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空间放逐与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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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慧瑜 来源: 南风窗(广州)　2010-03-03 10:07:14　

近来有三个文本，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体现房奴心声的电视剧《蜗居》；反映“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社会学调查报告《蚁族》，大学毕业生成为继“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因学校拒绝母亲留居宿舍而走向绝路的故事。

向下的青春

无论是《蜗居》中海萍夫妇节衣缩食、兼职奋斗的典范（尽管最终过上“蜗居”的生活），还是“蚁族”们在失业与低级工作中艰难生存以及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杀，都呈现了一种“下向的青春”。与“青春残酷物语”中青春期的失落、与社会的格格不入相反，这些“高学历”、“低收入”的群体本应拥有理想的人生，但“梦想却无法照进现实”。这些略显悲惨的故事与一个曾经耀眼并被给予厚望的群体有关，那就是长大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80后”们（同时也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与他们的父辈纠缠于历史、政治相比，他们应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公”（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些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的一代人，很早就被认为是小皇帝、娇生惯养、无法承担社会责任。

直到2008年一系列事件（海外护卫奥运火炬、四川地震志愿者、鸟巢一代），使“80后”摆脱了玩世不恭的“恶名”。但是，在这三个文本中，“80后”却成了因房子而“牺牲的一代人”、成了聚集在都市边缘的“蚁族”、成了“贫困”女研究生。还不仅仅如此，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这些遭遇困境或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年青人都是在相对公平及严苛的高考制度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幸存者。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中国戏剧性地崛起的时刻，这些“天之骄子”们却成了失意者、失败者和自杀者。

海萍说服丈夫以及妹妹海藻留在大都市不要回到故乡小镇的理由是，这里不仅有都市的繁华，更有机遇和理想，获得“奋斗”的人生，回去只能做一只“井底之蛙”。与《蜗居》中的海萍姐妹一样，这些关于成功的信念成为支撑蚁族们聚集在城市里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些文本恰好呈现了一种淘金梦的破碎，当在学历、教育、公平竞争的背景中进入市场经济的“80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他们依然宁愿聚集在肮脏远离市区的村落，也不愿回到没有希望的家乡（他们所学的专业也在家乡无用武之地）。

这种窘境在新世纪之初被显影出来（他们是“三高”人群：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但当时尚且有“知本家”、创业神话的故事可以安抚刚刚毕业的他们。如2006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依然可以讲述青年人白日梦般没有奋斗的奋斗故事，2007年热播的《士兵突击》也在“不抛弃、不放弃”中完成如何做一只合格的“工蚁”的询唤，他们作为都市白领，应该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可短短几年后，这些“准中产”迅速滑落为“蚁族”，即使如《蜗居》中作为外资白领的海萍，也没能如“杜拉拉”般升职/升值，反而在兼职中变成房奴。既然没有“耽搁”自己的青春，为什么“梦想依然无法照进现实”呢？

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

网友之所以认为《蜗居》呈现了房奴的真实心态，主要是因为海萍夫妇在买房过程中面对“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的困窘，而对一系列主流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如看房后深受打击的海萍说“来回看看，满世界就我们穷了。伤心啊，两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上无片瓦，不名一文，说起来还中流砥柱，中产阶级呢！”；“都说时代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怎么觉得我还过得不如我们父母辈呢？人家好歹在最穷困的时候还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我倒好，一辈子欠债”、“跟世界接轨，消费要向欧美看齐，收入要向非拉看齐，全方位立体接轨”；在海萍看过报纸上的地产广告后，终于悟出“‘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要改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现在的报纸，整个一派胡言！”……

在这里，“中产阶级”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神话暴露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谎言效果。在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困难中，“分享艰难”、忍受“社会转型阵痛”等主流话语已经无法唤起他们的认同。但与其说在这份“张狂”中颠覆了主流话语，不如说在这种牢骚以及自我劝慰和自我说服中，更加认同于现实中的困境和艰难。正如海萍在劝说苏淳啃老的对话中，有一段关于美国的类比，尽管苏淳叹气“这个型怎么老转不完啊！”，但海萍坚信中国会像美国那样依靠“200年前黑奴矿工卖命”来完成原始积累，并认为没有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有“美国人享受生活”的现实。这不仅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心甘情愿“牺牲两代人”，而且也为近10年来中国不断发生已然不具有新闻价值的矿难寻找到了“合理”解释。或者说，在承认这不过是为了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也预设了一个“一退休就环游世界”的梦想。

在另一段对谈中——

海藻问宋思明：“这个城市，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管的？房价那么高，工资那么低，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宋思明说：“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我不是说上海，就是纽约、巴黎、东京，都一样。你能对外展示的，别人看到的繁华，只有那一片，而繁华下的沉重，外人是感受不到的。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如果你要我选择，是生活在过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蓝，每个人收入都16块8毛的日子，还是今天，我想，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今天的。至少，它有一种变化，它给予相当一部人以希望。”

接着，宋思明说：“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宋思明的回答不仅说出了国际大都市的秘密，也说出了作为资本市场的房地产本来“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可谓一针见血。在这段话中，宋思明并没有说如海藻这样的小老百姓就是角落里的“灰尘”和“死耗子”，而是把海藻放在观众位置上。同时也告诉了海萍无法“成功”的原因是只看到了繁华的一边，没有看到舞台背后的灰尘，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这个华丽的舞台。而当海藻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就是舞台背后的“灰尘”时，宋思明也就是无需掩饰。宋思明告诉小老百姓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名言，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

正是在这种“无可选择”的“多元化的世界”中，宋思明向海藻发出邀请，一个“二奶致富”的捷径。这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向舞台背后的“死耗子”诉说“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就像《2012》中得以进入诺亚方舟的是买过票的富商们，其他几十亿人类根本就不被考虑在内，这是好莱坞版的“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故事，呈现了金融危机时代好莱坞主旋律叙述的艰难和直露。在这个意义上，《蜗居》也成为危机时代的主旋律。

空间区隔与放逐

这三个文本都与房子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种现实的窘境被具象化为一种空间区隔及空间放逐。《蜗居》呈现了这些来自外地的“天之骄子”在欲望都市中无法成为“房主”，只能充当“房奴”的命运；《蚁族》则是这些失业或收入不高的毕业生在城市空间中只能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村镇中；贫困女研究生“背妈妈上学”的缘由不仅因为在上海居无定所，而且在家乡也因拆迁失去了住所。

与城乡户口制度这种社会区隔不同，在“自由的”商品房交易（不受户口限制）中，资本的逻辑成为形塑社会空间及主体位置的重要标尺。这些渴望在社会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群体，遭遇到一种空间的压抑，这种无法在都市中“安居”的状态使得他们由准中产阶级主体变成了社会结构的游离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房“奴”，而且也是大都市所象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当代“奴隶”。这种资本化的空间/房子成为区隔、放逐、剥夺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的罪魁祸首。

可是在人们为这些都市白领所遭遇的困境唏嘘不已时，那些远比蚁族更为底层和弱势的群体显然就更不可见了。如果联系到90年代中后期不断严重的工人下岗、农民工欠薪以及农民真苦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大学毕业生也被放置在弱势群体的行列，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前后逐渐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及虚拟经济（房地产及股市）的过程，也是劳动者被资本不断抛弃或放逐到边缘地带的过程（与此同时，也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加大）。

在房主从所有者（一种财产的拥有者）变成房奴（一种被银行劫持、绑架、压迫的主体）的过程是借助自由市场的平等原则，自愿签订的卖身契，从而使这种消费者被绑架在社会生产的战场之中（“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房子自身变成了一只会下蛋的鸡，除非禽流感/金融海啸等“非正常”状况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这种从拥有产权之“主”变成一种被银行绑架的当代奴隶中，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大学生都是被金融资本抛弃的人，就是宋思明那句话“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这是道出“真实”的时刻，也是劝慰“老百姓”承认现实、不要抱着不切实际幻象的时刻。

《蜗居》否定了海藻的“不劳而获”和与宋思明的“苟且偷生”，肯定了海萍夫妇踏实、勤劳的生活态度，也呈现了海萍“心甘情愿”为了“蜗居”而走向“房奴”的过程。在《蜗居》的文本中只有海萍、海藻两条道路，或者说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只提供给观众一条做房奴的海萍之路，尽管这条路并不轻松，但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显然，海萍的选择并非“多元化的”选择，而是一条独木桥。

宋思明没有说出的是，在资本市场中还真是无法缺少老百姓的参与。试想金融危机不就是小老百姓（中产阶级）最终无力继续陪练才发生的吗？这是在资本的驱逐及其“我们回不去的”的信念下，小老百姓直到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才终止这种陪练的游戏。如果老百姓都不陪练了，资本市场也就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对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体制进行深刻反思之时（就连布什都不得不改口说：“这是非正常情况，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中国又呈现某种“滞后性”，这种滞后体现在这套新自由主义逻辑以更为张狂的面目示人，“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既是邀请，也是恐吓。在这个意义上，《蜗居》成了危机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也许，毅然决然地选择自杀退场的女研究生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这个“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不甘心做房奴的人来说，能否有另外的选择，或者能否想象另外的选择，是存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界”的开始。