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我与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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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如龙
来源：作者惠赐

一 ，关于我的母语

     我的母语是福建东南部的泉州片闽南方言。我的出生地是南安县，前几年改为南安市。，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说，先有南安（隋设南安郡），后有泉州（唐设泉州），福建东南部的莆田、漳州、厦门等地闽语都是从泉州分出来的，福建之外的闽南方言则都是从莆田、泉州、漳州分出去的。可见南安――泉州的闽南话是最古老的闽南话。

      福建省东南沿海首先兴盛起来的是泉州，宋元之间那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马可勃罗记载，当时是“东方第一大港”。明清之间漳州的月港取代了泉州港的地位。1840年以后厦门兴起，成为闽南侨乡对外联络的港口。厦门话是从泉 .漳两州来定居的人所带来的家乡话混合而成的，大体上声母近泉州 . 声调近漳州，韵母两边各取一些合成。总的说起来，我的感觉是6成泉州腔 .4成漳州腔。

     泉州片方言又分为两种口音，东北片是沿海的晋江 .惠安二县市 .其余的泉州  .永春.安溪.德化.同安是另一种口音。南安大部分属后者，小部地区属于前者。我的家乡正在这0两种口音的交界处，所以我都能听到并加以分辨。其区别主要是鱼韵字和止摄精庄组字，泉州等 地读    ，和其他止摄字读 的有别，而惠安.晋江则混为  （如渠－其，去－气，资－脂，辞－时，使－死，士－是）厦门` 漳州同此；又，戈韵字（过.火.坐）和蟹摄一等（袋 .灾 .配 .退 .灰）和三等  的少数字（脆 .税）以及部分止摄字（如髓 .吹 .垂 .飞 .尾）读为  ，和麻韵齐祭韵的  有别，惠安 .晋江和厦门混为  ，漳州混为    。（如吹－差，尾－马，退－蜇，过－嫁，袋－帝，螺－黎）。我母亲原是洪濑人，是有央元音的，因为16岁就嫁到梅山来了，这里    占优势，不久就受同化了。

     我到泉州念高中时，不留心把“书家”（卫生）说成“之家”，“大尾”（大只）说成“大马”，就会被城里人取笑，并且夸张地说我们是“戏袭戏基洗袭西”（四十四只死石狮）的口音。我当时还真努力学习泉州音，总以为城里的话不至于像乡下音那么土。可是后来到了厦门念大学，很奇怪，这个大码头的口音有的反倒和南安音近而和泉州音不同。例如去－气不分，果－假无别。在词汇上还是南安 .泉州比较接近而和厦门不同。例如厮共－斗骨 手（帮忙），鲑菜－物配（下饭菜），  做得－  使得（不行），无用去－太去（别去）。这些方言差异引起我很大兴趣，我总想去解释它。有时小时候留下的一个问题几十年后找到了答案便会一阵惊喜。例如我老姑妈把“街 .鸡”说成   的音，我原先以为她没有文化，说话走音，上大学后见到《汇音妙悟》有鸡韵，1982年我在福鼎沙埕调查闽南方言岛时又听到了   的读法。1992年到了台湾听洪惟仁先生说台南也有    的说法，这才放心地把“鸡”韵定为    音。还有一个例子，小时候跟母亲去拜菩萨 .供祖宗时，母亲最后总叫我            （合掌作揖）音同“唱蚁”，我也以为母亲说的是土语，无字可写，后来读了《水浒》才知道这个音就是“唱喏”，日母白读为   又多得了一个例证。（燃 .耳 .肉）南安人应答时肯定说      （厦门说    ）我原也以为“土得无字可写”，不敢再说，后来才发现这个音正是《世说新语》常见的“诺”（在漳州说成      ）原来却如此古雅。

     30岁以前我从南安到泉州到厦门，一直生活在闽南。到了一处就学当地的闽南话，和不同地方的熟人在一起也用他们的口音同他们交谈，后来走到哪里就说哪里的话，经过不断地听和说，在闽南地区我大体可以辨别不同县的口音。

二，关于我的学习方言和语言

首先我应该提到的是学习普通话。福建省历来有推广普通话的习惯，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1，省内方言复杂，全省没有一种共同语，除了福州 、厦门在周围10多个省大体可以通行之外，其他方言区也没有共通语。  2，八闽文化崇尚正统，爱以“海滨邹鲁”自居，旧时读书识字也重视正音。雍正五年，鉴于闽粤方言复杂官员入朝不能通话，勒令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学正音。此后福建果然推行得不错，也编了一些《闽音正读表》（黄绍武）

     《官音汇解》（蔡伯龙）、《官音便览》之类的读物。到了清末，在维新运动中卢戆章、力捷三、蔡锡勇等人提倡文字改革，同时也主张推广官话。赵元任组织数人会推动国语运动。和福建相比，广东省这两条都显然有异，至今广东未能推广普通话，是有深刻原因的。在东南亚闽南人成堆的地区和国内故乡一样，自辛亥革命以来，儿童入学识字先教国音，后用方言“解说”，华侨中也有“推普”的传统。而在广东华侨成堆的地方，推行的却是粤语（如旧金山和吉隆坡）。闽粤两大方言是南方的古老而殊异的方言，但“推普”的不同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福建省，小学启蒙教育先要教注音符号及其所注的国音。当然老师和学生读的都很不准，但觉得那是很有意义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学国语、正国音当然是城里好过乡下，因为老师的水平不同，城里的老师见识广，接触普通话也多。我初中以前在老家学的普通话既没有唇齿音   ，塞擦音也只有舌面的一套，也没有撮口呼韵母。到了泉州开始有了舌尖前音；上了大学才知道还有那么多毛病。1954年我到北京俄专学了两个月俄语，开始时送衣服到胡同里给老大娘洗，听不懂她们满口的儿化韵和翘舌音，不久，自己的舌头也软化了，开始有了翘舌音。两个月后回来，有人表扬我学到了北京音，有人说我装腔作势，到过北京、就想表现一番。我往后就采取一种对策，到了北京或是和外省人交谈就留意一些，，在课堂上也尽量说得准些；和老乡交谈就随便一点。为了教别人学准普通话，我自己还下了工夫背过不少绕口令，朗读文言和白话的诗文也成了我的一种爱好。我的体会是学好普通话不但是教学的需要，也是研究方言的需要。普通话学不好（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研究方言就不能进行有效的比较，是一定研究不深的。

      从中学开始，语文课也学了一些文言文。我小时候，村里还有私塾，有些比我年纪大的农民读千家诗，顺“上大人”的帖子还叫我帮忙，我从小也便背了一些古诗文。到了大学古汉语和古典文学的课程不少，我学起来还蛮带劲的。不久我就体会到了说闽南话的人学文言文占了一些便宜。比方，《孔雀东南飞》里的“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唐诗的“妆罢低眉问夫媚，画眉深浅入时无，”用闽南话一读就很容易理解。至于押韵和对节律的理解，就更不用说了。全国统一高考之后，南方的学生古文题都答得比北方学生好，但是作文的分数却不高，因为他们用方言思惟，普通话说不好。但是论研究方言与古汉语的关系，却是南方学生要便当得多。后来，为了学好音韵学，我有时还写点旧诗词，尤其是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和朋友唱和的时候，可以增加许多情趣，所做的研究工作也不至于太枯燥无味。

     除了学古今汉语，我还学了几种方言，这主要是在大学里完成的。厦门大学是全国招生的重点学校，我们班的二十多位同学，除了本省各地的人外还有江浙、安徽来的。我首先学的是福建的莆田话和福州话，莆田从宋代才从泉州分出，离泉州只有100公里，说的话却是泉州人听不懂的，我要知道个究竟。后来学了点福州话，才知道莆田话就是泉州话和福州话联办的股份公司，两种话同时学才能学好。泉州话是我的母语，事实上只要学好福州话，莆田话便容易对付了。所以我重点学的是福州话。后来，我又向上海的同学学上海话，其中一位同学很以说上海话引为自豪，很愿意跟我说（班上还有两个上海人就不太爱说）并且不要我教他闽南话，所以我的长进很快。还没毕业时，我参加过一段时间工作，，出差去苏州，上海话竟然用上了。不但住宿、上饭店、问路没问题，连作调查时的对话也可以勉强对付。这个经历对我学习外地方言鼓舞很大。另外一位绩溪来的同学，我一次偶然问了他几句话，觉得他的话怪得很难捉摸。从那么怪的方言区出来，竟然有胡适之这样的大学者，我也便很想探探绩溪话的奥秘。可惜这位同学很不愿意说家乡话，总是坚持说着徽州腔很重的普通话。我心里想，与其说很不准确的普通话，不如干脆说方言，还更不致于难为情，但是对此他一直不认同，我也无可奈何，终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我学习方言的时候，语音方面是利用对应规律去推的，词汇上则是联系古今汉语多作语素的分析，常常想想本字是什么，不满足于语音的模仿。所谓对应规律，同是闽语就用我的母语泉州话去推，其他方言则用普通话的音类去推。当然模仿也是少不了的，而且很重要。上海话的变调，福州话的变声`变韵，我便是通过语词的模仿去掌握的，当时，并未去归纳音变的规律，只是自觉的模仿、自发的类推。要学好一种活的语言，我想单靠理性的了解进行类推，按规律去套是一定学不好的。如果以模仿为基础，加上规律的类推，学习的速度和效果一定都会更加理想。这其中我尤其要鼓吹考本字。学习方言词的时候，想想本字是什么，对理解和记忆都很有好处。若是进入研究阶段，考本字就是更加重要的锻炼了。我学福州话时就是靠考本字来了解它与古汉语的关系及其与闽南话的不同，有时还靠考本字来发现它和吴方言的历史联系。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学术研究的极好素材，印象特别深。例如“殆”,意思是”糟糕”,原来就是<论语>里的“思而不学则殆”。“加”,副词，更，同《孟子》说的“寡国之民不加多”用法相同.“复”,副词,又,见于《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路，徒固切）与闽南异,而于古有征；弄（小巷）驮（拿）、荡（落下）、转去（回去）、矮（低）则是同吴方言并见诸古籍的。
后来，我又因为调查方言和改变居住地学了一些方言。离开闽南后在福州住了20年，福州话自有不少长进。最后两年，借编福州话词典的机会又作了加深和充实，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母语了。有一次，去拜望一位阔别多年的80多岁的福州籍老师，整整两个钟头全用福州话听和说竟没有遇到障碍，当时还真有点得意，因为福州话确实是最不好学的方言之一。

     1959年我第一次调查客家话，头一个点是闽西的汀州府。长汀话的音系是客家话中最简单的，只有30个韵母、21个声母，5个声调，而且古今音类对应整齐，我当时正年青，大学刚毕业，工作劲头很大，学起来很用心，一个星期之后，我便可以用本地话和发音人交谈，（发音人是长汀师范的名师周晖老师，发音稳定而明确，工作十分认真）。上街也可以用本地话同人交谈。后来又调查了上杭话，1964年厦门大学一批师生到上杭参加“社教”，我用两天时间编了一本袖珍本《上杭话学习手册》，用汉语拼音为方言注音，收了数百常用方言词和几段短文。几天之中全校师生都在用这本小册子学上杭话，有的竟然下乡时便可凑合着用本地话和农民交谈。

     70年代以后，我在福建师大教书，多次到建瓯调查方言，有一次在那里举办全国性方言研究班，住了两个月，93年前后，又参加全国的“八五规划”（汉语方言大词典），同潘渭水合编建瓯方言词典，经过多次长时间的调查和为注释推敲、考本字，后来到建瓯时也勉强可以通话。

     最近的五年在广州生活，加上两次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共有6 年时间生活在粤语区。起先，对粤语区不热心“推普”，很有些反感，没下工夫学，后来体会到粤语区不推普是有历史文化原因的，作为一种重要方言，研究方言的人不学习是说不过去的。一开始学就体会到：果然“广韵，广韵，莫非广州之韵”！用广韵的音韵地位去推，我开始壮着胆子说。热情的香港人很喜欢外地人跟他们说白话，不相熟的人听到我的发音还蛮准确的，便正而八经的跟我说上一大串的话。有时连听带猜我还能懂几成，有时对方用的方言词一多，我便会摸不着头脑。有一次我问罗杰瑞，你的福州话怎样？他说：能说不能听。当时我很纳闷，以为学话总是先学听再学说，哪有能听不能说的？现在我理解了，先选好词`造好句，再用语音对应推字音，这就能说，说是主动的。听就被动了，方言词掌握得不够就硬是听不来。为了减少能说不能听的尴尬，我又通读了粤语词典，慢慢的就能说能听了。最后感到困难的是语助词，因为书上说的往往很简单，非长期捉摸积累不可。现在，一般的交际是可以对付了，只是方言词语还掌握得不够多，表达水平不高。考考本字，做一点小题目的研究还是可以的。
至于学习外国语，说来惭愧，先后学过英语、俄语和日语，但都没有学到手。归根结蒂是没有用心学。没坚持下来，没有把它和我的工作、生活联系起来。

三，关于我的研究方言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选定了研究方言和语言学的路子的。这一方面跟我从小所接触的许多方言实际并且养成了探求其中关系的爱好有关；另一方面跟当时国家提倡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文字改革有关。我感到研究方言与共同语（古代和现代的）的关系，为“推普””和文字改革服务，既是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又是实用性很强的事业，在学术上和事业上都大有可为。和研究文学相比，一不依赖灵感，二不受政治的干扰。和农村里种地一样，花多少劳动，其成果是可以预期的。当然，其中也有老师的影响。给我们上语言学课的黄典诚教授，熟悉音韵学和古代汉语，对方言也有很多很深入的了解，文字改革方面也很热心。后来我走的路子和他的路子大体上是一致的。

     大学一毕业，我就参加了全国方言普查，做的是闽南方言和闽西客话的调查。当时缺专业教师，一毕业我就上了几个年级的课，组织高年级学生学习国际音标和调查方言的方法。我自己先做过自己的母语的调查，把课堂上学来的和自己做过的说清楚了，组织低班的同学调查自己的母语或与母语相近的方言还是容易上手的。1959年，厦大中文系搬到福建省新建的钢铁基地三明工地办学，“语言专业队”的同学，除了调查方言还编扫盲课本，在工地上教民工学普通话、识字、学拼音，叫做“三结合”扫盲。因为是教老乡学话、识字，用上了方言调查成果，效果还很不错哩。有一次，文改会主任胡愈之来福建省检查工作，我去福州向他汇报，得到了他的赞扬。

      从1960年到1963年，我一面教书，一面整理方言普查材料，负责组织编写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当时这项工作是在语言研究所的指导下进行的。李荣先生曾两次来闽考察指导过我们的工作，并派了几位研究员（包括陈章太和张盛裕）来协助我们。实际工作则由我和潘茂鼎先生组织，黄典诚先生是业务指导。这几年，我分工调查了闽西客话的几个点，包括长汀、上杭、连城，后来还到过尤溪、将乐、邵武作些初步的复核。编写《概况》时我负责写闽西客话概况和总论的一部分，并为总论其他部分修改定稿。该书在厦门大学铅印内部发行，全书是我负责校订的。

      1963年暑假，《概况》讨论稿印好后，我们邀请了全国重点大学开设汉语方言学课程的老师来讨论这部稿子。大家对福建方言普查多所肯定，这就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参加这次讨论的先生有黄家教、詹伯慧、陈章太、施文涛、许宝华、张盛裕、王福堂等，后来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会后，我们几个《概况》主要执笔人合写了《关于福建方言的分区》一文在《中国语文》发表。我还把《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中抽出最有特色的两段重新搜集补充材料写成《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和《厦门话的变调和轻声》两篇长文，刊登于厦门大学学报。这两篇文章曾得到袁家骅先生的热情肯定。研究文白读和方言变调这在当时是具有领先的水平的。1964年，我和潘茂鼎先生专程到北京，住在语言所一个月，在丁声树先生和李荣先生指导下制定《福建方言概况》的修订方案。可惜，后来没有继续这项工作，因为不久“四清”和“文化革命”政治运动相继而来，业务工作陷于停顿。

      1973年底，我到了福建师大，便抓紧调查闽北和闽东的方言。在闽北，我是一个县一个县跑，每个点调查7－10天，不少点去过两次以上，有些县（如尤溪、建阳、南平`浦城）`建瓯）不止调查一个点。闽东则抓住有特色的点作调查（如福鼎、宁德、周宁）。有了对闽北闽东的了解，我便进一步做了对闽语的综合比较研究，后来和陈章太合作写成了《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两篇大论文，先后刊登在头两期的《中国语言学报》。这两文章中关于闽语的分区意见很快地就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写入各种教科书和百科全书。后来根据地方上编修县志、市志的需要，我先后为10多个县写了方言志（包括建阳、崇安、浦城、沙县、将乐、建宁、泰宁、明溪、三明、南安、晋江、仙游）。在福建境内我调查过的方言点大概不下百个。
1981和987年，我两次主办全国性方言调查研究班，第一次是受中国语言学会的委托，办在建瓯，第二次是受国家语委委托办于泰宁和厦门。我负责讲课并辅导各省来的学员记自己母语的音，借这个机会我又接触了许多福建以外的各种方言。
1987年起我招收方言学硕士生。在训练他们调查过自己的母语之后，我每年都带他们下乡做调查，让他们参加我的研究计划。在福州期间先带着两届三名学生（万波`邵宜`练春招）调查了36点客赣方言，后来又取得与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先生的合作，编成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以后又组织另一届两名学生（庄初生`严修红）调查了福建境内的各种“双方言”现象，写成了《福建双方言研究》一书。

       1993年我转到暨南大学，不久招收了博士生，前后10几名博士生先后参加过我组织的几个课题：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语言研究、粤西客家方言研究和广东省方言地图集。前两项编成的专著都正在印制，后者正在开展调查。和学生合作做研究确是好办法，既可出成果，也能出人才，并且有可能图谋较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因为这样的项目不是一个人力量所能胜任的。但是如果要保证成果的质量，指导教师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在七、八十年代，除了方言本身的调查研究，我还结合一些相关学科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如方言学与音韵学相结合的研究，1996年编成《方言与音韵论集》（后来多次获奖）；方言学与地名学的相关研究，先后也出版了两本专著《地名与语言学论集》和《汉语地名学论稿》。还有从文化的视角研究我所熟悉的方言，写成《福建文化丛书、福建方言》一书，与方言学相关的应用研究则编成《方言学应用研究文集》一书。

      在经过几个区域方言的比较研究和学科的应用研究之后，我深感汉语方言乃至整个汉语的研究十分缺乏理论方面的探讨。而如果理论认识跟不上，方言的深入研究也必将寸步难行。因此，近十年间，除了继续发掘新鲜的方言材料外，我个人的思考和研究转入了理论的探讨，正好博士生们入学了，这些思考的结果就可以充入教学内容并且和青年学者们讨论。在许多问题上已经有些年轻人可以运用我的理论观点延伸有关的研究了。

      关于汉语方言的研究，我的另一点不满足是缺乏机会开展一些较大型的课题的合作研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真理。近十年间，境内外同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了，相互间的了解也越来越多。经过商议我参加了两个国际合作的课题组，一是关于东南方言的语法比较研究，一是吴语和闽语的关系的研究。由于平田昌司和丁邦新先生的热心支持和参与研究的同人们的同心协力，这两个课题的研究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并且表现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四，几点体会

      回顾40年间的方言研究，我有若干体会。

      第一，研究方言从母语入手，从自己住地方言入手，这是李荣先生反复说过的，很有道理，因为这样做可以由易而难，少走弯路。但是，母语也好，所在地方言也好，并不是你会听会说，很熟悉便一定了解很透彻，从感性到理性不经过研究是不可能达到“飞跃”的。我在福州住了20年，许多福州话常用词习以为常，并未加以深究，到了编词典时，只好重新做调查，例如“好囝”究竟指的是什么？“清楚、不清楚”如何理解，还确实费过一番心思。但是对于母语或住地方言要研究得透彻一定要多了解其他方言，你知道的语言事实越多，研究就越深入。研究方言要有成就，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腿要勤，多跑几个点；脑要勤，多思考一些问题。

      第二，研究方言一定要作比较。在同一个方言区由点及面，由面再回到点，这是一种横向比较；拿方言与普通话比较与其他方方言比较，考察它们之间的同异以及相互影响，这是另一种横向的比较；拿方言与古汉语作比较，这是纵向的比较。经过比较，既可以了解方言及古今汉语间的源流关系，也可以了解方言间的渗透关系，还可以区分不同的类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罗列事实的基础上去说明事实。考本字、音韵比较、底层现象的研究，这是源流的考察；文白异读、方言间的借词、借音，这是渗透的研究。这都比较容易理解。我举几个关于类型研究的例子：像邵武话是闽语赣化，浦城话是闽语吴化，应属于蜕变型方言；像福建中部的尤溪话、大田后路话，海南岛的迈话，应属于混合型方言（归入什么区都不合适）。关于方言区之间的界线，我发现有断然界线、模糊界线、双语交叉和渐变过渡四种类型。多数方言岛与包围方言之间有明显的界线；而多数方言区的同言线并不集中，分界处呈模糊界线；渐变过渡则是很难划清的分界 ，双语交叉的过渡意义自明。关于两种方言间是否可以通话，也有两种类型 ：一是结构类同、接近而有助理解；一是接触频繁而利于沟通。有时结构相近而缺乏联系，

      并不易通话；有时差异很大但来往频繁，却大体可以相互了解，这些不同的类型在我所调查过的的方言中有不少具体例证。

    第三，研究方言还必须兼通相关学科，做到相互为用，才能进行全方位、多视觉的系统的综合的研究。所谓系统的综合研究有三个层次，一是内部语言学的，二是外部语言学的，三是与其他学科交叉的。由于任何方言都具有完整的结构、都是自足的系统，研究方言就不能像以往有些人做法那样，只研究方言差异，或者只研究语音，而必须如实地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去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发现了方言语音与词汇、语法之间有复杂的制约关系，这说明了语音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汉语史等都是汉语方言研究者必须全面掌握的。吴方言“炒饭”变调不同表示着不同的意义，福州话“有味”声母类化与否也能区别意义，都是典型的例子。语言的演变，尤其是移民带来的分化，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不同民族语言的融合、方言强弱势的差异及其不同发展状况等等，都必须从社会、历史、文化方面去寻求解释，这便是外部语言学的研究。近些年来，人们对于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这些学科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方言的现象，反过来，就方言进行“外部”的研究，也一定可为这些学科的建设提供大量可贵的材料。关于客、赣、闽、粤诸方言的关系，我最近形成了一条新的思路，今后希望能从内部比较寻求答案，从外部比较找到论证。至于其他学科的相互为用，怎么说也不为过。地名学、人名学与方言学有密切关系。历史学、民族学（还有民族语言的比较）考古学、文献学对于了解方言史是十分重要的。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许多材料和观点都很值得借鉴。假如动植物的分类弄不清楚，有时方言词汇都难以调查。总之，方言的研究，特别是汉语方言的研究，真是个无底洞，任你有多少学识、多少才华，都是不够用的；方言研究又是开采蕴藏着多种矿物质的富矿，它的材料和观点足以用来为构筑许多学科的大厦添砖加瓦。尤其是建立汉语语言学、东方语言学更是离不开方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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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匪浅！还想请教一下：关于近代汉语中的方言词的研究可以有哪些研究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