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光：女性和DV摄像机

湘里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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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的记录片在北大东门旁边的一个酒吧放映后，反应很强烈，因为有一些迟到的没有看到开头的人，这部45分钟长度的片子又被要求加映一遍，其中一些人跟着又重看一遍。在场的作者王芬样子像“手机挂在胸前”的“飘一代”，然后可能因为她的模特和演员身份，之后的讨论问题开始是好奇和探究性质的，比如“怎么开始拍这片子的？”“为什么会想到拍？”王芬的回答直接而诚实，就是有了冲动然后就租机器回老家拍了，拍的目的就是想给父母做个纪念，然后说到在和众人一起看片时她感觉并不太好，比如片子放到她母亲讲到和她父亲有次吵架后便走到河里想自杀，父亲跟在后面但不劝阻，结果是站在河里想想又走回岸上，这时有观众的笑声，她感觉很难受。这时有人开口说其实他看完这片子开始想他的父母好像也是类似这样，一起厮守了大半辈子但他并不觉得他们属于幸福的一类，这之后，讨论开始涉及我们父母的婚姻和幸福有多大关系。

　　事后犹如恩问我感觉这片子如何，我当时是有一堆话涌在喉头，但能说出的只是感觉很棒。对方再追问，那片子影像上的问题呢，比如拍摄、剪辑等等。我知道话题是要涉及所谓艺术和技术的问题，但我看一个片子首先被其直率的本能震撼，对镜头摇晃、焦点虚实、剪接结构的跳跃等等都当作作者愿意的随心所欲的方式，轮不到我去说三道四，我是个制作人，而非批评家，觉得是个好东西，本能是冲上去握手，而不是矜持地退三步，打量再三，说些很高深莫测、可以有退路的话。而且像王芬这样一个“毫无影像制作经验”的年轻女性，冲动中拿起摄像机便照了纯属自己的“个人家庭问题”，提供的案例是正中我们一直在谈的“DV方式”真谛：一种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自己眼睛、出自于自己手中的的“个人方式”。

　　类似王芬这样的个案之前还有过，像四年前李红拍的到北京做工的安徽女孩《回到凤凰桥》，两年前出现的杨天乙的《老头》，拍的是她住宅小区附近的退休老人，还有去年出来但尚未广为人知的《夜莺》，这是成都的唐丹鸿拍的，她写诗，然后拍片，并把她自己也放在片中，拍片的方式和角度都和习惯中看到的大不一样，比如说有一段她和自己父亲对质在她7岁时被父打过的经历，其父死不承认，唐紧追不放，说这是自己成长心灵上一个无法抚去的创伤，永远无法忘记，现在只要父亲一个说法是，为什么一个父亲会对自己的年幼之女痛下打手；其父仍不承认，只说事情太多，记不得了，最后，其父终于说，那种时候（指文革）我们这些大人都是痛不欲生，怎么还会记住这些小事。片子至此，追问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但追问产生在这种“私人性”的影像里让人难以释怀。

　　如果说感觉敏锐是诗人的一个基本要素的话，那女性就先天有这种诗人性，之前说过的王芬的片子，在父母叙述的一片灰色现实中，依然感受到一种诗意，一种在晦暗日常生活暴力中产生的诗意。这些素质，可以说我从未在那些男性影像人的作品中看到，我自己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我还是个“前诗人”。像这类女性的片子对我们这些男性记录片人的打击是重大的，应该反省我们在端着机器时，最属于自己眼睛的东西是否被脑门子后面一大团国家社稷历史重任之类的迷雾给蒙蔽了。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一种非常“私人”的女性视觉进入记录影像将会是中国记录片的福音，或者说是对那些男人们一直把持的世界是个捣乱。以前那种大机器、摄制班子的方式对女性来说好像不容易，但现在，小型的DV机来了，人手一机，想去哪就去哪，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包括可以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机器拍，在抛弃男人对她们惯有的说教和指示之间，她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影像让那些以前一贯指手画脚的男人统统闭嘴。所以女人们应该比我们这些男人更有理由欢呼DV时代的到来。前不久，有件事好像印证了这一点，是年把不见的诗人翟永明从成都来北京，见面时说她也买台DV机，是SONY的VX2000，去年她有一年时间呆在柏林的一个写作中心，返国时用剩余的马克买了这台机器。相信小翟不是心血来潮，应该是有个什么暗藏在心底的野心怂恿她这么干的。问她，说肯定是想拍东西，但还没想好拍什么。我无法想像我一直非常敬仰的诗人小翟拿起DV 机之后，会弄出什么让我吓一大跳的东西来。我期待着，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因为这种现象还是来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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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俟

女性拿起摄象机的瞬间是总是很主观的想拍摄下最美好的一面，有时候也会因此而错过点什么，记得大一时我在歌手比赛现场给同学录象，那个同学突然不再唱了，只是说他听不到伴奏的声音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关掉了摄象机！！！！
多么大的失误啊，关了两秒钟后悔悟过来时才发现出人意料的画面逃掉了！但愿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象我一样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