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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汉语中词的转化和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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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4 09:34: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黄克定
来源:http://chinese.fudan.edu.cn/bbs/viewthread.php?tid=490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矛盾论》)
古汉语词类中的实词的虚词,也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它们也会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即实词转化为虚词,虚词转化为实词。此外,还有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实词转化为另一种实词,句子的从属成分的成员转化为主要成分的中心词,句子的主要成分的中心词转化为从属成分的成员,等等,这种现象也应看作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的互相转化。
(1)由实词——动词或代词,转化为虚词——介词、连词或助词以及句子的主要成分的中心词和从属成分的成员互相转化。

     介词和某些连词是由动词转化的,但是转化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决不可能“省略”,可谓“省略”,实质上是“没有” 既然没有使事物的矛盾着的两方面——实词和虚词互相转化的条件,那末原来是动词或代词的词就不能转化为介词、连词或助词。

    《左传•庄•二十八》: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或曰:‘二’当为‘北’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旌”,表扬也;“伐”,功绩也。)“不可以”的“以”是动词,意为“使”。“不可以无主”是复杂谓语;“以”是第一中心词,对主语“曲沃”和“蒲”、“屈”来说,主语表示“被动”,“不可”是“以”的修饰语;“无”是这个复杂谓语的第二中心词,“主”是宾语。后面一句的“可以”的“以”也是动词,意为“被依靠”。“可以威民”也是复杂谓语;“以”是第一中心词,对省略了的主语,即对上一分句所说的这种措施来说,主语也表示“被动”,“可是“以”的修饰语;“威”是这个复杂谓语的第二中心词,“民“是宾语。“而”和“且”都是连词。“惧戎”、“旌君伐”,意为“可以惧戎”、“可以旌君伐”。“若使……则……”是连接两个分句的连词。这两句中没有什么转化的。

     《国语•吴语》:大夫种乃献谋曰:“……王(指越王,而且不仅仅是指越王,是指越王出兵抗吴这件事)不如设戎(布置战备),约辞(低言卑语),行成(请求和平),以喜其民,以广侈吴王之心。……”这两个“以”已由动词转化为连词了。转化的条件是,上文有三个动宾词组,下文有两个动宾词组,这些作为谓语的动宾词组又都是对共同的主语“[越]王”有所陈述。这样,“以”不再作为谓语中心词了。

     《国语•吴语》:申胥谏曰:……夫越……使吾甲兵钝弊,民人离落,而日以憔悴。……年谷时熟,日长炎炎,及吾犹可以战也。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吴王曰:“……越曾是以为大虞乎?……”吴王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申胥进谏曰:“……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
这个例中的两个“以为……”的“以”,性质同上一例中的“以”一样,但意思是“被认为”;为(系词)大虞“和”为(系词)忧。意为“是深忧大患”。“日以(因也)憔悴”、“可以(依据也)战也”、“将以(凭借也伐齐)”,其中的动词“以”都已转化为介词,宾语[之]是省略了(没有宾语不成其为介词);这个省略了的[之]分别指代上文的“甲兵钝弊,民人离落”(“憔悴”的原因)、“年谷时熟,日长炎炎”(“战”的有利条件)、“大戒师徒”(“伐”的手段)。转化的条件是,作为修饰语的介宾词组必须紧挨着那个决不能省略的谓语中心词(在这个例中是“憔悴”、“战”、“伐”);否则这个动词“以”不会转化为介词。至于动词“以”转化为助词的例,以屈原的作品中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

    《九歌•涉江》: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再说一件事,如果没有作为修饰语的“特以伐齐”的“将”,假设原文是作“乃大戎师徒以伐齐”,则这个“以”就不是介词,而是连词了。其转化的条件是,“大戒师徒”和“伐齐”这两个一般谓语所陈述的对象,都是共同的主语“夫差”。“以”由动词转化为连词的实例也是有的:
《左传•成•二》:晋人许之,对曰:“君臣(晋人的自称)师赋舆(兵车也)以为鲁、卫、请。若荀有以借口而复于 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
这个“以”已转化为连词,连接“帅赋舆”和“为鲁、卫请”两个谓语。“为”是动词,同“鲁、卫、请”组成动宾词组。(“……作为从鲁国、卫国请来的人。”这可与下文所引《晋语八》中“……将以鲁叔孙穆子为戳”这一句的“以”不能由实词转化为虚词的例作比较,以见两者之不同。)

     《战国策•秦策二》: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
这两个“以”已由动词转化为介词,宾语“忠”和“其余”都没有省略。实现这种转化的先决条件是,两个谓语中心词“为”(动词),分别紧接于这两个作为修饰语的介宾词组之后。后一个“为”带宾语“寡人”;前一个“为”带直接宾语“计”;“为……计”之间的“子主”是间接宾语,是“为计”这一行为所向的对象。“为计”这个动宾词组的意思就是“为谋”;“为谋”之成为动宾词组,为时很早。

《诗•大雅•板》: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郑笺:“犹”,谋也。)       
《诗•小雅•巧言》:为犹将多,尔居(助词)徒几何?(郑笺:“犹”,谋也。)由于“谋”和“计”既是名词,又是动词,这就具备了由作为句子的从属部分(谓语中心词“为”所带的宾语),转化为作为句子的主要部分(谓语)的中心词的条件。
《战国策•秦策三》: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战国策•魏策三》:君无为魏计,君其自(提前于介词“为”之前的宾语)为计。
试以“为魏计”同上引的例中的“以忠为子主计”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本来作为句子的从属部分(宾语)的“计,已转化为作为句子的主要部分(谓语)的中心词了;而本来作为句子的主要部分(谓语)的中心词了的动词“为”,则转化为作为句子的从属部分——介宾词组的成员之一了。

还有一种情况,表面看来与《秦•策二》所述者相似,其实并不相同。例如:《秦策二》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必须拿魏子作为殉葬者。)有人误以“以”为介词,“魏子”为宾语。其实这是复杂谓语,“以”是其第一中心词,“为”是其第二中心词,“魏子”是兼语。
《韩非子•说难》: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戳于秦也:此不可不察。(所以,绕朝的话其实是恰当的,他在晋国作为圣人,而在秦国却做了杀身的罪犯:这教训不可不加审察。)
《国语•晋语八》:执政(指正卿花室子)使栾氏之臣勿从,从栾氏者为大戳施。(韦昭注:“施”,陈也,陈其尸也。参照《晋语》:“请杀其生者而戳其死者。”韦昭注:“陈尸为戳”。)
《国语•晋语八》:虢之会,鲁人食言。楚令尹围将以鲁叔孙穆子为戳(……将拿鲁国的叔孙穆子作为斩首示众的罪犯。)……[叔孙]对曰:“豹(叔孙自称)也受命于君以(连词)从诸侯之盟,为(动词)社稷也。若鲁有罪而受盟者(指叔孙自己)逃,鲁必不免(不免被讨伐),是吾出而危之(指鲁)也。若为诸侯戳者倘若[我]做了斩首示众的人),鲁诛尽矣(鲁国该受的惩罚也就到了头),必不加师。请为戳也!……”([我]要求成为杀身成仁的人!……)
《墨子•尚贤中》:使[三代暴王]身死而为刑戳。(使[三代暴王]身死而做了刑杀之犯。)
《墨子•明鬼》:武王……折讨而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纣]为天下诸侯僇。(使[纣]对天下诸侯作为受辱之徒)。
《墨子•法仪》:使[暴王]遂失其国家,身死为僇于天下后世。(……身死而对于天下后世作为一个受辱之徒。)
《国语•楚语下》:彼其父为戳于楚,其心又猬而不洁。(他的父亲在楚国做了斩决的罪犯,……。)
《荀子•王霸》:……齐湣、薛公是也。……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对天下作为奇耻大辱。)
《荀子•正论》:桀、纣者,其知虑至险也,……身死国亡,为天下之大缪。后世之言恶者,必稽焉。(……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注意原文“大僇”看上列九例,就能发现有的语法学家把“为戳”的“戮”当作谓语中心词是不对的;谓语中心词应该是动词“为”,戳是其所带的宾语“为”戳之间的词语或者是对“戮”加以限制或修饰,是宾语的组成部分,或者是间接宾语。“为戳”这一行为,与上文所谈到的不同,不是加之于作为间接宾语的那个词语的,而是表达作为主语或兼语的那个词语自己所做的事,不再加之于他人或他物。“为”的意思是“作为”、“做了”、“成为”、“成了”等等。由于“戮”是动词,意为杀戳、侮辱(或为名词,意为杀戮、侮辱的对象),这个词虽在此例中是作为宾语的,但具有转化为作为谓语中心词的条件(例从略)。在此例中本来作为谓语中心词的动词“为”,从而也有条件转化为作为修饰语的介宾词组的成员之一了。例如:
唐王度《古镜记》: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
“捕逐”所处的地位相当于“戳”所处的。在唐代,有“逐为府君捕逐”,却无遂为府君之捕逐。可见“为”的词性,确已由动词转化为介词;作为句子成分,则已由主要成分(谓语)的中心词,转化为从属成份(修饰语)介宾词组的成员之一 了。
“遂为府君捕逐”这句唐人文章,可译为现代语“便被府君搜捕追逐”。无论“为府君”或“被府君”,都是介宾词组,作为修饰语以限上或修饰谓语中心词“捕逐”。这个“为”在唐人文中作这样解释则可,但对于《左传》却不能滥用。

《左传•昭•二十》: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虽然他并不善良,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由于好利的缘故,不能离开[他],这是我的过失。……君子不食奸人的俸禄,不受叛乱的命令,不因图利就瘫痪在邪道里面,不用邪道待人,不掩盖不义之举,不犯非礼之罪。)
《左传•昭•三十一》: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所以君子一有行动就想到礼,一有行动就想到义,不因图利就堕入邪道,不因见义却瘫痪不动。)
有的语法学家认为“不为……”可释为“不被……”,恐不妥。这样的解释甚至也不能用于明人的文章中:
归有光《先妣事略》:吾为多子苦。
有的语法学家认为此句的大意是:“吾被孩子多这事若恼着。”恐怕还是以释为“吾因孩子多这事受了苦”为宜。
还有的并没有从动词转化为介词为已经转化了的例:
《论语•先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提前了的宾语)之(助词)为恸而谁(提前了的宾语)为?(颜渊死了,孔子哭,他哭得万分悲伤。随从人员说:“您太悲伤了。”孔子说:“是太悲伤了吗?我不为那个好人万分悲伤,还为谁呢?)
张静、张桁在《古今汉语比较语法》中对最后一句是这样解说的:
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不为那人恸哭,而为谁[恸哭]?见该书321页)
他们认为这两个“为”都是介词,而最后一个“谁”字后面则省略了谓语中心词“[恸]”。我看有两个问题需要商榷:(1)“恸”作何解释?汉代马融注:“哀过也。”梁朝皇侃疏:“谓哀甚也 。”宋代的《说文•新附》:“大哭也”。(不是专为《论语》作注)倘若释“恸”为“恸哭”,那末上文“子哭之恸”,
该译为“孔子哭他哭得恸哭”。这不成话。(2)最后一个动词“为”,它就是谓语中心词,“谁”是提前了的宾语,并没有什么省略。(参照上文所引《晋语八》:……为社稷也。此“为”也是动词而作为谓语中心词的,并没有什么省略。倘若说谓语中心词“恸”省略了,“为”则是介词(其实明明是“没有”而不是“省略”),这犹如说没有必要的先决条件,而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仍能互相转化一样,这不合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
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有这么几段文章:
《国语•吴语》:夫吴之与越,唯天所授,王其无庸战。(是天授予的国号。)
《左传•成•二》: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也是天授予的国号)。
《左传•襄•二十三》: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祸福都没有特别的门路,是人们召来的人事。) 这些文句中的“唯”或“维”,都是由助词转化过来的系词,“所”是代词,分别作为复杂谓语的第一中心词和第二中心词。“唯”或“维”,其古韵韵母属“脂部”,韵母的主要元音可以假设是个比最低的前元音高一级的前元音。由于古韵韵母的发音有高化的趋势,因而原属古韵“歌部”的“为”,其韵母的主要元音会由最低的前元音(“歌部”),向高发展一级(“脂部”)。由此可见,“为”和“唯”、“维”,两者的词义之所以可以通借,是有其音韵上的根据的;因此,在有的文句中系词作“唯”、“维”,在有的文言句中系词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后来就几乎取“唯”、“维”而代之。而在“唯×所×”这种句式中的“唯”或“维”,一旦为“为”所代替而出现于战国时期的文章中,则“为”已开始由动词转化为介词,“所”已开始由代词转化为助词,都已由实词转化为虚词了。
《竹书纪年》: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
《庄子•瓷*》: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为鱼鳖所食。
《荀子•尧问》:孙卿不遇时也,德差尧、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夫直议者,不为人所容;无所容,则身危。(“无所容”的“所”仍是代词)。
《战国策•秦策三》:是王“过举”显于天下而为诸侯所议也。
《战国策•秦策四》:楚遂削弱,为秦所轻。上列六例,“为×所×”的“为”都由原来的系词转化为介词,意为“被 ……;”“所”由原来的代词转化为助字,不为义。这也是由复杂谓语的第一中心词和第二中心词分别转化为从属成分的成员和助词之例。尔后,自汉至今大都作这种解释,只有在少数文章中,仍作“唯人所召”这样的一种解释,例如:
阮瑀为曹操作《与孙权出》:孤与将军,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属本州。……而忍绝王命,明弃顾交,实为侫人所构会也。(……实在是侫人构陷的恶果。)
杜预(晋人)对于《左传•桓•十八》所作的一条注:“时人讥祭仲失忠臣之节。仲以子弥为渠称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其见除,故即而然讥者之言,以明木意。”(……祭仲认为子*是渠弥立的国君,……)
还有一个“被”字,原来也是动词,后面可带宾语,两者组成动宾词组。例如:
《吕氏春秋•精通》:所被攻者不乐,……
《战国策•燕策一》:夫燕之所以(原因也)不犯寇、被兵者,以赵之为蔽于南也。
这两个“被”都是动词,意为“遭受”;“攻”和“兵”分别是“被”所带的宾语。《吕氏春秋》中的“被攻”这个动宾词组,是主语中心词“所”的修饰语,“者”是助词,“不乐”是谓语。《燕策一》中的“燕不犯寇,被兵”,是个主谓词组,其中的“被兵”和“犯寇”都是动宾词组,饰状词“不”是“被”和“犯”的共同的修饰语。修饰语“不”,一般谓语的中心词“犯”,一般谓语的中心词“被”,宾语“寇”和“兵”,共同组成谓语;主语是“燕”。主谓词组“燕不犯寇,被兵”,作为全句的主语中心词“所以”的修饰语,主语中心词和修饰语共同组成主语;“夫”、“之”、“者”都是助词。“以赵之为蔽于南也”是全句的谓语。
只要处于宾语地位的词语是动词(例如“攻”),这个宾语就具有转化为谓语中心词的条件。而一经转化,则原来的谓语中心词“被”(动词),就转化为修饰语,它对后面那个由宾语转化为谓语中心词的动词(例如“攻”,加以限制或修饰,以表示其主语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现在且举南北朝时的几句文章以为例:
刘义庆《出明录》:虞晚家有皂荚树,……晚被斫,此树枯死。(“被”是修饰语,“斫”是谓语中心词;主语[虞]晚处于被动地位。)再进一步,这个动词“被”还会转化为介词:
刘义庆《幽明录》:明*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魇,……三日乃寝,说云:“被三人提是,……”这样,“被三人”这个介宾词组就作为修饰语来限制或修饰谓语中心词“提”了。
句末的“为”,在先秦时期没有作为语气助词的,它是动词,一般地是作为谓语中心词。如:
《墨子•节用上》: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用来干什么?……)
这个句末的“为”就是动词而作为复杂谓语的第二中心词的。当在句中有谓语中心词,句末的“为”已经不可解再是谓语中心词的时候,它才由动词转化为语气助词。如:
宋林尧叟对于《左传》的一句注文:
《左传•成•十七》:……召韩厥。韩厥辞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林注:二三子不解事君而欲杀之,焉用召我为也?(“用”是谓语中心词)这个“为”就不可解作为谓语中心词了,而已转化为语气助词。
还有个动词“见”,它也会由原来作为一句句子的谓语中心词而转化为谓语中心词的修饰语的。例如:
《韩非子•说难》:所说,出于原利者也;而说之(指游说的对象)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实质上是“所[于]说”。此句意为:“游说的对象”,是追求原利的人;却用有关高洁的名声来晓喻他,那就显示了不懂人们的心情而远离实际事情,必定不被接受了。”)
这个动词“见”是谓语中心词,后带两个作为宾语的动宾词组--“无心”和“远事情”。
《荀子•宥坐》: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此句中的动宾词组,其动词“剖”是作为谓语中心词的 ,而在它前面的动词“见”则已转化为作为对于“剖”的修饰语了。这样,“剖”对于主语“比干”来说,“比干”处于被动地位,是被“剖心”了。这种谓语中心词一般地是不带宾语的,其产生的时间要比带宾语的更早一些。例如:
《左传•僖•二十》:随(小国名)之见伐,不量力也。
以上所述,是关于动词“见”由作为谓语中心词,转化为作为加于谓语中心词的修饰语。此外,动词“见”还有一个转化的方向,这就是:
(2)由实词——动词,转化为实词——代词。这种转化大约从东汉开始:
东汉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而为仇我者所快。)
西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母兄骄我,……)。
西晋石崇《王明君词》:父子见陵辱,对之惭旦惊。(父子陵辱我……)
东晋裴启《语林》:若可覔千解来见借,当为尊公为佳传。(着可覔千斛米借我……)
唐元稹《莺莺传》: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处。婢仆见诱,遂致私诚。(……婢仆诱我,……)很显然,这个“见”已转化为代词,作为提置于动词之前的宾语。
(3)由虚词——助词,转化为实词——系词。
《诗•大雅•韩奕》:其殽维何?包鳖鲜鱼。其蔌维何?维徇及蒲。其赠维何?乘车路马。
《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居也),肇域彼四海。
《诗•小雅•十月之交》:番维司徒,家伯为宰。
《诗•小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
《尚书•立政》:桀德,惟乃弗作德任,是惟暴德罔后。
《尚书•秦誓》: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
这些诗文中的“维、惟、为”,都是助词。但到了此产生这些诗文更后一些的时期,则同样的“维、惟、为”或“唯”,我看是已经转化为系词了。
《国语•晋语六》:栾出杀厉公,乃纳孙周而立之,是为倬公。
《左传•成•二》: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
《尚出•禹贡》(战国时期作品):济、河、惟、兖州。
《竹出纪年》:颛顼产伯鮌,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
《旬子•议兵》: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
由助词或形容词转化为系词的,还有个“是”字:
《左传•襄•十四》:惠兰……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这个“是”同形容词“实”通借。)
刘邦《手敕太子文》:吾以尔是元子。(这个“是”是系词)
《墨子•节葬》:此岂寔仁义之道哉?”(这个“*”同形容词“实”通借。)
《史记•刺客列传》:此必是豫让也。(这个“是”是系词)
《诗•秦风•小戎》: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駠是中,騧骊是骄。(这个“是”是助词)
以上几种类型的有关词的性质的转化,只是各举数例,如动词转化为介词的,举“以”字以为例,还有“与”、“由”、“自”、“于”、“在”等,都是由动词转化为介词的。现在且对“于”字特别谈一下:
《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女维莘,长子维行,篤生武王。保右(祐)命尔,燮伐大商。
这章诗的前三句,从文义上来看,是两句:“有命自天”是一句,“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是一句。第二句的主语“天”省略了;“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是复杂谓语。“命”是动词,是复杂谓语的第一中心词,“文王”是兼语,“于”是动词,是复杂谓语的第二中心词,“周”是宾语,“京”是宾语。这句子的结构有如现代语的“上级命令我在沈阳,暂时不走。”——“在沈阳”不是“命令”的补语,而是兼语“我”的谓语,不是介宾词组,而是动宾词组。如果紧挨在“于”字之上的是个动词或动宾词组,这就为“于”字创造了由动词转化为介词的条件了。例如:
《诗•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桑。
《诗•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在古文中,词的活用,即在特定的场合,本属这一词类(如名词)的词,偶而用作另一词类(如动词)的词是少见的。在一般的情况下,例如:
《左传•僖•五》: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已于召陵,故劝之(指申侯)城(筑城也)其赐邑。
《诗•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左传•襄•二十四》:齐人城郏。穆叔如周,聘,且贺城。王嘉其有礼也,赐之大路。(第一个动词“城”是谓语中心词;第二个动词“城”是宾语。)
《左传•襄•二十五》:吴子诸樊伐楚,以根舟师之役,门(攻门也)于巢。
《左传•哀 •十五》: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守门也)焉,曰:……
所引文中的“城”和“门”都是动词,而不必理解为名词活用作动词。这同现代语中的有些话:“用龙骨水车车水。”“笼络人心。”其中的“车”、“笼络”都是动词,而没有人把它们理解为“车”、“笼”、“络”活用作动词,是同样的道理。“城”是动词,还有一证:
《左传•宣•二十八》:筑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筑”是动词与之相应的“城”自然也是动词了。
《左传•庄•八》:齐侯……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 豕人立而啼。
  这个“人”,是作为谓语中心词的动词“立”的修饰语的。名词“人”可以作动词的修饰语,正象“席捲”、“囊括”中的名词“席”、“囊”可以作修饰语一样,并不存在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问题。

      可以称为活用的,有这么几种情况:
      已故的语法学家《国文法草创》的作者陈承泽提出了“使动”和“意动”这两个专门术语。这是指的下列这种文句:
《国语•吴语》:君王之于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君王对于越国是使死人起来,使白骨长肉。)

      这就是“使动”。“起”是自动词,活用为他动词而带宾语“死人”而就文意来说,则是宾语“死人”活用为兼语,作为动词“使”的宾语,同时又是谓语“起”的陈述的对象,“起”仍旧含有自动的意义。“肉”本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而带宾语“白骨”,而就文意来说,则是宾语“白骨”活用为兼语,作为动词“使”的宾语,同时又是谓语“肉”(意为“长肉”)的陈述的对象。
《荀子•天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以天为大,……。认为天伟大,……。)
这就是“意动”。“大”是形容词活用为他动词而带宾语“天”,而就文意来说,则是宾语“天”活用为兼语,作为动词“以”的宾语,同时又是复杂谓语“为大”的陈述的象。

    有以活用作动词的:

   《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连词)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子之”意为“以之为子”。拿他们当作亲生的孩子。)
“子”本是名词,活用为他动词而带宾语“之”,而就文意来说,则是宾语“之”活用为兼语,作为动词,“以”的宾语,同时又是谓语“为子”的陈述的对象。

    有的是结合修词手法,把名词活用为动词。如:

   《史记•张仪传》:楚夫人郑袖言怀王曰:
“……妄请子母俱迁江南,母为秦所鱼肉也。”“鱼肉”意为“杀戳”。
恒宽《盐铁论•箴石》:若夫剑客论,博栾辩,盛色而相苏秦,立权以不相假,……。
“苏秦”意为“辩论”。

     也有把名词活用为形容词的:
   
     岳飞《五嶽祠盟记》: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
《板》、《荡》是指的《诗•大雅》中的两篇诗,应是名词,在此文中活用为形容词,作为谓语而对主语“中原”有所陈述。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4 09:36:4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古代汉语语法的几个问题

作者:黄克定
来源:http://chinese.fudan.edu.cn/bbs/viewthread.php?tid=490


      最近在《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中看到吕叔湘同志的几句话:
选题目的时候,应当查文献,看前人研究这个问题已经达到什么程度。尤其是如果对于某一问题自己脑子里已经有某种假设,更应该查对文献,看看是不是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或者相反的结论。……要是结论相同,应当检查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果有新的论证,还是可以把它写出来,但是不可不指出前人的成果。否则尽管自己是见闻不周,失于孤陋,别人会怀疑你有意干没,自矜创获。(《漫谈语法研究》)。

      肯哉斯言!但是“查文献”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实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概。我相信,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意干没”之意是没有的,“见闻不周,失于孤陋”之病则在所难免。我希望有一天会得到有地方去“查文献”的好运气,而那时候还是眼明手健,头脑清醒,还有“查”的精力,则幸甚幸甚矣。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于沈阳和平大街

一、对于“有用与否”的说明
        ----附在“写给一位老同志的信”后的几句话
二、学习古代汉语语法所收集的一些资料
(1)也谈系词“是”(曾有初稿、二稿、三稿、留下的是1982年的三稿) 附“注”的余波
(2)宾语提前
(3)句末的“为”
(4)主动式和被动式
(5)举一例以说明研究古典文献要注意语音和语法
(6)从“汉代以前形容词不能作补语”这一可疑的论断说起
(7)“……因是以……”可以释为“……犹是已”吗?
(8)关于“所”字
(9)词的转化和活用

一九七四年写于朝阳地区
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后营子大队
(手稿共计4册)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4 09:40:27 | 显示全部楼层

联系孤岛的桥梁----读黄克定先生的《从<诗经>到<中原音韵&

作者:宋  今
(作者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来源:http://chinese.fudan.edu.cn/bbs/viewthread.php?tid=490


      近日,拿到黄克定先生的一部厚厚的大书,共有1260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书的名字叫《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音韵的演变》。看看书名中的副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一部有关历代音韵演变的历史的书。

      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在北京大学师从郭锡良先生和唐作藩先生学习音韵学。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对于两位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只是学到了一点皮毛,说起来真是汗颜。现在看到黄克定先生这部大书,不禁喜出望外,当时的想法是想从头对音韵学再学习一遍。可是,真的拿起这本大书,我才知道,凭我的音韵学功底,啃起这部大书来是多么的费力。无论如何,总算是啃了一遍。说心得也好,说体会也罢,总之是有了一些东鳞西爪的感想。

      首先,我非常钦佩黄先生的为人。黄先生的工作,既不在古汉语领域,也不在音韵学领域,而是在财会方面;即使在古汉语领域,音韵学也被称作绝学,音韵学的著作被称为天书。一般地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只是一般规律,也有相反的情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黄先生这个“旁观者”的角度,也许更能看出音韵学的个中委曲。事实也果然是这样,他看出了许多音韵学者的疏漏之处,发现了音韵学研究的空白点,并且用自己的辛勤研究填补了这些空白。
黄先生为人最可钦佩之处在于他写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即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而是为祖国的学术发展。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笔耕不辍。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范敬宜先生在《跋》中写下的这一段:

     在辽宁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二道湾子公社,“我们亲眼看见他冬天在滴水成冰的破屋里,裹着棉袄、拥着棉被,蜷缩在炕梢一角,靠着一盏油灯,不分昼夜地写作,饿了啃几口玉米饼子,困了纳头睡几十分钟。除了他的夫人,周围谁也不能理解他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做这类学问为的是什么。”
为了出名么?根本不可能出名,就是在现在学术繁荣的今天,搞音韵学也不可能出名,只能坐冷板凳。为利么?更是谈不到,学术著作不可能赚钱,像音韵学这种冷僻的学术著作更是赔钱。黄先生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做学问的动力,只能是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对音韵学情有独钟。

     其次,古今中外的音韵学者,他们的研究集中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对先秦古音的研究,所采取的资料就是《诗经》和《楚辞》,因为这两部书都是韵文,所以整理先秦韵部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至于先秦声母,虽有清代钱大昕等学者零星的探讨,但没有形成学术界公认的系统。至于先秦声调,更是处在争论之中。二是对中古音的探讨,也就是对隋唐音系的探讨。因为有《切韵》、《广韵》等韵书,研究的成果显著,可以说已经成熟了。三是对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的研究,成绩也算可观。可是,在古代语音发展史上,这只能算是三个孤岛。先秦音和隋唐音之间,还隔着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阶段语音发展的状况如何,则不得而知。再说隋唐音,也就是中古音,和《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还隔着一个宋代。不仅如此,《中原音韵》所代表的是崛起的北方音系,并非《切韵》音系的余脉。《中原音韵》发展为现代的北京音系,可是《切韵》音系又发展到哪里去了呢?这丝丝缕继的联系,很少有人把它捋清楚。这其中原因大概就是资料缺乏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设想,一点一滴的积累资料,一个方言一个方言的研究,最终铺开汉语语音史的路子,这无疑是对的。可是大刀阔斧地砍开一条粗通的路,找出一个大致的方向,然后再精细的雕刻,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也不见得不好。黄先生的这部著作,我认为就是走的这条路。在三座孤岛之间,搭起了便桥。

       以宋代语音为例。作者除了运用韵图等资料外,大量运用宋词的实际语音资料,包括根据宋人用韵的实际情况分析、归纳韵部的仲恒的《词韵》,还有邵雍、辛弃疾、王令、林外、杨万里、刘克庄、释惠洪、华岳、黄庭坚、吴文英等五十几位词人的词作。条分缕析,系统地论述了后元音的转音以及入声韵的问题,韵母主元音之为前元音者的转音和合韵问题,韵母主元音为央元音的问题。为我们描绘了宋代语音的概貌。

      第三,黄先生的著作除了拓荒的价值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那就是不迷信权威,敢于向权威挑战,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并有理有据地证明自己的见解。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比如,清代学者段玉裁对上古韵部有一个著名论断:“同谐声者必同部。”意思是说,在形声字中,声符相同的字在上古一定属于同一个韵部。黄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段氏始终认为‘睘’的古韵的韵尾是[-n]”,而不是[-&#331;],由[-n]变[-&#331;]乃是后世才发生的事。我认为‘睘’的古韵的韵尾是[-&#33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還’‘轘’属古韵元[an]部,其韵尾是[-n];《诗&#8226;唐风&#8226;杕杜》‘独行睘睘’的‘睘’,其韵尾是[-&#331;],此字属古韵耕[a&#331;]部。耕部的‘睘’作元部的‘還’‘轘’的韵符,是可以的;元部的‘袁’作耕部的‘睘’的韵符,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字都属于古韵歌 [a] 韵组。”(书中59页)

       黄先生的意思是:“瞏”是一个形声字,形符是“皿”,声符是“袁”,“睘”是“瞏”的隶变后的写法。“袁”的古韵属于元部,韵尾是[-n],“睘”的古韵却是耕部,韵尾是[-&#331;]。《诗&#8226;&#8226;&#8226;&#8226;&#8226;唐风&#8226;杕杜》:“有杕之杜,其叶菁菁。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诗中“菁”“睘”“姓”押韵,可证“睘”属于耕部。那么元部字可以给耕部字作声符。“還”“轘”是元部字,都是形声字,它们的声符却是“睘”,可见,耕部字也可以作元部字的声符。所以段玉裁的“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说法,是有局限性的。同谐声者可能同部,也可能不同部,而是同组。也就是主要元音相同即可,韵尾可不必相同。

     这样创新开拓的地方还有很多,像邵荣芬先生对此书上古音部分简评中所说:不同意从段玉裁到王力等人的合韵之说;先秦时代已有雅言,后世也有通语,因而所有转音都应看作标准音的转音而与方方言无关  等等。
音韵学研究的是古代的语音,似乎和我们现在没有多大关系,其实不然。它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现代汉语的语音规范化离不开古代语音。比如,“较”有jiao3和jiao4两种读音,究竟那一个读音是对的?查一下古音就可以了。《广韵》:“较,古孝切。”就可以断定,读去声是对的。

       音韵学可以帮助我们调查方言。现代汉语各种方言的语音系统来自古汉语。它们从古汉语分化出来之后,语音按照各自的演变规律发展,与原来古汉语的语音不尽相同。但是,由于语音的发展有它的规律性,各类字音的演变基本上是按照某一类音系统地变化的。所以在方音与古音之间、方音与普通话语音之间,都存在着语音对应规律。所以调查方言的时候,必须用古音系统同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的研究。

       在文史研究工作中,我们时时都要查一些工具书,而不少古代的工具书都是按古音编排的。《佩文韵府》是按平水韵编排的,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是按守温三十六字母编排的,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按他自己所定的古音十八部编排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是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的。没有古音的知识,要查检这些工具书是很困难的。

      我们知道,古书中的通假字是很多的。解释通假字就更需要古音的知识。山西侯马盟书上“麻夷非是”四个字就很令人费解。而北京大学的裘锡圭先生利用通假的原理,顺利地解决这个难题,原来就是“灭夷彼氏”。解决这个问题古音知识是万万少不了的。

     至于说到研究、欣赏古典文字,尤其是古典诗词、戏曲,古音的知识更是至关重要。

     黄克定先生的这部大作,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上述目的。

                                          ― 完 ―

(注:以下几字是用全拼打出来的,汉语拼音如下)
睘:huan      qiong
還:huan
轘:huan
瞏:huan      qiong
 楼主| 发表于 2004-11-24 09:4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克定先生其人其书

作者:谢燮正
(作者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来源:复旦中文论坛


      初识黄克定先生,是在1965年冬。当时自己大学毕业因“海外关系”的原因,分配到东北沈阳。虽然正处在少年不识愁滋味时期,但对离乡万里,只身赴关外“苦寒之地”仍然未能适应。是黄先生带上海乡音的“东北话”和落地生根的生活态度,阐释了“男儿志在四方”的格言,消弭了我回南的念头。

      黄先生自谓其出身“小开”(沪语称老板的儿子为小开)。虽祖籍浙江慈溪,然生在上海,长在上海。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就读于上海复旦中学、复旦大学,抗战初期上海沦陷,中断学业回浙东老家。几经变故,家乡祖宅因住过谭启龙的新四军部队被日寇所烧毁。国恨家仇使他以开明士绅在浙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在四明山根据地坚持抗战。解放战争初期又辗转江苏、山东,最后到东北在辽东省工业厅做财务工作。

       建国后的五十年代,黄先生在安东(丹东)师范专科学校当副校长,兼教古汉语课程。1963年调回省城沈阳,在省直机关当副研究员。然而在相处中,我所见到的只是一个健谈、直率、执着而又和善的长者,没有军人的直捷肃整,也不像一般老革命那样动辄教训年青人。他有学者平等研讨和坚持见解的习惯,却没有校长的矜持和财会人员的拘谨。总之,在我看来,出身与职业并没有在他强硬的个性上留下太多的烙印,他是那个不断“运动”时代少见的保持了自己天性的人士。黄先生与我在谈文学作品与掌故,古代汉语语法与音韵,乃至南北风俗、名菜烹调时,总是眉色飞舞、津津乐道。终因谈得来而与我成忘年之交。

      文革初期,黄先生“逍遥”在家。我原来鉴于政治运动频繁,怕自己万一不慎,口舌贾祸后被投闲置散,已陆续收藏了一些易学、字学、音韵学书和有关典章制度的通书,取其耐读又无关现实政治,正好向他推荐,用意只是助他消遣时光,不想他自此以后研究音韵学以至入迷难舍。1969年底黄先生与夫人、小女儿赴省直机关安排的地点,插队到辽宁西部最贫瘠的山区朝阳建昌,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和改造”。到1976年初,黄先生回沈阳探亲时带回了音韵学著作的书稿《从<诗经>时代的汉语语音到现代北音语音》、《从‘诗经’到‘广韵’》,我得以先读为快。我因祖上藏书,于版本目录训诂校勘,自小耳濡目染,早已深知“小学”的艰深繁难。“小学”中的古音韵学要探究早已消逝时代人们的发音,可谓难之又难。原认为黄先生虽然文学功底深,又讲授过古汉语语法,于音韵学终是外行,三五年时间至多略窥门径。不成想手稿表明,他早已深入堂奥,而且不屑于一字一韵的研究,将几千年时间跨度和中国南北数千里空间跨度的音韵变化纳入视野。这样豪壮的魄力和恢弘的志向,使我在敬佩之余,不无担心。曾劝他缩小范围以期速成,也容易发表,不必以一身之力去承担例应由国家主题拨款,由专家团队分工钻研和由图博系统提供充分文献资料的艰难工作。他却表示后半生将献给这项事业,成败毁誉在所不计。想到自己使他“误入歧途”,不可再“始乱终弃”,而于音韵研究方面已望尘莫及难有建言,只好尽力搜集有关资料向他提供,虽然明知“杯水车薪”难敷期望。

      四人帮粉碎后的1977年底,黄先生落实政策调回省城沈阳,希望到辽宁大学去教古汉语,并且不要职称,不要住房,只求在教书之时利用辽大的馆藏文献和课余时间,继续他的音韵学研究。在当时,教师的地位、收入均低,如果去了,他的住房及随他下乡的小女儿工作等将难以解决。在百般劝说无效后,只好为他联系。当时正是文革后百废待举的艰难时期,辽大古汉语、音韵学师资紧缺。经联系后,在辽大中文系主任文史权威张震泽教授的欣赏赞许推荐下,辽大已准备将黄先生调入,讲授古汉语和音韵学,后因种种原因未果。

      后来,黄先生按政策调回省城原单位,又调省丝绸公司做财务工作,在业余时间继续他的音韵学研究。1984年黄先生离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该项研究之中,且进一步将研究下限拓展到近代,于1989年夏,终于写成这部近百万字的专著《从<诗经>到<中原音韵>》。

      从八十年代中期起,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同志一直支持黄先生写作此书。在胡绳同志、原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副主任范敬宜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白小麦同志及语言研究所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李英健、张洪及其他编校排同志的艰难工作下,这部音韵学专著终于在黄先生成稿十四年、仙逝五年之后的今年9月得以问世,以煌煌巨册昭颁着当今盛世。

    这部《从<诗经>到<中原音韵>》,副题《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金元音韵的演变》音韵学专著,其价值在于从大历史跨度和广阔范围内总结与汇集各家之言,对已湮没的古音演变从多途径加以探索和诠释,不拘泥于国内音韵学主流学派的定说而别申一家之言。无论在研究的历史跨度,还是在文字体量、引例广泛上,都是不多见的。特别是作者研究角度与所持主张,与近二百年中流行的主张不同。自清代段玉裁以来,直到当代王力教授,在古音韵研究中,都主张合韵说,继承了宋人诗经 研究中将古今音看成一致而只在做诗时为押韵,临时改读某音的“叶音”说。然而时代变迁中语音不可能保持一致,陈第在《毛诗古今考》中已指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宋代吴棫在《韵补》甚至已提出了“通转说”,只不过他只分古韵为九部,各韵通转太多,无有定准。而顾炎武古韵学通过将每韵部由平水韵经唐韵,离析到古韵,克服了通转说“韵无定类”的弊病,又开创了从《诗经》、《易》等韵文研究古音韵的道路。黄先生继承顾炎武古音研究思路,发挥了转音说。在合韵说全面统治音韵学界的情势下,独标一帜,对合韵说进行了质疑,并对钱大昕的转音之说作了大力发挥;还提出历代均有雅言通语,可作为转音的基础;尤其在语音较一致的北方语言中,转音可不受方言干扰的见解;并提出以主元音相同,韵尾可以不同,来作为押韵或谐声字的必要条件,从而为叶音合韵提供了合理根据与准则。

      在《经典释文》与《切韵》区别方面,黄先生作了别开生面的探索与研究。在其书中提出《经典释文》中舌头、舌上、开合、轻唇、重唇的混 用并非绝对,正反映了《切韵》向《广韵》的过渡,其理由为《释文》中的分韵定音多“循省旧音”;作者陆德明是南方吴人;书中又大量引用六朝注释家以及《切韵》作者陆法言的音读等。以上种种贯穿黄先生其书的独到见解,均与当今音韵学主流学派的观点有异,而反映出黄先生对语音在历史实际过程中演变的复杂性,和影响语音发展演变的因素的多样性的深刻认识。

      这本凝结了黄先生数十年心血的著作,最大的特色是处处都坚持独立思考,随处可见到作者的独到见解,其见解虽未必都是,其科学求实与勇于创新的学者风范对于时下盛行的蹈袭之风却有匡纠作用。书如其人,展现出强硬的个性和不避艰难、自我做祖的气概。

      摩挲、展读这本内容与装祯具佳,在“无错不成书”的时尚下竟然很少错字的书,怀想黄先生音容笑貌与卓绝努力,赞赏他故交们的古道热肠,油然出一种宽慰之感:世道毕竟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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