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语片仓库到纪录片教室

山地之阿飞

从台语片仓库到纪录片教室
访问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所长井迎瑞
陈亮丰
  
来源：【全景映像】第六期


　　　　前言
　　今年四月，因为写论文的缘故，我作了个小小的纪录片采访旅行，其中在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停留了四天。音像所在1996年开始招生，是台湾目前唯一的纪录片研究所。走进音像所的走廊，你会在布告栏上看到一张和一般影像学校不一样的课表：影像理论、创作课程和社会运动、社区经验、政治经济学、文化批判..等等课程并列，在台湾的艺术教育中，音像所清晰的性格使我相当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影像研究所?
　　那几天里，我访问了一些纪录片朋友，也采访了学生口中的「老井」--亦师亦友的井迎瑞所长。在乌山头水库矮丘陵的夕阳里，所长讲了很长的故事，关于他自己的影像生命历程，以及推动音像纪录所成立的想法。对我这样一个纪录片晚辈而言，他的叙述里有种浓郁的历史感与源于本土社会情境的现实感，那是所长心中的纪录片观。兹将这段访谈整理出来，分享给关心本土纪录片的朋友。  
　　
　　从火红时代到台语片仓库
　　井：我觉得纪录片在台湾，这十几年来累积了一定的经验与期待。纪录片作为记录社会变化，同时批判社会弊端，作为表达意见的工具，这样的共识已经慢慢形成，我觉得有必要将各方面在这想法上努力的人结合。实际上时机也恰好，刚巧有个成立学校的机缘，有人说要办个电影系。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各抒己见的时候，我觉得以台湾现阶段电影教育的需要来讲，迫切需要的是一个纪录片学校，而不是剧情片学校。再说剧情片在现在的电影教育中，已经是主流的，学校不办民间会去办，总之比较有资源。而纪录片却一直在非主流的地位，没有资源，大家对它也不了解，再说纪录片是我们社会需要的，长久以来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有一个纪录片学校，有了这样的共识。
　　陈：听你这样说，我可以了解把资源往纪录片学校发展的原因。可是我还是很想问，纪录片学校有别的可能，可是音像所一开始就把纪录片学校导向社会改革的方向，很清楚就要做这种的。我很想知道你曾经受过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曾经看过这样的学校吗？或者是否经历过纪录片与社会改造结合的历程，而累积了你的观点？
　　井：怎么说呢？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台湾很关心。在回台湾的前后，曾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985-1989，想要拍摄一部叫做「台湾制造」(Made in Taiwan)这样的一部纪录片。那时候有很多的产品销到国外去，所谓的台湾制造，到底制造什么？谁来制造？为什么制造这些东西，我想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谈台湾究竟是什么？
　　回台湾之前我拍了好几年，回台湾又陆续拍了几年。所以对于纪录片我有直接的经验，虽然这些片子一直到现在还在那里，没有被弄出来。Made in Taiwan 这议题是非常有趣的，我是倒著拍的，拍销售到美国的产品，一直拍回到台湾。后来回到台湾，台湾社会变化太快，应接不暇，我又一头埋入行政，停不下来，所以这作品一直没有剪出来。每次搬家就抱著那些底片跑来跑去，现在又抱到台南来，很希望有时间把它剪出来。我总觉得有点惭愧，可是又觉得不用惭愧，到今天把它剪出来，搞不好还更有意思，有些东西虽然改变了，可是和现在一对照，又增加些深度，我希望未来可以把这个片子完成。
　　在我的创作经验里，拍的东西都和社会脉动有很大的关系，总希望有什么角度来看台湾社会，表达我的意见，这种感觉一直很清楚，那是我自己对于纪录片的认识。再加上我在80年，在UCLA的时候，花了蛮长的时间，去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所谓的第三电影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纪录片）。发觉这些影片很符合台湾现实的问题，这几年台湾只是赚了一些钱，就忘了自己曾经是个第三世界国家。我在国外读书那几年，注意到资本主义强权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拉丁美洲，或者是中东，非洲，亚洲，都一样的。表面上这些国家好像给予第三世界国家财富上的资助，让他们可以受教育啦什么的，事实上对整个第三世界的社会，文化，造成许多无形的掠夺与破坏。
　　那时候我们也关心台湾当时的社会运动，针对一些时事，透过捐款、批评啦，在海外参与。我觉得有必要把第三世界的影片带回台湾，那时候我和一些好朋友像王菲林、吴正桓等人，一起钻研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讨论第三电影的观念，也写一些文章。就是那时候搜集了许多资料、纪录片、电影，把这些东西送回来台湾，作为教育的素材，让台湾的朋友可以看到。所以后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1987年我们找了几个单位办了第三电影展，找了当代、人间、文星、南方等团体一起来办。那些片子都是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从海外偷偷摸摸地运回来的。
　　陈：那时候要偷偷摸摸的？
　　井：当然要偷偷摸摸的（笑）。那是解严之前，我经常会拷贝一些片子，还要把录影带盒子拆开，把里面的带子胶卷拿出来，再托朋友带回台湾。包括像绿色小组的王智章，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曾经托他带了个茶叶罐回来，茶叶罐里面都是好片子。
　　那时候台湾社会还是蛮压抑的，可是我们感觉到台湾要动了，要变了，就有种很急切的想法，想要贡献一些东西，所以带了不下百部的片子回来，有时候校园里会听说有些不知道哪里来的片子在放映，事实上都是我带回来的片子。可惜这些年来，这方面的素材没有人继续累积，所以总是停留在当时的状态。第三电影的教材，像【露西亚】（Lucia），或者非洲的东西像【秃鹰之血】，还有不少文章，或者像李尚仁翻译的第三电影的早期文章，就是我带回来的那些资料。所以你问我对电影的期待，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想法，就是要社会实践，表达意见，那时候我就是蛮清楚的。
　　我带回来的那批东西，现在可以说是落伍了，但是现在去也找还是那些。包括97年电影资料馆翻译的第三电影的书，也是我帮忙推动的事情。我是很努力想去累积，可是因为时间不够，弄不出个太大的名堂来。我一直想把影像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回台湾之后，我也拍社会运动，尤其是工运拍了很多。但很不幸我一直都在行政工作上。我曾经和郑村祺拍了不少工运现场的纪录，因为在当时我算是很早出国学电影的，台湾会用电影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那时候还没有成为风气，比较少人拥有这个工具和技术。拍到后来，说是很幸运也是不幸，我就是一直在做行政，越陷越深终于不可自拔，后来人家就是把我定位在行政，就越抽不出时间，也没有资源拍东西。工运的底片一箱一箱的，就是没有办法成为作品，会因为需要而剪一小段给人家，可是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某某人的作品，可以去参加影展，这个就没有了。(苦笑)
　　我一直在做行政，先是在世新，后来又到电影资料馆。电资馆八年，事实上一直在延续我对电影艺术的认知。这八年很辛苦，但现在回头看，那个轮廓还很清楚。做多少是其次，可是做的心力很清楚。事实上我做的一直是非主流的东西，一直希望用影像来表达一种意见，透过我的工作来表达一种意见，想要改变一些社会的现况。就算是电影资料馆这很冷门的单位，好像和改造社会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仍然可以看出这个迹象：就是在为某些弱势的东西做平反，八年来就是在做个。把不被重视的史料，不被重视的电影，把台语片的历史挖出来，加以整理成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想重新建构本土电影的一种史观，让民众有机会透过这些影片，重塑本土历史的记忆。否则的话，我常觉得台湾的人实在太可怜了，连回忆的机会都没有。他住过的地方，说拆就拆，用的东西，说丢就丢，所爱过的东西，说被淘汰就被淘汰，回过头来，他只是抱了一些金块，站在一个废墟上，连一点回忆的机会都没有，蛮可怜的。
　　所以我是乐此不疲啦。这也就是我当初为什么在1989年，刚到电影资料馆的时候，就决定把办了十年的国际观摩影展割舍掉不办了，交给金马奖执委会。正因为那时候，电影资料馆的资源很有限，电影图书馆根本就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人，但是要做事情，你必须要选择重点。我觉得一直去搞国际影展，一直重复欧美的美学与价值，没有办法建立自己思考的主体性。我也知道办国际影展，对电影资料馆来说是名利双收。你想想看那种经验，大家都排队去买票，可是很容易被那种假象自满，很热闹没有错，但是对台湾社会的实质，有多少帮助吗？
　　这真的要认真想一想，在阶段性来讲，国际影展确实开启了一扇窗口，在资讯还很封闭的时代，透过国际影展可以看到国外的世界，这是很好没有错。问题是迈入八○、九○年代，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历史观的话，我们就永远是殖民地而已，永远是人家的一个市场罢了。所以这样的想法，和我年轻时在弄第三世界电影的想法一样，根本是一套的。所以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就不办国际影展了。说不办那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同仁，都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已经习惯那种色彩光鲜亮丽的，习惯去膜拜，去教堂膜拜电影艺术。而我们把亮丽的东西丢掉，去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尘，到阴暗的仓库里去挖，去找台语片，大家都觉得你不可思议，简直是疯了！但是，真正会去想所谓殖民与被殖民议题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就是这样，在非常辛苦的情况下去挖掘，把老片子整理出来重新推出，让民众有机会接触老电影。没有想到这一看不得了，也许是情绪压抑了太久了，随著影片宣泄出来，我自己看了都吓了一大跳，观众的反应之热烈。就是说，证明了自己的判断没有错，因为你切中了时代的脉动。台湾经济主导了发展，是获得了很多，但也失去了更多。所以说资料馆这八年做了很不一样的事业，就是从第三电影这样的理论出来的。它所思考的，就是殖民与反殖民这样的问题，所作的就是为了这个时代里的弱势平反。
　　所以你说关于电影艺术，我当然尊重它有表达个人情感的价值与创作类型，但是对于我自己现阶段来讲，我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改革的工具。也是因为在电影资料馆有这样的经验反省，然后又有机会在这学校要成立的时候，被请去做些发言，所以讨论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提供出来。我认为现阶段，纪录片是符合台湾需要的，最能够和台湾社会的脉动结合，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个，它可以做记录。台湾社会变化太快了，在这样快的速度下，几乎没有办法留下什么资料。我在做电影资料馆的馆长就有这种深切的体验，一直觉得没有资料，没有资料就不能有自己的研究和见解。所以纪录片对台湾这么快速变迁的社会，可以直接去做记录，先不要谈改革，起码让这个社会先有记录。
　　然后，第二点，它是人民表达意见的声音。它最方便嘛，就像你提到的，当工具越来越轻薄短小，越来越便利，人民可以很轻易地拿起这个工具，把他想的、看的，表达出来。在社会变化的当中，他可以有一个方式直接参与这个变化。他不会永远是局外人，他也是制造历史的一份子。这事实上对台湾民主化的历程，是有正面意义的。民主就是要表达意见。这个就可以训练人民有表达的、参与的能力。
　　再来就是（第三点）层次再高一点，就是我们谈到的社会的改造。摄影机提供了一个途径，不见得革命就是要流血，摄影机就是一杆枪，一支笔，摄影机可以记录，传播，更可以扩大再生产，累积人民的经验，改变一些事情。因为这些想法，我觉得纪录片在台湾现阶段，比剧情片更需要。
　　年轻的时候很单纯，傻傻的，就是傻的可爱，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要干嘛，只有想到台湾，要为台湾做什么。那时候觉得台湾需要这个，就花了好几年到处找啊，拷贝啊，买啊录啊的，事实上在美国就已经做了个资料库，在那里的校园里大家就轮流去看，好多老朋友都还记得这种事情。
　　
　　
　　
　　前言及上篇摘要台南艺术学院音像纪录研究所在1996年开始招生，是台湾目前唯一的纪录片研究所。走进音像所的走廊，你会在布告栏上看到一张和一般影像学校不一样的课表：影像理论、创作课程和社会运动、社区经验、政治经济学、文化批判..等等课程并列，在台湾的艺术教育中，音像所清晰的性格使我相当好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影像研究所？为了了解音像所成立的背景，四月中我到音像所做了些访问，采访了学生口中的「老井」--亦师亦友的井迎瑞所长。在这采访的上篇，所长回忆了他的影像生命历程，拍摄纪录片的经验，年轻时搜集第三世界电影与纪录片的心得，以及后来担任电影资料馆馆长时，毅然割舍掉主办国际影展的业务，一头埋入老台语片的挖掘工作.... 「在资讯还很封闭的时代，透过国际影展可以看到国外的世界，这是很好没有错。问题是，迈入八○、九○年代，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历史观的话，我们就永远是殖民地而已，永远是人家的一个市场罢了。这样的想法，和我年轻时在研究第三世界电影的想法一样，根本是一套的。所以才会做这样的选择，就不办国际影展了。说不办那时候，有很多的朋友、同仁，都觉得很不习惯，因为已经习惯那种色彩光鲜亮丽的，习惯去膜拜，去教堂膜拜电影艺术。而我们把亮丽的东西丢掉，去搞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跑到地下室去搞灰尘，到阴暗的仓库里去挖，去找台语片，大家都觉得你不可思议，简直是疯了！但是，真正会去想所谓殖民与被殖民议题的人，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干什么。」正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做了八年电资馆的馆长之后，井迎瑞收拾行囊来到台南县官田乡乌山头水库旁的矮丘陵地上，和学校工地一起从头开始。
　　
　　■音像所为家的「老井」井：我觉得我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了学校和学生奉献一切。对学生来讲，我又像老师、又像朋友、像工友、又像父亲，什么角色都要扮演，什么时候你都可以找到我。但是，你越是期待他是个什么样的方向，他就....（学生拍出的东西有时让他错愕）。可是这是事实啊，你必须要接受。我现在比较会用平常心来看，换个角度想，是我被他们教育，我也在成长。我不会再那么一厢情愿了，不会像当年搞第三电影的时候那样浪漫热情，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火红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怎么办呢？难道就失落了吗？只好用平常心来看嘛。去年看同学的作品的时候，我突然变得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些东西。我本来期待经过了这样的课程设计，这样的努力耕耘，把学生当作朋友的交往，结果拍出来的，不但内容上不是，形式上也不是（原先期待的那种东西）。他根本就是在跟你开玩笑，挑衅你，你怎么办呢？你就要（把情绪）压下去，可是不是生硬的压下去，而是要体谅了解。本来社会就是多元的，还好不是全部（作品）都这样，（笑）这样就可以啦。也许学生是在尝试形式的创新，他想要尝试，那就去作。如果是一元的价值成为独断，那就麻烦了，我希望在音像所有多元差异的创作形态。纪录片不一定是功能性的发挥，也要有多元的发展，有记录历史的，记录社会的，发抒情感的，每一个类型不要变成垄断。有一群人做这样的，是因为他的出身背景与训练，或阶级的认同等等，因为不同的需要，就有代表他的创作类型出来。在我们这个所，虽然强调社会运动的一面，但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不同的专长领域，以及他对纪录片的想法。比如说张老师(张照堂)有张老师的特色，吴乙峰有他的想法，绿色小组有绿色的特色，不排斥在形式及美学上的尝试与创新，这个都会被尊重包容。像去年的同学的作品，也会有些挑战或者挑衅老师的作品出现，比如对社会责任或道德的想法，他们也提出质疑，（陈：有这样的作品？）有啊，而且不是只有一部，是好几部。而且不一定是正面与你的意识型态挑战，也许是旁敲侧击的，讽刺的，对纪录片的定义挑战，而这些都会被尊重。虽然大家都来学纪录片，可是不一定要对纪录片有同样的定义。有的人喜欢玩某一种东西，有的人突发奇想，虽然会让看的人一时很错愕，不知道怎么去评论他，可是这就是他对纪录片的想法，应该被尊重。这样的风气在所上应该还可以吧。目前一二届拍片的类型还很丰富多元的。所以我也在受教育，没有关系，学校的课程架构和机制是这样设计的，那么他多少会受到一点影响。我很积极地去设所上的片库，你看看，以后一定会有影响。片库是我多年累积的资源，我把我多年的经验都带到音像所来。我很刻意用心去设片库，我觉得片库是个根，就好像建筑师盖一个房子，不一定会马上有人懂，不一定会立即造福什么，可是那建筑会存在一百年两百年，那种影响，那种民众文化的形成会慢慢出来，出来到变成社会的一部份，就和社会不能分割了，我觉得片库就是这样。我那个片库里累积了几个很重要的收藏，将来都是很重要的资产。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往后的人会使用到它，出来一些论文报告也好，或是相关运用也好，这样的设计就对了。所以，这个东西，不急著一时片刻的，不是这一两天的，是很长远的东西。我有几个很棒的收藏，（很高兴得意的表情）你去了吗？陈：还没有。我没有钥匙。井：你去了会把你吓一大跳，我带你去看。这就是在台南的一个好处，我可以不受干扰，不会一天到晚有记者、学者啦、政界的什么人来拜访啦，可以安安静静的做事，没有人吵我，然后让它慢慢成形。在我们所里，我也会和老师讨论音像所的办学理念，让它在授课时变成方向，或者在作品发表的时候，提出意见，那都是在做沟通。再怎么样，我就住在这里，学生天天都会看到我，我跟他们的沟通不只是透过口语的，我做的事情也是沟通，我找了什么人来演讲，设计了什么样的课程，搞了一个什么样的片库，这些东西都是非口语的东西，是要让他们看。  
　　 ■音像所学程的设计井：我们是理论与实际并重，实际的就是拍片的技巧，如何摄影、剪接、做田野、如何录音等等，变成一个可看的作品，在技术上要花些时间，我们的教程是三年，每一年都要有一个作品出来。为什么设计为三年？技术上的课程好办，但是有些观念的养成，需要长一点时间琢磨琢磨。理论上像美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甚至对台湾社会的看法，怎么去观察台湾社会的变化，台湾社会研究，社区发展，政治经济学，用生产关系来看台湾社会的发展，这些都是观点的问题。在我们主观的想像，这些对学生都会有帮助。来学纪录片不仅是要学怎么拍，还要知道要拍什么。不只是技巧，我们还希望学生可以学到怎么看问题，了解台湾社会的变化。一个纪录片工作者至少要有他的看法。拍片也不希望仓促，因此从理论到实际这样一算，起码要三年。至于影片(film)这种创作媒材，到底现在要不要再来学它？这可以讨论。有的人觉得没有必要了，有的人已经不再考虑使用了，现在很多人拍纪录片或者新闻片都用录像(video)直接在非线性剪接上剪辑。可是我觉得这里毕竟是个影像的学校，对影像的创作媒材应该要有多一点认识。电影还是有电影这个媒材的价值、观念、美学，是一个学影像的学生需要了解的。因为影像创作的发展是从影片发展来的，让学生接触多一点不同的媒材，知道影片的历史、知识、美学与影片的感觉，使用影片是什么感觉，什么态度，有了影片的经验我觉得会很珍贵，之后转向其他的媒材，会更扎实，所以要早一点学，太晚就来不及了。因为一接触录像，创作者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录像太便利了，很方便很直接，有著与影片完全不同的价值。而影片仍然维持著手工的细腻，那种feeling，所以我希望让同学尽早接触。陈：如果用纪录片从事社会批判与改革，势必越来越不可能使用昂贵的影片作为拍摄媒材。这对于你这样一个正统电影教育出身的工作者而言，会不会有挣扎矛盾，有没有可能就此割舍影片这样的媒材？井：当然会有挣扎，不过冷静思考以后，经历过自己创作实践之后，会发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素材，它们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思考方式。这样想了之后，就会发现不会成为问题。录像是为了沟通方便而出生的材质，所以它的传播快速，作为意见表达的方式，会非常个人化、平民化、很便利可以成为运动的工具，对于教育推广，群众的意见的交换沟通，非常直接快速。但是它不深刻，为什么我这样说，第一个它创作太方便，不耐看，因为太便利，常常是资讯的传递，看完就算了的东西，有点像传单，因为很容易很快，功能性强，很快就得到讯息，但是它不够深刻。第二，它的保存年限有限制，传播的时间不够久，这会影响它的深度。但这不会影响它的价值，因为它的价值就是流通快速影响力大，你想想看一卷录影带的传递和电影放映有多大的不同，录影带可以很快造成群众的意见，形成群众的文化，很快很便利。影片的东西则有它的麻烦，它不普遍，无法做到个人化，没有沟通的便利，放的时候又要放映机，放映师，麻烦。也正因为它需要某种机制才能拍片，所以它需要精打细算，要深入细致的思考，你必须要字字斟酌，就像作文章一样，要很精准的东西。就这种生产特色来讲，需要思考更周延，这是因为媒材的特色，会比较有深度。保存的年限很长，一百年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需要严肃的深刻来探讨的重大事件的纪录，用影片这样的材料比较好，因为保存年代久，可以在很久以后仍然发挥它的价值。还有画质的问题，所以站在史料来思考，国家档案、文化资产、重大事件，国家重要事件，就要用影片。所以经过我的实践，我觉得两者不会有冲突。我待会带你去片库看你就会知道，那些东西，正因为它是用影片拍摄的，所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它还会以基本的画质保存下来，那些可以说都是国宝的东西。换言之，只有影片才有机会变成国宝(珍贵的史料），录像就没有办法。陈：本来是没有冲突的，可是站在成本上来想，贫穷的工作者想要取得媒材，就只剩下录像了。是吗？井：现在的台湾社会好像不那么贫穷了（笑），现在的学生都很有钱。我们那个徵求工读生的告示贴了半年也没有人要来整理片库。我想，经过第三世界电影想法的洗礼的人来说，影片确实是昂贵的拍片工具，可是成本可能是一种神话，不见得是如此，经过了精打细算之后，你还是可以控制。所以这是观念的问题，你要有那种纪律，但又要有那种自由度。纪律就是你拍片不要随便乱拍，但是你又要有那种自由度去表达个人随性自由的意念。拍一部片，不必然是那么昂贵。培养敏锐度，想清楚，有可能是一比一的比例，怎么拍就怎么用，言下之意就是这样。  
　　 采访后记在访谈后，所长带我去参观他费尽心力经营的片库。片库的入口处陈列著英国BBC的纪录片，不过所长说这没什么，这是有钱就买得到的东西，我让你看看真正的宝贝。于是我看到了他当年在电影资料馆时搜集到的老台语片，其中甚至有些从国外（如英国）再把我们的电影买个拷贝回来。我问为什么我们的东西到英国去了？于是所长帮我上了一堂殖民与被殖民的课程。他说，你去看看那些殖民国家，他们是很大气的。为什么这样说，从殖民国家开始展开殖民的侵略以来，他们派出了知识份子，派出了传教士，派出了和平团、甚至探险家，研究者，以各种方式进行研究殖民地的工作。这样的国家他们会重视殖民地的档案，会注意殖民地的史料、文献、甚至连电影都带回去研究收藏。但是殖民国家所作的这些工作，终究总的就是为了殖民的目的。他必须将殖民地作为一个「他者」这样的研究，以达到他完全掌控掠夺的目的。然而在这些台语片国宝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则是堆置在片库一隅，装在数十个蓝色的塑胶篮里的电影胶卷，所长以一种老博物馆管理员的口气对我说：「你读那个标签，你读读看，看那上面写些什么？」我低头看，一卷一卷去辨识著。有些片子还有白铁片盒，有些则没有包装地、沾著灰尘地成堆堆置著。上面都有标签，其中一卷这样写著：「台湾电视公司，56年11月26日：国际大事」；或者「某年某月某日：竹东铁路通车」、「某年某月某日：魏道明特使来台」（这表示是光复初期，国民政府的特使到台湾来交接视察之类的纪录）。所长告诉我，这成堆的电影底片，都是从台湾电视公司的仓库中，费尽心力找出来的。当年电视台还没有使用电子摄影机拍摄之前，每天用16厘米电影底片拍摄的每日新闻，从民国50年到76年左右，总共有一百万尺，保存了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细腻的常民生活与社会大事纪录，都在这里。所长一一细心地检视著这些底片，眼神专注珍爱注视著他的珍藏。只在偶而的一个片段说：「唉我们的那些电影青年，都去崇拜研究著高达和楚浮，把这些东西都丢到脑后，整天抱怨来抱怨去的。」走在片库的走道里，我忽然听见他轻声地这样地喟叹。忽然间觉得很难过，觉得这是一个相当沈重的镜头，对于我这样一个也不算新世代，但是几乎远离了历史感的年轻人而言，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史料收藏者以及一个本土纪录片推动者的心情，那埋头在灰尘与仓库中的工作，对我而言，想必还潜藏著某种我尚未完全明白的文化工作者的安静态度与艺术观、历史观。他是如此相信这些罗缕记载著台湾脚步的胶卷，将来，必定会成为母国文化中重要的基础。所长规划将来这个片库将有三个主要的收藏，一个当然是他搜集整理的那些台语老电影，第二个是这些台湾的每日新闻史料，第三个就是即将要入库收藏的绿色小组拍摄的两千多支，见证台湾民主化过程的社会运动录影带VHS母带。台湾史的往昔，沈默地堆置在台南乌山头水库丘陵地上的一间仓库里。如果没有人有这样的思考，它其实已经满是尘烟地被遗忘在电视公司的一个角落，将来没有人知道它们整批去了哪里，也许一把火，从此被这个善于抛弃的社会彻底遗忘。而有人费尽心力将它们都带到这里之后，未来呢？身为年轻世代的一份子，我很清楚我所受的教育与成长过程中，缺乏历史感这种美感与珍视的感情，在今天之前，我并不真正了解挖掘的意义，而此刻，却无意中触碰了挖掘的虔诚态度。在仓库里，我被这种态度震撼。这种意象，无可避免地沈重起来，面对这些历史底片，我几乎没有办法言语。我觉得这里面还有许多我尚未能了解的人生智慧，忍不住问所长，难道不会觉得孤独吗？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表情是很祥和平静的，所长说在电影资料馆的努力之下，他觉得这个工作经过数年不少人的共同努力，多少已经做出了累积，回头看觉得蛮欣慰，他并不觉得孤独。但是我，成长于80、90年代的我，则因为了解我身上具有那种不珍惜、没有历史感的特质，而忍不住忧虑了起来。我想我这种悲观，恐怕也不是所长那个年代的人可以了解的。  
　　本文刊于南方【全景映像】第六期 (1998.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