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说起

湘里妹子

作者：陈振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近年来，徐世璇研究员在少数民族语言领域里，做出了杰出贡献。1998年出版了中文本《毕苏语研究》专著；2001年又出版了英文本。2002年出版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濒危语言研究》。这部专著阐述的重点，一是从语言在历史的传承、知识体系的形成、族群特征的体现、语言文化多样性方面论证语言内涵的文化价值。特别将论述重点放在那些使用人数少，但是独具特色的地方语言上。用具体的语言事实，消除人们对语言濒危现象的一些认识误区和盲点，增强专业人员对于保存语言资料的重要性认识。二是综合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从多重角度对语言濒危的原因和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对最佳对策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和观点。三是尽可能广泛地收集国际语言学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最新资料，较为全面地报道语言学界和国际社会对濒危语言问题所持的态度，进行研究所采取的行动，包含较大的信息量，力求为我国的相关研究机构的实际工作提供有效参考。

     《濒危语言研究》专著，谈到了一个语言学界之外较少为人所知的现实情况，调查统计的结果表明，现在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都在衰退，乃至濒临消亡危险之中。语言濒危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存在的危机，据语言学家估计，在新世纪的100年里，至少50％以上的语言将会灭绝。多种语言大规模消失，必然使人类的文化遭受重大的损失，因此，这不仅是语言学家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全社会应该共同关心的事情。

     徐世璇第一次接触“濒危语言”这个概念是1992年在加拿大参加第15届国际语言学家大会的时候。作为会议的两大议题之一，几位美国语言学家在开幕式后的全体大会上做了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系列报告，引起了代表们的强烈反响。徐世璇直觉感到，这个新的领域将成为语言学的前沿问题。此后实际工作中，她无论是对一种具体语言进行微观研究的个人课题，还是参与主编《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的集体项目，都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濒危语言的现象。在田野调查中，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谈起本族语言文化衰退，满怀惆怅和惋惜；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老一辈语言学家提出，记录保存我国一些即将消失的民族语言资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语言濒危的数量和速度大大加剧，语言濒危现象日益凸显。这种客观现实迫使徐世璇反复思考：作为一个语言工作者，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这个日益普遍的问题

     濒危语言问题，正在受到国内语言学界关注和重视。在200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8届研讨会上，这个问题成为大会代表共同关注的热点，两次引起热烈讨论。在内部和公开的报刊上，不仅有多篇文章正面提出了语言濒危问题，而且从多种角度对此进行专题性探讨，有的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多种类型的濒危语言课题也从不同侧重面提出立项或实施。这表明我国语言学界在这一原本滞后的领域正在迅速跟进，也说明当前语言濒危的现象不同寻常地加剧，引起了语言学界、人文科学界的关心瞩目。

     语言濒危在某些方面同生物物种濒危有相似之点。首先，它们对大多数人的影响相对不大，很多小语言在只剩下极少数人会说的时候还未被世界所注意，甚至尚未得到能够显示濒临危险的统计数字之前，就已经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其次，濒危语言同濒危物种一样，是不可替代的，一旦消失，不可能恢复和再生。大量个体的消失将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和破坏。语言濒危和生物物种濒危又有着不相似的地方。首先，语言的消失，尤其是没有文字记录，没有调查研究，甚至不为人所知的口头语言一旦消失，比生物物种消失更加无影无踪。从语言系统本身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甚至连化石都无法留下，从这一点来说，语言的消失比物种的消失对人类认知所造成的缺憾更加彻底 其次，语言消失对于人们的物质生存条件不发生明显影响，对于社会交流不构成现实困难，因此更难引起人们的关心和注意。

     对于当代语言学来说，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一方面，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为了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人们选用功能更强的语言是理所当然的。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在这一开放交融过程中，由于一些族群的语言转用，许多语种会随之消失，这种趋势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承载着一种独特的文化，语言，尤其是占绝大多数的无文字语言，一旦消亡，这种文化也随之丧失，因此众多语言的消失，给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遗产带来的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很多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倾注毕生的精力，去破译古代语言遗存的某些文字符号，可是作为一个现代语言学工作者，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周围许多语言濒临消失，怎能不奋起抢救。

     1998年夏天，徐世璇去福州参加第10届中国语言学年会的旅途中，听到一位中学化学教师说：他的周围不少汉语方言，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衰退，乃至消失，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惋惜。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通常都是少数民族干部，充满了对濒临危险的语言关怀的情愫。这些不相识的人们对濒危语言现象敏锐的关切，清醒认识和由衷的焦虑，使徐世璇感到了一个语言研究人员的专业责任。

     研究濒危语言的难度在于，有许多人们普遍感到困惑而又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徐世璇在研究过程中始终思考并力求回答的。经过深入的思考，特别是通过实际例证和调查材料、统计数据的印证，取得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形成了一些比较明确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量语言连同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在人类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从现实世界中无声无息地消失，对这种人类文明成果倏生倏灭的历史过程一无所知，今天看来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前对语言濒危现象关注应该说是一种觉醒。作为语言工作者，记录濒危语言的资料，保存人类文明遗产，进行研究，获得理性认识，更是责无旁贷的。尤其是在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新时期，正视语言濒危现象，增强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这是语言工作者的职责。其次，世界上的各个族群生活在各自不同的地域和环境中，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了符合特定生态环境的知识和经验。虽然任何族群的进步都需要加强同外界的沟通交流，吸收先进科学技术，但同时也需要从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中获取养分，才能奠定不同族群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第三，开放进步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不是两难的选择，世界上极为普遍的双语现象和我国一些少数民族长期稳定的双语状况充分证明，通用语言和地方语言的功能是互补的。使用双语是现代社会极为正常，并将日益普及的适应时代特点的语言使用趋势。在掌握通用语的同时保留本族语，可以借助通用语开阔视野，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跻身于共同进步的时代潮流之中。又通过独特的传统语言传承历史经验、获取蕴含着地方特色的知识体系。因此，在学习和推行通用语的同时不轻易放弃本族语，就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持语言文化多样性，开放吸收和继承传统，兼而有之。第四，语言使用是一个民族自愿自择的权利，外界不应该、也不可能改变本民族的选择。但是，相关研究机构，可以为少数民族的语言选择提供正确的参考建议。为双语的使用创造有效的教学条件和有利通行环境，是语言工作者应尽的责任。对已经濒临消失的语言，语言学界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调查、收集、录制，将这些语言资料尽可能地保存下来。

     最近十几年来，濒危语言问题在国际语言学界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专门论著、成立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濒危语言作为世界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成立有关机构，设立大型课题，建立全球信息库，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濒危语言调查和语言资料保存工作。相比之下，我国这个方面仍是空白。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需要。徐世璇开展了濒危语言问题研究，南下云南，北上呼伦贝尔，东奔西忙，马不停蹄，搜集资料；或者伏在案头、电脑桌旁，目不转瞬地检索世界语言信息，手不停歇地批阅中外语言书刊，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在田野调查和一系列专题论文基础上，撰写成了《濒危语言研究》专著。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许多语言学界学者的支持和关注，主动寄来专著和有关资料，这些帮助不仅是对《濒危语言研究》这本书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对濒危语言和人类文明遗产的共同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