机软硬件信息：51.7％；电子书籍：38.04％；休闲娱乐信息：38.79％；科教信息：31.43％；金融证券信息：21.22％；求职招聘信息：19.25％；商贸资讯：17.26％；各类广告信息：12.79％；旅行信息：11.94％；医疗信息：9.39％；交友征婚信息：8.2％；其它：0.73％；（10）如此众多的用户定期访问网络空间，政治家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谁在管理这个空间？当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即己遭到异议。不少人认为，网络空间异于现实。不论是矿产争夺、边界纠纷、交通拥塞还是粮食匮乏、水土流失、人身安全，这些传统社会的复杂难题已经被悉数阻挡在网络空间之外。网络空间的主导活动仅仅是信息交换；因此，这个空间有理由拒绝权力，尽情地享受绝对的自由。网络空间的确拥有一段自由自在的时光，然而，遗憾的是，法律的空白并没有换来理想的秩序。层出不穷的罪行终于迫使政治家下定决心：网络立法的时间已经到了。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呼吁规范网络空间：宽限期已经到期。
    到现在为止，华盛顿与因特网之间的管理关系可以用“自由放任”四字来描述。其想法是：应该是市场力量而不是立法机构决定因特网的特性。
    但是，随着电子商务和犯罪的激增，随着主张加紧立法的各种组织竭力要求整肃万维网，从而加强商业运行的安全，今年全国各地的立法人员开始削尖他们的铅笔，准备制订管理措施。（11）按照这篇文章的提议，立法者首先解决的问题集中于保护消费者隐私、征税、清除电子垃圾、确认网上签署的合同这些方面。当然，这立即会产生某些重大争议。因特网的超国界是一个分歧的焦点――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在因特网上协调？其次，因特网的定性也存在模棱两可之处：这是私人传递信息的通道，还是一个公共空间？许多公共空间的法律对于私人通道无效。例如，法律对于公共空间“淫秽”信息的谴责并没有理由延伸到私人寓所之中的情人们。
    许多人的心目中，网络空间的罪犯很大一部分即是通常所谓的黑客。黑客的作为不是常见的攻城夺地，杀人越货；他们仅仅是一些比特神秘地往返于网络空间。利用网络收集用户的隐私，用偷来的信用卡在网上交易，利用网络盗窃商业机密，传播种种色情信息和可怕的病毒，这些行为愈来愈严重地威胁网络空间的安全；对于政府、国防部门和安全机构计算机系统的入侵已经成为黑客的巨大乐趣。他们的作案条件仅仅是高超的计算机技术，因此，森严的岗哨、众多的巡警和重兵把守的防线对于他们形同虚设。如果说，日益严密的现代社会组织业己极大地限制了个人英雄主义，那么，网络空间再度为个人的表演提供了舞台。黑客通常单枪匹马，斩关夺隘，视千军为草芥――许多黑客出入机密的计算机系统如履平地。某些黑客利用键盘和鼠标轻松地越境进入他国，在攻击对方的重要网站之中寄寓自己对于某些国际事务的愤怒。2000年1月31日的《电脑报》记载：为了抗议日本政府有意隐瞒二战期间的侵华真相，一名自称RO0T的中国黑客成功地攻击了日本总务厅和日本统计厅的网站。迄今为止，政治家还无法作出合适的表态：这是向国际法准则的公然挑战，还是网络时代正常的国际政治行为？
    这个意义上，政治家不得不想象网络时代的战争情景。令人困惑的是，传统的战场消失了。无数的手指在键盘上急速跳跃，众多的厮杀可能以诡异的形式发生在网络空间。这样的描述并非天方夜谭：“战争爆发后，首先，一种计算机病毒被输入敌国的电话交换系统中，导致电话系统瘫痪。其次，预设的计算机病毒‘逻辑炸弹’在敌国的空中和地面交通管制系统中爆炸，飞机飞往错误的目的地，运送物资和士兵的车辆乱了方向。敌人的前线指挥员遵循网络传来的伪造的命令行事。就这样，兵不刃血，一场战争胜利了。”（12）如果人们让这种想象更为大胆一些，如果网络变为人们生存的唯一空间――那么，战争将远远脱离了常规的设想。如同《黑客帝国》这部影片显示的那样，原子的对抗已经变为比特的对抗；战争以及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均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也许，政治家必须在这个时刻重新想象――这时的政治主题是什么？换言之，人们在为什么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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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时代的财富通常显现为可见的物质。工厂，矿山，码头，飞驰的列车和沸腾的铁水，这些财富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这些具有特定规模的实体不会转瞬之间蒸发在空气之中。相形之下，信息时代的财富却以比特的形式栖居于网络之中。这些没有重量的比特仿佛变幻不定，移动迅速；它们或许会急速地膨胀为一个巨大的数字，也会因为某一次鼠标的点击而踪迹全无。这些财富在网络之上的聚散远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机动部队迅速。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即是巨额资金的急速调拨。如果没有计算机联网的结算系统，这些巨额资金的调遣、集聚与对决是不可思议的。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可以真正宣布：货币没有祖国。
    如果说，“信息服务”一度是网络空间的广告词，那么，现今的风水轮到了“电子商务”。这个时髦的概念让人领略到，网络上的比特是如何替代坚硬沉重的实物。电子商务的构思之中，商尝货架、商品以及贮存商品的仓库一概省略；顾客仅需在网络上查询和挑选商品，并且利用电子信用卡付账。键盘和鼠标让人们足不出户地完成所有的交易，剩下的事情仅仅是等待商品的送达。这被形容为信息社会经典性的商业图景。不少人预测，电子商务即将大面积地淘汰传统的市场模式。
    然而，如果人们现在就期待电子商务赢利，那多少有些操之过急。亚马逊这种著名的公司尚未趟出亏损的泥潭，遑论不计其数后继者。发展中国家的率意模仿很可能弄巧成拙。配送体系不完善，支付系统不成熟，信用制度远未健全，这种环境之中的电子商务不啻于空中楼阁。但是，一些人看来，只有缺乏网络时代想象力的人才会遭受这种忧虑的困扰。网络空间的一个奇迹即是，商务的亏损丝毫不影响这个公司在股票市场赚钱。这就是“新经济”的基本内涵之一。不长的时期内，一大批神话纷纷登上传媒。某个网站的股票几日之内飙升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事例仿佛触目可见。雅虎、亚马逊、美国在线如同一些耀眼不己的范例让人眼热心跳。偌大的世界仿佛共同预料：传统社会即将沉没，网络时代指日可待。因此，手执这些网站的股票如同握住了未来的财富。实业救国的确是工业社会的口号了，信息社会推崇的是理念发财。
    不言而喻，这些神话必须塑一批幸运的主人公――如今时髦的称呼叫作新人类。，只有新人类才有资格与新经济相提并论。美国的《清谈》杂志赠给这批人一个奇怪的命名：Yetties. Yeti据说是喜马拉雅山的雪人，现在指的是网络行业的年轻富豪，或者是效力于电脑行业的技术人员，甚至包含了围绕网络灵活投资的人们。（13）他们的大本营无疑是美国的硅谷，他们那种低调的形象恰如其份地象征了网络空间的财富观念：除了年龄与财富不成正比外，这些Yetties在性格上还有以下几个共通点：他们均热衷于追捧高科技产品。价格昂贵而体积细小的手机几乎是他们的必备品，其他重要“配件”还包括随身手提电脑、装满热门时事杂志的背囊，以至MP3唱机和掌上型电子记事簿等。
    Yetties的衣著模式比较不一，有人爱名牌，有人专拣平价特色衣裳，但总之要穿得前卫有型，若能带点皱折的凌乱则更佳；服饰最好让人一看便知他们酷爱滑水、风帆等刺激运动。Yetties从不打领带（可能他一条也没有）。
    爱时髦的Yetties当然不会再选他们贬为老套守旧的奔驰房车，只有开敞篷车、甲壳虫车才合心意，而新款的金属爬山脚踏车，亦是心头好。
    Yetties一般住在宽大的市内公寓，但却缺乏时间购置家具。
    他们吃的是热量朱古力与日本寿司，闲时则在附近健身室玩附有上网功能的跑步机，一边运动一边上网。
    对政治涉猎不多，只相信股市是赚钱的圣地，关心环保和公民权益。
    网络公司云集的大城市是他们聚居地。当然首推硅谷，这里的速度是每天诞生64名百万富翁。
    Yetties之梦令人神往。然而，真正的幸运不可能眷顾所有人――事实上，多数人只能明智地退而求其次。这些人涌向网站叩门求职，如果有机会主持网站则雀跃不己。当然，他们事先都清楚地了解到，网站依赖目前的广告费难以为继；网站的运行求助于风险投资，慷慨的投资者与他们一样都是将赌注押在股票上市的前景之上。社会对于网络的预期正在股票市场上制造虚拟的财富，这就是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相互交割之际产生的机遇。
    当然，一些人对于网络神话始终不信任。他们眼里，网络泡沫经济前途未卜。不幸的是，某些不利的消息正在渐渐地得到证实。网络股票的狂泻已经开始。这个年度的5月份，“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与3月10日的最高峰相比下跌了1／3，股票价格缩水2万多亿美元。”（14）这对于一夜暴富的梦幻是个沉重的打击。一些业内人士解释说：“网络股价暴涨的主要价值来源不是公司现阶段财务收益的贴现值总额，而主要是来源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夕阳产业在股市上所失去的价值，这主要由投资者对网络股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所支撑。”（15）现在看来，这些预期突然折断了想象的翅膀。这些亏损企业的未来财富能否如愿地兑现？某些过甚其辞的许诺会不会是一张空头支票？“股市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于网络企业的亏损不再那么憋得住了，高高在上的市值和每况愈下的亏损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着实会让人有点发毛。”（16）这些疑虑迅速地捂住了风险投资者的钱袋，投资的缩减立即威胁到众多网站的生存。许多人意识到，严峻的日子即将降临。美国著名的门户网站STRATEGYWEEK.COM已经发布了不祥的预测：80％的商务网站将于未来的五年之内倒闭。（17）也许，人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财富的剧增与逃逸即是网络空间的典型风格。理念聚敛的财富可能因为另一种理念的瓦解而消散殆荆比特的流失远比厂房的倒塌迅速。不是用双手垒出来的海市蜃楼似乎会随时隐没。一则对于Yetties的观感也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插曲。尽管抱着键盘的Yetties拥有令人咋舌的财富，但是，许多人似乎更信赖马背上的男人。不论是源于传统的惰性，还是对抓不住的比特无所适从，这种情况表明，多数人的真正激情还是留在传统的实在世界――那些令人垂涎的Yetties更像动画片之中的卡通人物：智慧，纯正的智慧将在这个时代发挥绝对的支配。至少《新闻周刊》这样认为。它在一篇文章中说，信息时代，智慧将成为一切主导。因为，这是一个虚拟化的世界，在漫无边际的互联网上，我们交流或者交锋的唯一手段就是键盘与鼠标，而你的IQ指数，将决定你在这场无缘见面的交锋中获得怎样的胜算。
    这是一个并不令人满意的局面，至少对于女人们来讲，中世纪的骑士和西部牛仔似乎更具吸引力，因为那样的男人似乎更有本能的诱惑力。……这一点在今天变得弥足珍贵，因为男性的情感正在面临被稀释为0与1的可能。对于这点，女人理应比男人表现出更强烈的恐慌，手中抱着键盘的男人，比起马背上的男人，实在缺乏味道。（18）提到女性的观点并非偶然。许多人暗中承认，女性的感性本能时常保持了某种特殊的洞察。然而，这种感性本能同样遭到了网络的抛弃――网络正在利用比特为热恋的异性制造阉割了感性本能的幸福生活。如果网络的意义从政治和财富延伸至性爱技术，那么，这种断言并不夸张：网络已经密集地织入人类的生存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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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特网的前身阿帕网诞生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网络设计的初衷是保证核打击之下通讯系统的持续运行。美国国防部的那批军事科学家肯定没有料到，现今的网络空间竟然演变为一大批风流韵事的策源地。许多人坦率地承认，游弋网上的重要目的即是期待一个浪漫的邂逅。网络空间的女性比特时常被称之为“美眉”――美眉的缠绵故事乃是网络空间最为绮丽的风光。
    一项900人左右的调查显示，93％被调查的网民对于网上浪漫剧十分向往；61.2％的网民结交过“异性”网友；35.5％的网民拥有网络情人。（19）这不啻于一个提示：对于许多人而言，网络的意义不仅是某种有效的联络工具；更为重要的是，网络还意味了一个欲望的空间。物质的社会空间戒律重重，传统的平面传媒已经饱和，欲望突然发现了一个自由放纵的区域。与其在现实之中徒劳地碰壁，不如遁入虚拟的恋情――于是，情人节的玫瑰花突然盛开在网络空间。
    尽管如此，网络空间的性爱故事具有一个奇异的特征――躯体的缺席。这是没有重量的比特组织的爱情。电子公告牌、聊天室、交友网站和电子邮件均是两性比特相遇的场合，炽热的恋情可能在极为短暂的时间之内闪电似地降临。躯体缺席之后，传统爱情之中的一切陈规和必要的手续随之废除。门当户对、父母之命、财产或者职位在网络空间毫无意义。相貌有待于想象，身材不必考虑，从眉目传情到执手相看均属多余的环节。手指在键盘之上飞快地敲出一句句美妙的言辞，这就是相爱的全部前提。万籁俱寂的深夜，电脑的屏幕并没有关闭。这台电脑上打出一句“紧紧握着你的手”，另一台电脑回了一句“轻轻搂着你的腰”――如此简单，调制解调器就成功地制造出了一个相爱的气氛。（20）相对于坚硬的、头绪纷杂的现实社会，网络空间的爱情更为纯粹，更为迅速，更为虚渺，也更为脆弱。它可以仅仅因为屏幕上一句让人动心的话语而星火燎原，也可以因为一份不投机的电子邮件而在瞬息之间消失。躯体缺席，躯体所联系的一切社会关系――身世、信誉、职务、财产――均搁置于网络空间之外，没有卷入恋爱情节。所以，这是一种没有负累的爱情。人们仅仅因为爱情而在网络空间相聚；也仅仅因为爱情的消逝而退出网络空间。躯体的缺席是性爱历史的重大转折：这将诞生一批无拘无束的爱情，还是制造一批过眼烟云的情侣？
    这个意义上，网络空间不时成为爱情失意者的天堂。现实的爱情挫折驱使他们转向了网络空间搜索倾心的异性。这里没有庸俗的陈规陋习。网络空间的规则是，但求心有灵犀，蔑视世俗计较。躯体的缺席甚至允许忽略相貌――这曾经是传统爱情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同的理由，性的问题已经退出视野――比特没有性器官。这立即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的确，网络空间制造了许多柏拉图式精神恋的电子版。但是，躯体的缺席也可能掩护人们不顾廉耻。网络之上的许多帖子表现了罕见的放肆。一个“美眉”可能遭受直率的询问：我们能谈一谈性的快乐吗？
    如果网络空间的爱情试图延伸到现实之中，成功的概率有多少？不同的调查数据不一。也许，没有人可能得到一个确凿的答案。人们听到了许多欧·亨利式的故事：一对情意绵绵的网上情侣居然是两个互相憎恨的邻居。这至少表明，网络空间的信任和爱慕经不起现实的严格挑剔。胡彬的《网恋》被称之为“中国大陆第一部描写网上爱情生活的纪实小说”。身居天涯海角的主人公利用交友网站发现了许多趣味相投的女友。他创造了与几个女友相见的机会，但相见之际也就是一段情缘的终结。《网恋》的故事形象地显明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之间不可弥合的差距――如果这种差距还算不上反差的话。然而，这并不能淹没性爱的未来历史即将浮现的一个问题：网络空间的爱情是否必定要以网络之外的眷属为旨归？躯体缺席的恋爱必定是空洞的激情吗？《网恋》出现过这么一段话：“虽然对方不在眼前，看不见摸不着，几乎是一个抽象的人物，但没有实体的同时也没有脂粉、衣物和首饰，就剩下赤裸坦荡的一颗灵魂，交往的过程同样激动人心，甚至比面对面的接触更胜一筹。”这是爱情的另一种境界呢，还是取悦自己的幻影？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网络空间是否存在贞操观念？某一个丈夫曾经控告妻子与网络性伙伴玩弄虚拟婚外情，并且进行网络“通奸”――这种罪名用什么证实？（21）躯体的缺席时常会出现某种程度的撒谎――尽管有的心理学家愿意宽容地称之为“显示自己的另一面”，或者说显示自己理想的形象。（22）这种伪装通常没有具体的目的，这种伪装无宁说为了投合浪漫风情的游戏规则。可是，如果因为制造浪漫而将谎言扩大，人们就遇到了网络空间的恶意欺诈――一个痴情的网民终于发现，他所钟爱的“美眉”竟然是现实之中一个衰朽老翁敲打键盘的杰作。多数时候，这种欺诈不会产生物质的损失；然而，谁能担保这种欺诈不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
    只有比特而没有躯体的爱情生活具有某种轻盈和浮华的气息。肌肤相亲的深刻体验消失了，“刻骨铭心”这一类的形容词失去了物质基矗比特制造的爱情似乎缺少某种抓得往的东西。人们担心这种爱情会突然散去，无痕无迹。也许，性的乐趣最终也将由网络提供。这种描写并非单纯的幻想：“在未来社会，来自各阶层的数十万男性女性每个星期五都会前往当地的电脑角。随着数十万鼠标吱吱作响，internet中放荡的性生活开始了……未来的性似乎与技术无法分割。凡是自认为有点想象力的人都不愿意承认，50年后还会有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以怪异的动作、怪异的声音、怪异的表情，从而达到性爱的顶峰”。这已经不是逻辑的前景，而是现实的存在――所谓的“虚拟作爱系统”已经进行调试阶段。（23）头盔、电子紧身衣和比特制造的视觉挑逗可能产生巨大的快感。躯体的缺席不再是一种缺憾之后；尽善尽美的网络空间会不会成为离不开的乐土？
    网络被称之为20世纪出现的技术怪物。网络空间制造了一种没有重量的生活――许多传统正在失去重量。比特正在重新组织人们的生活。历史的结构即将开始重大的调整。当然，关闭计算机主机，人们就会回到熟悉的现实之中。重量依旧。一切纹理和气息依旧。然而，正像人们已经离不开电一样，人们离不开计算机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注释：
    （1）《比尔·乔伊畅谈数字设计革命》，《参考消息》2000年4月15日（2）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79页（3）《因特网时代的文化特征》，《参考消息》，2000年4月5日增刊（4）胡泳《另类空间》，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37页（5）参见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学术思想评论》第五辑（6）“电子政府”问题可参见刘吉金吾伦的《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0页，“网络空间与传统社会的冲突”问题可参见2000年5月6日《参考消息》6版《因特网打乱日本社会模式》（7）《帮助普京上台的人帕夫洛夫斯基》，2000年4月12日《参考消息》10版（增刊）（8）参见郭良《网络创世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88页（9）同（7）（10）参见《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0年2月11日《南方周末》7版（11）《因特网无法无天，立法者磨刀霍霍》，2000年4月12日《参考消息》7版（12）转引自黄北雁《因特网：让世界重新洗牌？》，《天涯》1998年3期（13）参见2000年4月5日《中华读书报》21版《新科技时代的伦理道德》和2000年4月7日《南方周末》17版（14）参见2000年5月7日《参考消息》4版《新经济：与其说是泡沫，不如说是新芽》一文（15）黄诚廖靖军《怎样挤出网络泡沫？》2000年4月14日《南方周末》24版（16）一点《品牌与进入障碍》，2000年5月5日《南方周末》19版（17）参见2000年5月1日《福建日报》3版（18）2000年4月7日《南方周末》17版（19）参见2000年2月14日《福建日报》8版的《“爱情在线”――关于网上恋爱的专题调查》（20）这两句“情话”引自网络上的文章《网上谈性：玫瑰还是陷阱》（21）同（4），98页（22）同（4），97页（23）同（4），207页关闭※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天涯虚拟社区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

    身体的叙事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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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的时候，“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身体与灵魂二元论的观念以及蔑视身体的传统逐渐式微，身体作为一个不可化约的物质浮现在理论视域。“身体”这个范畴开始与阶级、党派、主体、社会关系或者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共同组成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
    “身体”范畴以及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均包含了对于理性主义的反叛，解除理性主义的压抑无疑是许多理论家的战略目标。这些理论家看来，工业文明、机械、商品社会并没有为身体制造真正的快乐；数额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发达的社会体系仿佛与身体日益脱节了。身体必须为一些遥不可及的渺茫远景从事种种苦役，社会生产似乎在某种神秘的逻辑支配之下自行运转。许多时候，人们无法发现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没有一些陈陈相因的复杂推理，人们无法说明为什么必须召集世界上一流的智慧和工艺生产核弹头、生物武器或者航空母舰——尤其是在许多地区甚至还无力解决一系列医疗费用或者生态环境问题的时候。如同不少人察觉到的那样，现代社会是“非身体”的。卡夫卡小说之中冷漠的城堡意象可以视为这种社会的象征。这个意义上，重提身体是对于异化的理论抵抗。当然，一些左翼理论家还直一步将身体想象为一座小型的活火山。他们眼里，现代社会的专制体系——不论是源于极权政治还是源于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强大控制——日益完善，大规模的革命并没有如期而至。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似乎无法掀起撼动这个体制的风暴。这时，理论家的目光收缩到身体内部——他们发现，无意识领域沸腾不己的力比多似乎积聚了不尽的能量。对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有身体内部不驯的欲望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身体不仅是一个由骨骼、肌肉、内脏和五官组成的实体——身体不仅是医学或者生物学的对象；无意识领域发现之后，身体再度被赋予特殊的理论份量。
    理论的意义上，身体的消失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根据约翰-奥尼尔的考察，历史上的许多时候，人类是以身体为模型构想自然与社会，或者说，人的身体与社会机制互相重构：“人类首先是将世界和社会构想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以此出发，他们由身体的结构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1）这些观念在维柯的《新科学》之中得到了证实。维柯看来，身体、感官产生的原始诗性逻辑是理性主义重构宇宙的基矗这种重构背后的思维被奥尼尔称之为“拟人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身体形象得到了赞颂和讴歌，“这种形象一直都是宗教、科学、法律和诗歌的母胎。”（2）奥尼尔在谈论“社会身体”和“政治身体”时还发现，人们曾经以身体为比拟说明社会政治的整体性以及平衡观念。奥尼尔看来，“拟人论”的终结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现代经验之抽象基于人形的消弥之上，因为人们更青睐于可算计测量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作为人类自我赋形中的创造性力量，拟人论正在处处消退。”（3）在奥尼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以及种种技术神话已经作为另一种框架代替了拟人论。国家、社会、家庭的设想无一不在这种框架下面开始重新设计。身体完全丧失了基本蓝图的意义。于是，“人的每一种生理、精神和情感的需求最后都将被物化成化学物质或职业服务。”这时，身体很大程度地变成了经济的盘剥对象。案牍化的生活废弃了身体运动，商人们开始出售休闲、健康以及体育运动。身体体验的替代性消费是大众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性和暴力成为商品的主要成份。（4）身体被孤立起来予以专门的技术处理，这是工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具体地说，现代医学为之提供了越来越完善的条件。可是，这种进步同时还包含了隐蔽的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5）这个意义上，福柯对于性话语的精彩分析是一个经典的个案。
    无庸讳言，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压抑身体的完整机制。欲望的禁锢或者转移是这一套机制的首要主题。显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是从家庭内部的传奇开始追溯压抑的缘起。如今，人们已经对自我、本我、超我或者快乐原则、现实原则这一批术语耳熟能详。弗洛伊德以他独特的方式描述了性本能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如何被坚固的现实原则挫败。弗洛伊德承认，压抑是文明的必要代价。如果文明驯服不了暴烈的欲望，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分崩离析。人们可以想象，这种压抑的一个有效策略即是：贬低身体，以至于让身体从视野之中消失。人们或许可以轻易地从语言学之中获得一个旁证：相对于实物命名或者理性思辩的词汇，表述身体感觉的词汇极其贫乏。
    然而，人们可能追问的是，身体的压抑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界限？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是否指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物质财富的积累是否可能结束异化的历史，解除社会对于身体的压抑？社会生产是否将这种前景视为一个目标：人类的身体不再是某种生产或者生殖的工具，而是一个快乐之源？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围绕这些思想展开了论辩。马尔库塞认为，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许多时候，感性的快乐只能缩小到审美之中予以实现。然而，现今已经到了中止这种压抑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有能力造就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爱欲与文明》之中，马尔库塞企图在身体的交汇点上结束现实原则与快乐原则的分裂。他赋予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正面涵义——马尔库塞将性欲扩展为爱欲的意义即是将快乐的范围扩展到整个身体：由力比多的这种扩展导致的倒退首先表现为所有性欲区的复活，因而也表现为前生殖器多形态性欲的苏醒和性器至高无上性的削弱。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6）显而易见，如果马尔库塞的历史设想遭到了现实的拒绝，那么，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负有首要责任。社会财富的总量无法保证人均财富达到马尔库塞设想的标准。换言之，如果权力或者资本的运作还在加剧贫富悬殊，那么，身体的快乐与异化的解除必定遥遥无期。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提出了身体和力比多并不是从社会退回一个狭小的区域，倡导人们津津乐道某些肌肉的痉挛或者酒吧里诱惑异性的表情。这里，身体的强调无宁说是向发达工业社会的运行体制发出根本的质问。
    如同马尔库塞一样，另一个左翼理论家伊格尔顿也将美学、身体与政治联系起来。《美学意识形态》申明：“对肉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我试图通过美学这个中介范畴把肉体的观念与国家、阶级矛盾和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更为传统的政治主题重新联系起来”。（7）在伊格尔顿对于审美所作的系谱学分析之中，审美源于哲学对于身体的控制——身体是精神飞地之外的一个不可放弃的领域。鲍姆加登的《美学》试图将理性遣入不无混乱的感性领域。这个意义上，美学推行的是“理性的殖民化”：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感觉和经验的世界不可能只起源于抽象的普遍法则，它需要自身恰当的话语和表现自身内在的、尽管还是低级的逻辑，美学就是诞生于对这一点的再认识。（8）美学的出现至少有可能将身体和感性纳入概念话语的网络。这是对于主体的巧妙操纵，伊格尔顿甚至从这个意义上解释康德的“无法律之合法性”——审美的训练终于使身体与法律制度合二而一：与专制主义的强制性机构相反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就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联，存在于不假思索的习俗中。如今，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因而抽象的责任和快乐的倾向之间的鸿沟也就相应地得以弥合。把法律分解成习俗即不必思索的习惯，也就是要使法律与人类主体的快乐幸福相统一，因此，违背法律就意味着严重的自我违背。全新的主体自我指认地赋予自己以与自己的直接经验相一致的法律，在自身的必然性中找到自由后便开始仿效审美艺术品。（9）这样，即使在中心权威淡隐的时候，美学承担起主体的内在化管理重任。自然的、感性的自律代替了法治的外在他律。这种自律部分似乎在某一个更高的意义上神秘地体现了总体的“法则”。伊格尔顿看来，新兴的中产阶级一方面将自己视为普遍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崇尚粗俗的个人主义——审美恰好充当了普遍与个别之间的“和解之梦”。（10）这是“把必然当作自由，把强制当作自律”。（11）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阐述了审美的双重涵义：首先，审美是一种解放，主体是通过感觉冲动和同情——而不是外在法律——联系在一起，欲望和法律、道德和知识以及个体和总体之间的关系无不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化的压抑可能将某种统治更深地置入被征服者的身体之中。换一句话说，审美提请人们正视身体的存在；同时，审美又试图驯服身体和感性、本能。按照这种解释，审美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唤醒的身体非常可能挣脱预设的观念之链而放纵暴烈的冲动——“因为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所以，伊格尔顿不无感慨地说：“统治性的社会秩序所渴望的正是这种‘深层的’主体性，最能引起恐惧的也是这种主体性。”（12）现在，人们可以回到既定的主题：影像空间的身体——这里的身体叙说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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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是对于视觉无意识的解放——如果重提本雅明的观点，那么，人们不难觉察，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是对于某种欲望的隐秘呼应。这时人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视线始终渴望遭遇身体。摄像机力图切割出理想的视觉景框。摄像机将焦点集聚到人的身体之上，并且提供了种种观看身体的特殊方位、角度和距离——这些方位、角度和距离时常遭到现实的否决，或者由于过分熟悉因而视若无睹。这样，影像恢复了身体的核心位置，解除了视觉禁忌。现实之中潜在的视觉压抑揭去了，直视影像之中的身体——不少时候甚至是身体的隐私——不再遭受礼仪的非议。反之，如果电影或者电视的摄像镜头在杳无人烟的荒漠逗留得太久，人们就会感到不适——这是身体的匮乏导致的视觉不适。
    考察影像与身体的关系，人们首先想到了活跃在影像空间的明星。明星的形成是一个有趣的文化事件。明星们制造时尚，扮演偶象，成大众的追慕与模仿的对象。明星周围形成了一种崇拜的气氛。人们时常询问的是，充当明星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曾经发现，明星的形成不仅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同时还因为明星形象与这种成就不可分割地镶嵌在一起。另一些成就显赫的专家——例如核导弹专家，史学专家或者金融专家——通常因为个人形象的缺席而无法赢得类似的崇拜。为什么明星时常诞生于演员、运动员、歌舞表演者之间？身体的魅力是造就明星的前提。他们均是身体表演者。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明星崇拜的巨大冲动背后隐藏了强大的原始情绪。无论如何，身体影像是一个极富号召力的符号。
    阐述影像制作对于身体的热衷，人们时常会想到电视之中的体育频道。为什么人们可以长时间地锁定体育频道，甚至在电视机之前如痴如醉，形同狂人？不言而喻，身体主题的召唤是无与伦比的。体育频道集中了精彩的身体意象；古铜色的强壮肌肉，速度和力量，有力的心脏博动与急剧的血液循环，一种古老的欲望奔涌而出。相对于种种线索纷乱的故事，体育赛事的情节并不复杂，但是，人们对于身体主题的投入程度甚至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粗重的呼吸，失控的心跳，两眼闪出疯狂的光芒，胳膊忘乎所以地向空中挥舞，变形的脸缀满了汗水，嘶哑的喉咙不断地吼叫，一串串粗话与欢呼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这的确令人迷惑：屏幕上那几具奔窜跳跃的身体为什么具有如此之大的魔力？一些无关大局的胜负游戏与体能记录为什么使这么多人激动得难以自持？显然，身体承担的是一种原始抒情的符号。涌动于无意识之中的某些激情和能量转移到这些身体之上，运动的身体表述着一种不可遏止的激动。他们的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我在另一个场合的断言并没有太多的夸张：“不论这个世界出现了多少话语体系，躯体仍然是最有力的语言。语词只能与语词对话，躯体却能感动躯体，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13）体育竞赛时常是一种身体的对决。身体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是因为这种对决某种程度地重演了奥尼尔提到的“拟人论”。我曾经阐释身体的逻辑如何企图在现代社会的图景背后顽强地浮现：……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无数因素参与了社会的发展。人们时常看到，一些白发苍苍、行动迟缓的社会权威人士掌管着这个世界。或许，白发苍苍表明了权威人士积累个人资本的必要时间。然而，体育馆里面却出现了另一种景象。一批肌肉发达、充满活力的躯体占据了核心。他们通过力量、速度和技术的角逐层层选拔，最终推举出一批竞技场上的王者。尽管这些躯体的胜利者不可能如同远古社会一样介入军事、政治和领导机构，尽管他们的胜利更像是象征性的，但是，他们赢得的荣誉与崇拜表明，另一种假想的权威、社会结构与历史图像至少在体育馆内部得到了确认。体育馆里面简单得多：躯体的最强者同时也就是这个空间的统治者。（14）体育频道显明了影像制作对于身体主题的认同。欲望与快感正在视觉的空间得到解放。这是身体美学与影像联合制造的节日。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解放能否扩张到体育频道或者影像空间之外？多数人强烈地意识到，这仅仅是一个白日梦。身体的主题只能浮现在特定的舞台；超出这个舞台，现实的身体即将为另一批规则接管。现代社会的压抑体系愈来愈严密，体育频道乃至影像空间仅仅是人为地预留的一个空隙。某种意义上，身体主题的梦幻更像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事先设计——这个空隙周期性地吐出残存于公众身体之中的血性、狂野以及种种异样的激情和亢奋。这是未雨绸缪的能量释放。人们已经发现，体育正在日益疏离原始的冲动。体育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已经为人熟知，体育竞赛的胜负时常被不负责任地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否联系起来，身体成为国家与民族形象的粗陋象征；这无宁说是意识形态对于身体内部力比多的巧妙征用。与此同时，体育竞赛还处于货币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训练、赛事规模到媒介的传播，货币的数量可以使一场竞赛轰轰烈烈，也可以使另一场竞赛萧条冷落。无论是门票出售、广告、冠名权、转播权还是抽奖、赌博，体育赛事正在愈来愈紧密地纳入商业形式。众多体育俱乐部迅速地成为这种经济循环的寄生物。电视网络——特别是卫星电视——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体育运动的价格。众多著名的球星竞相开出了天文数字的身价，这是电视转播之后的事情。人们可以说，体育赛事与电视转播的结合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出售身体意象的商业网点。于是，欲望、快感、力比多冲动产生的原始抒情终于在更大范围内成为一个交易繁荣的现代产业。这显然与左翼理论家赋予身体的解放使命背道而驰。
    考虑快感、享乐主义与左派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关系的时候，詹姆逊十分关注革命的需求与欲望、快感之间的辩证统一。《快感：一个政治问题》之中，他肯定了快感问题的政治意义。但是，詹姆逊表示怀疑的是，如果这种快感仅仅充当一种商品，仅仅是休闲的消费，这种快感会不会不过“是一种虚假意识？”显然，詹姆逊不愿意将快感变成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之磨的动力，不愿意将快感作为等同于物品驱入商品经济的循环；只有冲击一个更大的政治领域，快感的意义才会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詹姆逊的快感考察提到了“双重焦点”。在他看来，人们不应该满足于快感的局部意义；快感不是自足的消遣，不是身体内部的某些奇妙的波动，快感必须“被作为总体乌托邦和整个社会体系革命转变的同一且同时的形象。”换言之，快感是身体的，但快感的意义是整个社会的。这即是詹姆逊所期待的辩证法。他解释说：“辩证法在本质上就具有创造一些途径将此时此地的直接情境与全球的整体逻辑或乌托邦结合起来的双重责任。”正像某种革命性的经济要求不该沦为经济主义一样，“一个具体的快感，一个肉体潜在的具体的享受——如果要继续存在，如果要真正具有政治性，如果要避免自鸣得意的享乐主义——它有权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并且能够作为整个社会关系转变的一种形象。”（15）无疑，所谓的“社会关系转变”不是虚幻而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以身体快感为核心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原则。然而，对于詹姆逊所谈论的问题说来，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丧失革命的激情。从明星的形象、奔跑在运动场上的强健体魄到不无色情意味的女性躯体展览，影像空间的身体意象正在自觉地成为走俏的商品。正如詹姆逊所描述的那样，解除身体意象的压抑反而有效地巩固了商品社会的文化秩序。视觉无意识的解放被更大范围的商品秩序所封闭。这与其说是始料不及的后果，不如说证明了商品社会无坚不摧的吞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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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古希腊的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认为，悲剧是模仿一个完整的、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是构成悲剧的六个艺术成分。（16）这显然可以视为叙事学的滥觞。由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启示，20世纪的叙事学骤然兴盛。种种参与叙事的成分得到了精心的分析。例如，结构主义的经典之作《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之中，罗兰-巴特描述的叙事是一个由众多零件和各种动力系统构成的复杂结构。巴特认为，叙事是由功能、行为、叙述三个层次组织而成；每一个层次均包含了各种成分的互相作用，同时，这些成分的意义不断地从一个层次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尽管如此，巴特并没有提到“身体”在叙事之中的特殊意义。身体仅仅是行动主体的一个元素，这个不言而喻的叙事齿轮甚至没有必要单独提出予以论述——谁又会没有身体呢？
    然而，现今看来，身体在许多时候隐蔽地形成了叙事的强大动力。如果说，巴特的叙事学是一种横向组合——巴特叙事学之中的纵向组合仅仅存在于几个层次之间，那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身体的意义以及对于事件的推动逸出了巴特所论述的几个层次而投射于另一根纵轴之上——这即是从社会生活的外部事件进入无意识区域。身体的性、色情和暴力主题尤其明显。巴特说过，艺术没有杂音；叙事是一个纯粹的系统。（17）然而，许多叙事作品内部性与暴力的段落过度膨胀，以至于超出了叙事结构的负担。这是许多作品遭受诟病的原因，也是许多作品诱人的原因。从《金瓶梅》式的色情描写到以命相搏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的特殊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上述两个主题。除了悬念与结局的驱动，性与暴力还时常拥有独立于叙事逻辑的诱惑力。换言之，身体隐藏于故事的背后形成另一重秘密的叙事。相对地说，影像空间对于性和色情的展示予以更多的限制；因此，暴力主题是人们察看身体叙事的一个有效视角。
    许多时候，暴力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暴力成为叙事内容的前提。然而，心理范畴——而不是叙事学的意义上——之内，暴力的叙事时常隐含了另一个潜在的情节：人们无意识之中的攻击能量逐渐得到了凝聚，形成巨大的压力，然后因为一个酣畅的释放而复归于平静。
    弗洛伊德相信，死亡本能隐伏在无意识之中，攻击无疑是这种本能所能找到的实现形式。这甚至成为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阐释。通常的情况下，社会文明已经有效地制止了无缘无故的暴力行为。因此，人们的攻击能量只能在指定的狭小区域予以排泄。这些指定的区域时常被视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许多人曾经对残忍的拳击运动表示抗议，然而，这种运动却在抗议之中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拳击运动是为攻击能量的释放制造一个规范的形式。如果说，拳击的游戏规则多少掩盖了暴力性身体侵犯的血腥意味，那么，叙事作品无宁说是产生种种接纳暴力的合适语境。叙事完成了一个特定长度的行动模仿；暴力行为有机地组织在故事之中，种种凶残的施虐由于故事的上下文而变得理所当然了。通常，文学的叙事作品是一种虚构，刀光剑影或者拳打脚踢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游戏，合上书本即可放弃这种游戏；然而，影像符号活灵活现地显示了种种血淋淋的场面，人们与暴力的距离近在咫尺。表面上，人们仍然遵从社会文明的种种条款，文质彬彬地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之前；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的嗜血欲望制造一个幻想性的满足。
    与拳击竞赛规则相异的是，许多故事为暴力行为的合理性设计了更为相宜的气氛。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类型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主人公仗义行侠，但是因为武艺低下而备受屈辱，甚至屡战屡败；经过一番苦炼或者高人指点，主人公终于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最后一次对决来临之际，主人公昂然而起，痛殴对手，无论道义、名誉还是武艺均大获全胜。这个曲折的过程的确符合情节的基本定义——情节即是在打破初级的平衡之后重新回到了更高的平衡。另一方面，这个曲折的过程有效地解除了社会文明对于暴力行为的防范机制。至少在这时，暴力的渴求与正当的义愤——不论这种义愤的名义是效忠朝廷、抗御异族还是除暴安良——同仇敌忾。从故事制造的压抑到压抑的最终突破，情节演进一步一步卸下了施暴的心理负担，积聚起攻击的能量；最后的一刻到来的时候，攻击的快感化装成正义的呼声汹涌而出。如同组织于情节之中的色情景象更富于煽动性一样，叙事作品之中的暴力通常比拳击竞赛更加激动人心。
    暴力的释放是否隐藏了某种威协社会文明的危险？这个问题正在得到愈来愈严重的关注，尤其是在暴力的叙事愈来愈广泛地制作为视觉商品的时候。电视屏幕之上的暴力行为成为观众的模仿楷模还是疏导了某些危险的情绪？迄今为止，种种社会学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数据尚未在这个焦点上达成共识。虽然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净化理论可能为第二种观点提供某种启示，但是，多数人仍然倾向于赞同第一种观点。至少人们可以认为，暴力行为的耳濡目染将使儿童不再对血腥和痛苦感到震惊。他们或者将残忍视为一种娱乐，或者将暴力视为解决冲突的有效方式（18）尽管如此，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主张疏导的理论无宁说更为靠近身体解放的命题，虽然这种解放仅仅是某种心理转移：“渲泄作用理论”由费兹巴克提出，他认为青少年对于社会、学校和家庭所积累的外在压力，可以透过大众传播媒介暴力内容所给予以幻想性攻击来消除。因此，大众传播媒介之暴力内容反而对于青少年有稳定情绪，消除暴力倾向的功能。事实上，亦有社会科学家利用相类似的研究方法，却发现电视暴力节目具有渲泄作用，而降低其暴力攻击行为的倾向。（19）涉及暴力的叙事与疏导理论的时候，影像与现实的差异以及互动关系再度进入视野。没有人会因为影像空间的人命案而被逮捕，影像不是现实；另一方面，影像又深刻地介入现实，影像之中寓托的是种种真实的冲动。上述的双重意义共同投射到影像的生产制作之中。可是，考察身体如何投入影像的生产制作以及这些影像产品如何被享用时，人们还会发现另一个隐蔽的问题——身体的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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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与被看的关系意味了什么？看是一种享乐，被看仅仅是快乐的制造者。那么，谁拥有看的位置而谁必须被看？这是视觉快感分配遇到的首要问题。看是主体的权利，被看意味了贬低为对象和客体；这曾经是戏曲演员――古代称之为“戏子”――地位低下的原因之一。这就是说，视觉与享乐的关系隐藏了视觉与权力的关系。
    看与被看的关系可以寓含丰富涵义。看是可能是一种心领神会，一种秘密暗示，一种心理交换；也可能是一种窥探，一种挑逗，甚至一种挑衅。陌生的凝视时常被解释为一种冒犯。电梯或者公共汽车这种狭小的空间，赤裸裸的凝视时常令人不安。人们形容某种眼光如同“锥子一般”，视觉可以形成胁迫的暴力。许多神话之中均有目光致命的故事，例如爱尔兰传说之中的巨人巴勒，塞尔维亚怪物瓦伊，特别是希腊传说之中的美杜莎。视觉暴力拥有繁多的形式，斜视、漠视，盯视，监视，仇视，如此等等。人们可以根据现实情境列出种种视觉暴力的梯度。这个意义上，人们的服装和寓所均是抵御视觉暴力的物质屏障。这时，被看也就是被主宰。
    另一些现实情境之中，被看却可能成为巨大的荣誉。被看是领袖或者神灵接受膜拜的形式之一。人们在仰视之中承领领袖或者神灵身体形象的光辉。古代的领袖人物无法频繁地在公众场所露面，他们的“被看”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恩赐。电子传播媒介的出现理想地解决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现在，领袖人物现身于电视之中已经成为日常的一幕。演员――特别是明星演员――因为“被看”而成为公众的偶象，这显然是承袭膜拜形式的文化后果。
    这个意义上，看与被看始终隐含了复杂的主宰与被主宰关系。对于多数演员说来，“被看”首先是为他人的视觉消费提供产品。他们不仅是以令人敬佩的表演美学赢得观众；许多时候，他们的容颜、身段、表情、性感程度必须有意无意地投合观众的窥淫癖。欲望是这些观众视觉消费的重要动机之一。这时，演员的身体充当了某种欲望的商品。如果说这是一种视觉区域之内的贬低，那么，恰恰是身体的商品功能予以充分的补偿。现代社会，身体的价格――即使仅仅是身体意象――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种价格甚至诱使许多没有其他资本的人慷慨地将身体作为唯一的赌注。的确，不少明星利用身体――包括利用形象的性感程度――赢得了巨额利润；这些成功甚至兑换为充任某种文化领袖的资本。这时，他们从被主宰者转换为主宰者。于是，明星的发式、服饰、癖好以及声调、姿态均成为公众模仿的对象；明星使用过的器具、住宅时常以超常的价位拍卖。例如，电影明星对于时装款式的左右可以视为文化领袖的魅力。珍妮弗－克雷克曾经如此描述好莱坞电影明星与巴黎时装之间的互动：……尽管巴黎仍然标志着时装的尖端，来自美国的新技术和新观点却不断进入巴黎时装界。而好莱坞的发展则进一步增进了巴黎时装和美国时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电影推广了新时装并产生了新的女性偶象。巴黎设计师被雇来打扮电影明星，而后者的形象又被影迷所效仿。好莱坞使巴黎成为时装业的中心。
    在一个更大范围内，电影明星形象地制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风气。克雷克引述了尤恩的观察――好莱坞明星如何影响美国妇女：……对于这些妇女来说，“这些新电影是欲望、愿望和梦想的手册”。在这些电影中幻想和“改变现实的实际措施相结合”，“成了美国文化的一种视觉教科书，一种既混杂着浪漫意识又实际指点妇女们如何在城市里的新婚姻市场上表现自己的指南。”（20）考察视觉与权力及其欲望的关系时，人们不得不考察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对称关系：男性／女性，看／被看。异性之间，看是男性的权力。男性是欲望的主体，女性是男性的欲望对象。这是性别之间的等级关系投射到视觉空间的表现。
    这种等级关系无疑会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攻击目标。如今，人们对于女权主义的种种激烈主张已经反复领教。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者必将对视觉快感的分配方案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不少人承认，劳拉－马尔维的研究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她发现，男性通常是视觉空间的主动者。男性的霸权已经强大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女性的眼睛有意无意地被迫接受男性的视觉立场：观察对象一般来说是女性……观察者一般来说是男性。这当然不是说妇女没有可能使自己成为观察者：从色情作品到浪漫小说之间，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或排斥于观察位置之外。但在所有情况下，包括以妇女为对象的大多数文本中，妇女的观察方式受制于男子的观察方式，而其特性则受到了否认。（21）人们可以从影像的制作之中看到，摄像机对于女性身体的摄取时常是以男性的兴趣和欲望为旨归。从卖弄风情的眼神或者令人着迷的纤纤素手到酥胸，大腿，臀部，甚至赤裸的胴体；总之，这是男性的眼睛所欲看到的女性身体。摄像机是男性目光的提炼或者延伸。当然，影像制作并没有回避男性身体；这些男性身体的基本特征是强壮的肌肉、高大的身材、坚毅的眼神、浓密的毛发――这一切通常被视为征服女性的外观。男性身体的意义首先是征服女性，这同样是男性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地说，影像摄制对于愈越了欲望范围的身体没有太多的兴趣，例如劳动的身体，疾病之中的身体，衰老的身体，婴儿的身体……这个意义上，视觉空间的身体与欲望已经被改写成男性的消费和娱乐――这种快感的享用是男性的特权。正如詹姆逊解释马维尔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那种快感观是男人‘有权观看’的权力的象征性表达，它的首要对象是妇女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妇女的肉体。”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另一个更为强大的性别群体――“又是作为他者、压迫者、和一个类似于阶级敌人的统治形式的实践者。”（22）但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饱经男性目光蹂躏的被压迫者竟然因为出卖身体而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嘉宝，费雯·丽，英格丽·褒曼，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凯瑟琳·赫本和奥黛丽·赫本，这些声名遐迩的电影女明星不仅倾倒了无数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她们那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令人咋舌不已。相对于大多数社会分工，她们的优厚报酬暗示了分配的不均和不公，身体的过高价格可能隐藏了某种制度性的不平等。从唐代的武则天到埃及女皇克利奥巴特拉，她们的身体是介入权力机构、登上权力颠峰的根源；众多当代的女性明星利用身体积聚财富，并且因此参与了资本的运作，例如从一个电影演员到“亿万富姐”的刘晓庆。许多时候，女权主义默认了这一切的合理性。女权主义理论家可能坚持认为，这些明星仅仅是男性文化的玩物，只不过这种玩物的形式华丽一些罢了；但是，她们所赢得的财富和荣耀是绝大多数充当“压迫者”的男性无法企及的。某种程度上，这是性别理论分析――以文化地位为标尺――和阶级理论分析――以经济地位为标尺――之间的分歧。人们没有理由对于这种分歧产生的距离视而不见。事实上，许多女性的“明星梦”之中隐含了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这无疑包括了敲碎男性枷锁的企图，然而，这种解放的设想却是以进入经济上的特权阶层――另一种意义的压迫者――为标志的。如果一种解放是另一种压迫的循环，那么，这是真正的解放吗？
    这一切无不表明，身体范畴的再现仅仅是增添了一个主导未来蓝图的重要因素。的确，身体隐含了革命的能量，但是，欲望以及快感仍然可能被插入消费主义的槽模。身体虽然是解放的终点，可是，身体无法承担解放赖以修正的全部社会关系。这个意义上，身体是局部的。局部的解放可能撼动整体，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脱离整体。也许，整体论已经变为一个不实际的幻象；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局部的解放也可能被另一种更加强大的传统所俘虏。因此，如何确认身体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意义和如何避免身体沦为某种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是提出身体范畴之后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注释：
    （1）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2）张旭春译，（3）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4） 17页，（5） 10页（6）同（7）上，（8） 31页（9）同（10）上，（11） 15页（12）同（13）上，（14）参见100至101页（15）同（16）上，（17） 123页，（18） 144页（19）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2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21） 147页（22）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导言》，（2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 7至8页（25）同（26）上，（27） 3至4页（28）同（29）上，（30） 8页（31）同（32）上，（33）参见11至14页（34）同（35）上，（36） 16页（37）同（38）上，（39） 17页（40）南帆《体育馆里面的呼啸》，（41）《叩访感觉》，（42）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43） 261页（44）同（45）上，（46） 258页（47）詹姆逊《快感：一个政治问题》，（48）《快感：文化与政治》，（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50） 150页（51）参见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六章、第七章，（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53）参见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54）《叙述学研究》，（5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56）第11页（57）有关这方面的研究，（58）可参见台湾学者郑贞铭的综述《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59）《荧屏世界》1994年3期，（60）近期的有关呼吁还可参见2000年8月2日《参考消息》6版的《美国议员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呼吁坚决杜绝电视电子游戏暴力镜头》一文（61）郑贞铭《电视暴力对儿童的影响》（62）珍妮弗－（63）克雷克《时装的面貌》，（64）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65） 104页（66）转引自《时装的面貌》，（67） 157页（68）同（69），（70）（15），（71） 142页关闭※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天涯虚拟社区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

    影像时代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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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复一日地开启电视，进进出出于屏幕的众多影像时常让我深感困惑。这些影像算什么――这是虚幻的海市蜃楼，还是实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迄今为止，电视的霸权已经实现。电视机征服世界的标志之一即是，形形色色的影像大量倾入，如火如荼；这些影像对于人们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实在世界。许多人面对一座山峰、一片田野或者面对至爱亲朋的时间远远不如面对电视屏幕的时间。无论是月食、总统竞选演说还是某一场关键的足球赛事，电视屏幕的凝视正在逐渐替代身赴现常可以预料，日后人们会更为习惯前者。的确，多数人并没有将这些影像想象为闯入生活的陌生者。这些影像没有生物学的起源，没有生理器官和体温，不必消耗粮食和氧气。他们无法从电视屏幕之中走出来，他们手里的刀剑不会威胁到电视机周围人们的人身安全。人们始终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这些影像不可能发生猝不及防的叛乱。人们握在手中的遥控器甚至比枪支更具威慑力：如果某些影像令人生厌或者乏味无聊，人们可以用遥控器对准电视屏幕一按。遥控器可以顷刻之间击毙这些影像，也可以命令这些影像死而复生。
    因此，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影像正在强有力地介入、包围和控制人们的生活。或者说，它们已经是生活环境的组成部分。这些影像不是来自生物意义上的繁殖；如同本雅明的著名术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影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复制”。无休无止的复制形成了一个不无恐怖的局面：某个时刻，无数个一模一样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之上，作出相同的手势，表述相同的观点。这既是一个人，又是无数个人。如果人们愿意想象，此刻的世界突然增添了如此之多心心相印的人口，那么，“众口铄金”又有什么奇怪呢？重复一千遍的谎言就是真理，电视机从事这种重复不是轻而易举吗？另一些电视屏幕之中的人物制造的是一种情感的羁绊――这些人物出身于电视肥皂剧。现在，电视肥皂剧业己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一大批人每日不辍地定时赴约，卷入电视屏幕里面的悲欢离合。他们并不想了解一墙之隔的邻居，可是，他们对于肥皂剧之中那个皇帝或者白血病患者的命运念念不忘。至少在一段时期之内，某些著名肥皂剧之中的主人公成了公众之间的核心人物。他或者她是许多人关注和谈论的对象。当然，人们所说的影像并不限于人物。电视新闻呈现的影像包罗万象。这些影像是人们想象社区、城市乃至偌大世界的基矗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海洋、沙漠、卫星发射或者核弹爆炸这些不凡的景象只能以概念的形式保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换言之，这些影像很大地充实了抽象的世界框架。不仅如此，这些影像甚至以极为形象的形式制造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东西。从卓别林式的喜剧夸张到成龙的谐趣武打，从侏罗纪公园的恐龙到横贯大地的龙卷风，生龙活虎的形象令人觉得，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存在――即使仅仅在视觉之中存在。也许，推敲一下“存在”这个字眼是必要的。人们遭遇的影像如此之多，以至不得不郑重地对待一个问题：所谓的存在是否只能表现为人们熟悉的物质形式？这些始终没有走出电视屏幕的影像已经如此深入地进军实在世界，并且对实在世界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压力，它们的意义决不亚于众多有重量、有体积的物质。如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对于电视所描述的那样，影像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介入现实——尽可能解除影像与现实之间间离性的差异：电视的“秘密知识恰好在于没有秘密，因为屏幕背后没有任何内容。这种‘嬉皮’态度是一种反讽式的虚无主义，它提供一种反讽距离，将其当作与不再合理的现实的唯一合理的关系。无论怎样不合乎情理（并且它现在确实令人感到奇怪），电视都是与现实一样合乎情理。事实上，现实已经比我们能够构建的任何奇想都奇怪。结果，奇特的事物已经令人不安地变得熟悉起来。这种与熟悉事物的间离以及被间离的事物变得熟悉的过程意味着，喜剧与恐怖、单调与怪异、无聊与振奋、平凡与超凡之间的界限消失了。如果现实已经充满了陈词滥调，那么这些陈词滥调可以被当作现实。如果事实上我们完全被异化了，那么，异化就是我们在其上建立我们的生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基矗”（1）总之，影像与生活终于浑然一体了。
    现今可以断言，影像的诞生是文化生产的一个巨大转折。如果说，古代的皮影戏仅仅被视为一种小小的有趣消遣，那么，电子时代终于使影像的生产拥有了工业生产的规模。电视机如此之多，影像的产量如此丰盛，以至于人们时时可以与影像共同生活。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验。首先，这意味的是，印刷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动遥不论是对于历史文化还是个人经验，书籍都曾经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意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是古人扩充经验的重要方式。然而，书籍是一个话语的世界；话语的解读必须诉诸想象和记忆的重构。因此，话语和实在世界之间的转换隐含了二者的距离。根据阅读理论的研究，话语和实在世界之间的距离意味深长。这是话语为意识形态密码保留的空间，也是读者自由阐释文本前提。总之，尽管书籍介入了生活，但是，印刷文字符号与实在世界之间仍然界限分明。书籍意味了一种深度，一种不同寻常的意义，一种诉诸文字的权威与神秘；实在世界的终结之处才是书籍的开始之处。文学亦然。以往，文学史曾经为人们提供了一批难忘的人物。关羽，张飞，林冲，鲁智深，林黛玉，贾宝玉，阿Q，祥林嫂，如此等等。这些人物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密友，但是，他们并没有如此紧密地交织于人们的日常现实――他们无宁说是超越日常的。另一方面，从“一览众山斜到赤壁赋，从大漠孤烟到轻舟万重山，文学历数了种种名山大川的雄姿。这些名山大川更多地组成了某种悠远的美学空间，令人心向往之而不可涉足――谁又能真的抬起双脚踏入书页之中呢？即使汉语的某些象形文字压缩了实在世界的图像，它们还是不可能如同影像那样与实在世界合二而一。
    然而，如同弗·詹姆逊曾经说过的那样，“距离感正是由于摄影形象和电影的出现而逐渐消失”。（2）至少在表面上，影像终于取消了与实在世界之间的外在距离。不论是一条皱纹、一粒扣子还是一片树叶，影像与原型分毫不爽。一切都如此具体，形象，历历可见，仿佛伸手可触。这些影像进入生活的一隅，置身于客厅的家具之间，并且与现实气氛融于一炉。许多时候，影像甚至不再是一个封闭的表意体系，它们散落于现实的各个角落并且进入周围事物的结构――例如大型商场电子屏幕之中时刻变换的广告。这些影像脱离了“艺术”范畴而变为现实本身。技术的意义上，这是电子时代对于印刷时代的置换，书写的式微正在被形容历史的宿命；社会学的意义上，这是后现代文化对于现代文化的解构，影像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深度似乎正在消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事实。人们必须承认，历史正在跨越一条极为重要的边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必要斟酌再三：这是值得弹冠相庆的历史进步，还是主体消亡的前奏？
     2
    本雅明在他的名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之中论述了艺术的膜拜价值和展示价值。他认为，原始艺术曾经是巫术的工具，这些作品时常是先民的膜拜对象；相形之下，摄影意味了一种解放――摄影是展示价值对于膜拜价值的抑制。（3）的确，影像不再是远古时代的图腾。尽管电视机是20世纪的神奇之物，但是，人们不会再像敬畏神灵一样瞻仰屏幕。既然如此，影像与实在世界之间如何对话？人们会不会仅仅把影像当成了电子时代无足轻重的消遣之物，因而忽略了这些影像正在制造的一个重新规约生活的文化网络？
    谈论后现代文化的时候，詹姆逊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空间逻辑”问题。“我用时间的空间化把这两组特征（表面与断裂）联系起来。时间成了永远的现时，因此是空间性的。我们与过去的关系也变成空间性的了”，詹姆逊在一次访谈录之中解释说，柏格森那种“深度时间”已经与“当代的体验毫不相关。”（4）在他看来，种种类象或者影像的文化逻辑是一种空间意义的联系。（5）这些影像之间，历史的纵深消失了，一切都凝定于现在，共时地并存于同一文化空间之中。这破坏了意识形态的传统结构。传统的意识形态时常征用时间意象予以完成。日渐衰老的容颜，一代又一代人的事迹与传统，荒漠之中的遗址，破败的废墟，这一切均在时间之维显出了意义。一个民族的一系列重大文化主题经常在时间的坐标之中完成。毫无疑问“历史”是巩固这些主题的结构框架。可见的物质在时间的侵蚀之中风化消散，不灭的精神渡过了世事的波涛历久弥坚。人们有什么理由将古往今来的生活想象为一个整体？历史的线索乃是联结各个部分的锁链。现在，影像奇怪地将众多历时性的片断摊到了一个平面之上。历史的意象凝固为影像投入相同的空间，成为今天的组成部分。于是，纵向的承传悄悄地转化为横向的联系，穿越时间的箭头变为空间的结构。影像让人们觉得，湮久的历史退出了视野，影像组成的文化地平线背后空洞无物；另一方面，由于影像的大量加入，今日的生活格外丰盛――人们见到的景象要比电视出现之前多几百倍。的确，时间的中断与空间的膨胀正在成为人们的基本感觉。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把詹姆逊所说的空间逻辑解释为影像的任意堆砌。在我看来，影像之间并非某种无机的聚合；虽然影像仅仅如同实在世界之中闪烁的碎片，可是，这些碎片似乎来自一个巨大的结构――人们可以察觉，这个结构正在愈来愈深刻地潜入实在世界，改造和重新组合实在世界。如果将寓所之中的电视机视为一个网结点，那么，人们可以想象这一张文化网络已经编织得多么细密。
    许多人喜欢声称，当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关注的区域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庄，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国家。人们的全球意识空前地强烈――个人的生存是与全球状况联结为一体的。尽管现代交通提供了周游世界的可能，但是，人们对于全球信息的主要了解还是依赖种种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人们甚至可以推断，因为电子传播媒介前所未有的发达，现代人掌握的信息似乎更多，但亲眼目睹的景象却更少。对于许多人说来，电视机成了窥探世界的唯一窗口。电视机播出的影像可以轻易地说服无数双眼睛；人们相信这是可靠的、乃至唯一的消息来源。对于电视机的信赖甚至阻止了人们核实未曾暴露在电视屏幕上的凶杀案或者交通事故――人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凶杀案或者交通事故确凿存在。如果当事人愚蠢地走上街头讲述自己的故事，人们更多地视之为疯子。所以，布尔迪厄不无夸张地举例说，五十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五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五十万人的大游行。（6）这种结论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封锁了电视屏幕也就是封锁了人们的文化感官。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追随电视的摄像镜头考察世界。这样，摄像和剪辑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眼睛的过滤器。本雅明在三十年代就说过，摄像机深深地闯入了事实之中，以至于不受摄像机改造的现实反而十分稀奇。（7）这个断言如今得到了反反复复的证实。这个意义上，颠倒地宣称生活是电视机里影像的模仿丝毫不奇怪。
    人们遭遇如此之多的影像，以至于这样的问题迅速地暴露出来：谁生产了如此丰富的影像？这种生产期待哪些方面的回报？这时，人们的考察可以追溯到影像生产的三个主要源头。首先，这是视觉艺术后起的一个重要分支。透过摄像机重新“观看”世界，这是一批电影艺术家的渴望。他们试图再造人类的眼睛。其次，主导意识形态利用摄像机提供了大批说明特定主题的影像。大量的电视新闻莫非如此。第三，从广告、言情或者侦探类型片到肥皂剧，大量的影像一开始即是商品。这些影像的生产动机与流通程序和通常的商品相差无几。显而易见，影像生产深刻地涉及现代社会的政治、商业、美学三大主题，这再度证明了影像生产在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之中的意义。谈论这些影像的空间逻辑，人们不仅要考察影像与实在世界的关系，还要考察三个部类影像之间的关系。
    视觉的探索几乎是与电影的诞生同时开始的。机器插入视觉感官与实在世界之间，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永久性地保存某些转瞬即逝的景象。摄像机的推、拉、尧移、变焦以及种种复杂的用光方式无不表明，这种机器同时还试图制造种种眼睛所遗忘的视角、距离和焦点。空中的全景俯瞰、脚后跟的特写或者一道山峦与一条河流之间的叠影印片，摄像机组织人们“看”到了许多眼睛看不到的内容。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摄像机重新训练了人们的眼睛。60年代认为，30秒的广告节目中，摄像机的平均运动不该低于7.5秒一次，如今这种运动频率已经达到2秒钟一次。拍摄日常景象的时候，摄像机对于“熟视无睹”的破除如同文学的“陌生化”效果――摄像机的展示甚至让人觉得是第一次睁开了眼睛。一系列隐匿的细节摆脱了日常性的遮蔽而显现出来。如果上述的摄像技术从属于特定的美学意图，一系列影像即会形成异于日常现实的视觉空间。
    这些视觉空间包含了一种乌托邦性质。它们可能是一种“他者”反衬出周围的琐碎、乏味或者不合理，也可能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想象性出口。然而，无论如何，乌托邦是软弱的，这些视觉空间时常被坚硬的现实毫不留情地戮破。许多时候，资金匮乏是现实的第一声警告。影像生产的投资远远大于书籍印刷；因此，电影或者电视的拍摄受到了更多的掣肘。如果视觉探索的美学意图无法产生可观的经济回报，摄像技术必将为另一些主题所征用。这个意义上，电影工业的式微与电视传媒的兴盛无不包含了深刻的象征意味。电视定位于新闻、娱乐与连续剧，政治或者经济的主题无疑得到了更多的物质支持。如果说，主导意识形态对于美学的替换由来已久，那么，现有的众多迹象表明，商业利润的追求正在对美学产生第二度解构。谈论西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詹姆逊曾经抱怨商品生产对于美感生产的吞噬；在他看来，美学的文化功能正在受到商品社会结构的强有力改造。（8）对于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化说来，美感生产遭到了更多因素的侵扰。人们甚至不能简单地认定，主导意识形态与商业利润的追求必定对美学形成了封杀；事实上，三者之间可能在诸多层面上产生极为复杂的纠葛。例如，某些跨国资本的输入可能缓解部分电影导演对于市场的投机，他们对于视觉美学的热衷得到了充足的资金保证。但是，某些种族、阶层之间的敌视以及跨国资本所追求的回报会不会潜在地影响这些导演的美学观念？另一方面，这些影像的生产很可能导致本国主管部门的干涉。这些干涉或许源于意识形态的分歧，或许源于行政手续。这些干涉如果引致广泛的反响，它又会在境外市场成为一个招徕观众的别致花絮――投资者将因此赢得一批意外的利润。这至少表明，现今的政治、商业和美学之间存在某种秘密的转换关系。某些时候，政治或许会成为商业的某种筹码，这就像商业或许会成为美学的后援一样。在我看来，这些复杂的依存、瓦解、冲突、影响均属“空间逻辑”的具体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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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不朽》曾经以戏谑的口吻谈到一个概念：“意象形态”。在他看来，“一种普遍的、全球性的从意识形态向意象形态的转变已经出现”：意象形态！谁率先想出这么好一个新名词？是保罗还是我？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有了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把原先五花八门的称谓统一到这个词的名下：譬如广告商，政治运动的发起人，从汽车到健身器材各种各样的发明家，时装设计师，理发师，以及决定人体健美标准、并能让意象形态的各个分部都照搬认同的演出业明星们。
    虽然昆德拉所说的“意象形态”包含了形象设计和种种图片宣传，但是，影像生产的兴旺至少从某一方面支持了昆德拉的论点。尽管如此，人们仍然有必要追问，这个历史的转折为什么发生？例如，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消费数量巨大的影像――人们为什么每日不辍地吞食电视新闻？这时，人们可以摘引昆德拉的《不朽》之中另一段有趣的描述：……意象形态比现实更强，从各方面说，它都早己不是我祖母那个时代的样子。她生活在摩拉维亚的一个村庄里，她的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生活经验：面包怎么烤的，房子怎么造的，怎么杀猪，怎么熏肉，被褥用什么做成，牧师和学校教师对世界的看法；她每天都见到全村的人，她知道过去十年中乡间一共发生多少起谋杀案；可以这么说，她对现实有一种亲身的把握，如果全家人揭不开锅，有人却想骗她说摩拉维亚的农业蒸蒸日上，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而在巴黎，我们邻居在办公室工作，他每天面对一个同事坐上八小时，然后开车回家，打开电视，当他听见播音员说最近一次民意测验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全欧最安全的（我最近读到这样一篇报道），他喜不自胜而打开一瓶香槟，实不知就在这一天，他这条街上发生了三起盗案两起谋杀。
    的确，如同昆德拉描述的那样，人们已经从依赖亲身经历到依赖影像。后者正在为人们的种种判断提供越来越重要的依据。很久以来，人们已经明白世界之大――人们时常因为无法认识如此之大的范围而深感焦虑。报纸曾经有效地缓解了这种焦虑；现在，影像再度提供了目击的快感。人们产生了置身现场的体验。可以不夸张地说，如何了解世界这个问题上，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电视新闻让人眼界大开。换一句话说，这些影像被当成了观看世界的一面镜子。
    作为一种富于启发性的联想，我愿意提到拉康的著名理论“镜像阶段”。考察主体形成的时候，拉康认为，六至十八个月的儿童利用反映于镜子之中的身影确认自己的形象。这使他逐渐摆脱了“支离破碎的身体”而获得自己身份的基本统一性。镜像阶段之前，儿童仅仅将自己的身体视为一堆破碎的物体，他甚至对于这个不完整的身体怀有恐惧。这时的儿童无法通过自我感知――例如时间感，空间感，运动，等等――认识身体的完整性，只有外在于自身的镜像才能为主体提供一个结构性的整体。（9）当然，许多时候，拉康所说的镜像仅仅是一种象征物――一种外在于主体同时又给予主体定位的象征物。
    这个意义上，我试图把众多的影像生产比拟为现代社会的镜像。阿尔都塞曾经在他那篇影响广泛的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指出：“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比如奉独一无二的绝对主体之名把个体询唤为主体——都是映照，即都是镜像结构。而且它是一种双重映照：这种镜像复制由意识形态所构成，而它又确保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就像绝对主体占据着宇宙中心一样，所有意识形态也是居中而立的，并且在双重的镜像关系状态中把周围无数个体询唤为主体。意识形态就这样使主体臣服于主体，同时把他们引向主体；每个主体都能在主体身上熟视自己（现在和将来）的形象，并从中得到一种他们的确与他相联系的担保”。（10）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影像生产的重要功能即是想象性地指定个体与社会的相对关系及其位置。这时，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甚至比阿尔都塞所描述的宗教作用更为复杂。不可否认，没有哪一个人可能根据单纯的亲身经历完整地描述庞大的现代社会。对于个人说来，他所经验的种种景象仅仅是社会肢体的一小部分碎片。而且，渺小的个人与广阔的社会之间存在的悬殊比例令人意识到，个人经验永远不可能企及社会整体。这时，人们有意无意地渴求一个可以信赖的社会镜像――人们企图从中发现的是统一的社会主体。茫然地存活于方向不明的一隅，这是令人恐惧的经验。多数人必须依据完整的社会镜像确认自己的方位和未来动向。这表明了个体对于社会的臣服，个体因之成为社会镜像确认的对象。根据阿尔都塞的分析，这时的个体与社会是互为主体的。一旦出现社会动荡或者政局危机，人们对于社会镜像的渴求还会骤然升温。
    无形之中，这种比拟将现代人与镜像阶段的儿童相提并论，这并不算妄自菲保相对于云诘波诡的社会，现代人的心智仅仅相当于儿童，现代人渴望掌握社会的欲求也相当于儿童。当然，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社会主体与社会镜像之间的关系远比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复杂。从国家元首的出访、某个电影明星的绯闻到动物园的一只狮子病了，哪些内容代表了社会主体？作为社会镜像，影像生产已经结束了盲目投资的历史阶段而有章可循。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主导意识形态负责制订社会镜像的蓝图。如果运用结构主义的方式分析电视新闻的编码，人们可以发现主导意识形态依据哪些因素界定社会的轮廓。如同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正义一样，主导意识形态肯定会不失时机地表明什么是社会。如果说，“时间”是新闻影像不变的纵坐标，那么，主导意识形态确认的因素构成了横向坐标。中东会谈、纽约股市波动、某个非洲国家政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公布――这些消息成为电视新闻的原因不仅仅因为发生在昨天，更重要的是它们被视为社会镜像的组成部分。这些缤纷零散的碎片隐藏了一个社会主体的文化表达，它们象征的是“社会”。尽管某些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西方的著名新闻媒介——时常乐于表白自己的独立不倚，但是，人们至少可以发现，它们可能与强势的信息来源构成了共谋的关系。摄影机不可能伸到每一条新闻的源头；许多时候，它们只能集中到某些发布新闻的中心点，例如警察局、市政府以及某些大企业。如同人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强势信息源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合作是多方面地互利互惠：“这些强势机构在经济上补偿了媒体，因为他们减少了媒体机构获得新闻素材和制作新闻的成本。他们也由此获得了进入媒体的特别通道。提供这种补偿的大集团成了‘经常的’新闻来源。”（11）这种合作关系无形地削弱了传播媒介对于他们可能产生的怀疑甚至抨击。当然，如果这种信息源的控制是公开的，不必掩饰的，那么，新闻媒介发表的只能是“通稿”。这是权力对于信息的编辑。事实上，社会的影像生产背后已经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机制，这一套机制的基本许诺是：人们可以从这些影像的组合之间了解社会概况。不言而喻，这一套机制包含了强大的甄别功能。或许，没有人能够否定种种示威游行、意外灾难或者官员腐败的存在；但是，主导意识形态时常动用一个理由拒绝它们出现于电视屏幕之上――这一切没有代表“社会”的资格。多数时候，电视尽可能向人们交付一个太平盛世的表象。所以，社会镜像的意义上，影像生产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最为权威的参照系统，也可能制造一个社会最为有效的骗局。
     4
    如果人们意识到影像生产如此兴旺――如果人们意识到某一部分影像生产远远不限于社会镜像的范畴，那么，提出影像与欲望的关系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这无宁说是影像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另一种方式。许多琐碎的肥皂剧为什么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美学形式乃是欲望的化装。当然，精神分析学派如此盛行的今天，许多人均会从欲望联想到无意识。因此，本雅明谈论摄像机与无意识的一段话也将为影像与欲望的关系提供某种程度的解说：……特写镜头延伸了空间，而慢镜头动作则延伸了这空间中的运动。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异样的世界，它并不同于眼前事物那样地在摄影机前展现。这个异样首先来源于：代替人们有意识所编织的空间的是无意识编织的空间。……摄影机凭借一些辅助手段，例如通过下降和提升，通过分割和孤立处理，通过对过程的延长和压缩，通过放大和缩小进行介入。我们只有通过摄影机才能了解到视觉无意识，就像通过精神分析了解到本能无意识一样。可见，视觉无意识与本能无意识之间存在着最密切的关联，因为，摄影机从现实中所摄取的各个方面大多存在于通常的感觉世界之外。在电影中，视觉所能触及的许多畸形和刻板的东西、衰变和灾难性的东西，其实是在精神变态、幻觉和梦境中出现的。（12）电影曾经被称之为“梦幻工厂”，电视致力于将这种梦幻植入所有寻常的日子。如同精神分析学的“析梦”对于梦的机制所揭示的那样，电影或者电视同样是利用种种“压缩”或者“转移”的象征性意象表达隐匿于无意识之中的欲望――只不过这种“压缩”或者“转移”更多地参考了传统的美学形式。本雅明认为，某些电影遏止了施虐狂或受虐狂的妄想，集体的放声大笑是大众精神错乱的有益宣泄――这种分析与精神分析学对于梦和欲望的考察如出一辙。（13）影像撤去了文字形成的屏障；影像的空间逻辑令人感到，欲望的对象与自己同在。这极大地诱导了自居心理的发生：人们将自己想象为欲望对象周围的一个角色，甚至朦胧地构思自己与欲望对象的种种生动情节。这些白日梦的绝大部分包含了暧昧的性意味。好莱坞的明星制即是建立在这种心理基础之上。许多明星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异性伴侣，他们不愿意因此失去异性崇拜者的性幻想。当然，这种空间是一个人造的梦境，种种众目暌暌的公共问题拒绝进入这个空间。许多电影杂志或者时尚杂志常常公布明星的档案供人玩味。根据惯例，这些档案通常包括如下的内容：身材特征，星座，生日，血型，喜欢的颜色和服饰，嗜好和兴趣，如此等等。这里没有明星们的政治倾向、加入党派的时间、对于环境保护或者少数民族的态度以及个人的片酬收入，甚至也没有他们艺术风格的资料。可以看出，这些档案的内容提供了一个造作的浪漫氛围――这种氛围最适于上演种种廉价的玫瑰色的故事。这是流行趣味为欲望提供的表演舞台。这里，欲望与公共领域分离了。
    除了隐约的性幻想，豪华的生活景象与绚丽多姿的经历是影像为欲望定制的另一个槽模。一些冗长的、内涵空虚的电视肥皂剧为什么大行其道？电视剧之中的情调以及人物身份乃是大众梦寐以求的生活。名门望族，情场恩怨，周游列国的富商大贾，出其不意的巨额遗产，这一切是挣扎在温饱水平线上的人们所神往的；纵横商场，白领丽人，驾驶小轿车奔赴一个又一个宾馆，或者在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尝海滩渡假村进行一系列高雅的晤谈，这是另一批梦幻的基本意象。跃出平庸现实的冲动大部分被编织到这些故事之中。这些影像成为人生理想的当代注解。这些肥皂剧的叙事逻辑巧妙地绕开了种种生活的死角和背阴之处，绕开了无奈的尴尬和困厄；一切都如此明亮地呈现出来，即使挫折和失败也显得魅力无穷。尽管这些肥皂剧的情节破绽比比皆是，但是，它们的造梦功能不容否认。或许，人们可以在神魔、侦探或者历史演义的肥皂剧之中辩析出更加复杂的造梦机制，这是欲望浮出精神地平线之际的堂皇饰物。欲望表现为一种汹涌不歇的冲动，历史提供了种种编辑和刊登的文化形式。20世纪的电子技术终于奉献了与梦境最为相似的形式――影像。影像不仅是梦幻，影像同时还是商品；这意味了影像造梦产业的形成，意味了人们可以自由地购买甚至预订欲望之梦。只有20世纪可能为技术、心理、美学、经济提供一个大规模合作的平台。
    空间逻辑导致影像与人们面面相觑，这是一种秘密而又奇异的体验。人们与影像之间渐渐产生了唇齿相依之感。某些时候，人们似乎与影像单独相处。MTV时常出现一些风情万种的歌手。他们且歌且舞，如泣如诉，时而怨嗔时而挑逗的眼神如同与观众独自约会。这些歌手仿佛会将胳膊伸出屏幕与人们握手言欢。建立人们与影像之间的真实互动，这始终电子技术的一个重要动向。电子游戏机设置了重重关隘与人们对抗。过关斩将、拔旗夺帅犹如战争的模拟。或许应该说，电子游戏机即是为攻击欲望制造的特殊空间。至少在心理上，人们已经把影像等同于必须攻击的实物。计算机制造的虚似生存沿着这个方向跨出了巨大的一步。从虚拟的歌手、新闻主持人到虚拟的社区、商场，这个空间的影像是立体的，全面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虚拟生存的原始意义即是，这个空间在人们的感官之中一如真实的物理世界。然而，物理世界是天然的，无机的，物理世界无视欲望的逻辑。人工的世界的意义就是打破物理世界的冷漠。因此，人们重新调集影像组织一个世界的时候，欲望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隐蔽的然而强有力的构思。表面上，影像是物理世界的模仿；实际上，影像是欲望的象征形式。
    现今，精神分析学派的对于欲望的描述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欲望是一种强大的激情；由于狂暴的欲望可能产生破坏性冲动，因此，种种社会规则和社会纪律严密地封锁了欲望的奔泻。精神分析学派看来，欲望只能聚集在无意识之中，积累能量，伺机寻隙逸出。在弗洛伊德著名的家庭传奇之中，欲望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情感创伤和人格的成熟被称之为“俄狄浦斯”阶段。这时开始，严格的现实原则介入了儿童的成长，儿童对于母亲身体的迷恋被残酷地截止，儿童的精神纳入了社会许可的轨道。如果这个过程得不到顺利的发展，精神分裂是一个常见的严重后果。尽管如此，弗洛伊德还是对于现实原则的压抑给予首肯。在他看来，这是维持社会文明的必要代价。快乐原则必须低于现实原则。但是，对于另外一批理论家说来，欲望包含了另一种意义。这批理论家更多地体验到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禁锢，体验到隐藏在合理、舒适、富裕和进步背后可怖的铁栅栏。他们企图冲出上述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象征秩序，但是，传统的革命动力――特别是经济领域的反抗――并没有显示出太多的希望。这个意义上，他们的眼光转向了欲望，他们试图在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冲动之中发掘革命的源泉。无论是马尔库塞、德勒兹还是克莉思特娃，他们都对力比多的冲击力深感兴趣。他们期待欲望成为颠覆资本主义象征秩序、解放主体的前锋。或许，欲望对于某些方面的不平等――例如世界性的核威慑、畸形的经济分配方式，文化与权力的共谋或者自然资源的掠夺与占有――并不敏感；但是，欲望对于社会总体秩序的大拒绝姿态更多地投合了这些理论家的心境。
    这个背景下面，影像与欲望的关系意味深长。许多时候，影像让人们意识到了欲望的存在，意识到现实及其权力认可的象征秩序背后隐藏了汹涌的暗流；这种暗流可能从局部甚至整体的意义上摧毁象征秩序。身体以及欲望是经济领域背后的另一个起伏不定的区域。欲望的存在从反面表明了现实的乏味和异化，表明了感性与理性的脱节。另一方面，影像生产的“压缩”或者“转移”机制又有效地操纵以至解构了欲望，从而在化装的美学形式之中完成了一次心理排泄。影像即是社会的一部分，于是，影像填补了现实的匮乏而释除了欲望的冲动。如果一个倍感压抑的小公务员终于电视屏幕的快意恩仇之中完成了心理意义的反抗，那么，一切都会平静如常。这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期待。如果说意识形态设计了一种想象性的关系，那么，影像生产可能成为这些关系之中某些关键部位的拱石。所以，鲍德里拉发现，人们的影像消费背后“隐约显示着解读系统的帝国主义：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即只有可以被阅读的东西（应该被阅读的东西‘传奇’）才存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已经缺席，电视之中的影像正在成为“元语言”。（14）人们当然可以说，影像不过是一些海市蜃楼，只有正在放映影像的那一台电视机是真实的；但是，在另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人们正在认定或者不得不认定，影像就是实在世界。
    注释：
    （1）劳伦斯-格罗斯伯格《MTV：追逐（后现代）明星》，（2）《文化研究读本》，（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4） 428页（5）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 217页（8）参见本雅明《机械复（9）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0）第6和第7章，（11）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12）安德斯·史蒂芬森《关于后现代主义――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次谈话》，（13）《后现代主义》，（14）（“世界文论”2），（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6） 132页（17）参见詹姆逊《后现代主义，（18）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0）三联书店1997年版，（21） 455页（22）参见皮埃尔·布尔迪厄和汉斯·哈克的《自由交流》，（23）三联书店1996年版，（24） 22页（25）同（26）（2），（27）第14章（28）同（29）（4），（30）第429页（31）有关拉康“镜像理论”的简明综述可参见杜声锋的《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32）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版（3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34）《外国电影理论文逊，（35）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36） 661页（37）陈犀禾《被制造的另一个现实》，（38）《文艺研究》2000年5期（39）同（40）（2），（41） 35页（42）同（43）（2），（44） 36页（45）波德里亚《消费社会》，（46）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7） 132至133页关闭※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天涯虚拟社区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

    真实的神话
    －－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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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下半叶，左拉曾经自信地说：“真实具有自己的声音，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听错。”（1）那个时候，浪漫主义的玄奥与夸饰已经让人厌倦，实证论成为左拉们信奉的思想。不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们相信，重要的是让人们看到生活的真实纹理。根据雷蒙德·威廉斯的考证，这时的“艺术”具有了“真实”的涵义：“最为重要的是，大写字母开头的‘艺术’终于成为代表一种特殊的‘真实’――‘想象的真实’”。（2）真实即己包含了无限的魅力。这种观念迄今不衰。“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份量沉重的许诺。
    电子传播媒介的兴盛无疑得到了真实观念的巨大肯定。相对于书写文化的文字符号，影像是一个更善于呈现真实的符号体系。即使对于像左拉这样的作家说来，文字的形象显示仍然十分有限。除了人物的会话，文字的描述仅仅是读者想象的中介物。一个个单词或者一个个方块字不可能像影像那样无微不至地再现一个身姿，一片卷曲的枯叶，一只青虫的蠕动，或者一架飞机的迅疾掠过。正如莱辛在《拉奥孔》之中说过的那样，详尽以至于冗长的文字描述收效甚微，疲倦的阅读往往以遗忘告终。相对于影像符号，文字符号给定的只能是这种符号所描述的真实；不仅如此，文字符号给定的真实同时还与了特定文化之中一系列关键的界限相互协调，例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现实，内与外，等等。人们赞叹一部小说的描写惟妙惟肖，这包含了对于一个前提的认可：那仅仅是文字符号组织的真实；文字符号组织的真实与人们的感官感觉到的真实存在不言而喻的差别。感官所察觉的真实是客体，是外部，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存在。文字符号的真实已经包含了不可祛除的主观成分，只不过人们在某一个前提之下忽略不计而已。事实上，“穷形尽相”的理想只能由电影和电视的摄像机给予实现。如今，摄像机不仅将“真实”展示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之中，纤毫毕现，同时，摄像机正在破坏与文字符号相互协调的一系列界限。这个意义上，摄像机远比所有的文字著作更有资格说：“一切都是真的”。不仅如此，电子传播媒介甚至可以担保这种真实的即时性――迟到的真实仿佛会因为时光流逝而发霉或者变馊一样。“现场直播”是电子传播媒介的独家功夫。人们可以在“天涯共此时”的气氛之中享受结局来临之前的悬念，更为重要的是，“现场直播”还包含了一个秘密的承诺：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未经修饰――准确地说是来不及修饰――的“真实”。
    真实的意义是什么？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如此苛刻地鉴定真实与否？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仅仅信赖真实；许多时候，真实观念业己成为人们想象生活的意识形态：真实观念的完全解体亦即生活的崩溃。“真实，再真实”――崇尚真实几乎是人们的不懈追求。于是，电子传播媒介因为更加真实而拥有极为特殊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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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哲学家说来，“真”可能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这个字眼背后隐藏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思辨区域。然而，对于电影和电视说来，“真实”与否仅仅是解决这个问题：影像如何为观众制造出“真实感”。左拉曾经认为，“真实感”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然而，如同接受美学曾经论证过的那样，观众的“真实感”――观众对于真实与否的即席判断――涉及既定的期待视野。文化传统以及常识很大程度地主宰了期待视野，即使某些常识已经遭到科学的否决。例如，对于多数人说来，“太阳从东方升起”是真实的；而相对论所描述的“弯曲的时间”不可能产生真实之感。当然，种种文化传统和常识必须与人们的感官经验相互证明。许多人觉得，感官――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是鉴定真实与否的主要依据。这些感官之中，视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这个意义上，“看”的消费支持了电子传播媒介的繁荣，人们觉得“看”到了更多的真实。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不计其数的眼睛是一个巨大的市常眼睛的欲望远比人们想象的强烈。
    从汉代的皮影戏、十八世纪法国的幻灯到二十世纪的电影和电视，这里隐藏了一个影像符号的悠久历史。或许，人们不得不感到惊奇：为什么那么多人孜孜不倦，反复实验，仅仅为了看到更为真实的影像？1765年，达赛爵士已经发现，形象在眼膜上滞留的时间大约是1／10秒。这是电影或电视所依据的生理事实。另一方面，照相术的产生为电影和电视奠定了基础――尽管1839年法国政府收买蒙戴·达格尔和塞福尔·尼埃浦斯照相术的专利时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某种器械能够在每秒之内将24帧连续的照片投射到幕布上，人们就会看到活动的影像。这即是电影。爱迪生等人为此进行了种种努力――爱迪生如此解释他想制造的器械：这个器械为眼睛所做的事情如同留声机为耳朵所做的事情一样。尽管爱迪生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但是，这些放映者都无法和卢米埃尔兄弟相比。1895年12月28日，卢米埃尔兄弟在咖啡馆放映了一部影片――这一天被公认为电影的诞生之日。《拆墙》、《火车到站》、《婴孩喝汤》、《水浇园斗――这些短片的问世表明，电影的历史真正开始了。可以想象，人们最为感叹的是，布幕上的一切竟然如此真实。电影的诞生终于使再现真实的渴求得到了一个完美的形式。
    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再现真实包含了技术的持续进步。但是，某一天开始，这种技术突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组织功能。如果说，皮影戏、幻盘、照相这些电影的前期阶段均在娱乐的范畴之中，那么，电影尤其是电视和计算机网络终端的意义远远超出消愁释闷。影像符号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影像符号的真实性赋予电子传播媒介巨大的号召力。弗·詹姆逊曾经回忆起无线电广播的效力：总统的声音被送到了人们的居室之中。政治抵达一个防范森严的私密空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时，技术不再仅仅是身体器官的延伸，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供驱使的工具；另一种意义上，技术的进步还制造了新型的社会革命和社会控制。也许，某些方面可以更为严格地说，技术是一些人操纵的工具，这些工具有效地控制了另一些更多的人。
    本雅明反复地赞叹过照相机的发明：“在不计其数的拨、插、按以及诸如此类的动作中，按快门的结果最了不得。用手指触一下快门就使人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地把一个事件固定下来。”（3）至少在当时，本雅明还仅仅模糊地察觉这种机械的莫大潜力；他还无法说清，真实地凝定历史的一瞬意味着什么后果。如今，照相机已经算不了什么，摄像机正在街道上威风凛凛地巡视――的确，许多人扛着摄像机就像扛一门火箭炮一样。如果本雅明有机会看到摄像机，那么，他就会明白照相机的出现是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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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如此苛刻地渴求再现真实？一个茶杯摆在桌子上，这没有什么可以惊奇的；然而，如果人们从一张照片上看到了分毫不爽的茶杯，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到来了。照片上的茶杯不就是桌上的茶杯吗？可是，人们愿意为了第二度的真实殚精竭虑。1840年的时候，尽管照相机的镜头已经得到改进，但是，拍照的曝光时间仍要20分钟。化妆的模特儿一动不动地站在阳光下，汗流浃背，睁不开眼睛，这一切仅仅为了将某个真实人物的种种姿态原封不动地印在相纸之上。的确，这种渴求背后隐藏了某种动力：切割下某些真实，在另一些时间里再度展出。这会带来什么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视机同样是这种动力的产物。1924年春天，英国的贝尔德组装成世界上第一套电视发射机和接收机。他发射的第一幅图像是一朵美丽的十字花，图像模糊闪烁；反复实验之后，他终于将一个木偶头像发射出去，并且在远隔3米的另一间屋内收到。又过了一年多，贝尔德改进过的新装置已经可以使这个木偶头像栩栩如生。这些往事的回溯不得不让人追究贝尔德的动机。他肯定不是将这套装置献给那个木偶――当时，他在这套装置的背后发现了哪些历史远景呢？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曾经用人的摹仿本能解释诗的起源。史诗的复述徐徐地展现了一段消逝的历史，创造者从中得到了某种不可言喻的欢悦。这种古老的学说的确解释某些原因。可是，电子传播媒介的影像更多地是集体制作的结果，工作小组之中的每个成员往往只能分管某一个环节；同时，这种集体制作通常要求高额的资金投入，资金的回收与利润的索取已经尽可能地压缩了游戏成份。这个意义上，个人很难享有自由创造、统揽整体的快乐――这时，“本能”的解释已经十分有限了。
    在我看来，电子传播媒介的一个巨大意义在于，它们的真实再现给人们带来了另一种经验――用本雅明的话形容即是“震惊”：“照相机赋予瞬间一种追忆的震惊”。（4）他更为具体地比较了绘画与电影：幕布上的形象会活动，而画布上的形象则是凝固不动的，因此，后者使观赏者凝神观照。面对画布，观赏者就沉浸于他的联想活动中；而面对电影银幕，观赏者却不会沉浸于他的联想。观赏者很难对电影画面进行思索，当他意欲进行这种思索时，银幕画面就己变掉了。电影银幕的画面既不能像一幅画那样，也不能像有些现实事物那样被固定祝观照这些画面的人所要进行的联想活动立即被这些画面的变动打乱了，基于此，就产生了电影的惊颤效果……（5）的确，电影一开始就有意无意地追求某种“震惊”的效果。一列火车从银幕里驶出，扑向观众；魔术家自己肩上取下头颅抛向空中，头颅又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的肩上；几个天文学家钻进一发炮弹，炮弹射出之后逐渐临近凹凸不平的月球……这些景象的临近甚至对观众产生了一种压力。观众的主动权不知不觉地被剥夺了。这体现为判断的瘫痪。我曾经描述了这种精神性的瘫痪：新型的视觉文化重新剥夺了观众的主动。影象的意指再次将观众抛回到被动的座位上。一系列光和影所形成的影象明晃晃地扑面而来，观众在目瞪口呆之中完全丧失了抵御能力。影象崇拜远比文字崇拜更为迅速地建立起来了。电影、电视、摄影前所未有地逼真，这种“真”的效果对于观众的感官形成了猛烈的打击。电影、电视、摄影所造成的震撼顷刻解除了观众心理上的防范性。观众还未从中清醒过来，他们不可能保持书写文化之中的从容、平等和警觉。相反，异常的逼真引致的敬畏迫使他们不由分说地接受了摄影机镜头的种种特殊处理。人们对于眼前的一切信以为真。（6）相对于文字著作乃至于相对于绘画，电子传播媒介所制造的真实意味了什么？也许，詹姆逊提到的一个特征包含了深刻的后果：“距离感正是由于摄影形象和电影的出现而逐渐消失”。（7）正如詹姆逊在另一个场合谈论过的那样，距离是保持批判的基本条件。（8）距离的消失也就是与对象融为一体，进入对象的存在结构。此时，异于这个对象的坐标体系被摧毁了。简言之，这同样是电子传播媒介所拥有的魔力：利用炫人耳目的影像符号闪电般地剥夺批判所赖以实现的时间和空间距离。这一切都发生在“真实”的名义之下。
    事实上，文学和艺术曾经对于过度的真实表示了必要的警觉。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理论曾经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遭受怀疑。人们首先对“真实”的标榜表示异议：这种真实的确是无可挑剔的吗――是否可能看到未经任何主观视域污染的真实？如果“真实”成为某种专制的权威，那么，人们必须给予抵制。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陌生化”理论即是阻断人们对于“真实”的信赖惯性，试图让人们从一个异常的方位重新观察某些貌似理所当然事实。以“间离效果”著称的布莱希特甚至允许演员在演出的中途停下来吸烟――他不让剧场的观众沉溺于所谓的真实剧情之中。布莱希特提醒观众，这仅仅是演出。面对一个虚构的、人为的而不是“真实”的故事，观众不会丧失自持的心境。然而，电子传播媒介所制造的崭新经验迅雷不及掩耳地解除了思想的防御体系，一种得到视觉认可的“真实”以无可辨驳的气势重新俘虏了观众。
    其实，人们同样可以从这里开始：电子传播媒介所制造的真实是无可挑剔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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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影像符号体系，人们对于电子传播媒介的信任与机械有关：这种真实不是某一个头颅想象出来的，这种真实是公正不阿的机械拍摄下来的。机械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摄像机不会因为某种偏见、打瞌睡或者笔误而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现实。另一方面，摄像机是客观的，中性的，它摒弃了人为的主观判断而忠于世界呈现的真相。人们常常利用摄像机进行比喻。人们常常说，某个作家――例如海明威――的小说如同摄像机拍摄的一样真实。诸如银行、监狱等要害部门，人们对于摄像机监视器的信任超出了保安人员。摄像机可以持续不懈地拍摄，一丝不苟。这甚至让人们看到了眼睛所无法察觉的景观。利用特技摄影，人们可以看到一朵花活起来似的开怀怒放，看到深海的珊瑚和奇形怪状的鱼类。人们从未有过这样的视觉经验，但人们相信摄像机不会错――这种影像袭取了机械与科学技术的威望。
    可是，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这种信任过于天真了。影像符号、机械与科学技术提供的是某种表象的真实，这些机械从未脱离过人为的有意操纵。摄像机的推、拉、尧蒙太奇以及种种匠心独运的剪辑无不暗示出机械操纵者的主观意图。这里，所谓的真实无宁说是机械操纵者所承认、所欲看到的真实，摄像技巧不过是为这一切制造某种貌似自然的形式而己。某些时候甚至可以极端地说，电子传播媒介提供的表面真实不过是换取人们对于虚构的信赖――表面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虚构。例如，电影一开始就没有陷于所谓的真实之内。电影并没有停留在照相式的反映上，电影的意图更像是赋予某些从未发生的事情以真实的外观。早期电影史上，人们称之为“魔术师”的乔治·梅里爱已经开始运用多次曝光拍摄一些魔幻的场面――这种魔幻因为保存了某些可信的细节而极具真实感。从摄影棚、模型的使用到特技摄影，电影“弄虚作假”的技术日臻成熟。大力砍向脖颈的刀斧与飞速撞向公主的火车不过是刀斧离开脖颈或者火车离开公主的胶片倒放一下而己，水底飘拂的海藻与沉船的残骸不过是利用玻璃鱼缸拍摄海底景象罢了，至于壮观的舰队或者激烈的空战很可能仅仅是游泳池里的模型船只和手工操纵的玩具飞机在镜头面前产生的效果。换一句话说，只要人们愿意，电子传播媒介完全有条件编造天衣无缝的谎言。
    如果说，摄影棚、模型、特技摄影多少与现实原型发生某种联系，那么，计算机――另一种机械――的诞生几乎改变了电影制作之中的所有领域。计算机的数码成像无疑是一场彻底的革命。计算机抛下了现实世界，或者说，计算机正在凭空生产某种“真实”。数码成像不必乞求视觉误差的效果，不必利用模型或者特殊的拍摄费尽心机地偷天换日，这种“真实”仅仅来自导演的想象。无论是《真实的谎言》、《阿甘正传》、《空中大掼篮》还是《侏罗纪公园》、《终结者续集》、《泰坦尼克号》，人们可以在银幕上看到种种奇异的景象，生龙活虎，清晰无比――但是这些景象并未出现在摄像机的镜头之前。数码成像的基本涵义是，摄像机拍下某些原始图像以数码的形式输入计算机之后，创作人员可以根据导演的意图对任何一部分图像的形状、色彩以及运动的快慢、方向进行三维立体图像的处理。《侏罗纪公园》的计算机三维特技制作是由ILM工作室完成。这个工作室在计算机屏幕上制作了一头10英尺长的速食龙，然后由计算机模拟两台摄影机多次成像，把一头恐龙变成十多头，并且按照每秒24幅的标准生产出恐龙连续动作的静止画面。的确，《侏罗纪公园》的创作人员和观众一样从未见过真实的恐龙，但是，影片之中的恐龙不仅活灵活现，它们在跺地时腿部的肌肉还会发生颤动。从数码成像的意义上，《泰坦尼克号》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典”之作。这部影片动用了550多台共享5000GB磁盘子系统的超级电脑昼夜不停地工作了4个月,生产了20多万帧的电影画面。这里有数字化的人，数字化的船，数字化的海洋，数字化的浪花、烟雾、夕阳……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出现了：“泰坦尼克号”巨轮的船身开始断裂并且折成两截，甲板上的人和物都在翻滚下落，船头和船尾分别扎入海底，波涛残酷无情地吞噬了所有的生命――这一切影像都是数码成像的结果。在我看来，数码成像可能摧毁某些最后残存的界限。哪一个美女同时拥有巴铎的嘴、赫本的眼睛和斯通的脸型？这种美女只能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然而，对于数码成像说来，合成这样的美女不费吹灰之力。换一句话说，理想与现实，或者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巨大沟堑轻而易举地被数码成像所弥合。许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正在清晰地浮现。
    神话的时代已经逝去。神话离人们已经十分遥远。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哪叱探海，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些神话赖以产生的文化环境消失了。马克思曾经问道：“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储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9）马克思看来，科学击退了神话。理性和实证精神正在深入人心，神话式的想象遭到了普遍的嘲笑。相信科学技术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主旋律，科学技术是人们观察真实的保证。然而，人们没有料到的是，现今的科学技术业己具有这种能力――它甚至能随心所欲地制造“真实”。相对于原始初民的神话作品，科学技术无宁说是一个超级的神话制造者，只不过科学技术的威望可以将这些神话称之为真实而己。这时，人们可能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某些时候，科学技术导致了神话与真实二元对立的消解。这个事实从哪些方面对于传统的真实观念给予打击？
     5
    《旧约·创世纪》之中有一段话：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上帝说，水里要有生物，空中要有飞鸟，地上要生出活物来，于是，这个世界随即万物纷呈，生机勃勃。这即是世界的诞生。除了承领上帝的恩泽，人们没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当然，现今上帝这个称呼已经愈来愈少见，人们往往用“自然”这个概念予以替代。宇宙，地球，山川，河流，五谷杂粮，花鸟鱼虫，这一切均是自然的赋予，人们只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一切――人们没有选择、抱怨或者拒绝的权利。
    可是，如果将上帝的位置留给导演――如果导演说，要有光，要有鸟，要有种种活物，一切就如期出现，人们会有什么感想？尽管银幕上的风花雪月、音容笑貌宛然如真，然而，这一切是否吻合人们心目中的真实观念？
    也许，人们无法挑剔出银幕形象的任何破绽，但是，人们仍然对于这些形象心存戒意：这的确是人可以信赖的真实吗？事实上，这些更像是意识到的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一个未曾定义过的形象。当然，人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形象并非来自“自然”――这隐约地损害了人们心目之中的真实观念。真实的往往也就是自然的。自然意味了天造地设，意味了唯一，意味了不可替代――这些均是真实的内在涵义。相信“自然”是真实的来源，亦即相信真实包含了独一无二的时间、空间与生命。相形之下，导演的作品是人为的，即使酷肖现实也无济于事；退出银幕形象之后可以看到，这些形象可以不断地人工复制。这个意义上，詹姆逊对于“类象”（simulacrum）的不安也就是传统真实观念对于影像符号所产生的不安。
    詹姆逊所说的类象是相对于“摹本”（copy）而言。在他看来，“摹本”保持了清晰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个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原本”是主体，是实在，是真正的价值所在；相反，“摹本”仅仅是从属的，是一种仿制的膺品。真实无疑是相对于“原本”而言。人们考察“摹本”仅仅是为了引渡到真实的彼岸。然而，“类象”丧失了“原本”与“摹本”的界限。所有的对象都是“原本”，同时，所有的对象也都是“摹本”。人们可能见到50万辆同一型号的小轿车，它们一模一样，而且没有主次之分。这时，人们已经看不到那种独一无二的“真实”了。如果“自然”不再是鉴定真实的基本尺度，如果人们不得不承认50万辆小轿车均称之为真实，那么，传统的真实观念必将开始瓦解。电子传播媒介所制造的影像符号可以由机械无穷无尽地复制，这些影像符号愈来愈密集地插入人们的世界成为触目可见的“真实”。由于影像符号与人们所见到的世界如此相像，以至于人们愈来愈难于将前者剔除出来。换言之，影像符号时常可能与现实景象一样发生影响。在詹姆逊看来，这恰恰是后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真实观念的强烈挑战：……形象、照片、摄影的复制、机械性的复制以及商品的复制和大规模生产，所有这一切都是类象。所以，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正是在这里，有着后现代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道德、心理和政治的批判力量。这一理论必须探讨的不仅是艺术作品的非真实化、事物的非真实化，而且还包括形象，可复制的形象对社会和世界的非真实化；最终，这一理论必须讨论类象的巨大作用力。（10）我已经说过，真实观念业己成为人们想象生活的意识形态――真实观念的完全解体亦即生活的崩溃；同时，我又曾经论证，电子传播媒介的兴盛得到了真实观念的巨大肯定；现在我必须补充的是，电子传播媒介兴盛之后又无形地侵犯了传统的真实观念――或者说，电子传播媒介正在重新生产一种真实观念。这时，人们的生活想象出现了哪些改变？如果考察一下电子传播媒介的未来前景，人们是否意识到，新型的真实观念可能包含某种意想不到的政治功能？
     6
    尽管电子传播媒介传送的影像符号十分真实，但是，现今的观众不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他们明白，银幕或者屏幕的平面是不可愈越的；银幕上的射击不会伤及观众，屏幕之中的血腥不会沾上他们的衣襟。逃避电影里面疾驰而来的火车已经是过时的笑话。观众仅仅是一个窥视者而不是参与者，他们不会被迫卷入某种危险的纠纷――观众席是一个安全地带。银幕或者屏幕的平面是一面透明的挡板，同时也是一种遗憾。因为相同的理由，观众也不可能像一个正式的角色那样分享正在上演的有声有色的生活。那个优雅的美人不会把手伸到银幕之外，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咫尺天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历历在目却交臂而过，这不是遗憾又是什么？
    事实上，电影技术早就试图弥补这种遗憾。即使形象仍旧不可触及，但是，电影可以让观众体验更为强烈的临场之感。20世纪50年代，沃勒利用3台相互连接的摄影机、环绕观众的弧形银幕以及多路立体声放音装置建造出全景电影。海利希关于“体验剧潮的设想以及他所建造的“传感景院”无不源于这样的企图：让观众穿过屏幕的窗口纵身跃入另一个世界。当然，由于技术、资金等原因，这种企图始终没有彻底实现――直至30多年之后计算机虚拟现实的出现。
    同样，虚拟现实并非真实的原子世界，虚拟现实由影像符号组成。显示设备将计算机生成的信号变换成可见的光，并且经过聚焦之后引向眼睛；这时，人们遭遇到立体逼真的物体。语音合成技术与高保真音响环境保证了虚拟现实的听觉效果。虚拟现实的触觉效果稍后才进入考虑之列，附有数据传感器的手套与紧身衣让人们的身体得到美妙的经验。这种虚拟现实暗示了某种依照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理想环境即将出现。比尔·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中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未来景象：……将来有一天，一个虚拟现实游戏能让你进入一个虚拟酒吧，在那儿与一个“不一般的人”目光相遇，那人意识到你对他(她)有兴趣，就走过来与你交谈。你滔滔不绝地说话，用你的魅力和机智给这个新朋友留下深深的印象。也许你们两个，当时当地，就决定要一起去巴黎。唿----嘘！你们就在巴黎了，两人一块儿注视看巴黎圣母院的彩色玻璃。“你有没有在香港坐过‘星海渡船’？”你也许会问你的朋友，以邀请式的口气。唿----嘘！模拟现实当然要比所有曾经有过的电视游戏更吸引人，也更令人上瘾。
    的确，进入这种虚拟现实不再是一种旁观，人们可以在这个空间亲历太空遨游、潜入深海、穿越时光隧道、解剖人体等种种有趣又难以实现的奇境。虚拟己故的亲人叙旧，这并非技术难题。1996年，日本的一家公司虚拟了一个称之为伊达恭子的偶象歌星，这个小尤物是数十位电脑图象艺术家耗费20个月时间的成果。她双腿修长，躯体性感，掌握7种语言，并且能够24小时持续不断地演唱；她的温柔倾倒了那些正在慨叹人心不古的日本传统男人。不可否认，虚拟现实是一种人为的作品；这是一个没有“重量”拖累的世界。这里仅有的是信息，或者说是信息产生的效果。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正消没在影像符号的波涛之中——它们之间的界限正在隐没。虚拟现实之中的一切并非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确凿地发生过和事实；这一切是联在计算机之上的护目镜和数据手套为人们制造的幻觉。但是，如果这种“真实”产生了更多的快乐，人们有什么理由固执地拒绝呢？如果人与电脑的对话远比种种社会关系纯净，例如，如果一个人从数据紧身衣之中得到的性乐趣甚至超出异性伴侣，他们有什么理由坚信这些人造的“真实”不如自然所提供的真实呢？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抛弃詹姆逊提到的不安而开始信任这种新型的真实？某一天，人们会不会觉得机器人与电子宠物属于真实的一部分，一块芯片与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树并无二致？事实上，某些人正在提出了一个口号：“相信就是存在”――“真实的存在是因为我们‘相信’其存在。”（11）另一些人甚至从人类自创现实的意义上肯定了虚拟现实的出现：“它将代表人类进化当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人类第一次能够否定现实，取代这个先入为主的现实的特定形态。”（12）如果人造的真实得到了普遍的接纳，如果人们不在乎眼睛看到的是一砖一瓦的巴黎还是影像符号的巴黎――如果人们认为二者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那么，这种真实观念可能容忍某种新颖的政治构思，尤其是缓和尖锐的政治对立。我曾经想象，虚拟现实的出现会不会让某些人放弃对于历史不依不饶的追问？
    除了入口的美味佳肴，“比特”可以随时制造一个令人向往的天堂。这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差距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缓和。百万富翁能够看到或者听到的东西，一个穷小子同样可以在虚拟生存之中实现。一种“虚拟的平等”削弱甚至释除了反抗剥削的革命冲动。一台计算机和不算昂贵的收费就会让人们享受纸醉金迷的日子，还会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与警察、监狱和刑场苦苦周旋？也许，这个问题已经需要重新认定：这种享受是真正的自由，还是一无所有？（13）数码的虚拟可能走得多远？好莱坞影片《黑客帝国》尽可能地放开了想象的缰绳。这部影片之中的“自然”已经消失，一切都是数字化的构造物。人的生物性质――例如人的血肉，人的痛感或者身体欲望――已经全部化约为信息。这种信息不仅可以由计算机操纵，同时还可以经过电话线传送到异地――那副肉身之躯仅仅是无所作为地躺在特制的椅子上。计算机将种种复杂的程式输入意识，信息化的肉身即可无师自通地练就一手匪夷所思的功夫。于是，一切都在网络上进行：杀人、追逐与格斗。影片把这一切形容为21世纪的现实。这种现实之中，数码充任了一切的母体，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这个意义上，人们对于Virtual Reality如何翻译的争辩并非小题大做。如果这里的Reality仅仅是一种效应而不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人们是否可以称之为“现实”？（14）人们对于技术生产出来的实在如何重新命名？
    如同尼葛洛庞帝许诺的那样：“虚拟实在能使人造事物像真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15）尽管如此，逼真并非是人们虚构一个现实的最终目标。事实上，人们没有理由将虚拟现实想象为召之即来的天堂。M.海姆曾经将虚拟现实视为技术与实在的合并，（16）然而，如何“虚拟”以及虚拟什么“现实”，人为技术的设计必将涉及另一批深刻的政治文化问题。首先，虚拟现实的资金来源是什么？人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虚拟现实是美国宇航局促成的。这个虚拟现实的目的是在室内建立一个太空环境训练宇航员。虚拟化的飞机座舱、坦克训练模拟器、虚拟的战尝虚拟的股票市场无不表明，投资与受益的资本运作逻辑同样支配了虚拟现实的筹建。这里，国防军事的目的拥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允许这种尖端技术解密而进入市场之后，导演与软件设计师成为手握重权的主创人员。他们的心目中，什么是异于现实的理想空间？简言之，他们想制造一个什么世界，同时，他们想从这种制造之中得到什么？让人们遁入虚拟现实与艳丽的明星交往，还是让人们在虚拟空间之中体验烈日曝晒之下的田野劳作？让人们在一场虚拟的枪战之中体验冒险的激情还是让人们在虚拟的购物之中满足占有的物欲？这不仅决定了主创人员可能得到的利润，同时，这还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文化想象。必须承认，至少在某些方面，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制造真实――人们已经有能力代替上帝行使职责。既然如此，这种追问决非多余：人们有否可能比上帝做得更好？人们有否比自然更合理？这时，人们终将意识到，所谓的政治文化想象均是对于这种追问的答复。
    注释：
    （1）左拉《论小说》，（2）《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8册（3）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4）北京大学出版社，（5） 1991年版，（6） 18页（7）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年版，（8） 61页（9）同（10）（3）（11）本雅明《机械复（12）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3）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14） 39页（15）南帆《文学的维度》，（16）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17） 341页（18）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0） 217页（21）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22）三联书店1997年版，（23） 505页（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25）导言》，（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7）同（28）（7），（29） 219至220页（30）参见金枝编著的《虚拟生存》，（31）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55至257页（32）巴拉德语，（33）转自吴伯凡《孤独的狂欢》，（34）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35） 249页（36）南帆《隐蔽的成规》第10章《电子时代的文学》，（37）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38） 300至301页（39）参见《光明日报》1996年10月28日金吾伦《关于 Virtual Reality的翻译》（40）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41）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42） 140页（43） M。海姆《虚拟实在的形而（44）上学》，（45）参见《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4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7） 399页关闭※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天涯虚拟社区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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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
    －－南帆
    一
    20世纪的历史上演到了最后一幕，全球化终于成为现实――甚至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信息、技术、商品、人员――尤其是货币资本正在全球范围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从跨国公司、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到麦当劳、奔驰汽车、卡通片，这些异国他乡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国境线，愈来愈密集地植入本土。人们所栖身的空间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东京的股市或者欧洲足球联赛并非一个区域性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冲击波迅速地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地球村”是历史为人类提供的下一个驿站。
    不论是国际关系、政治利益、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文化霸权还是日常生活，全球化无不显示了深刻的后果。全球化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涉及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地理学，人们开始提交种种视域广泛的描述。这不仅是对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景象予以考察；同时，这些描述背后迥异的理论姿态还隐蔽地表明，众多利益群体必将在全球化的图景之中重新认定自己的方位。
    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现代性话语是描述全球化的一个强大的理论体系。启蒙主义、工业主义、历史目的论、理性、主体自由、进步主义等均是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分支。现代性话语对于市场以及开拓精神的肯定已经隐含了对于全球化的期待，用阿夫里·德里克的话说，全球化“在过去的十年里作为一种变化的范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想象――已经取代了现代化。”现代性话语之中，全球／本土、现代／传统是一些褒贬分明的二元对立。正如德里克所发现的那样，“本土”或者“传统”这些概念时常被目为“保守”、“落后”的同义语，它们代表了蒙昧的、未开化的一隅。（1）相反，全球化意味的是文明的现代世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说来，真正地全面触摸全球化的现实还有待时日；但是，“全球化”这个概念已经在话语空间承担了某些重大的理论涵义，例如先进、发达、开放和文明社会。这个意义上，汇入全球化浪潮如同领取一张加盟现代世界的入场券。屈辱的近代史证明，现代世界曾经屡屡拒绝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策略、“东亚病夫”的形象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都是中国游离于世界舞台的重要原因。现今，世界的大门自动地敞开了，全球化的现实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必将极大地受惠于全球化所提供的种种崭新的可能。许多人的心目中，发达国家、现代性话语、全球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即是民族理想、设计方案以及实现的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
    迄今为止，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为全球化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科学技术不仅制造了信用卡、大型喷汽式客机、越洋电话、国际互联网、电子传播媒介系统，同时，科学技术还极大地支持了人们对于全球化图景的想象。科学技术已经允许人们将全球视为一个可以控制的整体。必要的时候，科学技术可以任意地将人们遣送至地球上的任何一个空间。科学技术的神奇性必将纵容人们的进一步期待，人们无形地将科学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不论全球化的图景遇到什么挑战，进步神速的科学技术终将化险为夷。这时，科学技术业己转换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构思未来世界的主宰观念。虽然哈贝马斯重新分析了科学技术的巨大历史意义，并且对于马尔库塞的悲观结论表示异议，然而，这种分析无法否认，科学技术业己充任一个份量沉重的筹码介入了世界政治的想象。（2）这个意义上，科学技术话语与启蒙主义等一系列基本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组成部分。如果说，一些理论家已经察觉到现代性话语内部隐藏的内在矛盾，（3）那么，另一些理论家时常乐观地许诺：未来的科学技术可能是缓和乃至解除这种矛盾的救星。
    事实上，即使是一批对于全球化持有异议的人也无法否认全球化的必然性。但是，他们更多地注视种种乐观的许诺可能遮掩的问题。“谁的现代性？”――如同这句对于现代性话语的简洁质问一样，（4）人们同样有理由追溯“谁的全球化”。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现今的全球化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标志。资本的快速流动与跨国市场体系的形成是全球化的首要层面。这个意义上，全球化肯定不是一个浪漫的大同世界。资本与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得到了全球意义的扩张。换言之，全球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之内复制资本与市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这里，支配与被支配、主宰与被主宰以及种种激烈的角逐、争夺、反抗并未止歇，相反，一切都正在更大规模地展开。无可否认，市场原则是对于封建主义人身依附的解放，市场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但是，市场并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空间。资本的数额时常是市场之中等级制度的基矗如果市场的自由损害了游戏规则制订者的利益，平等的原则即会遭到权力部门的干涉。全球化极大地延伸了市场的半径，众多国家共同加入世界性的资本大循环；相对而言，海关对于人们活动范围的限制削弱了。然而，人们并不能将全球化想象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像韩少功指出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要求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但绝对不能容忍移民――即国际劳动力市场――自由化。为了避免失业的震荡，发达国家通常严厉地禁止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的涌入。（5）这时，人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全球化背后既定的权力框架。
    全球化为文化带来了什么？诸多文化体系的交汇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文化的国际性“接轨”让人兴高采烈。种种跨国的文化盛会仿佛象征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秩序。但是，即使没有“后殖民”理论的武装，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些文化体系之间的不平衡：好莱坞、迪斯科或者可口可乐的入侵面积远远超出了京剧、太极拳与茶文化的出口，国际互联网上的英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比较文学研究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症，西装领带全面地征服了传统的长袍马褂……这些文化体系并非和睦地同舟共济；相反，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的压迫、吞并与经济上的激烈竞争如出一辙，或者说，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与文化时常形成亲密的共谋，利润、民族国家、文明水平、价值信仰这些核心概念均是二者所共享的。对于某些幕僚出生的知识分子说来，与其温情脉脉地幻想全球文化的大联合，不如老谋深算地考虑这些文化体系之间水火不容的前景。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坦率地宣称：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是源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之间的根本分歧。
    全球化似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人们可以跨出国门，在一个远为宏大的舞台表演。然而，全球化仍然不可能给出一个无限的空间。全球范围内，资源是有限的，生态环境的承受程度是有限的，市场也是有限的，这导致先发现代化国家与后发现代化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对抗。后发现代化国家并非推迟一步进入富裕的社会；许多时候，它们将因为推迟一步而永远丧失了机会。例如，如果中国的汽车普及率试图达到美国的现有水平，全世界的石油都将耗荆这终将迫使人们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如果全球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平均地享受这个事件？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某些群体在这个事件之中最大限度地获益，而这个事件的所有代价却不由分说地倾倒在另一些群体头上？
    这个意义上，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如同一个可怕的寓言。这部小说将人们抛出现代世界，抛到了耙耧山脉深处的一个小村落：三姓村。三姓村从未参与政治势力的角逐与军事集团的对抗，也从未参与错综的现代经济竞争----三姓村从来没有得罪外部世界。然而，死神突然光临，而且驻扎下来不走了。不知何时开始，一种称之为“喉堵症”的不治之症潜伏于三姓村，四十岁是发作的最后期限。从天而降的悲剧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这迫使三姓村开始了反抗死亡的历史，挣脱死亡成为人们最为强烈的冲动----这是全村的凝聚，也是全村的负重。如果说，追逐财富是隐藏于现代社会背后巨大的经济冲动；如果说，这种冲动甚至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力之一，那么，三姓村农业文化的自然形态却是被强烈的求生渴望击穿了。四任村长率领村民前仆后继：倾尽全力地种油菜、换土、凿渠引水。命悬一线的时候，恐惧的动力是无与伦比的。尤其是第四任村长司马南――他在极为原始的条件下率众凿渠，穿越耙耧山脉六十公里，引来灵隐河水改变三姓村的水源。这个壮举背后掩藏了惨烈的代价：卖淫，卖皮肤，卖尽村中棺材、树木或者陪嫁迎娶的家当，征用农具，强行捐款，修渠而死的达到十八人。然而，可悲的是，沿渠而来的却是一注臭气冲天的污水：发黑的污草，泡胀的死鼠，灌满泥浆的塑料袋和旧衣裙、旧帽子，红红白白的死畜肚子――三姓村这时才意识到，思念己久的灵隐河早已变成了城市的下水道。
    的确，三姓村这种偏远村落迄今仍然与工业社会无缘。三姓村从未享受工业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种种现代医疗技术并没有为三姓村提供正确的诊断；然而，工业社会的负面麻烦却不肯放过他们，例如环境污染。三姓村始终没有申请到进入工业社会的编制，但是，它却如此迅速地沦为工业社会的受害者。这就是现代世界为三姓村作出的定位。事实上，人们始终无法绕过这样的疑问：全球化的时髦叙事之中，分配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只能是什么角色呢？
    二
    弗兰西斯·福山曾经论证了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对抗宣告结束，资本经济与消费文化正在制造一个同质的社会。全球化的现实似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资本与市场敲开了国界的大门，全球共同受制于它们的逻辑。然而，一些坚持左翼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愿意轻易地附和这种论调。他们宁可坚持锐利的批判立场――尽管这种批判因为不合时宜而持续地滑向边缘。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全球化并没有人们幻想的那种普遍的解放，相反，全球化无宁说将多数人边缘化。事实上，全球化仍然是一种西方的叙事，全球化的坐标来自西方的主导范式。他们在形容全球化的时候尖锐地使用了“帝国主义”的概念：“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名称”；“西方的霸权指的不仅仅是全球化现象，而且还包括全球化概念本身。这一概念包含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过程，它发端于西方中心，并扩展到被主导叙事称为边缘的世界其他地区。”（6）这种全球化的历史叙事是不可抗拒的吗？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提出的地域政治试图打断全球化的叙事逻辑。相对于全球主义的语境，德里克引入了“地域”充当异己的他者。德里克意识到，人们所熟悉的文化时常成为禁锢地域的意识形态――地域时常被贬为从属于全球的落后角落，地域只有在全球化的历史之中才能获得普遍的意义。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既包括地域又把它边缘化。”在德里克的构思之中，地域恰恰必须在全球化的结构之中产生离心的力量。地域可以“提供一个有利于发现全球化矛盾的批评角度”，“在任何情形中，地域概念对批判发展主义都是不可缺少的，并可作为其想象性选择方式。”地域因素的介入可能打乱全球化的既定步骤，“因此，谈论地域及地域理论指导的新型政治，也即在回答重组政治空间时对新方式的一种需要。”“地域己然成为开展新型社会、政治活动的场所。”按照德里克的考虑，地域精神之中表现出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废除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异化。所以，地域对于全球化的抵制包括如下内涵：它们涉及遍及世界的土著运动、生态运动及社会运动（主要是关于广泛的妇女问题的）――这些运动通过为对抗发展主义而重申精神、自然及地域的意义来表达基本的生存关注，还有致力于保护周遭环境的城市运动……（7）在另一个著名的左翼理论家弗·詹姆逊那里，“地域”时常被称之为“第三世界”――詹姆逊将第三世界想象为抵制资本主义总体制度的“飞地”。在詹姆逊那里，第三世界指的是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弱小国家；相对于第三世界的阵营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与社会主义集团的第二世界。（8）根据谢少波的研究，詹姆逊对于第三世界的钟情是他对资本社会总体制度认知测绘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的现实已经生产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意味了资本、市尝生产、销售的重组与再分工。这个过程中，落后的经济决定了第三世界只能扮演出卖廉价劳动力的被压迫者。简言之，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犹如阶级斗争学说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正像无产阶级具有一种清醒的革命意识一样，詹姆逊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设定了一个激进的第三世界作为他者：“在全球规模重新启用激进的他性或第三世界主义的政治，从而在总体制度的空隙内建构抵制的飞地。”（9）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什么是第三世界的文化特征？詹姆逊提出了“民族寓言”这个概念予以概括。詹姆逊意识到，贸然为林林总总的第三世界国家制造一个总体理论多少有些冒昧，他所关注的无宁说是第三世界文化如何抗拒第一世界文化――“民族寓言”之中包含了第一世界文化的价值观所忽略的内涵：“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詹姆逊认为，第一世界文学“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换句话说：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与对阵。”相反，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奇特的集体意识。这些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他们所表述的个人利比多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他们的作品之中，“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是有意识与公开的：这表明政治与利比多之间存在着一种与我们的观念十分不相同和客观的联系。”（10）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说来，个别的文本凝聚了强大的民族集体意识――这一切构成了阻止全球化蔓延的重重坚硬障碍。
    无论是德里克的地域还是詹姆逊的第三世界，这些设想旨在资本主义的总体制度之中建立某些异端的空间。然而，人们或许可以察觉，这些革命故事的叙事人背后仍然不自觉地隐藏了一个西方的立常这些叙事不仅明显地依附于西方学院内部的话语传统，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故事之中的主人公形象――“地域”或者“第三世界”――过于单纯了。如果观察者的目光来自遥远的西方，如果这种观察更多地是为庞大而骄横的西方文化找到一个迥异的他者，那么，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整体。可是，如果进入地域或者第三世界内部，问题就会骤然地复杂起来。民族，国家，资本，市场，文化，本土,公与私，诗学与政治，这些因素并非时时刻刻温顺地臣属于某种统一的结构。事实上，许多左翼理论家所共同关注的中国即是一个不可化约的个案。
    三
    尽管詹姆逊关于“民族寓言”的概括十分有力，但是，人们如果没有将隐藏在这种概括背后的复杂故事――这些故事时常越出了詹姆逊的推理线索――陈述出来，第三世界在全球化结构之中的定位可能产生偏移。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之中，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个人、跨国市场三者时常呈现出交错的互动关系。某些历史时期，人们看到了个人如何汇集在民族的旗帜之下与第一世界的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的壮观图景。这一切业己被历史认定为民族的光荣。但是，另一些历史时期，第三世界之中的个人与民族并没有形成坚强的同盟从而将资本及其派生的文化逻辑拒之门外。现今，全球化的语境正在制造一系列新的历史条件；这时，人们不得不重新考察：曾经在上述复杂的故事之中扮演主人公的民族国家、个人、跨国市场之间出现了哪些前所未有的关系？在我看来，了解这种关系也就是考察第三世界如何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主体活跃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
    中国版本的现代性叙事之中，民族国家与个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异的张力。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11）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更多地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之下形成的。这种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是现代意识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个性解放。个人与自我是冲破传统封建社会重重枷锁的嘹亮号角。如同许多文学史著作所描述的那样，个性解放是“现代文学”的一块不朽的里程碑。然而，如果说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限制与规训个人的权力机制，那么，所谓的个性解放还能走出多远？
    汪晖在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之中解构了这一对矛盾。《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一文认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个人观念是作为所有普遍性概念――如‘公理’、‘国家’、‘团体’，等等――的对立物来界定自己的，然而，如果我们把个人观念置于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来观察它的起源和运用，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人的自主性、独自性和唯一性的强调恰恰以那些普遍性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为其目标。”（12）换言之，个人的解放乃是群体、社会和国家真正解放的条件之一。民族国家是个人背后的更为基本的单位。所以，刘禾断言：“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13）五四新文学之中，民族国家的强盛之梦时常潜入；三四十年代，因为抗议异族的入侵，文学对于国家话语的表述空前强烈。表面上，救亡图存呼号遮盖了个性解放的声音，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这时，启蒙主义话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意识和被压迫民族的屈辱与抗争获得了某种历史性的统一。
    可以预料的是，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第三世界的国家已经无法逃离现代性的叙事逻辑。为了保持维护民族国家的国防军事力量，某种竞争性的工业进程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吉登斯说过：“军事工业化是一个与民族－国家兴起相伴的关键过程，也正是它型构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轮廓。”（14）如果弱小的民族国家企图保持独特的地域政治――即使只是企图阻止经济侵略，它们也必须拥有足以与对方抗衡的实力。国际关系之中的实力原则很大程度地规约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话语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现代性话语显然包含了国富民强的许诺。人们在这里察觉到一个悖论：全球化的结构之中，如果“地域”或者“第三世界”有能力表示某种地缘政治的意愿，那么，它们就不得不在某些方面遵从和融入第一世界的发展逻辑。中国近代史上，“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以及对于“船坚炮利”的向往无不证实了这种悖论。
    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充当了最为深刻的基本单位之后，围绕国家机器产生的权力机构得到了名正言顺的扩张――这种扩张在许多时候可能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这是一种可悲同时又常见的异化。如果说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时常与民族国家保持相近的立场，那么，文学切肤地感受到了这种异化。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时候，谢冕清晰地察觉到这种异化如何日复一日地沉重。谢冕在《总序》之中指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悲哀是中国百年文学的大背景。这决定中国文学不得不拒绝游戏、放逐抒情而表达怒吼与哀痛。危亡时势之中的文学充当了疗救社会的药方，“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带来了一个必然的后果：……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唯一”。“政治唯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知的积极性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15）按照谢冕的考察，这种文学表现出三个基本特征：“一、尊群体而斥个性；二、重功利而轻审美；三、扬理念而抑性情。”显而易见，这不仅是文学经验的描述，这无宁说是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所有的个性都在民族国家至上的原则之下消声匿迹。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的确重申了个性解放的主题。启蒙话语制造的乐观气氛之中，“主体”成为一个众人景仰的概念。如果说，文学的运行通常与社会科学制造的语境息息相关，那么，自由经济与市场是八十年代文学为自己设计的理想环境。至少在那时，“市潮概念背后的一系列社会关系还未真实地浮现，资本、竞争、垄断、支配与被支配、失业、经济危机、拜金主义――这些市场的派生物还暂时冻结在某些陈旧的理论体系之中，换言之，八十年代话语空间的“市潮概念更多地表述了“解放”的涵义：市场意味了脱离权力关系的束缚，个体在市场所创造的空间自由地翱翔。许多人不是对这种自由渴慕己久了吗？
    市场神话的破灭是在市场逐渐成为日益迫近的现实之后。进入九十年代，市场不再是一张理论地图，市场即是人们伸手可触的社会环境。这时人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市场并非浪漫想象的产物。首先，市场对于创造性以及坚韧、精明、实际操作能力的苛求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另一方面，市场的激烈竞争制造了大批的失败者――其中包括某个行业的失败而导致的大幅度裁员。不论人们是否认可市场的游戏规则，这已经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市场给予个性的自由十分有限。市场包含了另一种权力关系，只不过这种权力的象征从某些机构转向了资本。某些时候，市场的权力关系以及产生的利润可能得到民族国家的认可与分享――前者并未形成瓦解后者的威胁。如同德里克观察到的那样，一些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对跨国资本表示敌意，相反，它们更乐于为全球主义的来临提供方便。（16）这个意义上，詹姆逊的“民族寓言”已经变调；人们不得不继续追问：第三世界内部，谁是批判理论的主体？
    四
    不言而喻，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文化认同是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许多人心存疑虑：跨国市场的前锋过后，接踵而来的是不是民族文化的危机――是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都要穿上统一的制服？许多时候，文化认同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社交仅仅数百人，他有什么理由想象自己可能与数亿从未谋面的社会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共同体？这时，民族文化乃是这种想象的基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共同的风俗、服饰、饮食、建筑――总之，共同的文化传统成为一个民族的粘合剂。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不可能纯粹是行政性的，因为它所包含的协调活动预设了文化同质性的因素。”他甚至描述了某些文化与民族主义相互联系的基本策略：“民族主义理念都倾向于把‘故土’的概念（就是说领土权的概念）与起源神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说，赋予那种被认为是这些理念载体的共同体以文化的自主性。”（17）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之中的民族涵义日益彰显。这无疑是对异族文化的压力进行抵抗；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这时常表现为国家主权的象征性发言。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种表彰民族的文化主题表示赞同。民族主义之中的狭隘、保守以及某种危险的狂热令人担忧。因此，一些理论家更多地呼吁：跨越民族的边界，奉行世界主义――例如杜威·佛克马。佛克马提倡的是一种“新世界主义”。在他那里，“新世界主义”来自一个基本的假定：“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化成规系统中，我们至少可以假设一种一切文化都共有的成规。”（18）――佛克马以文学为例论证了多民族谋求共识的可能。
    的确，人们没有理由辜负这种良苦用心――但是，棘手的问题在于，敞开民族的文化边界并没有带来和睦的文化大同。世界性的文化拼盘之中，各个民族文化所占有的份额十分悬殊。人们可以从这种文化拼盘之中清晰地看到权力关系的投影，看到中心与边缘的差距。例如，对于比较文学说来，英语写作所得到的重视是其他语种所无法比拟的。一旦涉及文化市场的争夺，权力之间的角逐更为激烈――电影的进出口时常是文化谈判与经济谈判相互交叉的一个重要项目。第一世界的大国无疑是这种权力角逐之间的优胜者。事实上，一些理论家已经激愤地将第一世界国家的文化扩张形容为“文化帝国主义”。（19）然而，如果人们因此认为民族文化永恒地守护着一个民族的本质，如果人们因此认为关闭文化的大门就能逃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夹击，那就落入了本质主义的陷阱。本质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一个民族具有某种恒定不变的本质，例如“中华性”、“法国性”、“英国性”等等，这种本质是坚拒异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这意味了将民族抛出特定的历史，虚构了一个抽象而悬空的“本土”。本质主义与国粹主义往往仅有一步之遥。韩国――一个仍然承受着分裂痛苦的国家――的理论家白乐晴是一个民族文学的积极倡导者。但是，他曾经清醒地表示：“这种民族文学论，与将民族规定为某种永久不变的实体或至高无上的价值作为出发点的国粹主义文学论以至文化论不同。”（20）换一句话说，如果一个民族制造了某种“民族本质”的神话掩护自己悄悄地撤出历史的脉胳，那么，这个民族肯定无法成为立足于全球化之中的民族。
    如同许多理论家所说的那样，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历史是一种持续的建构。民族文化与民族历史的特征不是某种自我规定，这些特征取决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取决于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比较、对抗、竞争、排斥、吸引，这一切必须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网络之中，来自多种力量的交织互动。换言之，一个民族自身历史的建构取决于它如何参与多民族之间的历史。《东方学》出版16年之后，爱德华·萨义德为这部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著作写下一篇“后记”。他在“后记”之中重申了《东方学》关于民族文化建构的基本观点：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21）这不啻于认为，一个民族――尤其是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必须积极地与全球化语境所制造的种种“他者”进行对话；这些对话恰恰是一个民族自我定位的参照。如今，“对话”已经是一个时髦的字眼，这个字眼表明了一种开放的姿态。但是，在我看来，民族对话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某种沟通或者互相了解，也远远不止于出示某些地域性的奇风异俗招徕猎奇者。白乐晴曾经尖锐地指出：“土俗性可以是民族抵抗的最后据点。”（22）毫无疑问，种种民族性的地域文化不是拒绝现有的文明而倡导某种原始的、甚至是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首先，这些地域文化的存在是对全球化产生的某种同质的、一体化的强势文化表示抗拒，地域文化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地域文化的不屈姿态象征了争回的一种权利；其次，这些地域文化表象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念出示了异于现代性话语的向度，它可能启示人们从某一个角度反思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显现这种叙事之中的潜在裂缝，并且为理论想象另一种文化空间提供燃料。这样，地域文化已经具有了全球的意义。
    现在，人们终于可以从抽象的理论跋涉回到中国文学。
    八十年代中期，“寻根文学”是一个显赫的文学事件。尽管一些人仍然沿袭“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口号予以解释――尽管这些解释之中不可避免地隐含了对于“世界”的迎合，但是，“寻根文学”之中的一批小说――例如《棋王》、《树王》、《爸爸爸》、《老棒子酒馆》、《最后一个渔佬儿》等――无宁说向西方世界开启了另一些窗口。当然，传统的儒、道、佛仅仅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人们可以从偏远的山村发现种种独特的文化姿态。或许，刘亮程的散文（23）是晚近的一个例证。这批散文之中浮出了一个人们久违的世界：衰老的狗，草根底下的虫子，偷运麦穗的老鼠，滚粪球的蜣螂，刮走一切气味的风和被大风刮回来的榆树叶……这批散文之中只有一个人物――一个扛柄铁锨闲逛在田野之中的人物。这批散文之中没有复杂的计算，这里的思想透明而又质朴。这个扛铁锨的人从容不迫地陈述种种有趣的冥想和自然的奥秘，悠然地行走在旋风般打转的生活之外。这些散文无法引诱人们而重返扛一柄铁锨的世界，可是，人们不得不意识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远比铁锨先进的轿车、飞机和豪华住宅，为什么他们反而陷入莫名的现代焦虑？现代历史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刘亮程的散文之中仅仅出现了一个称之为黄沙梁的小村落，但是，他的提问却进入了全球化的语境。
    五
    “地球村”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术语。对于一个长久地蜷缩在封建帝国名义之下的民族国家说来，全球化仿佛是一个即将来临的良辰美景。许多人对于全球化充满了期待：全球化似乎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全球化甚至包含了莫大的解禁快意――闭关锁国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人们兴致勃勃地推测：未来的“地球村”之中，不同肤色的世界公民可以平等地共享种种高科技所创造的眼花缭乱的伟大成果。
    这些温情脉脉的幻想可能使人们对于全球化的现实问题失去了思想准备。至少在目前，全球化方案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各种利益阶层以及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相反，全球化是在全球空间的范围内对于这些单位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某些新的差异可能取代旧的差异，但差异并没有消失。这些差异并非美学性的――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的意义首先是全球市常因此，这些差异是竞争性的，而且，经济的竞争时常与政治竞争密不可分――的确，迷恋差异美学远不如谈论差异政治。
    这里，提到了差异美学并非偶然。人类的确有理由自问：为什么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间不能在美学的意义上彼此欣赏？为什么不能中止民族国家之间的种种紧张关系，回到快乐原则之上？为什么不能削减军费，放弃军备竞赛，利用这些资金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物，或者缓和贫富分化？为什么某些巨富已经拥有世界财富的一大部分，他们还要在商场之上锱铢必较？为什么不能压缩劳动的时间和强度而宁愿捐出大笔的利润作为慈善基金？如此等等。常识的意义上，这是一些显而易见的提问；然而，对于现代性叙事而言，这些提问却如同天方夜谈。根据工业主义、资本、市尝竞争、对抗这条逻辑，这些提问只能遭到理所当然的否定。这条逻辑如此有力，以至于任何国富民强的愿望都不得不纳入它的模式。
    对于现代性叙事、全球化语境以及福山式的结论，现今的中国有否可能表现出某些独特的姿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个多世纪反复曲折的痛苦经验，巨大的市尝众多的人口和有限的资源，对于发展模式的持久考虑以及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极为强大而真实的渴求发展、渴求富裕的冲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诸种文化因素在同一个空间的复杂交织……这些因素的综合是否隐含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全球化语境所制造的文化视野是否同时开启了抓住这些历史机会的可能？某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否可能挑战西方版的现代性叙事？
    这样，我很乐意提到张旭东的论文《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显然，张旭东意识到了中国历史脉胳内部的多重纠葛，意识到中国的“现代性”还将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但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反总体论”、“反大叙事”、反本质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无不包含了某种深刻的理论指向。在张旭东那里，这种“后现代”不是对于西方后现代话语系统的移译，不是试图同发达国家的学术话语衔接从而积累某种符号资本，相反，张旭东所谓的“中国后现代”指的是挣脱现代性叙事的某种理论想象：“我们对‘现代’、‘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我们对未来的想像，都可以放在这个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上来看。这在世界史和文化史的层面上暗示了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潜在的解放性。”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体制、社会形态、文化风格均突破了经典的现代性框架，处于一种奇特而又微妙的无名之境。这时，后现代理论的不稳定性、无中心、多样化意外地显出了巨大的理论潜力。因此，“中国后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把当代中国不但视为世界性‘后现代’历史阶段及其文化的消费者，同时也视为这种边界和内含都不确定的历史变动的参与者和新社会文化形态的生产者。”（24）质言之，这里所谓的“后”是逃出现代性话语之后所赢得的一个开放性的历史空间。
    这些表述显得模糊、抽象甚至空洞。可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模糊、抽象和空洞恰恰预示了闪烁未定的历史前景。现代性的叙事框架之内，许多方面的未来发展已经可以诉诸精确的公式和数字统计；这时，另一些向度的思辨性理论和概念突然插入，扰乱了既定的逻辑并且形成了一个进入别一种历史空间的缺口――模糊、抽象和空洞可以视为既定逻辑中断的症候。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更为清晰地描述“中国后现代”这样的命题，然而，人们至少有理由承认，这种理论想象或许隐含了某些前所未有的契机。如果愿意表示某种程度的乐观，这即是乐观的所在。
    注释：
    （1）参见阿夫里·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3页、11页；《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刊于中国海南“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发言摘要（2）参见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3）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5期（4）汪晖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第一节的标题即是“谁的现代性？”
    （5）韩少功《国境的这边和那边》，《天涯》1999年6期（6）参见查尔斯·洛克的《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欧阳桢的《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均见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7）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后革命氛围》48、39、47、51、54、53页（8）参见弗·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32至233页（9）参见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引文见123页（10）同（8），234，235，240，245页（11）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导论，三联书店1998年版。民族与国家并不能完全等同，这里无法更为详细地分辨，因而沿用常见的“民族国家”这一术语（12）汪晖《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现代认同》，见《汪晖自选集》43页（13）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295页（14）同（11），5页（15）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总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6）同（7），51页（17）同（11），264、260页（18）杜威·佛克马《走向新世界主义》，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252页（19）参见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0）白乐晴《为了确立民族文学之概念》，《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211页（21）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426页（22）白乐晴《民族文学的现阶段》，《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40页（23）这里例举的刘亮程散文刊于《天涯》1999年5期（24）张旭东《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性》，《读书》，1999年12期关闭※本网站所有文字、图片版权归天涯虚拟社区与《天涯》杂志共同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