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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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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9-9 12:52: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文出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
【原刊地名】西宁
【原刊期号】199403
【原刊页号】57 ̄61,80
【分 类 号】H1
【分 类 名】语言文字学
【作    者】王士元/张文轩/刘汉城
【复印期号】199501
【标    题】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断想




【正    文】
    (〖美〗  王士元著  张文轩译  刘汉城校)
   

      译者按:1989年5月,美国俄亥俄州大学举行了“东北地区首届汉语语言学讨论会”。本文是世界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为该会作的学术报告。文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有关汉语方言研究的许多理论问题,对汉语方言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和启发作用。
         


汉语方言的形成   

    本文想讨论一下作为汉语方言研究基础的一些理论问题。先说形成汉语方言的历史背景,再谈正在进行的一些方言研究。我觉得,这些研究,特别有利于说明方言是如何构成和如何演变的。
   
      让我们把扬雄所处的汉代作为出发点吧!因为扬雄撰《方言》在世界上开了语言地理研究的先河。中国在经验式语言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传统,而《方言》是其最早著作之一。其次是因为“汉”这一族名本身就正式产生于那个时代。今天区分现代方言及其说话人,都用的是这一族名。
   
      纵览中国史,一直存在着大规模的迁徒活动。有时为他乡优越条件所吸引,但最主要的还是迫于水旱兵饥之类的灾难。这是造成现代方言的动力。最常见的流向是由中原移往南方沿海的省份。
   
      迁徒活动最为重要的时期在汉末,即公元220年。后来几百年间,中原连遭历史上最可怕的旱灾。这些不幸加上了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的进犯。这种进犯通称为“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最糟糕的时刻在晋朝短暂的永嘉帝期间(307-312)。这就是“永嘉之乱”。此后,首都南移,由洛阳迁至建康,即今天的南京。人们为了躲避天灾人祸,往往全村一空,逃往南方。
   
     对汉方言的形成来说,这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时期。当然,从历史文献看,迁徒活动可以追寻到更早的时代。《诗经》的《周南》大约写于两千七百年前,说明当时汉民已在长江之南定居。其实,根据这类文献,我们可列出有关南方方言群最早发生的年代表来:
   
     吴方言:据《史记》所载,首次大规模迁徒,约在三千年前。周太王的两个儿子从中原迁移到了太湖地区,随从的人有一千多户。这一地区现代说的是吴方言。
   
    湘方言:现代湘方言可以追溯到楚国的远祖身上。商代甲骨卜辞中最早提到了他们。楚人本在中原河南的
西南部,后来在战国时期迁居湖南,导致了湘方言的形成。其最早形式保存在屈原的杰作《楚辞》中。
   
       湘吴二方言是保存中古汉语“浊塞音”这一重要音系特征的两个仅有方言,这表明它们长期保持着接触关系,其联系被晚起的赣方言、客家方言的波浪所阻隔。由于从中原向江西和南方迁徒,赣方言和客家方言切断了吴、湘二方言群之间的通道。
   
      粤方言:粤方言区曾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汉书》中通称为“百越”。他们同中原的首次重大联系发生在两千二百年前的秦始皇时代。始皇发兵五十万驻守岭南。一百年后,汉武帝正式建郡。可以想象,同中原的
这种早期联系导致了今天粤方言。
   
      闽方言:早在秦代,就设置了闽中府,福建在名义上受中原管辖。但大规模地向这里迁徒,可能起因于四五百年后的五胡乱华、永嘉之乱之类的事件。可以相信,大多移民来自吴方言区江苏、浙江,而不是直接来自中原。另外,这些移民来自两条道路,一是陆路,一是沿海海路。这又导致了其中不同方言区域的形成。
   
      罗杰瑞和海祖麟在近作(1976)中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他们在闽方言词汇中发现了澳亚词。据推测,发生时间在汉民由吴方言区或中原进入闽方言区之前。罗杰瑞(1989)还揭示了闽方言词汇中汉语词的
三个层次。它们分别同汉、南北朝、初唐三个朝代间的迁徒相对应。了解了中国史上众多的大规模人口移动浪潮,就可认为这种多层次状态正是南方方言所具有的普遍情形。对语言证据划分层次,既是研究闽方言的好方法,也为其它方言群的研究提供了范例。
   
      赣方言和客家方言:这两种方言从中原南移的时间肯定晚于上面四种方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赣方言区在扬雄笔下是空白。周祖谟和瑟鲁思(Serruys )各自研究了《方言》后指出,该地区居民十分稀少。这里的迁徒浪潮隔开了吴、湘二方言间的纽带。江西中部的赣方言特点是“吴头楚尾”。这一说法反映了它在吴、湘二方言之间的中介地位。
   
     客家人,如其名所示,在其住地很难找到一处肥田沃野。客家迁徒最晚,沿路的上等土地都已被早到的汉民开垦了。其祖先为了寻找好地方曾多次大规模地迁移。尽管客家人在广东东北部比较集中,但其大半分散在六个方言群中。他们不论相距多远,都保持着一种强烈的种族意识和语言上的一致性。客家人忠于自己的言语,有这样一种说法:“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凭借这种迁徒史,我们可确定上述方言的相对年代次序:吴、湘、粤、赣、闽、客家。可是,这些遥远的迁徒踪迹基本上被后来更大规模、更持续不断的开发淹没了。后来的一些开发仍以北方为源泉,而其它的则是南方地区自身之间的旁交横贯。
   
     迁徒史的研究,对语言和各种文化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决不可奢望由它确切揭示出这些方言间现今的亲属关系或这些方言同汉语早期形式的关系。譬如,尽管粤方言区最早迁徒时间要比《切韵》早八百年,可是广东音系同《切韵》音系却十分相符。另一方面,闽方言却具有许多《切韵》前的特点。例如,绝大多数方言中象“飞”、“饭”之类字的声母是唇齿音,可是在闽方言中却是更古的双唇音;绝大多数方言中象“猪”、“长”之类字的声母是塞擦音,可是在闽方言中却是更古的纯塞音。而历史表明,闽方言区的迁徒是相当晚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努力用计量方法确定这些方言间的关系,最为突出的是郑锦全(1989)的工作。他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由其分析得出的树形图,建立在为分析而挑选出来的一些语言特点之上。这些特点有单词、声调、声母方面的,也有其它方面的。但是,这些树形图与方言区迁徒史的时间顺序不甚相符。例如,在树形图上,与官话方言紧挨着的是与其它南方方言相对立的吴方言,而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吴语区是来自中原的汉民最先定居的地方。
   
    方言区迁徒史与其当代语言谱系之间的龃龉引起了大量尚待研究的有趣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许多因素。这同新来者和土著居民言语间的语言结构差异有一定关系。在扬雄时代,汉语同北方的阿尔泰语、南方的澳亚语互相影响。这三种语言的结构类型极其不同。以后,随着汉民扩散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就成了各方言自身之学的相互影响,尤其是成了中原方言和那些特殊地区方言的相互影响。另外,这还关系到相互影响的社会具体环境。如军事征服、部队驻守、寻土谋生等。新来者也许是达官贵人,带来了发达民族的文化;也许是庞大的商队,发现了新的市场。不论怎样,当事人的数量、社会地位、以及当时当地是否禁止内部通婚等,都是重要的参数。
      
      要考虑的因素不胜枚举。我们即使能够充分考虑到语言、历史、文化的所有有关因素,也很难解释中国每个村落方言的每一元音。人类的行为一直复杂多变,远非物理学、生物学的著名定律所能预知。如果问题就在
于此,中国语言学具有可与世界任何其它地区相媲美的一系列良好条件来解决这些问题。
   

      下面集中看看使人们看清了方言发展的个别方言的研究。弄清了个别方言的一些关键细节之后,方言的整体面貌才能呈现出来。让我们从闽方言的声调演变这一特殊而引人的问题入手,然后讨论汉语方言语音的一种反常变化——湘方言中全浊声母送气——的发生。最后再看看性别和年龄在吴方言两个鼻化元音合并中的合作,从而对语言演变的微观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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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贴由 柴禾妞 于 2003-9-9  16:56 最后编辑 ]
 楼主| 发表于 2003-9-9 12:53:59 | 显示全部楼层
二、潮州声调演变再观察   

      60年代后期,谢信一提醒我和郑锦全注意潮州方言中的一种奇特现象,我们开始对潮州声调系统发生兴趣。明确讨论汉语声调肇源于沈约(441-513)时代。他分调类为四:平上去入。可看作是中古汉语调类。现代声调清楚而整齐地同中古调类相对应的要算温州方言,中古每一调类同温州的两个现代声调相对应。这两个声调是根据中古声母的清浊而分开的。
   
      谢君所指潮州方言的奇特现象表现在中古去声字上。这些字依想象在潮州象温州一样,作现代的3b调。可是,我们发现,《汉语方言字汇》中的200来个这类字中,只有100个字为3b调,其余100个却作2b调。我和锦全从《字汇》所提供的潮州方言的每一可能的特征中寻找2b调和3b调分化的条件,但结果是双手空空③。
   
     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这种分化没有语音上的条件,是通过词汇而扩散开的一种演变。于是我们把1972年拙作称为《潮州方言的声调演变:词汇扩散的一种研究》。由于200来个字的分化基本上各占其半,我
们推测,这一扩散正在“中流击水”。
   
      那篇文章末尾曾指出,这些平分的字在中古本是同音字,它们不断参与这一分化。例如“样”、“恙”尽管在《广韵》中是同音字,但现在已分别变成了〔iang-2b〕和〔iê-3b〕。可是,正如锦全后来所指出的,这类对子说明,那些元音鼻化现象只在3b调中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元音鼻化可能提供了一把打开声调分化之谜的钥匙。
   

      1972年拙作使潮州方言的这一现象终于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此后概念上也有许多进步。我和陈渊泉1975年曾合发一文,认真区别了语言演变的原因和结果。我们把原因叫做“启动”(actuation),把结果叫做启动“完成”(implementation)。
   
       后来我又明确指出,明白一种演变的启动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语音的,还是概念的,尽管是很重要的,但通过词汇扩散进程而完成演变,这一点是同样重要的。桥本万太郎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他说:“词汇扩散不仅能够解释语言内部引起的发展,而且也能解释由语言接触引起的发展”。
   
      这些概念上的进步导致了连金发(音)的研究。他善于条分缕细,归纳思想,提出了许多注明年代的潮州方言现象。其文对1972年的拙作所引起的争议作了有益的评论。他占有的资料比《汉语方言字汇》丰富得多。据分析,潮州方言的演变是通过来自北方的众多借词从外部启动的,结果引起了白读和文读的不同。但是,词汇扩散是在内部完成的,而且这一过程今天仍在潮州进行着。
   
      连君首先把汉语音节的三个成分——声母、韵母、声调区分为两个音系层次:一是白读层,二是文读层。上面已说到,罗杰瑞成功地区分出了词的四个时代层次,这里确定为两个层次,当然是一种简化。但是,这种简化对目下的工作倒是有用的。
   
       韵母方面看到的一大差异是,中古鼻音尾在白读层中由于其前元音鼻化而基本上失落了,在文读层中却基本上保存着。因此,1972年拙文谈到鼻化元音和3b调的关系时,指出了这些字为白读这一事实,尽管《字汇》没有提供这一资料。
   
      声调方面的一个关键差异是,白读层适如温州方言,有四系八调类(每系分为两类),而文读层只有七个调类。我们看到,文读层中的发展很象大多数中原方言,次浊上声与清音上声合并,而全浊上声与浊音去声合并。
   
     按传统术语,这叫作“全浊上声归去声”。这一进程开始已久。唐代作家已经注意到了,而且宋代的《韵镜》中明确指了出来。这一演变的最佳例子是普通话中的“上”字本身。当它用作上声名称时,读成上声,为降升调,而用作动词“上升”义时读成去声,为高降调。
   
      “在”字也是一个好例子。李白《行路难》“在、海”相协,说明八世纪的长安“在”字还没有发生这一演变。二百年后,李煜名作《虞美人》“在、改”押韵,说明也没有发生这一变化。但是,正如连君所言,“浊上归去”的踪迹可在韩愈、白居易、惠林、李涪等许多早期学人笔下发现。
   
      七调类的文读层进入潮州,肯定是在发生“浊上归去”之后;而八调类的白读层在这一合并之前就存在于潮州话中。连君用下列四字显示了这一重大差别。让我们先看看“表1”所示的白读层吧!其中“白1”行列的是这四个字的中古调类,“白2”行列的是潮州白读调类,“白3”行列的是潮州白读音段形式,“白4”行列的是这四个字。请注意,“雨、舅”二字都属中古浊上调,今同读2b调。下表用虚线相连,以显其同。
    (附图   [图])
   
      可是,在文读层中,两调合并已经发生,下表以两虚线连接,以示其合。1972年拙作第三表指出,中古“Ⅱ次浊”调的95个字中已有81个字潮州读2a调,而不读2b调,表明了“Ⅱ次浊”跟“Ⅱ清”的合
并结果。
    (附图    [图])
   
     表2用虚线所示的另一合并,即“Ⅱ全浊”与“Ⅱ浊”的合并,正是谢君提示我们注意的奇特现象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因为这两调类的字进入潮州的时侯已经具有合并一致的声调,所以都归入了2b调类。这使我们推测,也许被合并的“Ⅲ浊”声调值同那时潮州2b调类的调值相似。不论怎样,中古“Ⅲ浊”字的这种大
量汇入2b,无疑是这一声调演变的启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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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3-9-9 12:54: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三、潮州音节的杂交
   

      实际情况更为有趣。我们本以为2b调的例外字,都可追溯到中古“Ⅲ浊”调,而且它们只存在于文读层中,但据连君所述,这一情况复杂得多,如说一个字只属某一特定层次是讲不通的。原因在于这些不同的层次间经过几百年的密切接触后,存在着大量混杂成分。连君在下“表3”中所提供的材料很能说明这一点。
    (附图    [图])
   
     由这些材料可知每一音节都是杂交式的,而且三种成分,即声母、韵母、声调,所允许的组合,都能找得到。另外,要知道某一成分是文读,还是白读,须以具体的字来确定。例如,对“闹”字来说,声母〔n〕是文读,因为这一声母可追溯到中古音的〔n〕,而其声母〔l〕就是白读。另一方面,对“量”字来说,结论正相反,声母〔l〕是文读,因为它可以追溯到中古音的〔l〕,而声母〔n〕是白读。
   

     不管怎样,“表3”中除了头两行例子,其余音节大概都是潮州方言的内部演变造成的语言习得的各种层次,但说话人不可能意识到他的词汇中存在着各种历史差别。当然说话人或看作是古词的残留,或看作是新词的创造,可从两个方向作出类似语言学家的判断。总是在两个方向上拉锯。连君认为这种演变过程是一个双向扩散的过程。
   
      通过比较充分的透视,我们认识到,潮州方言声调演变的词汇扩散既启动于时代层次间长期的相互影响,又关系到改变音节基本形式的其它演变。如果在整个历史上中原言语以类似方式已渗透到了其它方言之中,那么,连君的这一经验也可以广泛适用于其它方言的研究中。只要其它方言词汇也有类似的不同层次,这是一个很有效的分析模式。(编者按:限于版面,本刊有删节)。


译者单位:兰州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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