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观的若干思辨

苏鸣

作者：李苏鸣

    语言观并不神秘，只要我们在运用语言这个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我们就总会从一定的角度、依一定的目的来审视这个平凡而又神秘的工具。一个刚刚解开汉民族语言某种现象“迷底”的外国学生惊叹：汉语真奇妙；一个刚刚接触西方语言的中国学生感叹：洋文真难学。这里的“惊叹”和“感叹”都是对某一种语言的粗浅评判。当然，这种评判算不上系统、科学的语言观，但它们又的确是在一定语言观的影响下得出的，因为“奇妙”和“难学”都是在与自己熟知的母语比较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当你掌握了某一种语言，你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了对这种语言的基本看法，即建立在掌握了一定的语言基础上的语言观，并用这种语言观去审视和评判其它语言现象。对语言观科学、全面的诠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一、语言观是对语言体系的基本看法
    语言观是人们对整个语言体系的基本的看法。系统的语言观包括对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发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问题的认识。
语言观人皆有之。只要你在使用语言这种人类思维的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你就不能不对你所持有的这个工具产生一定的看法。人类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行为的形式；社会学家认为语言是社会集团成员之间的互相作用；文学家认为语言是艺术的媒介；哲学家认为语言是解释人类经验的工具；语文教师则认为语言是一套技能。语言学家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表述了各自对语言的不同看法，有的认为语言是社会现象，也有的认为语言是自然现象；有的认为语言是物质的，也有的把语言看作是精神的。不但专家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目的出发，产生了对语言的种种认识，就是普通的语言使用者甚至聋哑人，也会从各自的理解角度来认识语言这个工具。比如，一个刚上学的儿童，可能认为语言就是念的书、写的字；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可能认为语言就是说出的话；一个聋哑人，可能认为语言就是哑语所取代的东西。总之，无论你是不是语言学家，当你面对“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你总是会从自己的理解角度来描述语言这个你十分熟悉的工具。
    语言观有自觉的，也有不自觉的；有系统的，也有零散的。自觉的语言观是在一定的哲学观点指导下，有目的地分析、观察语言现象，从而得出对语言总的、根本的看法，并主动地用这个看法来指导语言运用实践。不自觉的语言观是在语言运用实践中，无目的地对语言产生种种零散的、不稳固的看法。语言观的异同并不取决于人们所掌握和运用的语言的异同。以“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为例，同是使用德语，马克思认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洪堡特（W.Humboldt）认为“语言是构成思想的工具。……语言是连续的精神活动，力求把声音转变为表达思想的工具。”黑格尔(G.Hegel)认为“语言是狭义的理性活动，因为语言是这种活动的外貌。”施莱赫尔(A.Schleicher)认为“语言是思想的有声表达，它通过声音表现出思维的过程。”同是使用英语，萨丕尔(E.Sapir)认为“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用任意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进行交流思想、感情和愿望的非本能方法。”乔姆斯基（Ａ．Ｃhomsky）认为“语法才是造成语言现象的原因和根据，只有在对语法做出充分的描写后才能对语言做出科学的解释。”可见，对于“语言是什么？”这个古老的问题的回答，并不因为认识主体持有共同的语言工具而必然趋于一致；同样，也不因为认识主体持有不同的语言工具而必然产生分歧。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和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一认识，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语言学家中，已被相当多持不同语言工具的学者所认同。
    二、语言观是世界观在语言问题上的映射
    语言对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动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德国语言理论家和政治家洪堡特在他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中考察和论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处在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语言并使用语言来认识世界。他认为，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入自己的语言，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Weltansicht)。洪堡特说：“……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外在的对象只有通过概念才会获得真实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对事物的主观感知，都必然转移到语言的构造和使用上来。因为词正是从这一感知中产生的。词不是事物本身的模印(Abdruck)，而是事物在心灵中造成的图象反映。由于一切客观的感知都不可避免地混杂有主观成分，所以，即使不考虑语言的作用，我们也可以把每个有个性的人看作世界观(Weltansicht)的一个独特的出发点，但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语言而达到世界观。……由于在同一民族中，也有一种相同的主观性在影响着语言，因此，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确是事实，因为每种语言都包含着一部分人类的整个概念和想象方式的体系。掌握外语的成就之所以没有被完全清楚地意识到，只是因为人们或多或少总是把自己原有的世界观，或者说语言观，带进了一种陌生的语言。”尽管洪堡特的论述中所指的“世界观”与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不尽相同，但他把语言置于具体民族文化背景之中，进一步考察了语言在人们认识世界和处理事物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观点后来引发了许多学者的探索，其中最为著称的是萨丕尔(E.Sapir)和沃尔夫（B.L.Whorf)的“语言相关论假说”，以及魏斯格贝尔(L.Weisgerber)有关语言创造出“精神的中间世界”的论述，这一派语言哲学家一般被统称为“新洪堡特主义者”。８０年代，中国学者申小龙更明确地阐发了语言观与世界观的这一关系，他说：“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和制约着民族世界观（一种文化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维方式。”申小龙不但表述了语言制约着世界观的形成，而且把语言观看作是世界观的“映射”。世界观也制约着语言观的形成。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根本的看法，其基本内容包括：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是发展的还是静止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世界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就是哲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在某种世界观支配下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尽管许多人并不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世界观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不同，逐渐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在人类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不同的世界观，必然产生不同的语言观。就拿对语言本质问题的认识来说，语言学中自然主义学派的观点，就是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这是语言学上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的语言观则认为语言是在人的心灵或“精神”结构中充分形成的功能系统，把语言看作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人的一种精神的表达和外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观对语言本质的把握是唯物的、辩证的，认为语言不是自然现象，不是个人现象，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现象，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中，社会现象不是属于上层建筑就是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的总合。很显然，语言不属于经济基础，因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与经济制度、生产关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机构。什么样的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而语言不是在某一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不是由某一阶级创造的，是在社会历史全部进程中为全社会所创造的，它一视同仁地为不同的基础、不同的阶级服务。因此，语言是一种既不属于上层建筑，又不属于经济基础的特殊的社会现象。从对语言本质问题的不同认识中我们不难看出，世界观制约着语言观的形成，有怎样的世界观，也有怎样的语言观。
    三、语言观包容了对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
    洪堡特在他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有这么一段精避的论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我们从赫德尔的著作里也可以找到意思与此十分相近的表述。“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这些论述强调了语言是一种民族现象，各民族的语言在结构形式、意义内涵上有所不同，一定的民族语言与一定的民族性和文化特征相维系。换言之，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心理认同的表征，同时，也对语言观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那么，语言观是怎样包容了对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呢？下面我们就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其一，语言要素的民族性制约着语言运用观的民族性。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过：“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各民族的语言要素所具有的“美的资源”是各具特色的。以语言为例，汉语是声调语言，而汉语声调又是由语音的高低、升降、长短构成的。汉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就充分运用了这个“美的资源”，不仅诗、词、曲讲究平仄，连散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平仄两类声调配合得好，读起来铿锵而有节奏，显示出语音的音乐美。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长短音的区别是很重要的，希腊诗和拉丁诗的节律就用的是长短律。在英语和俄语中，轻重音的区别很重要，英国诗和俄国诗的节律就用的是轻重律。又如，汉语的量词十分丰富，除了一些固定的量词外，汉语还允许临时借用其它词类来充当量词，造成特殊的文学表达效果，如“一叶轻舟”、“一弯月镰”、“一线希望”等。而英语中除了有些能表示计量单位的“表分词”(partitive)外，没有汉语这么丰富的量词。汉语中许多有特殊修辞作用的量词，一旦翻译成英语，往往原有的情趣就起了变化。试比较：
     例1：
    （1）约一炷香的光景。
    （2）the time rorghly meeded for burning off a stick of incense.
    例2：
    （1）斤斤计较
    （2）haggle ever every ounce.
    例１和例２中的英语译文显然远不如原文那样形象、生动、简洁了。由此可见，语言运用观实际上必须受制于语言的民族特征。
    其二，审美意识的民族性制约着语言运用观的民族性。历史表明，各个不同民族的审美理想，既有着客观的共同要求，又有着民族的显著差异。在同一民族中，传统的文化艺术、美学意识对语言的文学表达方式影响极大。比如，中国画讲究含蓄，体现山水画的意境往往运用“留白”手法，虚拟的艺术空白留给观赏者一定的想象余地，而西洋油画则浓涂厚抹，不留空白，以“实”见长。在语言的运用上，中西也有类似这样的不同的修辞情调。中国小说常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而神情毕现，以极简省的笔墨集中画“眼睛”，追求形神结合，而重在神似的风格。而西方小说则往往有大段的环境描写和心理剖析，造成委婉、细腻的格调。另外，对一些客观事物美学评价的民族性，也直接影响到语言的文学表达方式。仙鹤在中国是长寿的象征，而在法国却是蠢汉和淫妇的代称；中国人誉之为国花的梅花，在日本却是犯忌的不祥之花，诸如此类的例子是很多的。这些美学评价分歧的事物一旦入喻，就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汉族人以“狗”作为喻体，多是用来比喻寡廉鲜耻之徒；而英国人则往往把狗比喻为朋友：
    例３：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鲁迅《“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例４：Dlg does not eat dog（英语成语）
    例５：love me, love my dog.（英语成语）
    例３取“狗”作为贬义的喻体，以揭露反动文人的本质。例４、例５中的“dog”（狗）却都具有褒扬的喻义，例４意为“同类不相残”，直译为“狗不吃狗”；例５相当于“爱屋及乌”，直译为“爱我而爱及我的狗”。同一喻体，在不同民族的文学语言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喻义。
    其三，生活习俗的民族性制约着语言运用观的民族性。审美理想上的民族性，主要是来源于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共同生活，正是在这种悠久深厚的生活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民族的艺术所共有而区别于别的民族艺术的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文学语言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生活习俗的制约。蒙古人不用海浪而用天上的白云比喻草原上的羊群，是因为他们远离海岸，而对草原上空飘动的白云熟悉；藏族人不用黄河而用雅鲁藏布江作喻；多山的国家常用山鹰比喻人的性格……试比较下面两组比喻：
    例6：
    Ａ．解放军，插秧的雨，三伏的风。（汉族江南民歌）
    Ｂ．见到你们，就象沙漠滩中的旅人见到清沏的泉水。（塔吉克族民歌）
    例7：
    Ｃ．莫学米筛千只眼，要学芭蕉一条心。（壮族民歌）
    Ｄ．走马随着缰绳，苦恼的心跟着你，海骝马随着嚼子，热爱的心跟着你！
    Ａ、Ｂ两句同样是歌颂人民军队，但Ａ句充满着浓郁的江南水乡气息；Ｂ句则是塔吉克牧民从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而抒发的情感。例７中的Ｃ、Ｄ两句同样是比喻爱情的坚贞，但壮族民歌中的喻体“米筛”、“芭蕉”很富有南国风味；蒙古族民歌则以“走马”、“缰绳”、“嚼子”入喻，体现了牧民生活的特点。由此可见，同一民族，由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以及历史传统文化、民族审美意识等各自复杂的联系和影响，语言观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深刻的民族烙印。
    结语：语言观是人们对整个语言体系的总的、根本的看法。语言观人皆有之，但有自觉的、不自觉的，系统的不系统的区别。语言观的异同不取决于人们所掌握和运用的语言的异同，而是世界观在语言问题上的映射。语言制约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活动；世界观也制约着语言观的形成。语言观包容了对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心理认为的表征，对语言观的形成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诌不通

基本同意楼主的观点，但觉得结语中“语言观是人们对整个语言体系的总的、根本的看法。语言观人皆有之，但有自觉的、不自觉的，系统的不系统的区别”之说有些疑问，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对整个语言体系的总的、根本的看法”呢？

苏鸣

谢谢高老师指点!我的有些表述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应该说，系统的、自觉的“语言观是人们对整个语言体系的总的、根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