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名跨语言应用问题探讨

霜叶红

作者：康志洪
来源：http://www.clal.org.cn/  

一、人名、地名的语际转换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翻译过程

1．  语义虽然是符号翻译的主要依据，但对于人名、地名语际转换来说却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音译能够大量取代意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2．  人、地名的意译不同于普通名词的语义翻译，前者只是名称多种语际转换形式中的一个选项，而后者则是唯一必然的途径。例如，法语中普通意义上的ivoire和côte可以分别与汉语的“象牙”和“海岸”互为译名，两者之间的可译性是先天固有的。但非洲国名“Côte d’Ivoire”与汉语的“象牙海岸”之间就不存在这种先天固有的可译性，因为前者是后者事实上的词源，严格来说，从“Côte d’Ivoire”到“象牙海岸”是一个语义借用的过程，而不是象ivoire到“象牙”那样的翻译过程。

3．  在跨语言条件下，特定人氏或地理单位的民族身份可能比他们名称的符号意义更为重要。语义翻译的结果可能使这种民族身份被遮盖。例如，试比较黄河的两个英译Yellow River和Huanghe River，后者显然较前者更容易使人联想到黄河的中国属性，意译的Yellow River则在保留了黄河的民族身份上似乎略逊一筹。

4．  在跨语言条件下，不仅人、地名的符号意义可能遭到舍弃，而且源语名称的一切表层形式（包括符号意义、语音以及符号的书写形式）对译者（这里指的是首译者）的约束力都可能是有限的，译者在对特定名称进行跨语言处理时事实上能够绕过名称的一切表层形式，从而直接面对源语名称的所指，并利用目的语的语言材料对源语名称的所指进行跨语言的重新命名。例如，英语的Chris Patten之所以能成为汉语的“彭定康”，与其说是译者对Chris Patten这个名称进行了翻译，不如说是那位末代港督本人被重新命名成了“彭定康”。

5．  所谓的意译和音译虽然是人、地名语际转换较为常见的方式，但却不是必然的手段。人名、地名的符号形式（包括语义和语音）也不是实现名称语际转换的必然处理对象，因此，人名、地名的语际转换不应看成是一个单纯的符号翻译过程。

6．  规范化，而不是语义翻译或译音的准确性，才是人、地名的跨语言应用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二、人名、地名语际转换的形式

1．  音译。音译实际上是语音的借用，可见于采用不同文字系统的语言之间的人、地名转换。

2． 意译。意译的实质也是借用，即对源语名称符号意义的借用。它通常用于采用不同文字系统语言之间的地名转换，而人名的意译已相当罕见。少数例外如：Tiger Woods® “老虎.伍兹”

3． 音意结合。可见于地名的跨语言转换，尤其当地名由所谓“专名“和“通名”构成时。

4． 误译。译者企图对有关名称进行音译（有时也有意译）时出现偏差，但这些偏差由于语言应用的规约性而得以在目的语交际中俗成。例如：Real Madrid®“真马德里”（皇家马德里），Ajax®“阿贾克斯”（阿雅克斯）；港式译名Deschamps®“狄更斯”（德尚），Barthez® “巴夫斯”（巴特滋），Jaquet®“绩机特”（雅凯）等。

5． 文字形态的直接借用。这种转换形式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相当普遍而且颇为有效的人、地名跨语言转换形式。例如，在英语与法语之间，在汉语与日语之间，人名和地名大体上是以源语的文字形态直接互相借用的。注：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汉语拼音的出现和它在各种领域日益广泛的应用使汉语有了一套辅助性的拉丁化书写系统，令汉语与采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之间形成一种奇特的“书同文”现象，说它奇特，是因为汉语人名、地名可以以汉语拼音的形式在这些语言中被直接借用。这种借用虽然与语音借用有些重叠之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书写形态的借用。

6． 跨语言重新命名。它所导致的目的语名称与源语名称在符号层面上已完全没有联系，这是跨语言重新命名与前面的几种转换形式最显著的区别。跨语言重新命名存在着三个问题。1）蓄意的跨语改名与“名从主人”的原则大相径庭，也是与当今人、地名语际转换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相违背的；2）历史上通过跨语言重新命名而导致过多的所谓“译名”，不仅为目的语带来了额外的词汇负担，也给跨文化交际和乃至外语学习造成了许多不便；3）虽然在跨语言的条件下人、地名符号形式本身（包括符号意义和语音）微不足道，但人、地名是有民族性的，特定人士或地理单位只有取得了本民族语言的命名后才有可能在其它语言中被指称，因此，通常人、地名在非本族语的指称方式也应当以本族语名称为根据，用目的语材料为源语名称的所指称的特定人氏或地理单位进行重新命名，难免有越俎代庖的嫌疑。

7． 历史译名。例如，法语人名与英语人名大多有共同的来源，虽然现在大多不能够互相对译（如：名为William的英国人在法语中通常仍必须称呼为William，而不能译做Guillaume, 法语的Jeanne也不能在英语中被称为Joan），但某些历史人物的姓名却必须对译（如：William the Conqueror对应 Guillaume le Conquerant; Jeanne d’Arc 对应Joan of Arc等）

  

三、语境问题

人名、地名的跨语言应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语境决定的。一定的人、地名语际转换形式必然要与一定的应用语境相适应。人名、地名的跨语言应用的语境是物质形式的，同时它也是一定语言使用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信念和价值观的反映。

1．   非接触性应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SL使用者与TL使用者在人、地名的应用上缺乏直接沟通，两者之间的沟通严重依赖少数的专业译员，名称的跨语言转换是单向的，或者在译者和语言使用者的意识中这种转换是单向的，换言之，名称一旦转换到了目的语，所谓的译名便不需要与源语名称之间进行核实检索，因而在译名与源语名称之间并不需要建立一套稳定、有效而且系统化的相互转换和检索机制。译员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有相当的发挥空间。一般来说，音译（无论规范与否）、意译、误译乃至蓄意的重新命名都能在这样的环境存在。

2．   接触性应用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SL使用者与TL使用者在人、地名的应用上能够直接沟通，而不需过多依赖少数的专业译员，名称的跨语言转换是双向的。即源语名称和相应的目的语名称之间必须有稳定、有效而且系统化的相互转换和检索机制，因而译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必然受到相当的限制，误译和蓄意的重新命名必然会导致交际的偏差，因而是不允许的。应该指出的是：非接触性应用环境和接触性应用环境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随着文化交往的深入，非接触性应用环境必然要向接触性应用环境过渡。

3．   传统的影响。由于语言文字差异的原因，中、西方在人名、地名的跨语言转换的认识和做法上差异颇多。在西方语言之间，不仅人名、地名（包括当中的通名），而且其它专有名词（如报刊杂志名、机构名称）也往往无须翻译，而是直接借用。而我国的翻译人员则往往有着强烈意译冲动，似乎凡能意译者均意译之。例如，在英语中提及法国报纸Le Monde时只需原文照搬（既文字直接借用）即可，但它出现在中文环境中却必须意译为《世界报》；基于我国传统的意译法，目前“《人民日报》”在英文和法语中分别是People’s Daily.，和Le Quotidien du Peuple。但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人民日报》”却只能有一种罗马化的拼写形式，即无论在英语或其它采用拉丁文字的语言中，《人民日报》均应为汉语拼音的Renmin Ribao。

4．  在两套语言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中的一方可能对另一方呈现出一种封闭和自我中心的态势，这对于人、地名语际转换的影响是显著的。例如，英语国家和西方对于中国人命名习惯了解十分有限，似乎有以自己的命名习惯来归化中国姓名的倾向，这样一来，某些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西方或西方影响下的一些中国人不得不对自己的姓名进行改头换面，有的把中国的姓在前名在后习惯归化为西式的名在前姓在后，有的则干脆为自己取基督教名（如Andy Lau®刘德华，James Song®宋楚瑜Charles Zhang®张朝阳等）

5．  国际大环境和政策干预。例如，联合国第三届地名大会通过关于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的决议，使中国地名在采用拉丁文字的语言中可以有一套统一的拼写法，而不再需要视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拼音法处理（例如此前沿用多年的汉英Wade-Giles拼音法和汉法l’EFEO拼音法）。

  

四、我国的现状与趋势

仍较为混乱而且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总的趋势朝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1．  由于认识上的问题，理论滞后，令法规规定相继出台后却难以贯彻。例如，中国地名的罗马化转写以汉语拼音为准，这已是国际标准，但时至今日有仍有人主张广州应以Canton相称。

2．  英语对于非英语国家人、地名进入汉语环境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国内长期推行的英语教学使人们似乎倾向于用英语的规则（特别是语音规则）来解释非英语国家的人、地名。这一点，前面关于误译的部分已有所提及。

3．  大陆和港、台一国三制，相互影响，既可能使各方得到促进，也可能使各方受到牵制。例如，台湾对汉语拼音与通用拼音的大辩论；广州的黄大仙如果要在英语中出现，究竟是Huang Daxian 还是 Wong Taisin？

4．  对汉语地名中的专名和通名在拉丁文字语言中如何应用，国内人们在认识上的差异颇大，虽然按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所谓的专名和通名都应一视同仁地进行文字的直接借用（例如“北京路”在英语或法语中使用都应拼写为Beijing Lu， 而不是英语用Beijing Road或法语则用 Rue Beijing），但这种做法不仅与国内翻译人员强烈的意译冲动相抵触，而且也与国内奉行的外国地名转换到汉语时应“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明确规定相左。

随着文化交往的深入，在各种人、地名跨语言转换方式中，跨语言重新命名和误译的外国人、地名将会在汉语中逐渐被抛弃，而传统的意译、音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专名音译，通名意译”的规定也将会越来越多地遭受冲击。尽管有法律法规的限制，但在汉语中直接借用拉丁化拼写的外国人、地名乃至机构名的情况将无可避免地趋向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